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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七年,陕西农民周正龙称自己在一处山崖旁,拍到了野生华南虎,陕西省林业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展示这些老虎照片,宣布已灭绝二十年的华南虎再现。
外界质疑很多,一些人觉得照片上褐红色老虎太假,一动不动,两眼圆瞪,呆呆地顶着大叶子,不像真的,但也只是狐疑,没有定论。
我们开会,讨论做不做此事。
有人说:“一张小破照片儿,有劲么?做什么呀?找个第二落点吧。”第二落点,这是陈虻同志的常用语,意思是比别人高一个台阶想问题。我也犯愁:“找什么落点呀?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利益链条?”
开完会第二天,老郝说,麻烦了,南院里不管碰见谁,都问:“听说你们要去做华南虎啦?哎那照片是真的还是假的?”
不管你的第二落点多漂亮,根本就绕不过去人的疑问:“真的,还是假的?”
老郝、小宏、陈威、小毕、我,就这么坐了二十小时的火车,一路打着牌出发了。没一张策划案,也没有采访提纲,输的人兴高采烈贴着一脑门子白纸条,谁也不讨论节目——讨论什么呢?真和假都不清楚,未知的全在现场呢。
镇坪县很小,有五万人,从离得最近的安康坐车过去也需要近五小时。县城像个豌豆,小而圆,散个步二十分钟就走完了。街上已经挂起大广告牌:“闻华南虎啸,品镇坪腊肉”右下角印着只显眼的老虎,两眼直视前方,用的就是周正龙拍的照片。他拍照的相机是从亲戚那里借的,亲戚是县经贸局局长,正筹备注册镇坪华南虎商标,成立一个公司,开发虎牌产品。
周家在大巴山脚下。去的时候山已经封了,说要保护野生动物。记者们进不去,都在周正龙家门口待着,青山弯里一棵鲜红的柿子树下,几把竹凳子,团团坐喝茶,都是同行,互相打招呼:“哟,也来啦?”
周正龙正接受采访,细长眼睛,鼻尖唇薄,拿着尺把长的刀,讲当年作为一个老猎人是怎么把一头大野猪干掉的。
我听了一耳朵,记者正问到:“现在你是很多新闻媒体追逐采访的对象,有没有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化特别大?”
“一天平均有五六班吧,一班人都有三四个。有时候搞到晚上十一二点,虽然我拿命把华南虎照片换来了,无非就是起这个作用,我个人也没什么好处。”
记者问:“听说你那天晚上回到家以后落泪了,这是你这一辈子唯一一次掉眼泪,是吗?”
周说:“我可以说五十几了没流过泪,包括我父母死我都没流过泪一看到那个老虎照片我都不想回忆了。”
他有点哽咽。
我们几个站边上闲聊,陈威和小宏都认为周正龙没撒谎。
我和老郝对望一眼,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判断。陈威说,周正龙披个大黑袄,坐在一个山脚的菜地里,背景是漫山遍野的秋天,逆着点儿光坐着,他笑:“从镜头里看,那就是个老英雄啊。”
“我也看着他像。”小宏说“撒谎的人怎么敢直视镜头呢?”
几个人聊了半天,事实不清楚时,每个人审美和直觉都不同,要靠这个来判断,谁也说服不了谁。牟森有次跟我聊天,说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主义“所以人们对世界的知识不能来自评论,要来自报道”“报道”就是对“事实和因果”的梳理。
人都走了,我和周正龙,两只小板凳,坐在他家大门口树底下,开始采访。拿了几个小石子,请他摆一下树、岩石、他、老虎的位置。秋天日光还长,有的是时间问,不着急。
我问:“华南虎照片是真的吗?”
他的回答挺有意思:“我认为百分之百是真的,没有一点假。”
接着往下问:“你当时大概离老虎有多远?”
“从这儿就到上面那个树。”
我回头看了看那棵山崖上的树:“那这么估计的话,不到五十米?”
他说:“那不止的,我往前头爬的时候,它耳朵一下就竖起来了。”
“隔了这么五十米之外,你能看到老虎的耳朵竖起来吗?”
“哎呀,那就讲不清楚了,反正很近了。那个闪光灯我也不清楚,是怎么打开的,我也不太会使,反正这么一按,‘咔嚓’一下,当时我把那个机子都甩掉了。”
我确认了一下:“你就没拍了?”
他有点不耐烦:“它听到一响,‘嗷’的一声。那个时候你还拍什么?拍石头啊?!”
我看了看手里的资料:“但是根据你数码相机的时间记录,你闪光灯亮起的时候,是三十多张照片当中的第四张。”
他重复我的话:“第四张?”
“对。”
他像刚明白过来:“后面还有二十多张是不是?”
“对,这是相机的记录。”我递给他看。他看了一会儿,说:“现在有点记不清楚了,到底是在这儿闪的,还是在那儿闪的,时间有点长了。”
“拿证据来。”记者两手空空,就靠这一句话,从因果链条的终端倒着一环一环上溯。
野生华南虎在中国未见踪影已经二十年,光靠照片不能认定它的存在。按照林业部门的工作程序,需要在尽短时间内,由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对现场动物遗留痕迹作出专业的测量、拍摄、分类,对周围的植被地理等环境作出准确描述,还需要对当事人及周边群众进行调査走访,并作出记录和初步判断,以保证核查信息的及时可靠和完整。
林业局负责实地调查的人叫李骞,是个小伙子。向他索要材料,才发现他没有任何资料证明有过这次核查。问到后来,他说:“我相信周正龙,因为他是个农民。”
我问他的上司覃局长:“李骞当时有没有给你出示他认为拍照对象真实存在的证据?”
“那就是口头上,就是这样。”
“仅靠他一个人的说法吗?”
他反问:“难道不可以相信他吗?我对我的干部,我在用他的时候,我对他们是很省心的。”
再问局长的上司,县长说:“我相信我的干部的说法,因为他是我培养起来的。”
林业厅负责人说:“我相信镇坪的说法,因为他们是一级政府。”
一八九四年,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写过一本书叫中国人的性格。他观察到当时的国人有一个强烈的特点是缺乏精确性:“分布在城市边的几个村子,跟城相距一到六里,但每个村子都叫三里屯。”中国的“一串钱”永远不可能是预想的一百文,陕西省是八十三文,直隶是三十三文“这给诚实的人带来无穷的烦恼”
史密斯叹息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你问一个中国厨师,面包里为什么不放盐?答案就一个:‘我们在面包里就不放。’‘你们这个城市有这么多好的冰制食品,为什么不留一点儿过冬?’答案也只有一个:‘不,我们这儿冬天从来没有冰制食品。’”
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渗透在整个老大帝国,蔡元培评论过:“自汉以后,虽亦思想家辈出,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之范围我国从前无所谓科学,无所谓美术,唯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往往各家悬想独断。”
清朝覆亡后,北京这座中世纪都城开始现代化,需要建设用的工程蓝本和施工程序,时任交通总长的朱启钤,只找到一本大清会典,这是记述清朝典章制度最权威的典籍,其中建筑规范的工程做法部分,只有薄薄几十页——怎么做到的?所有的数字都被改成“若干”二字。
为什么官府不记载这些技艺?朱启钤说:执笔写文件的人,一看术语艰深,比例数字都繁复,写到文件上怕上司诘问起来,自己说不清,干脆就都删汰了。越这样,当官的越不懂“一切实权落入算房样房之手”想写多少写多少“隐相欺瞒”
中国人的性格出版时,亚瑟·史密斯已经在晚清中国生活了二十二年,他在书中写道:“一个拉丁诗人信奉一句格言:‘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才是幸福的。’如果他住在中国,会把这格言改成:‘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是要倒霉的。’”
照片是陕西省林业厅对外发布的,我们采访新闻发言人关克:“你们对外公布虎照时有什么依据?”
关克说:“我们没有鉴定记录,也没有开论证会,但我们的结论是真的。”
“为什么政府部门只发布一个结论而不发布依据?”
“我们这么多年就是这么做的。”
“那面对疑问,为什么不重新组织调查和鉴定呢?”
“只有民间的质疑啊,没有上级部门疑问。”
“政府不是首先要面对公众么?”
“那我回答不了。”
“你怎么看公众的疑问?”
他说:“连国外的专家都没说是假的,这些人就是不爱国。”
这个说法,让我想起有个法国人曾对比着清朝时外国人的纪录,观察现代中国:“我马上吃惊地看到这个社会同他们描写的社会十分相似,简直可以说每个中国人的基因里都带有乾隆帝国的全部遗传信息。”
这话让我心里一动。但这种基因靠革命根除不了。
傅德志被叫作“打虎先锋”这位中科院的植物学家从一开始就很激动:“用我的头担保,虎照是假的,当地绝没有超过十公分的叶子。”周正龙的语气也一样:“如果虎照是假的,我愿意把我的脑袋砍下来。”
傅德志在网上发通缉令,指名道姓哪个官员是“幕后黑手”他并没有去过大巴山区调研,我问他:“科学研究的前提是自知无知,谁都有犯错误的可能,您不考虑这种可能吗?”
“我竖信我是正确的。”他的答案与他的对手如出一辙。
“为什么要用赌脑袋的方式呢?”
“我们林口的人说话都比较粗。”他说。
等周正龙真的找到了二十公分左右长的叶子,拍了照片登在报纸上,我再去,傅德志看了一会儿报纸上的照片:“看见照片上周正龙手里的匕首了吗?他是在威胁我。”
他的博客里有很多跟帖“就是要以暴制暴”“政府天然是骗子”
周扬在八十年代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赌脑袋的结果是产生新的偏见与迷信。”
我问镇坪的县长:“如果没有调查研究,依据的是您相信一个人的人格,您觉得这个态度科学吗?”
“就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我们觉得是真的。”
我说:“您当时相信覃局长的工作,所以没有问他要现场的核查。您认为肯定有,但是我们调查发现是没有。”
他迟疑了一下:“这个情况我不太清楚。”
“从刚刚这个细节可以看到,这种主观相信,有的时候是很脆弱、很难站得住脚的?”
他脸上有什么僵冻的东西化了一点:“那你说的可能对这个有一点忽略。”
以前“新闻调查”老说启蒙,我一直以为是说媒体需要去启蒙大众。后来才知道康德对启蒙的定义不是谁去教化谁,而是“人摆脱自身造就的蒙昧”
“要宽容。”陈虻从认识我开始,说到最后一次。
我听烦了:“你不要用像真理一样的标准来要求我。”
“你要成为一个伟大的记者,就必须这样。”
“我不要成为一个伟大的记者,我只要做个称职的记者就可以了。”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因为这是我的生活。”
“可是我说的是对的”
“我不需要完美。”
每次谈,我都气急败坏——有这样的领导么?你管我呢?
过阵子明白点的时候,臊眉搭眼再去问他:“人怎么才能宽容呢?”
他说:“宽容的基础是理解,你理解吗?”
后来我做节目,常想起这句“你理解吗”才明白他的用意——宽容不是道德,而是认识。唯有深刻地认识事物,才能对人和世界的复杂性有了解和体谅,才有不轻易责难和赞美的思维习惯。有这样一个心理的定位,采访的姿态上也会有些变化。
采访镇坪的林业局局长时,问他对媒体的疑问怎么看。他说:“我们不想他们怎么想的,野生华南虎在镇坪的存在不容置疑。”
我说:“覃局长,我们都非常愿意相信华南虎在镇坪存在。只是我们知道在国际上认定物种的存在,需要有几个前提条件,首先是要发现活体,其次是发现尸体,要有影像资料,然后是有研究者的目击。”
他愣了一下说:“关于你说的这几点我确实还不知道。”
换作以前我可能会问:“您是林业局局长,连这个也不知道吗?”把他堵在墙角,微笑看着他。现在觉得,一个五万人的山区县城,一个刚刚从党校校长调来当上林业局局长的人,不了解此类专业的知识也是有可能的,最重要的不是“你怎么能不知道”而是“那么现在你知道了,怎么面对”
覃局长仍然说:“华南虎的存在不容置疑。”
如果以前,我可能会再逼一下“但是公众有质疑的权利”但现在我的目的不在通过一段采访,将某人推向极端或者让他难堪。我问他:“在这样重大的科学结论上,是否应该... -->>
二〇〇七年,陕西农民周正龙称自己在一处山崖旁,拍到了野生华南虎,陕西省林业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展示这些老虎照片,宣布已灭绝二十年的华南虎再现。
外界质疑很多,一些人觉得照片上褐红色老虎太假,一动不动,两眼圆瞪,呆呆地顶着大叶子,不像真的,但也只是狐疑,没有定论。
我们开会,讨论做不做此事。
有人说:“一张小破照片儿,有劲么?做什么呀?找个第二落点吧。”第二落点,这是陈虻同志的常用语,意思是比别人高一个台阶想问题。我也犯愁:“找什么落点呀?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利益链条?”
开完会第二天,老郝说,麻烦了,南院里不管碰见谁,都问:“听说你们要去做华南虎啦?哎那照片是真的还是假的?”
不管你的第二落点多漂亮,根本就绕不过去人的疑问:“真的,还是假的?”
老郝、小宏、陈威、小毕、我,就这么坐了二十小时的火车,一路打着牌出发了。没一张策划案,也没有采访提纲,输的人兴高采烈贴着一脑门子白纸条,谁也不讨论节目——讨论什么呢?真和假都不清楚,未知的全在现场呢。
镇坪县很小,有五万人,从离得最近的安康坐车过去也需要近五小时。县城像个豌豆,小而圆,散个步二十分钟就走完了。街上已经挂起大广告牌:“闻华南虎啸,品镇坪腊肉”右下角印着只显眼的老虎,两眼直视前方,用的就是周正龙拍的照片。他拍照的相机是从亲戚那里借的,亲戚是县经贸局局长,正筹备注册镇坪华南虎商标,成立一个公司,开发虎牌产品。
周家在大巴山脚下。去的时候山已经封了,说要保护野生动物。记者们进不去,都在周正龙家门口待着,青山弯里一棵鲜红的柿子树下,几把竹凳子,团团坐喝茶,都是同行,互相打招呼:“哟,也来啦?”
周正龙正接受采访,细长眼睛,鼻尖唇薄,拿着尺把长的刀,讲当年作为一个老猎人是怎么把一头大野猪干掉的。
我听了一耳朵,记者正问到:“现在你是很多新闻媒体追逐采访的对象,有没有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化特别大?”
“一天平均有五六班吧,一班人都有三四个。有时候搞到晚上十一二点,虽然我拿命把华南虎照片换来了,无非就是起这个作用,我个人也没什么好处。”
记者问:“听说你那天晚上回到家以后落泪了,这是你这一辈子唯一一次掉眼泪,是吗?”
周说:“我可以说五十几了没流过泪,包括我父母死我都没流过泪一看到那个老虎照片我都不想回忆了。”
他有点哽咽。
我们几个站边上闲聊,陈威和小宏都认为周正龙没撒谎。
我和老郝对望一眼,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判断。陈威说,周正龙披个大黑袄,坐在一个山脚的菜地里,背景是漫山遍野的秋天,逆着点儿光坐着,他笑:“从镜头里看,那就是个老英雄啊。”
“我也看着他像。”小宏说“撒谎的人怎么敢直视镜头呢?”
几个人聊了半天,事实不清楚时,每个人审美和直觉都不同,要靠这个来判断,谁也说服不了谁。牟森有次跟我聊天,说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主义“所以人们对世界的知识不能来自评论,要来自报道”“报道”就是对“事实和因果”的梳理。
人都走了,我和周正龙,两只小板凳,坐在他家大门口树底下,开始采访。拿了几个小石子,请他摆一下树、岩石、他、老虎的位置。秋天日光还长,有的是时间问,不着急。
我问:“华南虎照片是真的吗?”
他的回答挺有意思:“我认为百分之百是真的,没有一点假。”
接着往下问:“你当时大概离老虎有多远?”
“从这儿就到上面那个树。”
我回头看了看那棵山崖上的树:“那这么估计的话,不到五十米?”
他说:“那不止的,我往前头爬的时候,它耳朵一下就竖起来了。”
“隔了这么五十米之外,你能看到老虎的耳朵竖起来吗?”
“哎呀,那就讲不清楚了,反正很近了。那个闪光灯我也不清楚,是怎么打开的,我也不太会使,反正这么一按,‘咔嚓’一下,当时我把那个机子都甩掉了。”
我确认了一下:“你就没拍了?”
他有点不耐烦:“它听到一响,‘嗷’的一声。那个时候你还拍什么?拍石头啊?!”
我看了看手里的资料:“但是根据你数码相机的时间记录,你闪光灯亮起的时候,是三十多张照片当中的第四张。”
他重复我的话:“第四张?”
“对。”
他像刚明白过来:“后面还有二十多张是不是?”
“对,这是相机的记录。”我递给他看。他看了一会儿,说:“现在有点记不清楚了,到底是在这儿闪的,还是在那儿闪的,时间有点长了。”
“拿证据来。”记者两手空空,就靠这一句话,从因果链条的终端倒着一环一环上溯。
野生华南虎在中国未见踪影已经二十年,光靠照片不能认定它的存在。按照林业部门的工作程序,需要在尽短时间内,由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对现场动物遗留痕迹作出专业的测量、拍摄、分类,对周围的植被地理等环境作出准确描述,还需要对当事人及周边群众进行调査走访,并作出记录和初步判断,以保证核查信息的及时可靠和完整。
林业局负责实地调查的人叫李骞,是个小伙子。向他索要材料,才发现他没有任何资料证明有过这次核查。问到后来,他说:“我相信周正龙,因为他是个农民。”
我问他的上司覃局长:“李骞当时有没有给你出示他认为拍照对象真实存在的证据?”
“那就是口头上,就是这样。”
“仅靠他一个人的说法吗?”
他反问:“难道不可以相信他吗?我对我的干部,我在用他的时候,我对他们是很省心的。”
再问局长的上司,县长说:“我相信我的干部的说法,因为他是我培养起来的。”
林业厅负责人说:“我相信镇坪的说法,因为他们是一级政府。”
一八九四年,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写过一本书叫中国人的性格。他观察到当时的国人有一个强烈的特点是缺乏精确性:“分布在城市边的几个村子,跟城相距一到六里,但每个村子都叫三里屯。”中国的“一串钱”永远不可能是预想的一百文,陕西省是八十三文,直隶是三十三文“这给诚实的人带来无穷的烦恼”
史密斯叹息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你问一个中国厨师,面包里为什么不放盐?答案就一个:‘我们在面包里就不放。’‘你们这个城市有这么多好的冰制食品,为什么不留一点儿过冬?’答案也只有一个:‘不,我们这儿冬天从来没有冰制食品。’”
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渗透在整个老大帝国,蔡元培评论过:“自汉以后,虽亦思想家辈出,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之范围我国从前无所谓科学,无所谓美术,唯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往往各家悬想独断。”
清朝覆亡后,北京这座中世纪都城开始现代化,需要建设用的工程蓝本和施工程序,时任交通总长的朱启钤,只找到一本大清会典,这是记述清朝典章制度最权威的典籍,其中建筑规范的工程做法部分,只有薄薄几十页——怎么做到的?所有的数字都被改成“若干”二字。
为什么官府不记载这些技艺?朱启钤说:执笔写文件的人,一看术语艰深,比例数字都繁复,写到文件上怕上司诘问起来,自己说不清,干脆就都删汰了。越这样,当官的越不懂“一切实权落入算房样房之手”想写多少写多少“隐相欺瞒”
中国人的性格出版时,亚瑟·史密斯已经在晚清中国生活了二十二年,他在书中写道:“一个拉丁诗人信奉一句格言:‘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才是幸福的。’如果他住在中国,会把这格言改成:‘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是要倒霉的。’”
照片是陕西省林业厅对外发布的,我们采访新闻发言人关克:“你们对外公布虎照时有什么依据?”
关克说:“我们没有鉴定记录,也没有开论证会,但我们的结论是真的。”
“为什么政府部门只发布一个结论而不发布依据?”
“我们这么多年就是这么做的。”
“那面对疑问,为什么不重新组织调查和鉴定呢?”
“只有民间的质疑啊,没有上级部门疑问。”
“政府不是首先要面对公众么?”
“那我回答不了。”
“你怎么看公众的疑问?”
他说:“连国外的专家都没说是假的,这些人就是不爱国。”
这个说法,让我想起有个法国人曾对比着清朝时外国人的纪录,观察现代中国:“我马上吃惊地看到这个社会同他们描写的社会十分相似,简直可以说每个中国人的基因里都带有乾隆帝国的全部遗传信息。”
这话让我心里一动。但这种基因靠革命根除不了。
傅德志被叫作“打虎先锋”这位中科院的植物学家从一开始就很激动:“用我的头担保,虎照是假的,当地绝没有超过十公分的叶子。”周正龙的语气也一样:“如果虎照是假的,我愿意把我的脑袋砍下来。”
傅德志在网上发通缉令,指名道姓哪个官员是“幕后黑手”他并没有去过大巴山区调研,我问他:“科学研究的前提是自知无知,谁都有犯错误的可能,您不考虑这种可能吗?”
“我竖信我是正确的。”他的答案与他的对手如出一辙。
“为什么要用赌脑袋的方式呢?”
“我们林口的人说话都比较粗。”他说。
等周正龙真的找到了二十公分左右长的叶子,拍了照片登在报纸上,我再去,傅德志看了一会儿报纸上的照片:“看见照片上周正龙手里的匕首了吗?他是在威胁我。”
他的博客里有很多跟帖“就是要以暴制暴”“政府天然是骗子”
周扬在八十年代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赌脑袋的结果是产生新的偏见与迷信。”
我问镇坪的县长:“如果没有调查研究,依据的是您相信一个人的人格,您觉得这个态度科学吗?”
“就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我们觉得是真的。”
我说:“您当时相信覃局长的工作,所以没有问他要现场的核查。您认为肯定有,但是我们调查发现是没有。”
他迟疑了一下:“这个情况我不太清楚。”
“从刚刚这个细节可以看到,这种主观相信,有的时候是很脆弱、很难站得住脚的?”
他脸上有什么僵冻的东西化了一点:“那你说的可能对这个有一点忽略。”
以前“新闻调查”老说启蒙,我一直以为是说媒体需要去启蒙大众。后来才知道康德对启蒙的定义不是谁去教化谁,而是“人摆脱自身造就的蒙昧”
“要宽容。”陈虻从认识我开始,说到最后一次。
我听烦了:“你不要用像真理一样的标准来要求我。”
“你要成为一个伟大的记者,就必须这样。”
“我不要成为一个伟大的记者,我只要做个称职的记者就可以了。”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因为这是我的生活。”
“可是我说的是对的”
“我不需要完美。”
每次谈,我都气急败坏——有这样的领导么?你管我呢?
过阵子明白点的时候,臊眉搭眼再去问他:“人怎么才能宽容呢?”
他说:“宽容的基础是理解,你理解吗?”
后来我做节目,常想起这句“你理解吗”才明白他的用意——宽容不是道德,而是认识。唯有深刻地认识事物,才能对人和世界的复杂性有了解和体谅,才有不轻易责难和赞美的思维习惯。有这样一个心理的定位,采访的姿态上也会有些变化。
采访镇坪的林业局局长时,问他对媒体的疑问怎么看。他说:“我们不想他们怎么想的,野生华南虎在镇坪的存在不容置疑。”
我说:“覃局长,我们都非常愿意相信华南虎在镇坪存在。只是我们知道在国际上认定物种的存在,需要有几个前提条件,首先是要发现活体,其次是发现尸体,要有影像资料,然后是有研究者的目击。”
他愣了一下说:“关于你说的这几点我确实还不知道。”
换作以前我可能会问:“您是林业局局长,连这个也不知道吗?”把他堵在墙角,微笑看着他。现在觉得,一个五万人的山区县城,一个刚刚从党校校长调来当上林业局局长的人,不了解此类专业的知识也是有可能的,最重要的不是“你怎么能不知道”而是“那么现在你知道了,怎么面对”
覃局长仍然说:“华南虎的存在不容置疑。”
如果以前,我可能会再逼一下“但是公众有质疑的权利”但现在我的目的不在通过一段采访,将某人推向极端或者让他难堪。我问他:“在这样重大的科学结论上,是否应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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