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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紧跟明朝皇帝的思路，要想买中国货，拿银子吧。
英格兰不断出现经济危机，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大量的银子通过与中国的茶叶贸易，流入了大清帝国的国库。英格兰人一直在想方设法扭转跟中国贸易的被动局面，东印度公司之外的散商一直在跟大清帝国的法律博弈，甚至将中国皇帝的禁令当成擦屁股的手纸。“嫩实兹”号就三番五次地到澳门与广东之间的小岛屿上，跟中国的不法商人勾结走私鸦片。对于英格兰人来说，鸦片不用消耗国内的白银，因为这些鸦片都产至印度。殖民地的印度奴隶可以大面积种植，殖民政府只要让那些奴隶吃饱就行，成本相当低。
潭仔岛，这个地方是一个中国人不应该忘记的孤零小岛，在史书上没有任何记载，但它却是英格兰人走私鸦片的一个中转站。早年是荷兰人、西班牙人在这个地方向中国商人兜售鸦片。英格兰人为了改变贸易格局，以“嫩实兹”号、“凤凰”号为首的所谓散商，也盯上了潭仔这个地方。“凤凰”号当年到潭仔就让葡萄牙人很不高兴，因为葡萄牙人的鸦片生意中突然冒出了与他们有百年仇恨的英格兰人，尤其是从孟加拉来的商船。葡萄牙人严重怀疑停在潭仔的商船就是走私鸦片的，于是采取了抽取重税的办法，打压潭仔的秘密鸦片交易。
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贩卖鸦片一直遮遮掩掩。当年“嫩实兹”号做了亏本买卖后，让东印度公司很没有面子。现在东印度公司已经收归国有，国家大规模贩卖毒品是说不过去的。东印度公司采取了给散商供货，让散商贩运鸦片的模式。为了约束散商，通过票据的方式让散商将鸦片先行抵押划账。当“凤凰”号的船长史蒂文森气鼓鼓地贩运一船鸦片到潭仔的时候，遭遇到葡萄牙人的刁难，后来不得不到一个名叫燕子湾的地方秘密出售给中国商人。燕子湾成了英格兰人走私毒品的据点。
英格兰人一直希望跟大清帝国建立畅通的贸易关系，可是中国的官员考核体制以及满族八旗的奴化政治，导致官员骨子里的官场不确定性心理，因此在为皇帝捞银子的时候，一定会想方设法为自己捞银子留足后路。在欧洲、东印度横行霸道的英格兰人，在广东三番五次遭遇了奴才的奴才刁难，让他们深感小鬼难缠，苦不堪言，自然正常的贸易成本加大，加上茶叶的不可替代性，导致英格兰人的银子哗啦啦流向大清腰包。为了缩小茶叶生丝越来越大的贸易逆差，为了留住大量的白银，巩固日不落帝国的全球霸权，英格兰人撕下虚伪的面具，鸦片走私疯狂成了必然。
1787年，邓达斯派卡思卡特中校出使大清帝国的那一年，东印度公司通过散商走私鸦片已经非常疯狂。新上任的康沃利斯勋爵为了向枢密院表功，加大了走私鸦片的力度。1787年的4月30日，康沃利斯勋爵专门给广东的管理委员会写了密信。信上嘱咐说“布鲁埃尔有200箱鸦片交‘蒂龙号’载运”很快康沃利斯勋爵又写信，说这位布鲁埃尔除了“蒂龙”号上的200箱，在“资源”号有205箱“兰斯多恩”号有135箱，这些鸦片已经抵押给孟加拉的东印度管理委员会了。一个大毒枭跟一个高贵血统的英格兰勋爵做起了毒品生意。不难看出，英格兰人的官员考核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金钱。
在东印度公司的绝密记录中，有一长串触目惊心的数字：1780年，鸦片的价格在200至240西班牙银元；1781年涨价到240至300元；1782年，鸦片供应量突然增多，价格下降，东印度公司1400箱售价210元，只有200箱价格在250至290元；1783年价格上涨到270至300元；到了1784年，价格再度回落到210至240元；1785年，东印度公司调整策略，控制种植量，价格一下子提高到320至500元；1786年，东印度公司急功近利，投入1300箱，价格也降到388元，事实上，这一年散商疯狂，以布鲁埃尔为首的大毒枭走私不下700箱，这一年流向中国的鸦片总量超过2000箱；到了1787年，有康沃利斯勋爵撑腰，大毒枭更加疯狂，这一年流入总量超过2000箱，价格下降到320至350元。
马戛尔尼身为枢密院的成员之一，有权调阅东印度公司的核心财务，因此对东印度公司疯狂走私鸦片的行为非常清楚“凤凰”号在黄埔港的遭遇自然了然于胸。邓达斯非常担心中国皇帝问起鸦片走私这个问题，在给马戛尔尼的训令中强调，如果中国皇帝提出订立一个商约，规定东印度的鸦片不得流入中国，马戛尔尼必须让步，而不要冒丧失其他重大利益的危险，去争取鸦片贸易的自由权。对孟加拉出售的鸦片，只有听其在公开市场碰机会，或在东部海面分散而曲折的贸易上寻求销路。
邓达斯的训令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马戛尔尼，鸦片可以更智慧地去销售，但是一定要抓住机会跟中国皇帝商讨更大的贸易权，而不是拘泥于鸦片贸易。英格兰人只有在中国立足了，才能有更多的机会销售鸦片。邓达斯希望马戛尔尼要争取更大的商业贸易机会，希望中国皇帝能够像允许葡萄牙人那样，给英格兰人一个安全的地方作为商站，如果能够给予一块比广州的地位更为便利的小地方或邻近小岛，那就再好不过了。
英格兰人尽想好事儿。葡萄牙人的澳门问题是大明帝国时期的历史遗留问题，它像一块毒瘤，一直让大清帝国的皇帝难受。这就是一个朝代重组后另一个朝代留下的后患。大清帝国的皇帝绝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再度发生。传教士内窜，导致两广部队跟葡萄牙人对峙濠江两岸，让乾隆皇帝气急败坏，龙颜大怒。英格兰人当初在印度，就重演了葡萄牙人糊弄大明帝国官员的把戏，诱骗莫卧儿王朝的傻帽儿皇帝，争取了加尔各答那个荒芜小岛为商站。后来英格兰人以此为据点，掌控了整个印度。
英格兰人的美梦还很大。他们训令马戛尔尼，如果设立新据点得到中国皇帝的准许，必须进一步努力获取警察管理权及对英格兰自己臣民的司法管理权。邓达斯的意思很明白，有了这种合法的权力，才能有效地防止或惩罚英格兰臣民的违法行为。“休斯夫人”号事件之后，英格兰人一直在谋求治外法权，邓达斯就是希望英格兰人在中国犯法时不受中国司法处罚。这样一来，英格兰人就可以在中国肆无忌惮，走私鸦片就可以明目张胆，因为中国的法律管不了他们，中国皇帝的圣旨对他们来说，手纸都不如。
马戛尔尼看到最后，终于明白了枢密院以及邓达斯的真正目的。邓达斯希望马戛尔尼在居留中国期间，要高度留意并努力设法增加英格兰对中国的输出，同时经常运送其他为中国人所喜爱的大不列颠及东印度领地的产品和制造品。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派遣了一艘船跟随使团出发，船上载有大量英格兰货品，这些货品不是为了出售，而是要给北京的王公大臣送礼，希望在中国养成使用这些货品的嗜好。
现在一条完整的链条呈现出来了：寻求一座小岛，获取治外法权，让英格兰人在中国无法无天。马戛尔尼借进京机会，培养王公大臣吸毒的嗜好，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更好地走私鸦片。看来邓达斯真是将中国的乾隆皇帝看成了糊涂虫，在他给马戛尔尼的训令中强调，乾隆皇帝年老多病，随时有死的可能。马戛尔尼可没有邓达斯那么乐观，当年的圣彼得堡之行，让自己踏上了辉煌的仕途，这一次是自己爬上英格兰贵族的绝好机会。马戛尔尼决定启动邓达斯远在万里之遥的北京城那一枚潜伏棋子。
仍是紧跟明朝皇帝的思路，要想买中国货，拿银子吧。
英格兰不断出现经济危机，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大量的银子通过与中国的茶叶贸易，流入了大清帝国的国库。英格兰人一直在想方设法扭转跟中国贸易的被动局面，东印度公司之外的散商一直在跟大清帝国的法律博弈，甚至将中国皇帝的禁令当成擦屁股的手纸。“嫩实兹”号就三番五次地到澳门与广东之间的小岛屿上，跟中国的不法商人勾结走私鸦片。对于英格兰人来说，鸦片不用消耗国内的白银，因为这些鸦片都产至印度。殖民地的印度奴隶可以大面积种植，殖民政府只要让那些奴隶吃饱就行，成本相当低。
潭仔岛，这个地方是一个中国人不应该忘记的孤零小岛，在史书上没有任何记载，但它却是英格兰人走私鸦片的一个中转站。早年是荷兰人、西班牙人在这个地方向中国商人兜售鸦片。英格兰人为了改变贸易格局，以“嫩实兹”号、“凤凰”号为首的所谓散商，也盯上了潭仔这个地方。“凤凰”号当年到潭仔就让葡萄牙人很不高兴，因为葡萄牙人的鸦片生意中突然冒出了与他们有百年仇恨的英格兰人，尤其是从孟加拉来的商船。葡萄牙人严重怀疑停在潭仔的商船就是走私鸦片的，于是采取了抽取重税的办法，打压潭仔的秘密鸦片交易。
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贩卖鸦片一直遮遮掩掩。当年“嫩实兹”号做了亏本买卖后，让东印度公司很没有面子。现在东印度公司已经收归国有，国家大规模贩卖毒品是说不过去的。东印度公司采取了给散商供货，让散商贩运鸦片的模式。为了约束散商，通过票据的方式让散商将鸦片先行抵押划账。当“凤凰”号的船长史蒂文森气鼓鼓地贩运一船鸦片到潭仔的时候，遭遇到葡萄牙人的刁难，后来不得不到一个名叫燕子湾的地方秘密出售给中国商人。燕子湾成了英格兰人走私毒品的据点。
英格兰人一直希望跟大清帝国建立畅通的贸易关系，可是中国的官员考核体制以及满族八旗的奴化政治，导致官员骨子里的官场不确定性心理，因此在为皇帝捞银子的时候，一定会想方设法为自己捞银子留足后路。在欧洲、东印度横行霸道的英格兰人，在广东三番五次遭遇了奴才的奴才刁难，让他们深感小鬼难缠，苦不堪言，自然正常的贸易成本加大，加上茶叶的不可替代性，导致英格兰人的银子哗啦啦流向大清腰包。为了缩小茶叶生丝越来越大的贸易逆差，为了留住大量的白银，巩固日不落帝国的全球霸权，英格兰人撕下虚伪的面具，鸦片走私疯狂成了必然。
1787年，邓达斯派卡思卡特中校出使大清帝国的那一年，东印度公司通过散商走私鸦片已经非常疯狂。新上任的康沃利斯勋爵为了向枢密院表功，加大了走私鸦片的力度。1787年的4月30日，康沃利斯勋爵专门给广东的管理委员会写了密信。信上嘱咐说“布鲁埃尔有200箱鸦片交‘蒂龙号’载运”很快康沃利斯勋爵又写信，说这位布鲁埃尔除了“蒂龙”号上的200箱，在“资源”号有205箱“兰斯多恩”号有135箱，这些鸦片已经抵押给孟加拉的东印度管理委员会了。一个大毒枭跟一个高贵血统的英格兰勋爵做起了毒品生意。不难看出，英格兰人的官员考核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金钱。
在东印度公司的绝密记录中，有一长串触目惊心的数字：1780年，鸦片的价格在200至240西班牙银元；1781年涨价到240至300元；1782年，鸦片供应量突然增多，价格下降，东印度公司1400箱售价210元，只有200箱价格在250至290元；1783年价格上涨到270至300元；到了1784年，价格再度回落到210至240元；1785年，东印度公司调整策略，控制种植量，价格一下子提高到320至500元；1786年，东印度公司急功近利，投入1300箱，价格也降到388元，事实上，这一年散商疯狂，以布鲁埃尔为首的大毒枭走私不下700箱，这一年流向中国的鸦片总量超过2000箱；到了1787年，有康沃利斯勋爵撑腰，大毒枭更加疯狂，这一年流入总量超过2000箱，价格下降到320至350元。
马戛尔尼身为枢密院的成员之一，有权调阅东印度公司的核心财务，因此对东印度公司疯狂走私鸦片的行为非常清楚“凤凰”号在黄埔港的遭遇自然了然于胸。邓达斯非常担心中国皇帝问起鸦片走私这个问题，在给马戛尔尼的训令中强调，如果中国皇帝提出订立一个商约，规定东印度的鸦片不得流入中国，马戛尔尼必须让步，而不要冒丧失其他重大利益的危险，去争取鸦片贸易的自由权。对孟加拉出售的鸦片，只有听其在公开市场碰机会，或在东部海面分散而曲折的贸易上寻求销路。
邓达斯的训令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马戛尔尼，鸦片可以更智慧地去销售，但是一定要抓住机会跟中国皇帝商讨更大的贸易权，而不是拘泥于鸦片贸易。英格兰人只有在中国立足了，才能有更多的机会销售鸦片。邓达斯希望马戛尔尼要争取更大的商业贸易机会，希望中国皇帝能够像允许葡萄牙人那样，给英格兰人一个安全的地方作为商站，如果能够给予一块比广州的地位更为便利的小地方或邻近小岛，那就再好不过了。
英格兰人尽想好事儿。葡萄牙人的澳门问题是大明帝国时期的历史遗留问题，它像一块毒瘤，一直让大清帝国的皇帝难受。这就是一个朝代重组后另一个朝代留下的后患。大清帝国的皇帝绝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再度发生。传教士内窜，导致两广部队跟葡萄牙人对峙濠江两岸，让乾隆皇帝气急败坏，龙颜大怒。英格兰人当初在印度，就重演了葡萄牙人糊弄大明帝国官员的把戏，诱骗莫卧儿王朝的傻帽儿皇帝，争取了加尔各答那个荒芜小岛为商站。后来英格兰人以此为据点，掌控了整个印度。
英格兰人的美梦还很大。他们训令马戛尔尼，如果设立新据点得到中国皇帝的准许，必须进一步努力获取警察管理权及对英格兰自己臣民的司法管理权。邓达斯的意思很明白，有了这种合法的权力，才能有效地防止或惩罚英格兰臣民的违法行为。“休斯夫人”号事件之后，英格兰人一直在谋求治外法权，邓达斯就是希望英格兰人在中国犯法时不受中国司法处罚。这样一来，英格兰人就可以在中国肆无忌惮，走私鸦片就可以明目张胆，因为中国的法律管不了他们，中国皇帝的圣旨对他们来说，手纸都不如。
马戛尔尼看到最后，终于明白了枢密院以及邓达斯的真正目的。邓达斯希望马戛尔尼在居留中国期间，要高度留意并努力设法增加英格兰对中国的输出，同时经常运送其他为中国人所喜爱的大不列颠及东印度领地的产品和制造品。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派遣了一艘船跟随使团出发，船上载有大量英格兰货品，这些货品不是为了出售，而是要给北京的王公大臣送礼，希望在中国养成使用这些货品的嗜好。
现在一条完整的链条呈现出来了：寻求一座小岛，获取治外法权，让英格兰人在中国无法无天。马戛尔尼借进京机会，培养王公大臣吸毒的嗜好，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更好地走私鸦片。看来邓达斯真是将中国的乾隆皇帝看成了糊涂虫，在他给马戛尔尼的训令中强调，乾隆皇帝年老多病，随时有死的可能。马戛尔尼可没有邓达斯那么乐观，当年的圣彼得堡之行，让自己踏上了辉煌的仕途，这一次是自己爬上英格兰贵族的绝好机会。马戛尔尼决定启动邓达斯远在万里之遥的北京城那一枚潜伏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