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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年三月的一天，史迪威一行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抗日的首都——重庆。
在史迪威过去的印象中，重庆是座秀美而热情的南方山城，建筑古朴，气候宜人。每当夜幕降临，城市万家灯火倒映在扬子江水中，犹如天上银河倒悬，让人赏心悦目流连忘返。
史迪威对中国并不陌生。
当乔（乔是史迪威的昵称）还是一名年轻英俊的西点军校毕业生的时候，他就偕新婚妻子威妮一道游览过中国，中国古老而神秘的文化传统和贫穷落后的社会面貌曾给他们留下过深刻的印象。二十年代，史迪威上校的命运似乎同中国结下了某种不解之缘，他先后三次受命来华担任军职，还帮助中国政府在山西和陕西设计过两条短命的碎石公路。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会唱京戏，对中国各省地方风情了如指掌。他的儿女有两个出生在中国，史迪威给他们各取了一个中国小名，女儿叫“李娜娜”儿子叫“杨京京”
但是这样的和平景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野蛮轰炸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城市的模样。与史迪威同行的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埃里克塞弗赖德在机场发回的通讯中把中国陪都描绘成：
“一座死城一座丑陋得难以名状的烧焦的废墟只剩下一个弹痕累累的门廊。陪都应有的繁华与热闹景象烟消云散，到处都是难民、乞丐和伤兵。医院人满为患，饥饿笼罩城市。为了躲避日本人轰炸，人们干脆把每一幢建筑物抹上泥灰，把玻璃涂黑。入夜，全城没有一星灯火，连扬子江也死气沉沉，凝固在无底的黑暗中。中国，这个名字让人强烈地感受到战争散发的恐怖气息。”（并非狂热的梦想）
埃里克塞弗赖德先生的描绘并不夸张。一九四0年前后，日本飞机几乎天天对中国城市狂轰滥炸，有时一天空袭多达数十次。在重庆，有时空袭不分昼夜，政府只好委屈求全，把机关搬进防空洞里办公。
即使在这样令人心酸和国难当头的日子里，国民党政府仍然不肯放弃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政府对民众实行高压政策，发表不同意见的人被当作“异党份子”抓进监狱，民主人士受到恐吓和监视，报纸新闻隐瞒事实真相，专门报喜不报忧。“民可使使之，不可使知之”重庆大街小巷的茶馆都张贴着“莫谈国事”的警语。
中国抗战的希望在于民众的觉悟，但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暴虐和黑暗恰恰扼杀了这种觉悟。从这个意义上讲，抗战是没有多少希望的。作为西方军人的史迪威不可能深刻认识到中国社会的这种本质特点，他最先注意到的却是中国丰富而廉价的人力资源。
“乔治，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多么庞大而顽强的家族啊！”他在写给马歇尔将军的信中兴奋地说道“每逢阴雨天或者没有空袭警报的日子里，重庆的街道上就挤满各种各样黄皮肤的人群。他们好像洪水塞满河道一样浩浩荡荡在城市和乡村流动，永无尽头。他们中大多是衣衫褴褛的苦力和被战争夺去土地的农民，还有许多失业者和流落街头的学生，这些人的住处都是东倒西歪的小棚子，用一两根木头支撑着，屋外淌着令人作呕的污水和垃圾。我进过几处这样的房子，房子里没有床，主人和孩子在地上吃饭睡觉，但是他们照样活着！上帝，中国人的生命力是多么顽强啊！他们似乎只需一片菜叶或者一口水就能活下去并且并且成群地繁衍后代。你想想，这样的人民，你如果把他们武装起来加以训练，发给他们最好的武器，吃罐头食品，他们难道不会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吗？”（史迪威出使中国）
史迪威将军不是哲学家，他的军人的局限性在于他只看到事物的一个方面。中国人固然因为贫穷而勤劳，因为吃苦而顽强，同样也会因为富裕而懒惰，因为愚昧而贪婪。更重要的是没有文化的民众永远也产生不出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来。
这才是事物的本质结论
同市民奄奄一息的悲惨生活相反，重庆的统治阶级生活却依然奢侈，这种鲜明的两极分化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从来没有被改变过。
一周后，史迪威在黄山别墅正式拜会从缅甸归来的委员长夫妇。陪同史迪威前往的有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先生，史迪威的副手托马斯赫恩少将和弗兰克多恩准将，还有大名鼎鼎的美国空军“飞虎队”司令克莱尔陈纳德上校。
黄山别墅位于重庆南岸，距市区十英里。这是一座向阳的山坡，视野开阔，草木葱茏，站在观景台上可以鸟瞰重庆市区和两条夹峙在山谷里的大江。
蒋委员长夫妇亲往别墅大门迎接美国客人。
委员长身着青布长衫，面带笑容，显得轻松自然。蒋夫人依然美丽大方，一左一右挽住中将和大使胳膊，用婉转动听的英语向他们翻译委员长的问候。
一大群制服笔挺的中国军政官员被介绍给美国客人。许多经过特许的记者跑前跑后抢镜头，镁光灯耀眼地闪动。沸沸扬扬的欢迎仪式进行了大约一刻钟，人们才簇拥着委员长夫妇和贵宾走向会客厅。
只有陈纳德少校落在人群后面，显出落落寡欢和垂头丧气的样子。
史迪威注意到空军司令的反常表现，用眼睛向高斯大使投去不解的一瞥。后者鄙夷一笑，趁落座时小声说：“你没看出来吗？这头蠢驴在吃你的醋哩！”
史迪威大吃一惊。
他在美国时曾经隐隐约约听说过陈纳德追求蒋夫人的桃色新闻。上校象个痴情的绅士，每天派人给夫人送去一束鲜花。他原以为这不过是逢场作戏，或者传闻而已，因此一笑置之。没想到空军司令果然堕入情网，他对此感到很不安。
“我得警告他。”史迪威低声对大使说。
“恐怕难以奏效，将军。不过你不妨试试。”大师不动声色地回答。
会见纯粹是礼节性的。
晚上主人举行盛大宴会招待美国贵宾。委员长的厨师向客人们奉献了一道道精美的宫廷菜肴，让西方客人大开眼界叹为观止。席间，蒋夫人趁碰杯时向史迪威投去迷人的一笑，用英语说道：
“将军，您能向我保证，今后一定不抛弃我的英雄陈纳德吗？”
史迪威一本正经回答：“也许不，夫人，就象蒋先生不会抛弃他的夫人一样。”
蒋夫人不屈不挠地追问：“您是说，您已经向我做出了保证？”
史迪威感到委员长从一旁投来狐疑的眼光，他索性用汉语大声回答：“您说得对，夫人，我保证让他回到他该去的位置上。”
据说这件事后来一直成为陈纳德怨恨史迪威的原因之一。因为空军上校认为史迪威不仅干涉了他的私生活，而且妨碍他成为中国人民心目中唯一受人崇拜的美国英雄。
后来他自始至终同中国人站在一起反对他的顶头上司史迪威。
经过反复磋商，史迪威带着蒋委员长的任命信心百倍地登上飞机，开始了他一生中不平凡的缅甸之行。他受命全权指挥正向缅甸南部开进的中国远征军。委员长交代给这位美国参谋长的任务有二：第一，挡住日本人进攻，伺机收复仰光。第二，监视狡猾的英国人，不要让他们出卖了中国人的利益。可惜史迪威只用心理解了前一项任务而忽略了后者。加上他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政治和国情，这就使他在后来缅甸盟军的勾心斗角中不可避免地陷入被动和困境。
2
抗战初期，中国政府名义上宣称拥有三百万军队，组成大约三百个作战师，每师编制一万人左右。但是根据美军参谋部最乐观的估计，中国军队的兵员最多只能达到这个数字的百分之六十。
中国军队有中央军和杂牌军之分。中央军是正规军，受命于中央政府；杂牌军则是地方部队，为地方军阀所拥有，自成体系，比如滇军、川军、桂军、黔军等等。他们一般只驻守本省，不奉命外调。中央军装备优于地方部队，战斗力亦强，但是据统计，抗战前中央军只占全国军队的百分之三十五。
一九三七年日本关东军报告指出：
“中央军士兵每年能领到一双草鞋，一条干粮袋，二分之一套灰布军装和三分之一条棉被。士兵军饷约为十六至十八元纸币，伙食费还须从中扣除一半。上尉和少校月薪各为士兵的八至十倍。”（日本陆军经理部，日本芙蓉书屋一九八一年出版）
由于枪杆子在中国社会有着特殊用途，因此军官们的实际收入远不止这些薪饷。他们或者向地方百姓敲诈勒索，或者肆无忌惮地“喝兵血”克扣士兵薪饷，把缺员士兵的军饷贪污起来，攫为己有。
中国军队的主要成分是农民，战争期间的兵源主要靠农村“抓壮丁”来补充。“壮丁”一词原指身强力壮的男劳力。后来演绎为那些被强迫押往兵营服役的贫苦农民的代名词。壮丁们由于并非自愿而是被迫离乡背井当兵打仗，因此通常情况下决无积极性可言，军队里临阵脱逃和开小差的事件层出不穷。
如此种种，腐败的社会制度严重败坏了中国军队的血液，因此当史迪威作为中国远征军最高指挥官出现在缅甸的时候，他吃惊地发现原来中国军队的现实比他预料的还要糟糕。
缅甸眉苗。
眉苗是缅甸中北部一处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的避暑胜地，英国人按照自己的蓝图把这座殖民地小城装点得如同欧洲花园一般。街道两旁到处都能看到郁郁葱葱的奇花异木，城市里为英国官员修建的中世纪风格的楼房别墅鳞次栉比，相映生辉。
英国总督府临时迁至眉苗。
在史迪威到达的前一天，另一位英国将军亚历山大爵士刚刚飞抵小城。他是来接替因无能而被撤职的赫顿中将担任英缅军总司令的。
哈罗德亚历山大上将在英伦三岛是个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他曾在法国西海岸创造过一场轰动世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奇迹，从而挽救了三十万英法联军的覆灭命运。但是，英雄的事迹并不是英雄本身，英雄本身依然是个破绽百出的人。因此当美国人史迪威初次对这位英军总司令做了礼节性拜访后，就挑剔地评论亚历山大“充其量是个能干的撤退专家”
自然，傲慢自负的亚历山大爵士同样有理由蔑视这位不带一个美国兵的美国将军。他挑衅地对史迪威说：
“先生，您怎么甘心听从这些没有教养的黄种人的使唤呢？”
史迪威反驳：“先生，您自己不也在一个黄种人的国家当差吗？”
亚历山大哈哈大笑：“将军，那就让我们为白种人的利益联合起来吧。我是说，把你的那些中国军队统统赶上前线，别让他们老躲在后方。”
史迪威抑制住怒火：“这么说，您已经决定放弃缅甸了？”
亚历山大：“不错，将军。你知道，印度对不列颠的利益更为重要。”
史迪威起身告辞：“够了先生，您想再创造一次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奇迹吗？对不起，我可没法帮您的忙。”
会晤不欢而散。史迪威电告委员长，称英国人是“难以合作和不可靠的伙伴”
无独有偶，中国人同史迪威的合作关系很快也显露出棘手的苗头。
杜聿明、字光亭，中国第五军军长兼远征军副总司令，史迪威名义上的副手和下级。事实上杜聿明才是这支中国大军真正的司令官和决策人物。他的军部设有一部电台直接同重庆保持联系，并把史迪威的动静和各种情报随时汇报给委员长。
同古战役前夕，史迪威赶到眉苗指挥部走马上任，初识杜聿明，他对这位中国副手评价颇高：“兢兢业业，对战术懂行，随时准备进攻，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官。吃苦耐劳，服从命令，从不讨价还价和自高自大”（史迪威出使中国）
事实很快证明这是一种美国式的错觉。
一次亚历山大邀请，史迪威和杜聿明前往英军防区进行礼节性视察。在一处阵地上，一名英军上尉看见中国将军抽的是美国“骆驼牌”高级香烟，于是便直截了当地质问道：
“请问杜将军，为什么你们中国军官抽高级香烟，而你们的士兵却只能穿草鞋打仗？”
杜大窘，继而恼羞成怒，险些拔出枪要枪毙那个白人上尉。对西方人来说，任何坦率的谈话都是成立的，不管对上级还是下级。但是中国人却不容易做到这一点。那天之后，史迪威一连好几天都从杜将军眼睛里看出一种受了伤害的深深的敌意。起初他并不在意，认为这不过是杜将军器量狭小而已，但是过了许久之后，他终于认识到造成这种对立和冲突的原因远非个人品质所致。
同古战役开始后，史迪威和杜聿明在作战方针上产生严重的分歧。按照史迪威的设想，第二百师的任务应当是“阻止和牵制敌人”另外“以新二十二师和九十六师快速跟进，对日军第五十五师团实行分割包围，确保全歼或大部消灭敌人”（摘自史迪威日记）
但是这个计划遭到杜的反对。
在杜聿明看来，史迪威处处都有滥用职权和居心不良的意味。美国佬野心勃勃，好大喜功，一心指望打大仗出风头。远征军是委员长的精锐部队，也是杜聿明的本钱，拿人家的本钱下赌注当然不会心疼。
杜聿明一面将敌情电告委员长，一面制造种种借口搪塞史迪威，阳奉阴违的抵制美国人的进攻命令。
同古大战在前方打了十二天，史迪威和杜聿明在后方吵了十二天，直吵得昏天黑地不可开交。这场冲突又延续了许多年。四十多年后，一些研究中国抗战史的学者谨慎地选取了一些材料，试图解释史杜冲突的起因及其责任。据国民党高级将领列传杜聿明传（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载：
“就在杜聿明下令第二百师突围时，史迪威坚决反对，坚持以不足兵力向敌人进攻，并派参谋窦尔登（注：应为副参谋长弗兰克多恩准将）监督杜实施。杜以‘保全战力，这是任何一个指挥官的常识和义务’为由拒绝，并下令实施有计划的主动撤退事后第二百师师长戴安澜深有感触地说：‘下令冲锋，原本是步兵打仗的口头禅；紧要关头，敢于下命令撤退，才是指挥官的真功夫啊！’”
另据杜聿明本人在回忆录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中说：
“我决心令第二百师于二十九日晚突围，以保全我军战力，准备在另一时间，另一地点与敌决战。
“当时史迪威坚决反对，仍坚持以不足兵力向敌攻击，双方争执甚烈，竟至闹翻。史迪威坚持不放弃他的错误主张（其实是想个人出风头），竟以服从命令来威胁我，并派他的参谋窦尔登监督我实施他的攻击命令我因同古战斗和史迪威争吵，满肚怨气，对蒋说：‘如果照史迪威的命令，二百师早已断送了，他既不了解中国军队的情况，也可以说不懂战术’”
另一本历史书史迪威出使中国（作者：美罗曼纳斯和森德兰）则这样记载：
“同古保卫战之初，史迪威命令第五军另外两个师即新二十二师和第九十六师快速跟进，对日军第五十五师团进行分割包围，发起攻击。但是杜聿明坚决拒绝了史迪威的命令。因为这位中国将军坚持认为进攻是不切合实际和冒险的行动，并怀疑头脑发热的美国人想拿他的部队去出风头。他在电话中同史迪威有一段很出色的对话：
‘对不起，将军，我得对我的部队负责。’
‘你不对我的命令负责吗？’
‘不，我只对委员长负责。’”
其实史迪威同杜聿明的矛盾只是他同蒋介石的矛盾的前奏，我们之所以有兴趣重视这段冲突的历史，是因为它不仅表现了个人不同的性格和气质，更重要的是，它表现了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利益原则上的冲突。中国人有理由强调保存实力，因为中国人已经同日本人打了许多年；美国人需要中国人进攻，因为只有进攻才能打败敌人。相同的立场并不导致相同的结果，文化背景的不同更导致行为方式的差异，并影响人们正确认识对方。从这个意义上讲，东西方之间存在的巨大的历史鸿沟是很难仅仅用物质援助的方式去填平的。
因此中美两个大国的军事同盟注定要出现危机。
同古战役一结束，史迪威就怀着不可遏止的愤怒飞往重庆，他要把缅甸前线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当面向蒋介石讲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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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勒旧称“瓦城”坐落在伊洛瓦底江中游，为古东吁国首都，也是缅甸第二大城市。一九七三年旱季，我从腊戌顺江而下，徒步行走了半个月，瓦城就是我缅甸流浪的足迹到的最远的地方。
有一天，我被寂寞和孤独驱使，沿着郊区瑞光佛寺外的江边久久徘徊。我看见下游有几根残破乌黑的桥墩，高高低低插在江心，好像上帝留给过往船只的一排感叹号。我问几个过路香客，那些桥墩是怎么回事？那些人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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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年三月的一天，史迪威一行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抗日的首都——重庆。
在史迪威过去的印象中，重庆是座秀美而热情的南方山城，建筑古朴，气候宜人。每当夜幕降临，城市万家灯火倒映在扬子江水中，犹如天上银河倒悬，让人赏心悦目流连忘返。
史迪威对中国并不陌生。
当乔（乔是史迪威的昵称）还是一名年轻英俊的西点军校毕业生的时候，他就偕新婚妻子威妮一道游览过中国，中国古老而神秘的文化传统和贫穷落后的社会面貌曾给他们留下过深刻的印象。二十年代，史迪威上校的命运似乎同中国结下了某种不解之缘，他先后三次受命来华担任军职，还帮助中国政府在山西和陕西设计过两条短命的碎石公路。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会唱京戏，对中国各省地方风情了如指掌。他的儿女有两个出生在中国，史迪威给他们各取了一个中国小名，女儿叫“李娜娜”儿子叫“杨京京”
但是这样的和平景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野蛮轰炸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城市的模样。与史迪威同行的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埃里克塞弗赖德在机场发回的通讯中把中国陪都描绘成：
“一座死城一座丑陋得难以名状的烧焦的废墟只剩下一个弹痕累累的门廊。陪都应有的繁华与热闹景象烟消云散，到处都是难民、乞丐和伤兵。医院人满为患，饥饿笼罩城市。为了躲避日本人轰炸，人们干脆把每一幢建筑物抹上泥灰，把玻璃涂黑。入夜，全城没有一星灯火，连扬子江也死气沉沉，凝固在无底的黑暗中。中国，这个名字让人强烈地感受到战争散发的恐怖气息。”（并非狂热的梦想）
埃里克塞弗赖德先生的描绘并不夸张。一九四0年前后，日本飞机几乎天天对中国城市狂轰滥炸，有时一天空袭多达数十次。在重庆，有时空袭不分昼夜，政府只好委屈求全，把机关搬进防空洞里办公。
即使在这样令人心酸和国难当头的日子里，国民党政府仍然不肯放弃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政府对民众实行高压政策，发表不同意见的人被当作“异党份子”抓进监狱，民主人士受到恐吓和监视，报纸新闻隐瞒事实真相，专门报喜不报忧。“民可使使之，不可使知之”重庆大街小巷的茶馆都张贴着“莫谈国事”的警语。
中国抗战的希望在于民众的觉悟，但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暴虐和黑暗恰恰扼杀了这种觉悟。从这个意义上讲，抗战是没有多少希望的。作为西方军人的史迪威不可能深刻认识到中国社会的这种本质特点，他最先注意到的却是中国丰富而廉价的人力资源。
“乔治，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多么庞大而顽强的家族啊！”他在写给马歇尔将军的信中兴奋地说道“每逢阴雨天或者没有空袭警报的日子里，重庆的街道上就挤满各种各样黄皮肤的人群。他们好像洪水塞满河道一样浩浩荡荡在城市和乡村流动，永无尽头。他们中大多是衣衫褴褛的苦力和被战争夺去土地的农民，还有许多失业者和流落街头的学生，这些人的住处都是东倒西歪的小棚子，用一两根木头支撑着，屋外淌着令人作呕的污水和垃圾。我进过几处这样的房子，房子里没有床，主人和孩子在地上吃饭睡觉，但是他们照样活着！上帝，中国人的生命力是多么顽强啊！他们似乎只需一片菜叶或者一口水就能活下去并且并且成群地繁衍后代。你想想，这样的人民，你如果把他们武装起来加以训练，发给他们最好的武器，吃罐头食品，他们难道不会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吗？”（史迪威出使中国）
史迪威将军不是哲学家，他的军人的局限性在于他只看到事物的一个方面。中国人固然因为贫穷而勤劳，因为吃苦而顽强，同样也会因为富裕而懒惰，因为愚昧而贪婪。更重要的是没有文化的民众永远也产生不出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来。
这才是事物的本质结论
同市民奄奄一息的悲惨生活相反，重庆的统治阶级生活却依然奢侈，这种鲜明的两极分化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从来没有被改变过。
一周后，史迪威在黄山别墅正式拜会从缅甸归来的委员长夫妇。陪同史迪威前往的有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先生，史迪威的副手托马斯赫恩少将和弗兰克多恩准将，还有大名鼎鼎的美国空军“飞虎队”司令克莱尔陈纳德上校。
黄山别墅位于重庆南岸，距市区十英里。这是一座向阳的山坡，视野开阔，草木葱茏，站在观景台上可以鸟瞰重庆市区和两条夹峙在山谷里的大江。
蒋委员长夫妇亲往别墅大门迎接美国客人。
委员长身着青布长衫，面带笑容，显得轻松自然。蒋夫人依然美丽大方，一左一右挽住中将和大使胳膊，用婉转动听的英语向他们翻译委员长的问候。
一大群制服笔挺的中国军政官员被介绍给美国客人。许多经过特许的记者跑前跑后抢镜头，镁光灯耀眼地闪动。沸沸扬扬的欢迎仪式进行了大约一刻钟，人们才簇拥着委员长夫妇和贵宾走向会客厅。
只有陈纳德少校落在人群后面，显出落落寡欢和垂头丧气的样子。
史迪威注意到空军司令的反常表现，用眼睛向高斯大使投去不解的一瞥。后者鄙夷一笑，趁落座时小声说：“你没看出来吗？这头蠢驴在吃你的醋哩！”
史迪威大吃一惊。
他在美国时曾经隐隐约约听说过陈纳德追求蒋夫人的桃色新闻。上校象个痴情的绅士，每天派人给夫人送去一束鲜花。他原以为这不过是逢场作戏，或者传闻而已，因此一笑置之。没想到空军司令果然堕入情网，他对此感到很不安。
“我得警告他。”史迪威低声对大使说。
“恐怕难以奏效，将军。不过你不妨试试。”大师不动声色地回答。
会见纯粹是礼节性的。
晚上主人举行盛大宴会招待美国贵宾。委员长的厨师向客人们奉献了一道道精美的宫廷菜肴，让西方客人大开眼界叹为观止。席间，蒋夫人趁碰杯时向史迪威投去迷人的一笑，用英语说道：
“将军，您能向我保证，今后一定不抛弃我的英雄陈纳德吗？”
史迪威一本正经回答：“也许不，夫人，就象蒋先生不会抛弃他的夫人一样。”
蒋夫人不屈不挠地追问：“您是说，您已经向我做出了保证？”
史迪威感到委员长从一旁投来狐疑的眼光，他索性用汉语大声回答：“您说得对，夫人，我保证让他回到他该去的位置上。”
据说这件事后来一直成为陈纳德怨恨史迪威的原因之一。因为空军上校认为史迪威不仅干涉了他的私生活，而且妨碍他成为中国人民心目中唯一受人崇拜的美国英雄。
后来他自始至终同中国人站在一起反对他的顶头上司史迪威。
经过反复磋商，史迪威带着蒋委员长的任命信心百倍地登上飞机，开始了他一生中不平凡的缅甸之行。他受命全权指挥正向缅甸南部开进的中国远征军。委员长交代给这位美国参谋长的任务有二：第一，挡住日本人进攻，伺机收复仰光。第二，监视狡猾的英国人，不要让他们出卖了中国人的利益。可惜史迪威只用心理解了前一项任务而忽略了后者。加上他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政治和国情，这就使他在后来缅甸盟军的勾心斗角中不可避免地陷入被动和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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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中国政府名义上宣称拥有三百万军队，组成大约三百个作战师，每师编制一万人左右。但是根据美军参谋部最乐观的估计，中国军队的兵员最多只能达到这个数字的百分之六十。
中国军队有中央军和杂牌军之分。中央军是正规军，受命于中央政府；杂牌军则是地方部队，为地方军阀所拥有，自成体系，比如滇军、川军、桂军、黔军等等。他们一般只驻守本省，不奉命外调。中央军装备优于地方部队，战斗力亦强，但是据统计，抗战前中央军只占全国军队的百分之三十五。
一九三七年日本关东军报告指出：
“中央军士兵每年能领到一双草鞋，一条干粮袋，二分之一套灰布军装和三分之一条棉被。士兵军饷约为十六至十八元纸币，伙食费还须从中扣除一半。上尉和少校月薪各为士兵的八至十倍。”（日本陆军经理部，日本芙蓉书屋一九八一年出版）
由于枪杆子在中国社会有着特殊用途，因此军官们的实际收入远不止这些薪饷。他们或者向地方百姓敲诈勒索，或者肆无忌惮地“喝兵血”克扣士兵薪饷，把缺员士兵的军饷贪污起来，攫为己有。
中国军队的主要成分是农民，战争期间的兵源主要靠农村“抓壮丁”来补充。“壮丁”一词原指身强力壮的男劳力。后来演绎为那些被强迫押往兵营服役的贫苦农民的代名词。壮丁们由于并非自愿而是被迫离乡背井当兵打仗，因此通常情况下决无积极性可言，军队里临阵脱逃和开小差的事件层出不穷。
如此种种，腐败的社会制度严重败坏了中国军队的血液，因此当史迪威作为中国远征军最高指挥官出现在缅甸的时候，他吃惊地发现原来中国军队的现实比他预料的还要糟糕。
缅甸眉苗。
眉苗是缅甸中北部一处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的避暑胜地，英国人按照自己的蓝图把这座殖民地小城装点得如同欧洲花园一般。街道两旁到处都能看到郁郁葱葱的奇花异木，城市里为英国官员修建的中世纪风格的楼房别墅鳞次栉比，相映生辉。
英国总督府临时迁至眉苗。
在史迪威到达的前一天，另一位英国将军亚历山大爵士刚刚飞抵小城。他是来接替因无能而被撤职的赫顿中将担任英缅军总司令的。
哈罗德亚历山大上将在英伦三岛是个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他曾在法国西海岸创造过一场轰动世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奇迹，从而挽救了三十万英法联军的覆灭命运。但是，英雄的事迹并不是英雄本身，英雄本身依然是个破绽百出的人。因此当美国人史迪威初次对这位英军总司令做了礼节性拜访后，就挑剔地评论亚历山大“充其量是个能干的撤退专家”
自然，傲慢自负的亚历山大爵士同样有理由蔑视这位不带一个美国兵的美国将军。他挑衅地对史迪威说：
“先生，您怎么甘心听从这些没有教养的黄种人的使唤呢？”
史迪威反驳：“先生，您自己不也在一个黄种人的国家当差吗？”
亚历山大哈哈大笑：“将军，那就让我们为白种人的利益联合起来吧。我是说，把你的那些中国军队统统赶上前线，别让他们老躲在后方。”
史迪威抑制住怒火：“这么说，您已经决定放弃缅甸了？”
亚历山大：“不错，将军。你知道，印度对不列颠的利益更为重要。”
史迪威起身告辞：“够了先生，您想再创造一次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奇迹吗？对不起，我可没法帮您的忙。”
会晤不欢而散。史迪威电告委员长，称英国人是“难以合作和不可靠的伙伴”
无独有偶，中国人同史迪威的合作关系很快也显露出棘手的苗头。
杜聿明、字光亭，中国第五军军长兼远征军副总司令，史迪威名义上的副手和下级。事实上杜聿明才是这支中国大军真正的司令官和决策人物。他的军部设有一部电台直接同重庆保持联系，并把史迪威的动静和各种情报随时汇报给委员长。
同古战役前夕，史迪威赶到眉苗指挥部走马上任，初识杜聿明，他对这位中国副手评价颇高：“兢兢业业，对战术懂行，随时准备进攻，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官。吃苦耐劳，服从命令，从不讨价还价和自高自大”（史迪威出使中国）
事实很快证明这是一种美国式的错觉。
一次亚历山大邀请，史迪威和杜聿明前往英军防区进行礼节性视察。在一处阵地上，一名英军上尉看见中国将军抽的是美国“骆驼牌”高级香烟，于是便直截了当地质问道：
“请问杜将军，为什么你们中国军官抽高级香烟，而你们的士兵却只能穿草鞋打仗？”
杜大窘，继而恼羞成怒，险些拔出枪要枪毙那个白人上尉。对西方人来说，任何坦率的谈话都是成立的，不管对上级还是下级。但是中国人却不容易做到这一点。那天之后，史迪威一连好几天都从杜将军眼睛里看出一种受了伤害的深深的敌意。起初他并不在意，认为这不过是杜将军器量狭小而已，但是过了许久之后，他终于认识到造成这种对立和冲突的原因远非个人品质所致。
同古战役开始后，史迪威和杜聿明在作战方针上产生严重的分歧。按照史迪威的设想，第二百师的任务应当是“阻止和牵制敌人”另外“以新二十二师和九十六师快速跟进，对日军第五十五师团实行分割包围，确保全歼或大部消灭敌人”（摘自史迪威日记）
但是这个计划遭到杜的反对。
在杜聿明看来，史迪威处处都有滥用职权和居心不良的意味。美国佬野心勃勃，好大喜功，一心指望打大仗出风头。远征军是委员长的精锐部队，也是杜聿明的本钱，拿人家的本钱下赌注当然不会心疼。
杜聿明一面将敌情电告委员长，一面制造种种借口搪塞史迪威，阳奉阴违的抵制美国人的进攻命令。
同古大战在前方打了十二天，史迪威和杜聿明在后方吵了十二天，直吵得昏天黑地不可开交。这场冲突又延续了许多年。四十多年后，一些研究中国抗战史的学者谨慎地选取了一些材料，试图解释史杜冲突的起因及其责任。据国民党高级将领列传杜聿明传（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载：
“就在杜聿明下令第二百师突围时，史迪威坚决反对，坚持以不足兵力向敌人进攻，并派参谋窦尔登（注：应为副参谋长弗兰克多恩准将）监督杜实施。杜以‘保全战力，这是任何一个指挥官的常识和义务’为由拒绝，并下令实施有计划的主动撤退事后第二百师师长戴安澜深有感触地说：‘下令冲锋，原本是步兵打仗的口头禅；紧要关头，敢于下命令撤退，才是指挥官的真功夫啊！’”
另据杜聿明本人在回忆录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中说：
“我决心令第二百师于二十九日晚突围，以保全我军战力，准备在另一时间，另一地点与敌决战。
“当时史迪威坚决反对，仍坚持以不足兵力向敌攻击，双方争执甚烈，竟至闹翻。史迪威坚持不放弃他的错误主张（其实是想个人出风头），竟以服从命令来威胁我，并派他的参谋窦尔登监督我实施他的攻击命令我因同古战斗和史迪威争吵，满肚怨气，对蒋说：‘如果照史迪威的命令，二百师早已断送了，他既不了解中国军队的情况，也可以说不懂战术’”
另一本历史书史迪威出使中国（作者：美罗曼纳斯和森德兰）则这样记载：
“同古保卫战之初，史迪威命令第五军另外两个师即新二十二师和第九十六师快速跟进，对日军第五十五师团进行分割包围，发起攻击。但是杜聿明坚决拒绝了史迪威的命令。因为这位中国将军坚持认为进攻是不切合实际和冒险的行动，并怀疑头脑发热的美国人想拿他的部队去出风头。他在电话中同史迪威有一段很出色的对话：
‘对不起，将军，我得对我的部队负责。’
‘你不对我的命令负责吗？’
‘不，我只对委员长负责。’”
其实史迪威同杜聿明的矛盾只是他同蒋介石的矛盾的前奏，我们之所以有兴趣重视这段冲突的历史，是因为它不仅表现了个人不同的性格和气质，更重要的是，它表现了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利益原则上的冲突。中国人有理由强调保存实力，因为中国人已经同日本人打了许多年；美国人需要中国人进攻，因为只有进攻才能打败敌人。相同的立场并不导致相同的结果，文化背景的不同更导致行为方式的差异，并影响人们正确认识对方。从这个意义上讲，东西方之间存在的巨大的历史鸿沟是很难仅仅用物质援助的方式去填平的。
因此中美两个大国的军事同盟注定要出现危机。
同古战役一结束，史迪威就怀着不可遏止的愤怒飞往重庆，他要把缅甸前线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当面向蒋介石讲清楚。
3
曼德勒旧称“瓦城”坐落在伊洛瓦底江中游，为古东吁国首都，也是缅甸第二大城市。一九七三年旱季，我从腊戌顺江而下，徒步行走了半个月，瓦城就是我缅甸流浪的足迹到的最远的地方。
有一天，我被寂寞和孤独驱使，沿着郊区瑞光佛寺外的江边久久徘徊。我看见下游有几根残破乌黑的桥墩，高高低低插在江心，好像上帝留给过往船只的一排感叹号。我问几个过路香客，那些桥墩是怎么回事？那些人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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