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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四月初“台儿庄大战”胜利捷报传来，举国欢腾万民同庆，抗战中心武汉连夜举行火炬大游行，彻夜狂欢庆祝胜利。但是随后形势急转直下，日本人大举反攻，徐州前线局势岌岌可危。
局势恶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日本飞机开始实施对后方城市的大规模空袭。四月二十九日，这一天是日本“天长节”也就是日本国民庆祝天皇裕仁诞生日。头天日本电台宣称，为了以胜利向天皇陛下祝寿，日本飞机将毫不留情地轰炸支那（中国）城市武汉，直到把它从地图上抹去为止。
这是残暴的日本强盗向这座人口稠密的华中大城市公开发出的第一张死亡名片。对于生活在武汉三镇的我父亲一家和数百万中国人来说，和平的日子屈指可数，敌人的节日成为他们的受难日，他们无法逃脱一场来自天空的血光之灾。
上午八时，日本海军重型轰炸机十八架，在三十六架战斗机掩护下气势汹汹地朝武汉方向扑来。气焰嚣张的日本电台还威胁说，这将是一次“无区别”大轰炸，无区别的意思就是不用区分军事和民用目标，换句话说就是进行一场随心所欲的野蛮屠杀。五个多月前首都南京陷落，武汉就成为国民政府的临时抗战中心，不仅国家机关和战争大本营迁至该市，各国驻华使团、外交机构和来自全国各沦陷区的内迁机关、工厂学校和民众团体亦云集武汉三镇。对日本人来说，武汉不仅是长江中游的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更是中国抗战的心脏，摧毁中国必得先摧毁武汉，摧毁中国抗战必得先摧毁武汉抗战。
这就是日本人发誓要把武汉“从地图上抹去”的原因。
根据汉奸提供的情报，日本人事先已经对驻守汉口机场的中国空军了如指掌，不仅掌握这些部队的番号和动向，知道这些部队对外号称三个战斗机大队，实际上只有不超过十几架作战飞机，而且刺探到这些飞机多已超期限服役破损严重的军事机密。抗战十个月来，以弱击强的中国空军已经濒临消耗殆尽的境地，因此占据绝对优势的日本人非常自信，在强大的日本护航机群面前，中国空军的残兵败将还不得赶快逃得远远的吗？
这一天，覆盖在华中地区上空的积云忽然散开来，一轮红日从厚厚的云层里露出笑脸来。九时许，我十二岁的父亲邓述义正在汉口圣保罗小学的教室里背书，他至今记得那天上的是一堂国文课，国文先生诵读的课文是论语。
这时候城市上空响起刀子一般尖利的空袭警报。
圣保罗小学是一所教会学校，校址在汉口的英国租界里，这条马路现在仍然叫做鄱阳街。学校标志是一座尖顶教堂，每逢周日汉口的教友便要来到教堂做礼拜。抗战之初，教堂尖顶被涂抹上红白相间的十字标志，这是在华的外国机构按照国际惯例向交战双方表明的中立立场。但是空袭警报一响，课堂秩序还是大乱，小学生像受惊的小鸟一样纷纷奔出教室，挤在乱哄哄的操场上看热闹。
有个眼尖的同学最先发现敌机，他尖叫起来：啊日本飞机！我父亲循着同学手臂望出去，他果然看见一群像马蜂一样的小黑点出现在太阳下方。后来这些黑点渐渐爬高起来，一直爬进太阳里，叫人感到有些恐惧，好像太阳已经变成一个恶毒的蜂巢。
日本飞机眼看就要逼近这座不设防的城市。
忽然低空传来一阵沉重有力的马达轰鸣，又有同学惊呼起来：快看啦飞机！于是我父亲赶快掉转脑袋，他看见从江岸火车站方向飞来一队银光闪闪的飞机，当机群呼啸着掠过城市上空的时候，他们都看见飞机翅膀下面有一枚醒目的青天白日机徽。
中国飞机升空迎战了！
抗战以来，老百姓最大心愿莫过于盼望自己军队快快强大起来，好把万恶的日本强盗赶出中国。这一天他们的愿望部分地得以实现。我父亲说，从前中国飞机少得可怜，听说汉口机场的飞机多是用来蒙骗日本人的木头飞机，一旦敌机来犯天空便很难找到中国飞机的踪影。但是这次不同。随着雷鸣般的马达震撼长空，他看见一队又一队中国战机升空迎战，其数量之多，阵容之庞大前所未见，已经大大压倒敌机，好像一夜之间战争天平已经倒向弱势的中国一方。
我查阅当时的报刊史料，以证明父亲的讲述并非一厢情愿的想象。国民党空军抗战实录（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年版）载：“四二九武汉大空战”中国空军出动新式战斗机达六十四架，占据绝对优势。另一本蓝天碧血扬国威——中国空军抗战史料（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载：中国空军四大队、三大队和五大队共起飞苏制战斗机“伊尔15”、“伊尔16”共计六十四架，分别从汉口和孝感机场起飞迎敌。
这真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场面啊。
父亲说，学校立刻沸腾起来，学生欢呼雀跃激动万分，许多老师仰望长空热泪滚滚，他们期盼的复仇时刻终于到来了。地面人们目送排出战斗队形的中国机群直插蓝天，然后以排山倒海雷霆万钧之势向着不可一世的残暴敌人扑去。
其实日本人的情报并没有出错，汉口机场确实只有十几架中国战斗机，而且由于长期苦战和缺少零配件，这些伤痕累累的飞机战斗力大减。但是令日本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苏联（俄国）援华空军也就是斯大林元帅派出的“苏联志愿军”已经秘密抵达中国，两个装备精良士气高昂的战斗机大队连夜转进武汉外围的孝感机场，成为这场出奇制胜的抗日大空战的绝对主力。
于是“四二九武汉大空战”变成日本侵略者的一场噩梦。
这天武汉民众万人空巷，人们不顾危险涌出家门，百万民众在地面为中苏空军呐喊助威。抗战以来，凶恶的日本飞机在中国天空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地轰炸中国城市和村镇，把成千上万吨炸弹倾泻在手无寸铁的中国老百姓头上。但是“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一天作恶多端的侵略者终于受到正义的惩罚。当第一架日本重型轰炸机拖着滚滚浓烟坠入长江并溅起高高水柱时，久埋在人们心中的仇恨立刻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惊天动地的怒吼把武汉三镇变成埋葬日本侵领略者的汪洋大海。
但是疯狂的日本人并不甘心失败，他们的战斗机拼命开火抵抗，试图掩护轰炸机突围。尽管中苏空军的密集炮火不断击中敌机，打得敌机起火爆炸，还是有几架漏网的敌机蹿至武汉上空扔下炸弹，炸毁一些房屋并导致地面民众伤亡。
激动人心的武汉大空战历时约四十分钟，中苏空军击落日本重型轰炸机十架，战斗机十一架，自己也损失十二架飞机，牺牲多名优秀飞行员。中国飞行员陈怀民在负伤之后驾机撞击敌人，成为血洒长空的抗日英雄；苏联飞行员舒斯捷尔也英勇撞击敌机不幸牺牲，被授予苏联功勋飞行员称号。
当日，武汉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集会和民众游行，史称“四二九空中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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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直到天黑才兴冲冲地赶回家，他一跨进家门立刻就被眼前乱糟糟的景象吓呆了。
客厅里闯进来许多人，有认识的，像表哥肖三哥、肖二哥，也有许多不认识的陌生人。来人有的穿着肮脏的工作服，有的干脆打赤膊，有人站着，也有人蹲着；有人胳臂上吊着绷带，绷带还在往外渗血，也有人脸上头上还粘着血糊糊的泥土，把原本十分干净整洁的客厅弄得脏乎乎的。空气里弥漫着刺鼻难闻的汗臭和血腥气味。
我父亲的家是一幢坐落在汉口英租界内咸安坊的三层小楼，这幢小楼至今还在，地名仍然未改，但是主要产权已经收归当地政府所有。1995年我代表父亲同武汉有关部门洽谈剩余产权问题时，看见这幢历经岁月沧桑的小楼外表依然坚固，内部却早已面目全非。需要说明一下，我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爷爷名字叫张松樵，又名邓旋宗，他的身份是武汉裕华纱厂的老板，在湖北省算得上一个声名显赫的实业家。张松樵平时多数时候并不待在家里而是住在江对岸的武昌，因为他老人家爱厂如命，要是机器不响他就睡不着觉。这天他刚好返回汉口休息，因此家里才贸然闯来许多陌生人。这些人都是厂里的工人，好一阵我父亲才弄明白，原来日本人把炸弹扔进原料场，炸死一名搬运工，伤了十几个人。
在我父亲记忆中，这是日本飞机第二次空袭武汉。头次大约在春节过后，因为规模不大；炸弹都落在江水里，城市和工厂均安全无恙。但是空袭还是导致厂里多名女工受伤，她们都是因为惊惶失措许多人挤下楼梯来自己摔伤了，还有人因此落下残疾。但是这次不同了，日本人的炸弹终于落到厂子里，并且炸死了人。
来人显得很烦躁，他们都是武汉当地人，脾气都很火爆，敞着喉咙说话，往地上大口啐痰，也有人把辛辣的河南旱烟抽得叭嗒叭嗒响，令屋子里烟雾腾腾空气混浊不堪。但是没过多久人们忽然安静下来，他们听见一阵沉重的脚步好像滚雷一样在头顶上响起来。
人们赶紧站直身子，毕恭毕敬鸦雀无声。
长辈都说，我爷爷张松樵其实是个小个子，身长不到五尺，换算成今天的计量标准也就一米六十左右吧，但是这个其貌不扬的小个子男人却是人们心目中财富和资本的象征。据武汉市工商联协会撰写张松樵传载，张松樵“声音洪亮，办事果敢”“耳垂肥大，双臂过膝”民间说法就是“有异人相”在我们家里如今仅存的几幅老照片中，张松樵的老人骨骼突出面容清癯，一张刀劈般的窄脸上几乎没有肉，跟鱼鹰差不多。他还生着一只像犹太人那样巨大的鹰钩鼻，让人感到有些惊奇和意外，我至今弄不明白的是，我爷爷的遗传特征是如何得来的？又如何那么快就从他的后代们身上消失了？墙上老人没有回答。张松樵依然目光炯炯犀利如炬，透露出一种不怒自威的夺人气势，隔着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长河严厉地注视着他的子孙们。
这一天张松樵走下楼来，我父亲看见他父亲身后紧跟着一个形影不离的中年男人，这个男人脚步很轻，亦步亦趋，简直就像张松樵的影子一样。他就是工厂主管（厂长）肖老大。肖老大按辈分应是我父亲的大表哥，但是却比他年长三十多岁，他不仅是张松樵的亲侄儿，而且还是他最信任的得力助手和家族接班人。本来这场由空袭造成的伤亡事故并不一定非得老板出面来解决，日本人扔下炸弹并不是中国厂方的责任。但是值此战争时期，张松樵还是决定亲自走下楼来同他的员工共渡难关。张松樵当场宣布给予死者家属优厚抚恤，招收家属进厂工作，伤者予以治疗，治疗期间工钱照发。来人得到满意答复，千恩万谢地离开小楼，肖老大当即派人把老板的决定写成告示张贴在工厂里，以此安抚人心和消除空袭带来的混乱。
在当时的官方宣传中，徐州会战还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后方报纸天天都有胜利消息登出来，给人造成一种形势大好和捷报频传的印象。张松樵却对此感到不安。如果中国军队果如报纸宣传那样天天打胜仗，日本飞机还敢那样猖狂，那样肆无忌弹地深入中国后方轰炸吗？准确说身为纱厂老板的我爷爷并非具有军事才能而是出于一个资本家的本能嗅出敌人迫近的危险气息的，所以当客厅里只剩下肖氏兄弟时，我的小学生父亲听见他父亲忧心忡忡地对这群侄儿说：你们说一说，武汉到底守不守得住？
原来肖氏兄弟都被派出去打探时局，也就是刺探军方消息。战争时期来自军方的消息都被严密封锁，如果你想获得真实战况当然不能靠读报纸，只能想方设法去打探。肖二哥长期跟新闻界打交道，他汇报说，根据可靠人士透露，徐州会战并没有取得重大进展，并且形势相当不妙，失败恐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肖三哥在军界拉拢了许多酒肉朋友，他探听的消息也证实战局已经恶化，据悉中国军队正在向中原方向撤退，而李长官（李宗仁）准备撤离徐州。日本人占领津浦铁路后，下一步势将进逼武汉。
此时张松樵在北方投资的石家庄大兴纱厂已经落入敌手，日本人宣布包括大兴纱厂在内的中国工厂都是“敌产”予以强行没收。而从各地沦陷区传来的坏消息也无不令人心惊胆战；日本人用刺刀对中国工厂实行“甄别”如果工厂主拒绝与占领军“合作”你的工厂立刻就会被冠以“敌产”罪名没收。如果你被迫同意合作，替日本人工作，那么你就等于把自己变成一个可耻的汉奸走狗。
张松樵半晌无语。
我父亲虽然不大明白大人们所面临的严重危机，但他也感觉到家庭处境不妙。
这时候肖老大说话了。
肖老大垂着手，表情恭敬而谨慎。他小声汇报说：党部有个绝密消息，听说上面正跟日本人和谈，如果和谈成功，兴许战争就可以停止了。
张松樵瞪大眼睛说：你认为和谈有几多希望？
肖老大两手一摊说：党部李主任说，关键是谈条件。但是眼前日本人攻势正盛，恐怕凶多吉少啊。
肖老大最后一句话再次令张松樵陷入难以掩饰的失望之中。很显然指望和谈是件靠不住的事，俗话说“远水难解近渴”更何况战争主动权不在中方而是掌握在日本人手中。良久儿子终于看到父亲恢复了往日的威严神情，他用一种决断的语调吩咐肖老大说：去年首都陷落，我把部分备用机器运往四川，就是为了预防形势恶化。本来我还想再等等看，但是眼下看来是不能再等了，等到日本人打到武汉就来不及了。你马上动身往上江走一趟，把重庆那块土地买下来，做好工厂搬迁准备。
“上江”是湖北话，湖北人自称“下江人”所以湖北以上的四川和重庆就统称“上江”其实早在去年“七七事变”刚爆发，未雨绸缪的张松樵已经亲往上江地区的重庆和成都考察，沿途调查农村生产情况，收集商业情报，选取厂址和洽谈购买土地等，同时还与民生轮船公司签订了整体迁厂的意向性合同。年初，张松樵又抢在其他同行之前先行一步，把少数备用机器和生产物资提前转移到重庆。
然而台儿庄大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后方民众，令他们欢欣鼓舞产生错觉，以为胜利曙光将要升起，中日战局将会出现一个根本性转折。甚至还有国内报纸乐观地预测说，日军将会退回卢沟桥，停战协议不日就要签字生效，和平即将到来等等。于是张松樵又把重庆建厂的工作停下来，等待局势转变。不幸的是，他等来的却是日机轰炸武汉以及前线战局恶化的种种不祥之兆，促使纱厂老板下决心重新启动搬迁计划。
次日一早，忠心耿耿的肖老大就登船出发了。
随同肖老大一同前往上江的还有一群精明强干的纱厂骨干，他们统统都是被称作“九头鸟”的湖北佬，既有厂长帮办（即助理）、采买，也有经验丰富的工程技术人员。当肖老大一行搭乘的小火轮慢吞吞地消失在烟雾迷蒙的长江深处之后，张松樵便多出一件心事，常常领着儿子登上黄鹤楼驻足眺望。长江烟波浩淼水天一色“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诗人的千古浩叹令人遐思无限，我父亲回忆说，当时他父亲也就是我爷爷念叨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将来都走了，几时才能再来黄鹤楼？
但是半个多月过去了，直到徐州战败，肖老大却音讯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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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敌人大举进攻，抗战局势不断恶化之际，一架中国政府专机从外地飞临武汉，飞机上搭载的要人是蒋介石夫妇。
由于天气恶劣，这架美国生产的波音客机遭遇强气流干扰，盘旋在武汉上空无法降落。机长报告说，接地面紧急通知，飞机将改降九江机场。
蒋介石没有说话，他始终表情严肃莫测高深，夫人宋美龄则紧挨丈夫身边，不时向舷窗外张望，看得出有些担心的样子。机舱内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因为熟悉蒋介石的侍卫人员都知道，这位大人物没有表情的表情就是最严重的表情，所以他们个个小心翼翼蹑手蹑脚。
飞机改变备降姿态，机长大幅抬升机头，飞机发出沉重轰鸣，欲奋力冲破气流涡漩和厚重云层的阻碍。一只玻璃水杯跌落在地板上，发出粉身碎骨刺耳声音。乘客仿佛都被一只恐惧的大手按倒在座位上，他们听见飞机翅膀发出一阵令人心悸的抗议声。
蒋介石依然正襟危坐，双手拄牢手杖，对跌碎的水杯和恶劣天气视而不见，好像飞机安危与己无关。对这位大权独揽的统治者来说，如今令他身陷险境的不是天气，而是战争，他的思绪还停留在刚刚视察过的徐州前线。确切地说，徐州战事已经不可挽回，他刚刚向第五战区发布了撤退命令。
可以预料，徐州全线撤退（不是战败）必将在危机四伏的国民政府中再次引发强烈地震。“七七事变”以来短短十个月，日本人势不可挡地占领半个中国，首都南京以及天津、北京、上海、石家庄、太原、济南等大城市相继沦陷，全国声讨责难之声一片。不仅那些居心叵测的反对派和倒蒋势力连连发难，就连坚决支持抗战的正义人士也痛心疾首地质问说：照此下去，再有十个月，我泱泱中华岂不被彼蕞尔小国灭亡不成？
蒋介石脸上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来。
他是个职业军人，准确说是个军人政治家，从不惧怕战争和武力威逼。他懂得战争此消彼长的奥秘，打仗不是做算术，一加一并不一定等于二。日本人十个月占领半个中国就等于二十个月一定占领全中国吗？非也，那不过是别人用以反对他的借口而已。
回顾抗战来的风雨历程，真可谓一波三折风云变幻，个中内幕外人难以知晓。抗战爆发之初，国际社会出面调解，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来回穿梭于东京和南京之间，经过反复斡旋于去年十一月达成四条秘密停战协议；一、承认满洲国，缔结防共协定；二、取缔反日排日活动；三、废止自由飞行及冀东特殊贸易；四、中日双方军队退回“七七”事变前的停火线。连当时看过协定内容的“亲日派”领袖汪精卫也大惑不解道：如果只是这些条件，真不知日本为何要开战啊？
中日停战近在咫尺。
只有蒋介石心中清楚，谈判桌上的成果来自战场，因为日军在上海地区遭遇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神话破灭，说明阻止甚至挫败日本侵略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但是随着外交谈判紧锣密鼓地进行，停火协议眼看就要签字生效之际，淞沪战场却风云突变形势急转直下，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成功，直接导致守军全线溃败和首都南京陷落。军事胜利令日本人的狂妄野心膨胀到顶点，他们不仅大大抬高停战要价，重新修改前四项条件，还增添“华北、内蒙自治”和“偿付巨额战争赔款”两条。连看过条款的德国陶大使也只好悲观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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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四月初“台儿庄大战”胜利捷报传来，举国欢腾万民同庆，抗战中心武汉连夜举行火炬大游行，彻夜狂欢庆祝胜利。但是随后形势急转直下，日本人大举反攻，徐州前线局势岌岌可危。
局势恶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日本飞机开始实施对后方城市的大规模空袭。四月二十九日，这一天是日本“天长节”也就是日本国民庆祝天皇裕仁诞生日。头天日本电台宣称，为了以胜利向天皇陛下祝寿，日本飞机将毫不留情地轰炸支那（中国）城市武汉，直到把它从地图上抹去为止。
这是残暴的日本强盗向这座人口稠密的华中大城市公开发出的第一张死亡名片。对于生活在武汉三镇的我父亲一家和数百万中国人来说，和平的日子屈指可数，敌人的节日成为他们的受难日，他们无法逃脱一场来自天空的血光之灾。
上午八时，日本海军重型轰炸机十八架，在三十六架战斗机掩护下气势汹汹地朝武汉方向扑来。气焰嚣张的日本电台还威胁说，这将是一次“无区别”大轰炸，无区别的意思就是不用区分军事和民用目标，换句话说就是进行一场随心所欲的野蛮屠杀。五个多月前首都南京陷落，武汉就成为国民政府的临时抗战中心，不仅国家机关和战争大本营迁至该市，各国驻华使团、外交机构和来自全国各沦陷区的内迁机关、工厂学校和民众团体亦云集武汉三镇。对日本人来说，武汉不仅是长江中游的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更是中国抗战的心脏，摧毁中国必得先摧毁武汉，摧毁中国抗战必得先摧毁武汉抗战。
这就是日本人发誓要把武汉“从地图上抹去”的原因。
根据汉奸提供的情报，日本人事先已经对驻守汉口机场的中国空军了如指掌，不仅掌握这些部队的番号和动向，知道这些部队对外号称三个战斗机大队，实际上只有不超过十几架作战飞机，而且刺探到这些飞机多已超期限服役破损严重的军事机密。抗战十个月来，以弱击强的中国空军已经濒临消耗殆尽的境地，因此占据绝对优势的日本人非常自信，在强大的日本护航机群面前，中国空军的残兵败将还不得赶快逃得远远的吗？
这一天，覆盖在华中地区上空的积云忽然散开来，一轮红日从厚厚的云层里露出笑脸来。九时许，我十二岁的父亲邓述义正在汉口圣保罗小学的教室里背书，他至今记得那天上的是一堂国文课，国文先生诵读的课文是论语。
这时候城市上空响起刀子一般尖利的空袭警报。
圣保罗小学是一所教会学校，校址在汉口的英国租界里，这条马路现在仍然叫做鄱阳街。学校标志是一座尖顶教堂，每逢周日汉口的教友便要来到教堂做礼拜。抗战之初，教堂尖顶被涂抹上红白相间的十字标志，这是在华的外国机构按照国际惯例向交战双方表明的中立立场。但是空袭警报一响，课堂秩序还是大乱，小学生像受惊的小鸟一样纷纷奔出教室，挤在乱哄哄的操场上看热闹。
有个眼尖的同学最先发现敌机，他尖叫起来：啊日本飞机！我父亲循着同学手臂望出去，他果然看见一群像马蜂一样的小黑点出现在太阳下方。后来这些黑点渐渐爬高起来，一直爬进太阳里，叫人感到有些恐惧，好像太阳已经变成一个恶毒的蜂巢。
日本飞机眼看就要逼近这座不设防的城市。
忽然低空传来一阵沉重有力的马达轰鸣，又有同学惊呼起来：快看啦飞机！于是我父亲赶快掉转脑袋，他看见从江岸火车站方向飞来一队银光闪闪的飞机，当机群呼啸着掠过城市上空的时候，他们都看见飞机翅膀下面有一枚醒目的青天白日机徽。
中国飞机升空迎战了！
抗战以来，老百姓最大心愿莫过于盼望自己军队快快强大起来，好把万恶的日本强盗赶出中国。这一天他们的愿望部分地得以实现。我父亲说，从前中国飞机少得可怜，听说汉口机场的飞机多是用来蒙骗日本人的木头飞机，一旦敌机来犯天空便很难找到中国飞机的踪影。但是这次不同。随着雷鸣般的马达震撼长空，他看见一队又一队中国战机升空迎战，其数量之多，阵容之庞大前所未见，已经大大压倒敌机，好像一夜之间战争天平已经倒向弱势的中国一方。
我查阅当时的报刊史料，以证明父亲的讲述并非一厢情愿的想象。国民党空军抗战实录（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年版）载：“四二九武汉大空战”中国空军出动新式战斗机达六十四架，占据绝对优势。另一本蓝天碧血扬国威——中国空军抗战史料（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载：中国空军四大队、三大队和五大队共起飞苏制战斗机“伊尔15”、“伊尔16”共计六十四架，分别从汉口和孝感机场起飞迎敌。
这真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场面啊。
父亲说，学校立刻沸腾起来，学生欢呼雀跃激动万分，许多老师仰望长空热泪滚滚，他们期盼的复仇时刻终于到来了。地面人们目送排出战斗队形的中国机群直插蓝天，然后以排山倒海雷霆万钧之势向着不可一世的残暴敌人扑去。
其实日本人的情报并没有出错，汉口机场确实只有十几架中国战斗机，而且由于长期苦战和缺少零配件，这些伤痕累累的飞机战斗力大减。但是令日本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苏联（俄国）援华空军也就是斯大林元帅派出的“苏联志愿军”已经秘密抵达中国，两个装备精良士气高昂的战斗机大队连夜转进武汉外围的孝感机场，成为这场出奇制胜的抗日大空战的绝对主力。
于是“四二九武汉大空战”变成日本侵略者的一场噩梦。
这天武汉民众万人空巷，人们不顾危险涌出家门，百万民众在地面为中苏空军呐喊助威。抗战以来，凶恶的日本飞机在中国天空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地轰炸中国城市和村镇，把成千上万吨炸弹倾泻在手无寸铁的中国老百姓头上。但是“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一天作恶多端的侵略者终于受到正义的惩罚。当第一架日本重型轰炸机拖着滚滚浓烟坠入长江并溅起高高水柱时，久埋在人们心中的仇恨立刻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惊天动地的怒吼把武汉三镇变成埋葬日本侵领略者的汪洋大海。
但是疯狂的日本人并不甘心失败，他们的战斗机拼命开火抵抗，试图掩护轰炸机突围。尽管中苏空军的密集炮火不断击中敌机，打得敌机起火爆炸，还是有几架漏网的敌机蹿至武汉上空扔下炸弹，炸毁一些房屋并导致地面民众伤亡。
激动人心的武汉大空战历时约四十分钟，中苏空军击落日本重型轰炸机十架，战斗机十一架，自己也损失十二架飞机，牺牲多名优秀飞行员。中国飞行员陈怀民在负伤之后驾机撞击敌人，成为血洒长空的抗日英雄；苏联飞行员舒斯捷尔也英勇撞击敌机不幸牺牲，被授予苏联功勋飞行员称号。
当日，武汉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集会和民众游行，史称“四二九空中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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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直到天黑才兴冲冲地赶回家，他一跨进家门立刻就被眼前乱糟糟的景象吓呆了。
客厅里闯进来许多人，有认识的，像表哥肖三哥、肖二哥，也有许多不认识的陌生人。来人有的穿着肮脏的工作服，有的干脆打赤膊，有人站着，也有人蹲着；有人胳臂上吊着绷带，绷带还在往外渗血，也有人脸上头上还粘着血糊糊的泥土，把原本十分干净整洁的客厅弄得脏乎乎的。空气里弥漫着刺鼻难闻的汗臭和血腥气味。
我父亲的家是一幢坐落在汉口英租界内咸安坊的三层小楼，这幢小楼至今还在，地名仍然未改，但是主要产权已经收归当地政府所有。1995年我代表父亲同武汉有关部门洽谈剩余产权问题时，看见这幢历经岁月沧桑的小楼外表依然坚固，内部却早已面目全非。需要说明一下，我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爷爷名字叫张松樵，又名邓旋宗，他的身份是武汉裕华纱厂的老板，在湖北省算得上一个声名显赫的实业家。张松樵平时多数时候并不待在家里而是住在江对岸的武昌，因为他老人家爱厂如命，要是机器不响他就睡不着觉。这天他刚好返回汉口休息，因此家里才贸然闯来许多陌生人。这些人都是厂里的工人，好一阵我父亲才弄明白，原来日本人把炸弹扔进原料场，炸死一名搬运工，伤了十几个人。
在我父亲记忆中，这是日本飞机第二次空袭武汉。头次大约在春节过后，因为规模不大；炸弹都落在江水里，城市和工厂均安全无恙。但是空袭还是导致厂里多名女工受伤，她们都是因为惊惶失措许多人挤下楼梯来自己摔伤了，还有人因此落下残疾。但是这次不同了，日本人的炸弹终于落到厂子里，并且炸死了人。
来人显得很烦躁，他们都是武汉当地人，脾气都很火爆，敞着喉咙说话，往地上大口啐痰，也有人把辛辣的河南旱烟抽得叭嗒叭嗒响，令屋子里烟雾腾腾空气混浊不堪。但是没过多久人们忽然安静下来，他们听见一阵沉重的脚步好像滚雷一样在头顶上响起来。
人们赶紧站直身子，毕恭毕敬鸦雀无声。
长辈都说，我爷爷张松樵其实是个小个子，身长不到五尺，换算成今天的计量标准也就一米六十左右吧，但是这个其貌不扬的小个子男人却是人们心目中财富和资本的象征。据武汉市工商联协会撰写张松樵传载，张松樵“声音洪亮，办事果敢”“耳垂肥大，双臂过膝”民间说法就是“有异人相”在我们家里如今仅存的几幅老照片中，张松樵的老人骨骼突出面容清癯，一张刀劈般的窄脸上几乎没有肉，跟鱼鹰差不多。他还生着一只像犹太人那样巨大的鹰钩鼻，让人感到有些惊奇和意外，我至今弄不明白的是，我爷爷的遗传特征是如何得来的？又如何那么快就从他的后代们身上消失了？墙上老人没有回答。张松樵依然目光炯炯犀利如炬，透露出一种不怒自威的夺人气势，隔着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长河严厉地注视着他的子孙们。
这一天张松樵走下楼来，我父亲看见他父亲身后紧跟着一个形影不离的中年男人，这个男人脚步很轻，亦步亦趋，简直就像张松樵的影子一样。他就是工厂主管（厂长）肖老大。肖老大按辈分应是我父亲的大表哥，但是却比他年长三十多岁，他不仅是张松樵的亲侄儿，而且还是他最信任的得力助手和家族接班人。本来这场由空袭造成的伤亡事故并不一定非得老板出面来解决，日本人扔下炸弹并不是中国厂方的责任。但是值此战争时期，张松樵还是决定亲自走下楼来同他的员工共渡难关。张松樵当场宣布给予死者家属优厚抚恤，招收家属进厂工作，伤者予以治疗，治疗期间工钱照发。来人得到满意答复，千恩万谢地离开小楼，肖老大当即派人把老板的决定写成告示张贴在工厂里，以此安抚人心和消除空袭带来的混乱。
在当时的官方宣传中，徐州会战还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后方报纸天天都有胜利消息登出来，给人造成一种形势大好和捷报频传的印象。张松樵却对此感到不安。如果中国军队果如报纸宣传那样天天打胜仗，日本飞机还敢那样猖狂，那样肆无忌弹地深入中国后方轰炸吗？准确说身为纱厂老板的我爷爷并非具有军事才能而是出于一个资本家的本能嗅出敌人迫近的危险气息的，所以当客厅里只剩下肖氏兄弟时，我的小学生父亲听见他父亲忧心忡忡地对这群侄儿说：你们说一说，武汉到底守不守得住？
原来肖氏兄弟都被派出去打探时局，也就是刺探军方消息。战争时期来自军方的消息都被严密封锁，如果你想获得真实战况当然不能靠读报纸，只能想方设法去打探。肖二哥长期跟新闻界打交道，他汇报说，根据可靠人士透露，徐州会战并没有取得重大进展，并且形势相当不妙，失败恐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肖三哥在军界拉拢了许多酒肉朋友，他探听的消息也证实战局已经恶化，据悉中国军队正在向中原方向撤退，而李长官（李宗仁）准备撤离徐州。日本人占领津浦铁路后，下一步势将进逼武汉。
此时张松樵在北方投资的石家庄大兴纱厂已经落入敌手，日本人宣布包括大兴纱厂在内的中国工厂都是“敌产”予以强行没收。而从各地沦陷区传来的坏消息也无不令人心惊胆战；日本人用刺刀对中国工厂实行“甄别”如果工厂主拒绝与占领军“合作”你的工厂立刻就会被冠以“敌产”罪名没收。如果你被迫同意合作，替日本人工作，那么你就等于把自己变成一个可耻的汉奸走狗。
张松樵半晌无语。
我父亲虽然不大明白大人们所面临的严重危机，但他也感觉到家庭处境不妙。
这时候肖老大说话了。
肖老大垂着手，表情恭敬而谨慎。他小声汇报说：党部有个绝密消息，听说上面正跟日本人和谈，如果和谈成功，兴许战争就可以停止了。
张松樵瞪大眼睛说：你认为和谈有几多希望？
肖老大两手一摊说：党部李主任说，关键是谈条件。但是眼前日本人攻势正盛，恐怕凶多吉少啊。
肖老大最后一句话再次令张松樵陷入难以掩饰的失望之中。很显然指望和谈是件靠不住的事，俗话说“远水难解近渴”更何况战争主动权不在中方而是掌握在日本人手中。良久儿子终于看到父亲恢复了往日的威严神情，他用一种决断的语调吩咐肖老大说：去年首都陷落，我把部分备用机器运往四川，就是为了预防形势恶化。本来我还想再等等看，但是眼下看来是不能再等了，等到日本人打到武汉就来不及了。你马上动身往上江走一趟，把重庆那块土地买下来，做好工厂搬迁准备。
“上江”是湖北话，湖北人自称“下江人”所以湖北以上的四川和重庆就统称“上江”其实早在去年“七七事变”刚爆发，未雨绸缪的张松樵已经亲往上江地区的重庆和成都考察，沿途调查农村生产情况，收集商业情报，选取厂址和洽谈购买土地等，同时还与民生轮船公司签订了整体迁厂的意向性合同。年初，张松樵又抢在其他同行之前先行一步，把少数备用机器和生产物资提前转移到重庆。
然而台儿庄大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后方民众，令他们欢欣鼓舞产生错觉，以为胜利曙光将要升起，中日战局将会出现一个根本性转折。甚至还有国内报纸乐观地预测说，日军将会退回卢沟桥，停战协议不日就要签字生效，和平即将到来等等。于是张松樵又把重庆建厂的工作停下来，等待局势转变。不幸的是，他等来的却是日机轰炸武汉以及前线战局恶化的种种不祥之兆，促使纱厂老板下决心重新启动搬迁计划。
次日一早，忠心耿耿的肖老大就登船出发了。
随同肖老大一同前往上江的还有一群精明强干的纱厂骨干，他们统统都是被称作“九头鸟”的湖北佬，既有厂长帮办（即助理）、采买，也有经验丰富的工程技术人员。当肖老大一行搭乘的小火轮慢吞吞地消失在烟雾迷蒙的长江深处之后，张松樵便多出一件心事，常常领着儿子登上黄鹤楼驻足眺望。长江烟波浩淼水天一色“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诗人的千古浩叹令人遐思无限，我父亲回忆说，当时他父亲也就是我爷爷念叨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将来都走了，几时才能再来黄鹤楼？
但是半个多月过去了，直到徐州战败，肖老大却音讯全无。
3
就在敌人大举进攻，抗战局势不断恶化之际，一架中国政府专机从外地飞临武汉，飞机上搭载的要人是蒋介石夫妇。
由于天气恶劣，这架美国生产的波音客机遭遇强气流干扰，盘旋在武汉上空无法降落。机长报告说，接地面紧急通知，飞机将改降九江机场。
蒋介石没有说话，他始终表情严肃莫测高深，夫人宋美龄则紧挨丈夫身边，不时向舷窗外张望，看得出有些担心的样子。机舱内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因为熟悉蒋介石的侍卫人员都知道，这位大人物没有表情的表情就是最严重的表情，所以他们个个小心翼翼蹑手蹑脚。
飞机改变备降姿态，机长大幅抬升机头，飞机发出沉重轰鸣，欲奋力冲破气流涡漩和厚重云层的阻碍。一只玻璃水杯跌落在地板上，发出粉身碎骨刺耳声音。乘客仿佛都被一只恐惧的大手按倒在座位上，他们听见飞机翅膀发出一阵令人心悸的抗议声。
蒋介石依然正襟危坐，双手拄牢手杖，对跌碎的水杯和恶劣天气视而不见，好像飞机安危与己无关。对这位大权独揽的统治者来说，如今令他身陷险境的不是天气，而是战争，他的思绪还停留在刚刚视察过的徐州前线。确切地说，徐州战事已经不可挽回，他刚刚向第五战区发布了撤退命令。
可以预料，徐州全线撤退（不是战败）必将在危机四伏的国民政府中再次引发强烈地震。“七七事变”以来短短十个月，日本人势不可挡地占领半个中国，首都南京以及天津、北京、上海、石家庄、太原、济南等大城市相继沦陷，全国声讨责难之声一片。不仅那些居心叵测的反对派和倒蒋势力连连发难，就连坚决支持抗战的正义人士也痛心疾首地质问说：照此下去，再有十个月，我泱泱中华岂不被彼蕞尔小国灭亡不成？
蒋介石脸上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来。
他是个职业军人，准确说是个军人政治家，从不惧怕战争和武力威逼。他懂得战争此消彼长的奥秘，打仗不是做算术，一加一并不一定等于二。日本人十个月占领半个中国就等于二十个月一定占领全中国吗？非也，那不过是别人用以反对他的借口而已。
回顾抗战来的风雨历程，真可谓一波三折风云变幻，个中内幕外人难以知晓。抗战爆发之初，国际社会出面调解，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来回穿梭于东京和南京之间，经过反复斡旋于去年十一月达成四条秘密停战协议；一、承认满洲国，缔结防共协定；二、取缔反日排日活动；三、废止自由飞行及冀东特殊贸易；四、中日双方军队退回“七七”事变前的停火线。连当时看过协定内容的“亲日派”领袖汪精卫也大惑不解道：如果只是这些条件，真不知日本为何要开战啊？
中日停战近在咫尺。
只有蒋介石心中清楚，谈判桌上的成果来自战场，因为日军在上海地区遭遇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神话破灭，说明阻止甚至挫败日本侵略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但是随着外交谈判紧锣密鼓地进行，停火协议眼看就要签字生效之际，淞沪战场却风云突变形势急转直下，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成功，直接导致守军全线溃败和首都南京陷落。军事胜利令日本人的狂妄野心膨胀到顶点，他们不仅大大抬高停战要价，重新修改前四项条件，还增添“华北、内蒙自治”和“偿付巨额战争赔款”两条。连看过条款的德国陶大使也只好悲观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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