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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印度空运新兵的工作是从一九四二年岁末开始的。当时中国远征军惨遭败绩不久，委员长迫于美国的压力，同意利用空运租借物资的返程飞机向印度增派部队，以便在次年旱季反攻缅甸时驻印军人数不低于三万二千人。但是后来千里迢迢空运到印度的壮丁却有三分之一被退回中国。因为经过检查，美国医生认为这些骨瘦如柴的中国新兵不应该上前线而是应该住进医院。
“开罗会议”后，受到鼓舞的中国委员长终于爽快地答应了史迪威的要求，同意向印度大量增运新兵。
次年，驻印军总人数激增到十万。
学生军在重庆集结完毕，就开始分批南下，南下的目的地是昆明。当时四川没有铁路，汽车公路也屈指可数，学生队伍就先登上木船，溯江而上到了宜宾在换乘汽车出川。
南行前，学生军每人领到一套灰布军装，一条灰棉被。为表示对学生服役的特殊优待，军令部决定将学生的军衔一律定为上等兵，每月军饷十七元法币。法币是一种中国纸币，法定货币的意思。这些钱在不同地区价值不等。在黑市猖獗的重庆，十七元法币大约可以买到二到三盒外国香烟。
当时中国不仅物质生活贫乏，精神生活亦贫乏，文盲率高得惊人。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不识字，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不懂得起码的科学卫生常识。在军队里，从士兵到军官都不重视防病治病。他们习惯喝生水，随地拉屎撒尿，不懂得疾病和讲卫生之间的关系，也不懂得勤洗澡理发勤换衣裤不是奢侈讲究而是一种基本的卫生需求，因此军官普遍都把挖厕所和烧开水视为浪费。
那时候军营里最流行的疾病是腹泻和伤寒，最普及的寄生虫是虱子。而人虱正是传播斑疹伤寒和回归热等疾病的媒介之一。
一九四三年，重庆政府曾经下达一道为军队设立灭虱站的命令，但是由于各级军官对此均不重视，命令未能贯彻执行。这样，一九四四年初某日，当我的新兵父亲首次在自己身上发现这种陌生而丑陋的小动物并因此感到周身不适的时候，他心中便对未来军营生活的前途产生了某种本能的畏难情绪。当然，这并不足以减弱他对另一个南亚古国印度的激情与向往。很快，他发现周围许多人对此并无不适并且心安理得，他又开始批判自己意志力量的薄弱与动摇性，调动所有的理性力量与自己的阔少爷作风进行不懈的斗争。斗争结果是患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全身性皮肤病。
在经受虱子的严峻考验之后，学生军的队伍便浩浩荡荡移动起来，一路水陆并举，步行车载，沿途民众热烈欢送。学生兵个个精神饱满，歌声嘹亮，这种场面与后来的步行大串联有相似之处，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因此日子过得飞快。
跋涉月余，春暖花开时到达云南省会昆明。学生在这座著名的高原春城只停留一日，便集中在市郊的巫家坝机场等候登机。不料美国人节外生枝，登机前还要体检，原因是不大放心中国医生提供的体检报告。于是学生兵再次在一排平房前面排成单行，每人发一张表格，由美国大鼻子军医逐科检验。
头一关目测，我可怜的父亲就不幸称谓美国佬铁面无私的牺牲品。他被查出患有砂眼，鼻炎，还有四颗蛀牙。被淘汰的学生将被收容在国内部队，这就意味着一场轰轰烈烈的梦想归于破灭。印度湛蓝的天空，热带风情，美妙歌舞，现代化战争，飞机轰鸣，金戈铁马，一切激动人心的未来都将与这些不走运的人无缘，他们只配永远呆在国内同讨厌的风沙，灰蒙蒙的天空，爬满虱子的军营和老式步枪打交道。
我父亲不甘心向命运屈服，他仔细观察后发现，那些幸运者的表格被逐科打了“\/”最后在一个美国佬那里盖图章。图章不是盖在表格上而是盖在体检者胳膊上，这种盖章方式很难说是否具有种族歧视的意味，反正很象我们在自由市场上看到的那些检疫合格的猪肉。我父亲灵机一动，他从美国佬大大咧咧的办事作风中看到了成功的希望。
首先，弄到一支笔并且依葫芦画瓢并不困难，然后在盖章处外面拉住一个喜不自禁的幸运儿，不由分说将他的新鲜图章往自己胳膊上一按，于是一个代表通往印度的天蓝色登机证就被创造出来了。这样伪造的图章自然足以乱真，但是只要细心立刻就能发现，它的每个字母刚好都是反的。
我的得意洋洋地父亲将他的小聪明至少传授给一个加强连的落选同学，其中也包括他那个雄心未泯的大朋友龚壮丁。于是两小时后，大多数学生都顺利通过体检，如愿以偿地登上飞往印度的美国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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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起飞时，我父亲偷偷看过手表，他记下的时间是当天上午十一时零七分。这个细节对我将来的另一部小说很重要。因为我也是在十七岁那年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并且用同一块手表记下列车开动的那个难忘的时刻。
我父亲手腕上悄悄藏了一块瑞士金表，据说当时在重庆要值几百块大洋。我的祖母之所以亲自给她的上等兵儿子戴上这样一块名贵手表，其用意不在于告诫儿子珍惜时间，而是为了让他在今后山穷水尽时候好变卖成路费回重庆。这只表后来一直跟着我父亲走上战场，出生入死，见了许多世面，直到一九七一年我下乡时才跟我到了云南边疆。后来被我劈柴时不小心摔成两瓣。
我父亲和他的同学被指定搭乘一架c—47运输机。这种飞机主要被设计用来运输货物而不是载人，所以机舱内并不考虑人的要求，甚至连座位也没有。学生好像被依次塞进罐头的沙丁鱼，直到实在塞不下为止。棉衣棉被全都留在地面，每人只穿一件单衣，发一只呕吐的小纸袋，所以机舱内居然奇迹般地挤进了百十个人。
飞机猛烈地震动起来，螺旋桨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这就是说，诀别的时刻到来了。机舱内的气氛沉重起来，大家全都默不作声。飞机开始滑动，机舱只有几个舷窗，大家再轮流看一眼窗外的祖国。有的人突然后悔了，抽抽噎噎哭出声来，于是又引起许多小知识分子感情冲动。
我父亲努力不去想他的母亲。他觉得鼻子直发酸，眼泪险些就要涌出来，但是他不想哭，不愿意与别人同流合污。龚壮丁却不知羞耻地放声嚎啕，据说他良心发现，自责不辞而别，对不起祖宗和孩子。
感情的暴风雨很快就过去，雨过天青，飞机继续升高。不久，学生们的注意力就发生转移，他们不再留心窗外，而是集中精力对付机舱内一个更加严峻的现实。
飞机上升到一万英尺，美国飞行员都穿上翻毛皮夹克，学生们却只穿一件单衣，冻得发抖。有一个飞行员出于同情，扔出一些帆布，于是学生们就好像越冬的狗熊一样，争先恐后钻进帆布把自己裹起来。
飞机继续爬高。到一万三千英尺，机舱出现缺氧，气温骤降到摄氏0度，舱壁上的水汽结了冰。帆布完全不足以抵御寒气的侵扰，学生们被冻得几乎失去知觉，昏昏沉沉进入半休克的冬眠状态。
这是一种残酷的刑罚。空中飞行持续了整整四个小时，他们后来才被告知，当他们被冻得不省人事的时候，飞机正在飞越“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的边缘。但是没有人感到惋惜，因为每个人都巴不得快快结束这种该诅咒的空中旅行。漫长的煎熬随着一声剧烈的颠簸和刺耳的摩擦声结束了。歪歪倒倒的学生毫无诗意地爬出机舱，然后跌倒在草地上，好像冻僵的大蜥蜴那样摊开四肢吸吮太阳。残酷的空中旅行耗光了他们的热情和活力，把他们变成一根根毫无想象力的冰棍。南亚的太阳好像一只大火炉凶猛烧烤着草地上这些手脚僵硬的人们，把冰凌和寒气一点点从他们的血管和骨头缝里剔出来，然后再把生命和热情重新注入他们的躯体。
这种类似十八世纪贩卖黑奴的残酷空运险些要了我父亲的命。它初步扫荡了小知识分子的浪漫情调，把他们对于坐飞机的美好期待变成一段痛苦不堪的回忆。直到四十多年后，当我为写作这部作品收集素材的时候，我终于替我父亲和千千万万抗战学生找到这种非人运输方式的罪魁祸首。
虐待中国人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的政府。
抗战期间，重庆政府为了最大限度节省开支，就把运往印度的士兵的棉衣裤扣下来装备国内部队。中国驻印军原副总司令罗卓英上将热情更高，他建议说：“让他们光着身子，一架飞机至少可以多装五十个。反正空中时间只有四个小时。“这个可怕的建议幸好由于美国顾问的反对才没有成为现实，否则我的父亲很可能早就变成一条冻带鱼，自然也就没有我了。一九四二年底，首批从国内运往印度的两个作战师中，就有不少体质羸弱的士兵被活活冻死在空中。
我可怜的父亲昏昏沉沉地躺在清香四溢的草地上，亚热带太阳好像一位伟大的异国母亲热烈拥抱来自异乡的婴儿，于是过了半个小时，婴儿渐渐恢复了知觉。我父亲最先恢复的意识是“我还活着”这个发现使他感到无比欣慰，接下来的感觉就是呕吐，胃痉挛，鼻窦炎急性发作，还有重感冒和高烧也开始折磨他，使他不得不在医院住了整整一星期。
美国军官及时帮助这些萎靡不振的中国新兵树立信心。他把他们集合起来，带到一座特设的卫生清洁站，依次进行严格的卫生处理：洗澡、理发，清除污垢，打预防针，等等。脱下的衣裤堆在一起，泼上汽油烧掉。头发胡子一律不许保留，统统剃干净以防传播寄生虫。经过一番修理，新兵仿佛卸掉许多包袱，个个觉得轻松愉快。
清洁毕，开始分发军需品，军需官按名册清点，逐一领取。我父亲由于对美国人的物质奢侈感到极大惊讶以至于几十年后还能记得清清楚楚，这些物品计有：咔叽布战斗帽、钢盔各一顶；钉有铜纽扣的咔叽布军服（夏冬装）各两套；羊毛衫夹上衣一件；棉质内衣内裤两套；短袜、衬袜及呢绑腿各一副；帆布胶鞋、大头皮鞋各一双。还有毛毯、橡胶雨衣、水壶、手电、遮光镜、防蚊头罩、毛巾、铝饭盒、行军背囊，等等。当全副武装的学生兵唱着歌列队走出机场的时候，他们个个昂首挺胸，心中充满做人的尊严。
长长的运兵车队开过来，面貌一新的中国士兵依次登车，他们将依照总指挥史迪威将军的命令，被送入一座正规化的军营接受专门训练，然后投入收复缅甸的战斗。
这个军营就是后来常常被我父亲提到的那个著名的盟军大本营——兰姆伽训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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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姆伽原来只是印度东北部比哈尔邦的一座偏僻小镇，小镇四周除了干旱的河滩和荒凉的山谷，还有一座上次世界大战时期遗留的战俘营。一九四一年英国人还在这里关押过两万名从北非战场俘虏的意大利战俘。后来盟军在缅甸遭到失败，亚历山大将军根据英美两国达成的协议，将兰姆伽及其周围数百公里山区划出来供美军使用。中国远征军先期入印的孙立人新三十八师及其随后败退的杜聿明第五军残部共约两万人在这里整训了一年，后来从国内空运来的三个整编师和大批从军学生也陆续开到这里接受装备和训练。
美国人在兰姆伽开设了许多军事技术学校，比如战车学校、汽车学校、通讯学校、工兵学校、指挥学校等等，还有专门训练炊事兵的后勤保障学校。步兵训练主要是通过各种训练场地来进行。在兰姆伽，所有教官都是美国人，翻译由学生担任。中国官兵分开受训，训练内容按照美国西点军校的军事教程来进行。由于美国教官执教严格，不徇私情，中国军官往往难以接受，因此怨言颇多。这就是郑洞国将军在回忆录中国驻印军始末中所说“受尽美国人的气”的重要原因。但是据我父亲回忆，士兵却较少类似的感情包袱，他们认为美国教官似乎更通情达理，不似中国长官来得粗暴和作威作福。
步兵受训的主要内容包括：队列操练、体格训练、战术理论、武器操作、单兵射击、格斗术、丛林作战、夜间作战、侦察捕俘、反坦克战斗等。军官受训内容有：队列操练、体格训练、单兵射击、战术指挥、沙盘演练、无线电联络、步炮坦协同、地空协同、反空降等等。通过受训，中国官兵不仅对武器战术有了系统学习，同时也逐步接受了现代作战的理论和观念，这对于他们在今后的战斗中打败强大的敌人无疑补上了最重要的一课。
还应该指出的是，大批从军学生的到来不仅充实了中国驻印军的数量，而且大大提高了军队的质量。事实证明，只有同时拥有现代武器和现代文化的军队，才能日臻强大和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驻印军的武器装备和经费开支全部由美国政府提供，其标准略低于美国作战部队。史料记载：“每师步兵三团，炮兵两营，工兵、辎重兵、通讯兵各一营，卫生队一部和一个特务连，作战开始配属一个战车营。每团步兵三营，迫击炮、平射跑各一连，另有通讯连、卫生队和特务排，全团约三千人。每营三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每排三个步兵班，一个轻迫击炮班。总指挥部直属部队计有：炮兵五个团，每团重炮三十六门。汽车兵团有载重汽车四百辆。工兵、化学兵和重迫击炮兵各两团，骡马辎重兵一个团，另有战车七个营，每营坦克装甲车若干”（郑洞国、覃异之中国驻印军始末）
中国士兵在这里头次扔掉老式“汉阳造”换上美制“m4汤姆式”冲锋枪，头戴防弹钢盔，配发进攻型手榴弹。每个步兵班配发轻机枪若干。同时，步兵在未来的战争中还将得到来自空中的强大火力支援和后勤补给。这样，中国驻印军在武器装备和机动能力上已经达到当时发达国家军队的a级标准，步炮比例达到三比二，第一次从武器和火力上压倒日本人，从而使打败和消灭这些不可一世的东方强盗成为可能。
截至一九四四年末，在兰姆伽基地服役的美国军人累计已达七千人之多，而先后在该基地受训的中国士兵则有十万人，国内师以上高级军官有三分之一在这里进行过短期轮训或者合成训练。
我父亲和龚壮丁，还有博学中学一位姓卢的同学一起被分到特种兵z部队。那时候所谓特种兵，大约除了步枪连，其余都可以算作特种兵。将从军学生优先编入特种兵，这也可以看作重庆政府对知识分子寄予的某种厚望吧。
z部队是一支重炮部队，直属总指挥部。该部队拥有当时世界上口径最大的火炮——155榴弹炮，因此部队的团徽很凶“55—”形象地传达出该团拥有155榴弹炮这一充满自豪感的主题。我父亲就满怀希望地走进这样一支威武雄壮的z部队。不幸的是，他的自豪感没能维持多久就烟消云散了，他被分配当一名炊事兵。这个打击曾使他一度一蹶不振。龚壮丁交了好运，分去当瞄准手。姓卢的同学因为父亲是重庆的兵役署长，权力很大，不久就调到军医队，过了几个月又扛上一块中尉的肩章。学生兵分到部队，先要经过团部军士队新兵训练一个月，然后进入美国人开办的特种兵学校，毕业方可授予军衔，正式编入战斗序列。“军士”英文缩写为“nco”意思是未授衔的军官。军士制度源于英美军事操典，与俄国或日本的士官生相似，中国国内尚无先例，因此只好在驻印军中实行。新兵每十人编一班，每班有一名老兵当班长（军士长），军士队长则由团长担任。对于所有初出茅庐的学生兵来说，军士队的生活才意味着残酷的军营生活的开始。
第一天清晨，集合号响过之后，学生们才纷纷从帐篷里跑到操场上集合。不了操场上早已站了两名凶神恶煞的班长，手执皮鞭，迟到者每人重赏一鞭。直到集合完毕，上校队长才皱着眉头宣布：今后号音一响，所有军士必须赶到操场站队，号音落时未入列者按迟到处罚。我父亲摸了摸背上火辣辣的鞭痕，心里对这种不讲道理的野蛮处罚感到不大服气。
不料惩戒并未结束。上校队长为了使这些自命不凡的小知识分子对森严的军队纪律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就命令全体跑步。沿操场每跑一圈，做一次卧倒起立的机械动作，如此周而复始。起初，学生都不甘示弱，努力把动作做得既标准又规范，因为跑步和立卧伸乃是上体育课的重要内容。渐渐地人们便觉出不妙，因为椭圆形的跑道和枯燥的动作似乎永无止境，而那位上校队长已经不再站在操场上，而是搬来一把椅子坐在了树荫下。
这就意味着严峻的考验才刚刚开头。
烈日当空，操场上尘土飞扬，几百人的队伍喊着口令，把坚硬的泥土踏得震天响。室外气温很快上升到摄氏四五十度。印度的太阳仿佛垂得格外低，它简直就是一只扣在人们头上的大火盆，不消一刻钟就能把人烤成滋滋作响的煎肉饼。内地来的学生哪里经受过这般锤炼，于是没过多久，队伍里就开始有人跌倒爬不起来。
第一个钟头，中暑三人，被拖出场外。第二个钟头，栽倒的人数增加到七十名；第三个钟头，勉强跟上口令的新兵还剩下三分之一；最后，一直坚持到下午一点没有趴下的只有两名前线回来的老兵。
我的意志薄弱的父亲是在跑步进行到第九十六分钟的时候像太阳低头认输的。龚壮丁比他顽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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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印度空运新兵的工作是从一九四二年岁末开始的。当时中国远征军惨遭败绩不久，委员长迫于美国的压力，同意利用空运租借物资的返程飞机向印度增派部队，以便在次年旱季反攻缅甸时驻印军人数不低于三万二千人。但是后来千里迢迢空运到印度的壮丁却有三分之一被退回中国。因为经过检查，美国医生认为这些骨瘦如柴的中国新兵不应该上前线而是应该住进医院。
“开罗会议”后，受到鼓舞的中国委员长终于爽快地答应了史迪威的要求，同意向印度大量增运新兵。
次年，驻印军总人数激增到十万。
学生军在重庆集结完毕，就开始分批南下，南下的目的地是昆明。当时四川没有铁路，汽车公路也屈指可数，学生队伍就先登上木船，溯江而上到了宜宾在换乘汽车出川。
南行前，学生军每人领到一套灰布军装，一条灰棉被。为表示对学生服役的特殊优待，军令部决定将学生的军衔一律定为上等兵，每月军饷十七元法币。法币是一种中国纸币，法定货币的意思。这些钱在不同地区价值不等。在黑市猖獗的重庆，十七元法币大约可以买到二到三盒外国香烟。
当时中国不仅物质生活贫乏，精神生活亦贫乏，文盲率高得惊人。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不识字，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不懂得起码的科学卫生常识。在军队里，从士兵到军官都不重视防病治病。他们习惯喝生水，随地拉屎撒尿，不懂得疾病和讲卫生之间的关系，也不懂得勤洗澡理发勤换衣裤不是奢侈讲究而是一种基本的卫生需求，因此军官普遍都把挖厕所和烧开水视为浪费。
那时候军营里最流行的疾病是腹泻和伤寒，最普及的寄生虫是虱子。而人虱正是传播斑疹伤寒和回归热等疾病的媒介之一。
一九四三年，重庆政府曾经下达一道为军队设立灭虱站的命令，但是由于各级军官对此均不重视，命令未能贯彻执行。这样，一九四四年初某日，当我的新兵父亲首次在自己身上发现这种陌生而丑陋的小动物并因此感到周身不适的时候，他心中便对未来军营生活的前途产生了某种本能的畏难情绪。当然，这并不足以减弱他对另一个南亚古国印度的激情与向往。很快，他发现周围许多人对此并无不适并且心安理得，他又开始批判自己意志力量的薄弱与动摇性，调动所有的理性力量与自己的阔少爷作风进行不懈的斗争。斗争结果是患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全身性皮肤病。
在经受虱子的严峻考验之后，学生军的队伍便浩浩荡荡移动起来，一路水陆并举，步行车载，沿途民众热烈欢送。学生兵个个精神饱满，歌声嘹亮，这种场面与后来的步行大串联有相似之处，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因此日子过得飞快。
跋涉月余，春暖花开时到达云南省会昆明。学生在这座著名的高原春城只停留一日，便集中在市郊的巫家坝机场等候登机。不料美国人节外生枝，登机前还要体检，原因是不大放心中国医生提供的体检报告。于是学生兵再次在一排平房前面排成单行，每人发一张表格，由美国大鼻子军医逐科检验。
头一关目测，我可怜的父亲就不幸称谓美国佬铁面无私的牺牲品。他被查出患有砂眼，鼻炎，还有四颗蛀牙。被淘汰的学生将被收容在国内部队，这就意味着一场轰轰烈烈的梦想归于破灭。印度湛蓝的天空，热带风情，美妙歌舞，现代化战争，飞机轰鸣，金戈铁马，一切激动人心的未来都将与这些不走运的人无缘，他们只配永远呆在国内同讨厌的风沙，灰蒙蒙的天空，爬满虱子的军营和老式步枪打交道。
我父亲不甘心向命运屈服，他仔细观察后发现，那些幸运者的表格被逐科打了“\/”最后在一个美国佬那里盖图章。图章不是盖在表格上而是盖在体检者胳膊上，这种盖章方式很难说是否具有种族歧视的意味，反正很象我们在自由市场上看到的那些检疫合格的猪肉。我父亲灵机一动，他从美国佬大大咧咧的办事作风中看到了成功的希望。
首先，弄到一支笔并且依葫芦画瓢并不困难，然后在盖章处外面拉住一个喜不自禁的幸运儿，不由分说将他的新鲜图章往自己胳膊上一按，于是一个代表通往印度的天蓝色登机证就被创造出来了。这样伪造的图章自然足以乱真，但是只要细心立刻就能发现，它的每个字母刚好都是反的。
我的得意洋洋地父亲将他的小聪明至少传授给一个加强连的落选同学，其中也包括他那个雄心未泯的大朋友龚壮丁。于是两小时后，大多数学生都顺利通过体检，如愿以偿地登上飞往印度的美国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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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起飞时，我父亲偷偷看过手表，他记下的时间是当天上午十一时零七分。这个细节对我将来的另一部小说很重要。因为我也是在十七岁那年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并且用同一块手表记下列车开动的那个难忘的时刻。
我父亲手腕上悄悄藏了一块瑞士金表，据说当时在重庆要值几百块大洋。我的祖母之所以亲自给她的上等兵儿子戴上这样一块名贵手表，其用意不在于告诫儿子珍惜时间，而是为了让他在今后山穷水尽时候好变卖成路费回重庆。这只表后来一直跟着我父亲走上战场，出生入死，见了许多世面，直到一九七一年我下乡时才跟我到了云南边疆。后来被我劈柴时不小心摔成两瓣。
我父亲和他的同学被指定搭乘一架c—47运输机。这种飞机主要被设计用来运输货物而不是载人，所以机舱内并不考虑人的要求，甚至连座位也没有。学生好像被依次塞进罐头的沙丁鱼，直到实在塞不下为止。棉衣棉被全都留在地面，每人只穿一件单衣，发一只呕吐的小纸袋，所以机舱内居然奇迹般地挤进了百十个人。
飞机猛烈地震动起来，螺旋桨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这就是说，诀别的时刻到来了。机舱内的气氛沉重起来，大家全都默不作声。飞机开始滑动，机舱只有几个舷窗，大家再轮流看一眼窗外的祖国。有的人突然后悔了，抽抽噎噎哭出声来，于是又引起许多小知识分子感情冲动。
我父亲努力不去想他的母亲。他觉得鼻子直发酸，眼泪险些就要涌出来，但是他不想哭，不愿意与别人同流合污。龚壮丁却不知羞耻地放声嚎啕，据说他良心发现，自责不辞而别，对不起祖宗和孩子。
感情的暴风雨很快就过去，雨过天青，飞机继续升高。不久，学生们的注意力就发生转移，他们不再留心窗外，而是集中精力对付机舱内一个更加严峻的现实。
飞机上升到一万英尺，美国飞行员都穿上翻毛皮夹克，学生们却只穿一件单衣，冻得发抖。有一个飞行员出于同情，扔出一些帆布，于是学生们就好像越冬的狗熊一样，争先恐后钻进帆布把自己裹起来。
飞机继续爬高。到一万三千英尺，机舱出现缺氧，气温骤降到摄氏0度，舱壁上的水汽结了冰。帆布完全不足以抵御寒气的侵扰，学生们被冻得几乎失去知觉，昏昏沉沉进入半休克的冬眠状态。
这是一种残酷的刑罚。空中飞行持续了整整四个小时，他们后来才被告知，当他们被冻得不省人事的时候，飞机正在飞越“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的边缘。但是没有人感到惋惜，因为每个人都巴不得快快结束这种该诅咒的空中旅行。漫长的煎熬随着一声剧烈的颠簸和刺耳的摩擦声结束了。歪歪倒倒的学生毫无诗意地爬出机舱，然后跌倒在草地上，好像冻僵的大蜥蜴那样摊开四肢吸吮太阳。残酷的空中旅行耗光了他们的热情和活力，把他们变成一根根毫无想象力的冰棍。南亚的太阳好像一只大火炉凶猛烧烤着草地上这些手脚僵硬的人们，把冰凌和寒气一点点从他们的血管和骨头缝里剔出来，然后再把生命和热情重新注入他们的躯体。
这种类似十八世纪贩卖黑奴的残酷空运险些要了我父亲的命。它初步扫荡了小知识分子的浪漫情调，把他们对于坐飞机的美好期待变成一段痛苦不堪的回忆。直到四十多年后，当我为写作这部作品收集素材的时候，我终于替我父亲和千千万万抗战学生找到这种非人运输方式的罪魁祸首。
虐待中国人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的政府。
抗战期间，重庆政府为了最大限度节省开支，就把运往印度的士兵的棉衣裤扣下来装备国内部队。中国驻印军原副总司令罗卓英上将热情更高，他建议说：“让他们光着身子，一架飞机至少可以多装五十个。反正空中时间只有四个小时。“这个可怕的建议幸好由于美国顾问的反对才没有成为现实，否则我的父亲很可能早就变成一条冻带鱼，自然也就没有我了。一九四二年底，首批从国内运往印度的两个作战师中，就有不少体质羸弱的士兵被活活冻死在空中。
我可怜的父亲昏昏沉沉地躺在清香四溢的草地上，亚热带太阳好像一位伟大的异国母亲热烈拥抱来自异乡的婴儿，于是过了半个小时，婴儿渐渐恢复了知觉。我父亲最先恢复的意识是“我还活着”这个发现使他感到无比欣慰，接下来的感觉就是呕吐，胃痉挛，鼻窦炎急性发作，还有重感冒和高烧也开始折磨他，使他不得不在医院住了整整一星期。
美国军官及时帮助这些萎靡不振的中国新兵树立信心。他把他们集合起来，带到一座特设的卫生清洁站，依次进行严格的卫生处理：洗澡、理发，清除污垢，打预防针，等等。脱下的衣裤堆在一起，泼上汽油烧掉。头发胡子一律不许保留，统统剃干净以防传播寄生虫。经过一番修理，新兵仿佛卸掉许多包袱，个个觉得轻松愉快。
清洁毕，开始分发军需品，军需官按名册清点，逐一领取。我父亲由于对美国人的物质奢侈感到极大惊讶以至于几十年后还能记得清清楚楚，这些物品计有：咔叽布战斗帽、钢盔各一顶；钉有铜纽扣的咔叽布军服（夏冬装）各两套；羊毛衫夹上衣一件；棉质内衣内裤两套；短袜、衬袜及呢绑腿各一副；帆布胶鞋、大头皮鞋各一双。还有毛毯、橡胶雨衣、水壶、手电、遮光镜、防蚊头罩、毛巾、铝饭盒、行军背囊，等等。当全副武装的学生兵唱着歌列队走出机场的时候，他们个个昂首挺胸，心中充满做人的尊严。
长长的运兵车队开过来，面貌一新的中国士兵依次登车，他们将依照总指挥史迪威将军的命令，被送入一座正规化的军营接受专门训练，然后投入收复缅甸的战斗。
这个军营就是后来常常被我父亲提到的那个著名的盟军大本营——兰姆伽训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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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姆伽原来只是印度东北部比哈尔邦的一座偏僻小镇，小镇四周除了干旱的河滩和荒凉的山谷，还有一座上次世界大战时期遗留的战俘营。一九四一年英国人还在这里关押过两万名从北非战场俘虏的意大利战俘。后来盟军在缅甸遭到失败，亚历山大将军根据英美两国达成的协议，将兰姆伽及其周围数百公里山区划出来供美军使用。中国远征军先期入印的孙立人新三十八师及其随后败退的杜聿明第五军残部共约两万人在这里整训了一年，后来从国内空运来的三个整编师和大批从军学生也陆续开到这里接受装备和训练。
美国人在兰姆伽开设了许多军事技术学校，比如战车学校、汽车学校、通讯学校、工兵学校、指挥学校等等，还有专门训练炊事兵的后勤保障学校。步兵训练主要是通过各种训练场地来进行。在兰姆伽，所有教官都是美国人，翻译由学生担任。中国官兵分开受训，训练内容按照美国西点军校的军事教程来进行。由于美国教官执教严格，不徇私情，中国军官往往难以接受，因此怨言颇多。这就是郑洞国将军在回忆录中国驻印军始末中所说“受尽美国人的气”的重要原因。但是据我父亲回忆，士兵却较少类似的感情包袱，他们认为美国教官似乎更通情达理，不似中国长官来得粗暴和作威作福。
步兵受训的主要内容包括：队列操练、体格训练、战术理论、武器操作、单兵射击、格斗术、丛林作战、夜间作战、侦察捕俘、反坦克战斗等。军官受训内容有：队列操练、体格训练、单兵射击、战术指挥、沙盘演练、无线电联络、步炮坦协同、地空协同、反空降等等。通过受训，中国官兵不仅对武器战术有了系统学习，同时也逐步接受了现代作战的理论和观念，这对于他们在今后的战斗中打败强大的敌人无疑补上了最重要的一课。
还应该指出的是，大批从军学生的到来不仅充实了中国驻印军的数量，而且大大提高了军队的质量。事实证明，只有同时拥有现代武器和现代文化的军队，才能日臻强大和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驻印军的武器装备和经费开支全部由美国政府提供，其标准略低于美国作战部队。史料记载：“每师步兵三团，炮兵两营，工兵、辎重兵、通讯兵各一营，卫生队一部和一个特务连，作战开始配属一个战车营。每团步兵三营，迫击炮、平射跑各一连，另有通讯连、卫生队和特务排，全团约三千人。每营三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每排三个步兵班，一个轻迫击炮班。总指挥部直属部队计有：炮兵五个团，每团重炮三十六门。汽车兵团有载重汽车四百辆。工兵、化学兵和重迫击炮兵各两团，骡马辎重兵一个团，另有战车七个营，每营坦克装甲车若干”（郑洞国、覃异之中国驻印军始末）
中国士兵在这里头次扔掉老式“汉阳造”换上美制“m4汤姆式”冲锋枪，头戴防弹钢盔，配发进攻型手榴弹。每个步兵班配发轻机枪若干。同时，步兵在未来的战争中还将得到来自空中的强大火力支援和后勤补给。这样，中国驻印军在武器装备和机动能力上已经达到当时发达国家军队的a级标准，步炮比例达到三比二，第一次从武器和火力上压倒日本人，从而使打败和消灭这些不可一世的东方强盗成为可能。
截至一九四四年末，在兰姆伽基地服役的美国军人累计已达七千人之多，而先后在该基地受训的中国士兵则有十万人，国内师以上高级军官有三分之一在这里进行过短期轮训或者合成训练。
我父亲和龚壮丁，还有博学中学一位姓卢的同学一起被分到特种兵z部队。那时候所谓特种兵，大约除了步枪连，其余都可以算作特种兵。将从军学生优先编入特种兵，这也可以看作重庆政府对知识分子寄予的某种厚望吧。
z部队是一支重炮部队，直属总指挥部。该部队拥有当时世界上口径最大的火炮——155榴弹炮，因此部队的团徽很凶“55—”形象地传达出该团拥有155榴弹炮这一充满自豪感的主题。我父亲就满怀希望地走进这样一支威武雄壮的z部队。不幸的是，他的自豪感没能维持多久就烟消云散了，他被分配当一名炊事兵。这个打击曾使他一度一蹶不振。龚壮丁交了好运，分去当瞄准手。姓卢的同学因为父亲是重庆的兵役署长，权力很大，不久就调到军医队，过了几个月又扛上一块中尉的肩章。学生兵分到部队，先要经过团部军士队新兵训练一个月，然后进入美国人开办的特种兵学校，毕业方可授予军衔，正式编入战斗序列。“军士”英文缩写为“nco”意思是未授衔的军官。军士制度源于英美军事操典，与俄国或日本的士官生相似，中国国内尚无先例，因此只好在驻印军中实行。新兵每十人编一班，每班有一名老兵当班长（军士长），军士队长则由团长担任。对于所有初出茅庐的学生兵来说，军士队的生活才意味着残酷的军营生活的开始。
第一天清晨，集合号响过之后，学生们才纷纷从帐篷里跑到操场上集合。不了操场上早已站了两名凶神恶煞的班长，手执皮鞭，迟到者每人重赏一鞭。直到集合完毕，上校队长才皱着眉头宣布：今后号音一响，所有军士必须赶到操场站队，号音落时未入列者按迟到处罚。我父亲摸了摸背上火辣辣的鞭痕，心里对这种不讲道理的野蛮处罚感到不大服气。
不料惩戒并未结束。上校队长为了使这些自命不凡的小知识分子对森严的军队纪律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就命令全体跑步。沿操场每跑一圈，做一次卧倒起立的机械动作，如此周而复始。起初，学生都不甘示弱，努力把动作做得既标准又规范，因为跑步和立卧伸乃是上体育课的重要内容。渐渐地人们便觉出不妙，因为椭圆形的跑道和枯燥的动作似乎永无止境，而那位上校队长已经不再站在操场上，而是搬来一把椅子坐在了树荫下。
这就意味着严峻的考验才刚刚开头。
烈日当空，操场上尘土飞扬，几百人的队伍喊着口令，把坚硬的泥土踏得震天响。室外气温很快上升到摄氏四五十度。印度的太阳仿佛垂得格外低，它简直就是一只扣在人们头上的大火盆，不消一刻钟就能把人烤成滋滋作响的煎肉饼。内地来的学生哪里经受过这般锤炼，于是没过多久，队伍里就开始有人跌倒爬不起来。
第一个钟头，中暑三人，被拖出场外。第二个钟头，栽倒的人数增加到七十名；第三个钟头，勉强跟上口令的新兵还剩下三分之一；最后，一直坚持到下午一点没有趴下的只有两名前线回来的老兵。
我的意志薄弱的父亲是在跑步进行到第九十六分钟的时候像太阳低头认输的。龚壮丁比他顽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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