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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街是“小花”的脸容。
月份牌上是陈冲捧着金鸡奖、百花奖的正面照。都市、乡村人家的墙上大约有一半挂了这年的月份牌。
陈冲一次上街，见一个电影院搭了脚手架，架子上有两个广告画家正将她的脸蛋一点点描摹出来。眼睛过分大了。也不该那么长的睫毛。他们把许许多多对于美女的理想、希冀都添加上去了。
陈冲突然感觉这个巨大的美人头跟自己一点关系也没有。自己是谁？美人头又是谁？她心里有种奇怪的恐慌，似乎什么东西离开了她的本质和她的形式。这个大得不合情理的美人头是她的形式，是她目前形式的生命和生活。而她的本质，是另一回事。
她的本质是每天嘴里叽哩咕噜念英文、德文的十八岁少女，一个读浮士德、变形记的大学一年级学生，一个怕胖又贪嘴的女孩；一个既想当明星又想做学者、既厌倦名气又渴望名气的矛盾人物。似乎还不完全，她的本质还使她渴望恋爱、渴望以自己的手来缝条裙子——像所有的邻家姑娘。
陈冲想不清楚，只知道自己的本质对这个大美人头十分地不满.十分地失望。
她很少有这样的自在：步行到小吃铺，为家人买豆浆、油条回去。这天是特别早，街上还清静。
两个女人路过电影院，停下，仰脸去看广告。一点巨大的画笔蘸了红色正往那巨大的嘴唇上涂着。
“是陈冲！”一个女人人声道。
“嘴太大！”另一个女人评说道：“她眼睛长得好！”“我觉得她嘴好看，小虎牙”
“她考上上海外语学院了！”
“她当然喽！电影明星嘛，肯定给她点后门走走！”
“报上登了：人家是硬碰硬考上的！”女人吵架一样说：“人家七岁就开始学英文了！陈冲家里人都要讲英文的，不讲中国话的！”
陈冲赶紧走开，让她俩去拼凑、编造一个她吧。
恐慌感加剧了。原来她的本质与她的形式之间，隔着一个传说，一个充斥臆断、编造、神话、谣言的传说。
两个女人讲对的一点是：她的确是硬碰硬考进外国语学院的。在考场她享受的唯一特权是一架电风扇——那个监考的老教授认出她后将她安置在离一架吊扇最近的座位上。那是上海最炎热的几天。她清楚地记着那老教授的笑容和口音。当她掩上考卷，走出考场时，老教授用英文轻声对她说：“我能劳驾请你签个名吗？”他递出一个旧笔记本。在陈冲签名时，他又用英文说：“很意外在这里遇上你！你干吗还来考？你已经有那样的前途了！”
那便是她在考场得到的所有特权。
然后，她便成了外语学院一个安安分分的学生，间或有邀请去参加记者招待会或与国外电影明星会谈，她总是规规矩矩向老师告假。
青春放映之后，陈冲的生活的确变了许多。不断有记者来采访她；今天是拍封面照，明天是参加招待会。最多时她一天收到了一百多封观众来信，有的信十分知己地跟她谈到他们的生活。还有的来信者说“哑妹”如何救了他们，如何给了他们“生活的勇气和希望”她尽力地写回信，有时一天的时间全花在回信上。她被那些信的诚意所动，被信末尾的“盼”字所催。她生性不愿任何人失望，她生性不具备高傲。她甚至被许多中学、青少年团体邀请了去做报告；有时连报告的主题都是含混的，只请求她“随便讲讲”似乎她成了劳动模范、战斗英雄之类的民众楷模。可她能谈的真实体会是：电影是个奇迹；电影是种疯魔，进去了就不想出来；电影是永远让你没够的东西！看不够，也演不够
却不能这样讲。这样讲是若干年后她在好莱坞成功的时候。
当时的她明白，她得想出些“符合身份”的话来讲。边讲，她心里会时而冒出了念头：我根本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楷模，我也投有这样的权力来做你们的伦理道德导师！我并没有你们希冀的那些美德来对你们宣扬高尚！我凭什么对你们讲：“要好好学习”而我自己曾为能逃学而狂喜？
父母留意到她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了。
母亲想，如果女儿在这样的名望中不胜其累，就不可能有正常的行为和思考。母亲明白女儿有时突如其来的暴躁源于何物。
陈冲看着父母，有点可怜巴巴地。“我好累。”她说。
父亲说：“这种喧哗来喧哗去的生活，对你今后有什么用处？”
陈冲当然明白它的无用。她眼神暗暗的。才十六岁，正常的少年生活似乎就被这所谓的成功剥夺了。
“我现在最恨填表格。”陈冲突然说。
父母不懂地看着她。
“填到文化水平项的时候，我就不舒服。老是初中、初中！我已经这么大了，不能老做初中生吧？”
陈冲坦白了她带有孩子气虚荣的苦恼。
父母想，女儿毕竟是从这个崇拜知识的家庭出来的。她把“文化水平”看得比电影明星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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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街是“小花”的脸容。
月份牌上是陈冲捧着金鸡奖、百花奖的正面照。都市、乡村人家的墙上大约有一半挂了这年的月份牌。
陈冲一次上街，见一个电影院搭了脚手架，架子上有两个广告画家正将她的脸蛋一点点描摹出来。眼睛过分大了。也不该那么长的睫毛。他们把许许多多对于美女的理想、希冀都添加上去了。
陈冲突然感觉这个巨大的美人头跟自己一点关系也没有。自己是谁？美人头又是谁？她心里有种奇怪的恐慌，似乎什么东西离开了她的本质和她的形式。这个大得不合情理的美人头是她的形式，是她目前形式的生命和生活。而她的本质，是另一回事。
她的本质是每天嘴里叽哩咕噜念英文、德文的十八岁少女，一个读浮士德、变形记的大学一年级学生，一个怕胖又贪嘴的女孩；一个既想当明星又想做学者、既厌倦名气又渴望名气的矛盾人物。似乎还不完全，她的本质还使她渴望恋爱、渴望以自己的手来缝条裙子——像所有的邻家姑娘。
陈冲想不清楚，只知道自己的本质对这个大美人头十分地不满.十分地失望。
她很少有这样的自在：步行到小吃铺，为家人买豆浆、油条回去。这天是特别早，街上还清静。
两个女人路过电影院，停下，仰脸去看广告。一点巨大的画笔蘸了红色正往那巨大的嘴唇上涂着。
“是陈冲！”一个女人人声道。
“嘴太大！”另一个女人评说道：“她眼睛长得好！”“我觉得她嘴好看，小虎牙”
“她考上上海外语学院了！”
“她当然喽！电影明星嘛，肯定给她点后门走走！”
“报上登了：人家是硬碰硬考上的！”女人吵架一样说：“人家七岁就开始学英文了！陈冲家里人都要讲英文的，不讲中国话的！”
陈冲赶紧走开，让她俩去拼凑、编造一个她吧。
恐慌感加剧了。原来她的本质与她的形式之间，隔着一个传说，一个充斥臆断、编造、神话、谣言的传说。
两个女人讲对的一点是：她的确是硬碰硬考进外国语学院的。在考场她享受的唯一特权是一架电风扇——那个监考的老教授认出她后将她安置在离一架吊扇最近的座位上。那是上海最炎热的几天。她清楚地记着那老教授的笑容和口音。当她掩上考卷，走出考场时，老教授用英文轻声对她说：“我能劳驾请你签个名吗？”他递出一个旧笔记本。在陈冲签名时，他又用英文说：“很意外在这里遇上你！你干吗还来考？你已经有那样的前途了！”
那便是她在考场得到的所有特权。
然后，她便成了外语学院一个安安分分的学生，间或有邀请去参加记者招待会或与国外电影明星会谈，她总是规规矩矩向老师告假。
青春放映之后，陈冲的生活的确变了许多。不断有记者来采访她；今天是拍封面照，明天是参加招待会。最多时她一天收到了一百多封观众来信，有的信十分知己地跟她谈到他们的生活。还有的来信者说“哑妹”如何救了他们，如何给了他们“生活的勇气和希望”她尽力地写回信，有时一天的时间全花在回信上。她被那些信的诚意所动，被信末尾的“盼”字所催。她生性不愿任何人失望，她生性不具备高傲。她甚至被许多中学、青少年团体邀请了去做报告；有时连报告的主题都是含混的，只请求她“随便讲讲”似乎她成了劳动模范、战斗英雄之类的民众楷模。可她能谈的真实体会是：电影是个奇迹；电影是种疯魔，进去了就不想出来；电影是永远让你没够的东西！看不够，也演不够
却不能这样讲。这样讲是若干年后她在好莱坞成功的时候。
当时的她明白，她得想出些“符合身份”的话来讲。边讲，她心里会时而冒出了念头：我根本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楷模，我也投有这样的权力来做你们的伦理道德导师！我并没有你们希冀的那些美德来对你们宣扬高尚！我凭什么对你们讲：“要好好学习”而我自己曾为能逃学而狂喜？
父母留意到她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了。
母亲想，如果女儿在这样的名望中不胜其累，就不可能有正常的行为和思考。母亲明白女儿有时突如其来的暴躁源于何物。
陈冲看着父母，有点可怜巴巴地。“我好累。”她说。
父亲说：“这种喧哗来喧哗去的生活，对你今后有什么用处？”
陈冲当然明白它的无用。她眼神暗暗的。才十六岁，正常的少年生活似乎就被这所谓的成功剥夺了。
“我现在最恨填表格。”陈冲突然说。
父母不懂地看着她。
“填到文化水平项的时候，我就不舒服。老是初中、初中！我已经这么大了，不能老做初中生吧？”
陈冲坦白了她带有孩子气虚荣的苦恼。
父母想，女儿毕竟是从这个崇拜知识的家庭出来的。她把“文化水平”看得比电影明星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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