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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那面不说话，也不报自己的名字，我等了半天没动静，只好说：“你是卞哥吧？”
“是。嗯今天上午的事，对不起了，是个误会。”
“没事儿。”
“真对不起了，误会。”
“没事儿。”
“是个误会。”
“没事儿。”
停了半天，他又不说话了。他不说话，我也不说，我们僵持了一会儿，他开口了“那就这样吧。”
“好，再见！”
我们把电话都放下了。
伊妹问我什么事儿，我不想说。可是她是自己的妹妹，我有事瞒着她也不好。我就简单地对她说了。
伊妹认识卞哥，她说他离婚好几年了“他今年到我们加油站时，领着我的同事菊花出去了。后来菊花回来说，卞哥领她到大河边，对她说，让她给他当媳妇好不好，还用胳膊搂着她。菊花说：‘卞哥你别这样，你看我还是个小姑娘呢！’姓卞的和她才见了两次面”
“菊花的名声是不是也不太好？她以前也那样吗？”我想为卞哥开脱。
“是，一整就有男的把她领走了。”
“人家可能听说她那样，才闻声找她来的。”
“可能。反正这婚姻的事，你自己把握好，再找了，就得过下去，不能离婚。”
男人可能都是那样，身边没了女人，就爱在外边沾花惹草。
我亏得没跟他，多悬！
晚上，我给毕姐打了电话，向她陪了不是。
她说：“我们回来，小卞就看出来了，你对他没那个意思。他以前对你的印象挺好的。上午吧，殷哥和小左‘呼’到俺家来了。我对他们说不行，因为那天你就和我说了，他们非说行，说你肯定能出来。我们走到半道，小卞用对讲机和他们联系上的，他是后上的车。从你家出来，小卞又请我们。我回家了，跟俺家他说了，他把我说了一顿，说你能看得上小卞嘛！小卞去的内蒙，挣了钱，买了房子，正装修呢，他想上班。”
卞哥不来了，毕姐也不来了。
我接到信了，让我去单位。
我一进了单位的门，自觉就矮了一截。我又回来了，却并不光彩，像个要饭的，请求或近于乞求领导给我一碗饭吃。
来要求上班的，还有几个，都是前几年下海的，用我们当地人的话说是“都没混明白的”
顾主席单给我们几个开了个会，说：“现在，全局的形势，你们也都有所耳闻，机关正在精简机构，到处裁人，咱们工会，局里也是早盯着了，一直要我们减人减人的，但是我们也一直没动。我先问你们，你们有没有别的路子？在这种形势下，最好是别来上班。”
想来上班的，恐怕也是没啥太好的路子了。所以，顾主席的话，没有人反应。
顾主席又问：“你们是不是想来上班？”
几个人都说“是”声音还挺齐。
顾主席说：“那好，既然你们想来上班，咱们就得把丑话说在前头，一旦局里有了硬性指标，要我们裁人，那我没办法，我只能先裁你们！别等到裁的时候，该埋怨我了。那些人跟了我这些年，你们让我裁谁，不裁谁？我这么做，你们同意不？如果同意，我就先让你们上着。”
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说同意。
在外面，人的生活有很多的随意性，你爱怎么活，就怎么活，在这个地方混得不好，你可以换一个地方，不必为人言所累，自我一些。在老家就不是这样，你自己怎么生活，有一百双眼睛盯着你，甚至比这更多，就要规矩和本分。
我被安排在了经济部，从职位上说，我从原来的办公室的秘书到现在的经济部的干事，等于降了。但是，顾主席这样安排我，也是用心良苦。因为经济部是个很硬气的部门，有点实权。经济部里并不缺干事，已有一个了，叫景翔，又把我塞了进去。
在到处喊“减人”的声中，我又进了机关。
顾主席是我的一个贵人。
他在那面不说话，也不报自己的名字，我等了半天没动静，只好说：“你是卞哥吧？”
“是。嗯今天上午的事，对不起了，是个误会。”
“没事儿。”
“真对不起了，误会。”
“没事儿。”
“是个误会。”
“没事儿。”
停了半天，他又不说话了。他不说话，我也不说，我们僵持了一会儿，他开口了“那就这样吧。”
“好，再见！”
我们把电话都放下了。
伊妹问我什么事儿，我不想说。可是她是自己的妹妹，我有事瞒着她也不好。我就简单地对她说了。
伊妹认识卞哥，她说他离婚好几年了“他今年到我们加油站时，领着我的同事菊花出去了。后来菊花回来说，卞哥领她到大河边，对她说，让她给他当媳妇好不好，还用胳膊搂着她。菊花说：‘卞哥你别这样，你看我还是个小姑娘呢！’姓卞的和她才见了两次面”
“菊花的名声是不是也不太好？她以前也那样吗？”我想为卞哥开脱。
“是，一整就有男的把她领走了。”
“人家可能听说她那样，才闻声找她来的。”
“可能。反正这婚姻的事，你自己把握好，再找了，就得过下去，不能离婚。”
男人可能都是那样，身边没了女人，就爱在外边沾花惹草。
我亏得没跟他，多悬！
晚上，我给毕姐打了电话，向她陪了不是。
她说：“我们回来，小卞就看出来了，你对他没那个意思。他以前对你的印象挺好的。上午吧，殷哥和小左‘呼’到俺家来了。我对他们说不行，因为那天你就和我说了，他们非说行，说你肯定能出来。我们走到半道，小卞用对讲机和他们联系上的，他是后上的车。从你家出来，小卞又请我们。我回家了，跟俺家他说了，他把我说了一顿，说你能看得上小卞嘛！小卞去的内蒙，挣了钱，买了房子，正装修呢，他想上班。”
卞哥不来了，毕姐也不来了。
我接到信了，让我去单位。
我一进了单位的门，自觉就矮了一截。我又回来了，却并不光彩，像个要饭的，请求或近于乞求领导给我一碗饭吃。
来要求上班的，还有几个，都是前几年下海的，用我们当地人的话说是“都没混明白的”
顾主席单给我们几个开了个会，说：“现在，全局的形势，你们也都有所耳闻，机关正在精简机构，到处裁人，咱们工会，局里也是早盯着了，一直要我们减人减人的，但是我们也一直没动。我先问你们，你们有没有别的路子？在这种形势下，最好是别来上班。”
想来上班的，恐怕也是没啥太好的路子了。所以，顾主席的话，没有人反应。
顾主席又问：“你们是不是想来上班？”
几个人都说“是”声音还挺齐。
顾主席说：“那好，既然你们想来上班，咱们就得把丑话说在前头，一旦局里有了硬性指标，要我们裁人，那我没办法，我只能先裁你们！别等到裁的时候，该埋怨我了。那些人跟了我这些年，你们让我裁谁，不裁谁？我这么做，你们同意不？如果同意，我就先让你们上着。”
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说同意。
在外面，人的生活有很多的随意性，你爱怎么活，就怎么活，在这个地方混得不好，你可以换一个地方，不必为人言所累，自我一些。在老家就不是这样，你自己怎么生活，有一百双眼睛盯着你，甚至比这更多，就要规矩和本分。
我被安排在了经济部，从职位上说，我从原来的办公室的秘书到现在的经济部的干事，等于降了。但是，顾主席这样安排我，也是用心良苦。因为经济部是个很硬气的部门，有点实权。经济部里并不缺干事，已有一个了，叫景翔，又把我塞了进去。
在到处喊“减人”的声中，我又进了机关。
顾主席是我的一个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