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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三年六月，我带着我爸妈的洋女婿回国省亲。对于我结的这个“洋婚”我父母始终没有明言的赞同与反对。他们的内心独白大概是：“难道这是真的？”
爸妈离异后，各居南北二京。事先已想妥，这个家庭政治平衡可不能玩砸了：南、北两京城我跟洋女婿得各住八日；一处多住了，怕是会有厚此薄彼之嫌。我是无所谓：我整个这个人是父母美德与恶习的集大成，我根本没意愿对二老择出亲疏。只是洋女婿有意见，他认为北京大而物博，自然该大住；南京呢，小住为佳。我说：“你要想当好中国人家的女婿，第一步就是听我的，我是说在中国境内。”
在上海吃了几天黄鳝，挤了几趟淮海路，乘火车北上。一路看“正是江南好风景”车倒舒适，有空调，有昂贵的无锡排骨和可口可乐。到南京太阳将才落进长江，剩的就是热。那个热像往身上裹一层热的胶膜，想往下揭它，又知揭不掉。
妈妈显然才去了发廊，头发刚刚出笼。跟我握手时，眼睛不断去看洋女婿，潜台词是：这回噩梦成真了。
“住处给你们安排好了——住晓明丈人家。”我妈说。
晓明是我继父的儿子，当下随父母携老婆南迁，在深圳开公司，说是苗头不错，一时回不来南京。
洋女婿马上道谢，但表示他宁愿住旅馆。
我用英文温和地请他闭嘴。“妈，恐怕不方便。”我说。
妈说：“哎哟，我提前三天就把房子清扫干净了！”
顾虑到妈妈那三天汗流浃背的清扫，我们答应去住。省一笔旅馆费也乐得。妈说那房子的客厅装有一个窗式空调，哪里还及不上旅馆？算不上三星，二星一定够格啦。淋浴也有，就是水势小，跟人拿嘴吐的一样，妈又说。
雇了一辆机动三轮车，连人带货就往那住处去了。一路上的南京人都朝这个坐三轮的洋人行瞠目礼，怕他偌大个人把车坐翻掉。有人还“欧欧”吼一嗓子，没有好意也没有恶意。我心想，我们不成了个游行动物园？
到了那弄堂口时，一辆巨大的卡车正堵在那儿，我们的三轮车进不去。等了一会儿，见大卡车上有人上上下下地搬箱子。
司机说：“有得搬哩！”
过了十分钟司机又说：“还不晓得要等到什么时候！”又过十分钟，司机不高兴了，叫我们结账下车，自己拖着上百磅重的两个行李进弄堂。妈跟他吵，说这条弄堂有半里路长，司机说，已经等掉了他半小时的生意了。
我们拖着箱子走进弄堂时，家家都在吃晚饭。天热，家家都把小桌子小椅子摆在门外面。饭菜都很简单，人们边吃边看我们，同时大声说：“咦，外国人！”
箱子的轱辘滚在麻坑的路面上吵死人，真是很不识时务。更多的人夹在窄弄堂两边，对着我先生说：“咦，老外，老外！”
这个老外倒不腼腆，自己也说：“老外，老外。”
听到老外讲中国话，人们都快活了，弄堂里又添一成热闹。我妈说：“这里没来过外国人。”
楼房没电梯也没电灯，人们此时都跟到了楼梯口，看我们如何把两个大行李往上搬。都觉得老外搬东西的笨拙模样太好玩，于是就看他搬，绝不上来搭把手。从一楼把行李搬到五楼，我们三人都流汗流成了湿人。
房是很大，有四间屋，有空调的客厅没有人睡的地方，妈建议我们将大床垫抬到客厅，搁在地上睡。
“天热，没那么多讲究；什么客厅卧室？哪样舒服哪样来！”妈妈说。说完她就告辞了，好让我们早些歇息。
一小时之后，我终于忍不住对我先生说：“这空调一点冷气也没有。”
他将手伸上去，试一会儿那里面出来的风，说：“仔细感觉，还是有一点点冷。”他这人一向能在坏事中找出好来。
“可它太响啊！”我说。
“我来看看，能不能让它轻声点。”他开始摆弄它的这个键那个钮。他这方面从来不灵，它更响了。
我大声说：“你别给人家弄坏了！”
他马上住手。我们俩就那么汗流浃背地偏着脑袋瞪着这个又热又闹的东西，等着它把我们冷却下来。实在不行了，我终于说“还是打开门窗吧，我快没气了。”
后来发现开窗也不对，好几扇窗没有纱窗，满屋子都是蚊子叫。再关上窗拍蚊子，直拍到半夜十二点。总算累得死过去，倒在了那张大床垫子上安生了。
起初我以为我做起噩梦了，梦到警车呜呜地叫，还夹着警察的打门声：“开门开门！公安局的！”
我“哇”一声大叫，我先生给我叫醒，一副“不知身是客”的表情。这才发觉不是梦，果真有人在打门，打得好凶：“开门！开门！公安局的！”
我俩相视一眼，瞬间都在想我们这半辈子都干了什么让警察半夜为我们操劳。我忽然想起我这是在自己祖国，不及时请警察们进来是不对的，是会有后果的。
我赶紧奔向大门，还抱着千分之一的希望向门外问：“请问是哪位？”
“警察！”
“请问找谁？”我声音很乖，还带点微笑。
“找谁？”警察说“査户口！”
我想我们是有户口的，有美国的一大把户籍证件，我怕什么？我就把门打开了。门口的三个男人没一个像警察的，都穿着短裤，脚上是凉鞋，没袜子。再看看，连凉鞋也不趿，其中两人穿的是拖鞋，露着风尘仆仆的脚丫子。三个人虽然衣冠不整，却是个个正颜铁面。
“谁是这房子的主人？”三人中稍老些的问我。
“主人不在”
没等我说完那人就问：“那你是谁？”
这时我先生已出现在客厅，一脸的糊涂。我用英文简单解释了我俩的处境，然后仍用英文对他说：“不要讲中文。由我来和他们对话。”
三个不速之客眼睛飞快地扫扫我，又扫扫这位手无寸铁的大个头老外，一种“果不出所料”的浅笑出现在他们嘴角。
“把你们的证件拿出来！”老成的那位喝斥我，眼皮耷拉着，似乎不屑把我往他视野里装。其他两位也表现出相同的鄙夷。
“原来邻居们还真看准了”一个年轻警察说“现在这种女的真不少！... -->>
一九九三年六月，我带着我爸妈的洋女婿回国省亲。对于我结的这个“洋婚”我父母始终没有明言的赞同与反对。他们的内心独白大概是：“难道这是真的？”
爸妈离异后，各居南北二京。事先已想妥，这个家庭政治平衡可不能玩砸了：南、北两京城我跟洋女婿得各住八日；一处多住了，怕是会有厚此薄彼之嫌。我是无所谓：我整个这个人是父母美德与恶习的集大成，我根本没意愿对二老择出亲疏。只是洋女婿有意见，他认为北京大而物博，自然该大住；南京呢，小住为佳。我说：“你要想当好中国人家的女婿，第一步就是听我的，我是说在中国境内。”
在上海吃了几天黄鳝，挤了几趟淮海路，乘火车北上。一路看“正是江南好风景”车倒舒适，有空调，有昂贵的无锡排骨和可口可乐。到南京太阳将才落进长江，剩的就是热。那个热像往身上裹一层热的胶膜，想往下揭它，又知揭不掉。
妈妈显然才去了发廊，头发刚刚出笼。跟我握手时，眼睛不断去看洋女婿，潜台词是：这回噩梦成真了。
“住处给你们安排好了——住晓明丈人家。”我妈说。
晓明是我继父的儿子，当下随父母携老婆南迁，在深圳开公司，说是苗头不错，一时回不来南京。
洋女婿马上道谢，但表示他宁愿住旅馆。
我用英文温和地请他闭嘴。“妈，恐怕不方便。”我说。
妈说：“哎哟，我提前三天就把房子清扫干净了！”
顾虑到妈妈那三天汗流浃背的清扫，我们答应去住。省一笔旅馆费也乐得。妈说那房子的客厅装有一个窗式空调，哪里还及不上旅馆？算不上三星，二星一定够格啦。淋浴也有，就是水势小，跟人拿嘴吐的一样，妈又说。
雇了一辆机动三轮车，连人带货就往那住处去了。一路上的南京人都朝这个坐三轮的洋人行瞠目礼，怕他偌大个人把车坐翻掉。有人还“欧欧”吼一嗓子，没有好意也没有恶意。我心想，我们不成了个游行动物园？
到了那弄堂口时，一辆巨大的卡车正堵在那儿，我们的三轮车进不去。等了一会儿，见大卡车上有人上上下下地搬箱子。
司机说：“有得搬哩！”
过了十分钟司机又说：“还不晓得要等到什么时候！”又过十分钟，司机不高兴了，叫我们结账下车，自己拖着上百磅重的两个行李进弄堂。妈跟他吵，说这条弄堂有半里路长，司机说，已经等掉了他半小时的生意了。
我们拖着箱子走进弄堂时，家家都在吃晚饭。天热，家家都把小桌子小椅子摆在门外面。饭菜都很简单，人们边吃边看我们，同时大声说：“咦，外国人！”
箱子的轱辘滚在麻坑的路面上吵死人，真是很不识时务。更多的人夹在窄弄堂两边，对着我先生说：“咦，老外，老外！”
这个老外倒不腼腆，自己也说：“老外，老外。”
听到老外讲中国话，人们都快活了，弄堂里又添一成热闹。我妈说：“这里没来过外国人。”
楼房没电梯也没电灯，人们此时都跟到了楼梯口，看我们如何把两个大行李往上搬。都觉得老外搬东西的笨拙模样太好玩，于是就看他搬，绝不上来搭把手。从一楼把行李搬到五楼，我们三人都流汗流成了湿人。
房是很大，有四间屋，有空调的客厅没有人睡的地方，妈建议我们将大床垫抬到客厅，搁在地上睡。
“天热，没那么多讲究；什么客厅卧室？哪样舒服哪样来！”妈妈说。说完她就告辞了，好让我们早些歇息。
一小时之后，我终于忍不住对我先生说：“这空调一点冷气也没有。”
他将手伸上去，试一会儿那里面出来的风，说：“仔细感觉，还是有一点点冷。”他这人一向能在坏事中找出好来。
“可它太响啊！”我说。
“我来看看，能不能让它轻声点。”他开始摆弄它的这个键那个钮。他这方面从来不灵，它更响了。
我大声说：“你别给人家弄坏了！”
他马上住手。我们俩就那么汗流浃背地偏着脑袋瞪着这个又热又闹的东西，等着它把我们冷却下来。实在不行了，我终于说“还是打开门窗吧，我快没气了。”
后来发现开窗也不对，好几扇窗没有纱窗，满屋子都是蚊子叫。再关上窗拍蚊子，直拍到半夜十二点。总算累得死过去，倒在了那张大床垫子上安生了。
起初我以为我做起噩梦了，梦到警车呜呜地叫，还夹着警察的打门声：“开门开门！公安局的！”
我“哇”一声大叫，我先生给我叫醒，一副“不知身是客”的表情。这才发觉不是梦，果真有人在打门，打得好凶：“开门！开门！公安局的！”
我俩相视一眼，瞬间都在想我们这半辈子都干了什么让警察半夜为我们操劳。我忽然想起我这是在自己祖国，不及时请警察们进来是不对的，是会有后果的。
我赶紧奔向大门，还抱着千分之一的希望向门外问：“请问是哪位？”
“警察！”
“请问找谁？”我声音很乖，还带点微笑。
“找谁？”警察说“査户口！”
我想我们是有户口的，有美国的一大把户籍证件，我怕什么？我就把门打开了。门口的三个男人没一个像警察的，都穿着短裤，脚上是凉鞋，没袜子。再看看，连凉鞋也不趿，其中两人穿的是拖鞋，露着风尘仆仆的脚丫子。三个人虽然衣冠不整，却是个个正颜铁面。
“谁是这房子的主人？”三人中稍老些的问我。
“主人不在”
没等我说完那人就问：“那你是谁？”
这时我先生已出现在客厅，一脸的糊涂。我用英文简单解释了我俩的处境，然后仍用英文对他说：“不要讲中文。由我来和他们对话。”
三个不速之客眼睛飞快地扫扫我，又扫扫这位手无寸铁的大个头老外，一种“果不出所料”的浅笑出现在他们嘴角。
“把你们的证件拿出来！”老成的那位喝斥我，眼皮耷拉着，似乎不屑把我往他视野里装。其他两位也表现出相同的鄙夷。
“原来邻居们还真看准了”一个年轻警察说“现在这种女的真不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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