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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很困难的状态，把绝望的青年置于那孩子的身边，就这样结束小说的话，那么，现在当我重新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一定会强烈感到自己是背叛了那个希望的作家，背叛了内心里想要与孩子走向真实的共同生活的希望——设法与孩子和妻子一同活下去的那个可怜希求。对于生活于现实之中的孩子，现在我也许会发现自己是一个无法正视孩子的人。批评家龟井胜一郎2在战争时期是国家主义者，战后则对佛教有很深的研究，他也指责说“这位作家的伦理性存在不彻底之处”可我认为，咱的伦理就是与这个孩子一同活下去！
在这种时候，就像萨义德说过的那样“由于这是人的问题，因此我相信，如果放上一段时间，就会在明亮的方向上看到解决的征兆”这实在是处于最为痛苦境地的人对事物的思考方式和感受方式。正是因为这种方式的存在，人类才得以延续至今的吧。长期以来，我一直坚信着这个观念。
首先，存在着与智障孩子一同生活这个现实，然后，自己决定将其引入文学，写成小说作品。于是那部小说本身便给了我一个回报——支撑着我本人在其后的生活方式。现实生活就是这样，光现在与我们共同生活在一起。我认为，这就是小说的魅力之所在。
因此，也可以这么说：虽然我仍然不相信这种和谐是根据神的意志事先安排的1，但我毫不怀疑地认为，明亮的光线终将照射过来，我就怀着这样的信念在写小说，直至今天。而且，作为自己的文学观而言，这样认为也未尝不可，可我本人的死亡这个决定性的东西却在不断挨近。我已经七十一岁了，能够继续工作的时间正在受到限制。如此一来，与以往那种不可思议的乐观主义不同，我觉察到这一次将站立在具有决定性的困难面前。而且，对于那个困难，我还是要借助自己的文学与其进行对抗。我这个作家尽管已入老境，却不认为已与读者达成了广泛而持久的联系。毋宁说，我甚至感到自己正陪伴着彻底的孤独感走向死亡。于是，一如萨义德在晚期风格中所论述的那样，或者如同在我的致令人怀念的年岁的信里的义兄业已说过的那样，最为粗野的悲痛和痛苦，也许将会显现出来。不，而是将会清晰地显现出来吧。
如何才能从事在理念和感情上从正面把握那个状况的工作呢？当我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可以最终环视自己的人生了——二十二岁时似乎出于偶然而开始写作小说，自己的人生也因此而被决定下来。可这一切究竟是好事呢？还是正好相反（笑）？对此，我自己能够进行判断。我希望在今后两年内完成这样一部作品。或许正是这个意志的力量，正在支撑着现在的我。
——大江先生到底是拥有特殊意志的人呀，而赋予这个特别意志之力量的人，则是光。您的小说真是不可思议，您的实际人生同样不可思议。
是啊，唯有实际生活才真的是不可思议。即便现在呀，光每天夜晚睡了一觉后要在十二点过一些起床上厕所。夏天倒是没什么问题，可一到冬天呀，由于他不能用毛毯把自己包裹得很好，就会经常引发感冒。他的支气管也不太好，这就比较危险了。因此，除了去国外旅行那段时间外，我会在距离一楼光的房间很近的餐厅，一直工作到深夜的那个时间段。每当他起床去厕所，我就前去床边照看，用毛毯将其包裹起来。四十多年来，每天夜晚每天夜晚，我把用毛毯包裹儿子作为一天里最后的工作。那种时刻，我往往会闪过一个念头——这就是我的“永远”吗（笑）？二十来岁那会儿，这是无法想象的人生，我竟会成为四十余年来每天如此的人。然而，经过四十年之后再来看这个问题，我便觉察到，每天夜晚，在那个短暂的两分钟或三分种里，在深夜中，与光稍微说上几句话，会给我增添怎样的精力呀！把光的事情写在小说里，总能够使我面对崭新的工作，即便在每天的生活中，他也是以这种方式显现出积极因素的存在。就这一点而言，在他出生之际，家母曾叱责道：“光这个名字呀，还是要比乌鸦那种名字要好（笑）！”当时，我接受了母亲的批评，现在看来，情况确实如她所说的那样。
都很困难的状态，把绝望的青年置于那孩子的身边，就这样结束小说的话，那么，现在当我重新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一定会强烈感到自己是背叛了那个希望的作家，背叛了内心里想要与孩子走向真实的共同生活的希望——设法与孩子和妻子一同活下去的那个可怜希求。对于生活于现实之中的孩子，现在我也许会发现自己是一个无法正视孩子的人。批评家龟井胜一郎2在战争时期是国家主义者，战后则对佛教有很深的研究，他也指责说“这位作家的伦理性存在不彻底之处”可我认为，咱的伦理就是与这个孩子一同活下去！
在这种时候，就像萨义德说过的那样“由于这是人的问题，因此我相信，如果放上一段时间，就会在明亮的方向上看到解决的征兆”这实在是处于最为痛苦境地的人对事物的思考方式和感受方式。正是因为这种方式的存在，人类才得以延续至今的吧。长期以来，我一直坚信着这个观念。
首先，存在着与智障孩子一同生活这个现实，然后，自己决定将其引入文学，写成小说作品。于是那部小说本身便给了我一个回报——支撑着我本人在其后的生活方式。现实生活就是这样，光现在与我们共同生活在一起。我认为，这就是小说的魅力之所在。
因此，也可以这么说：虽然我仍然不相信这种和谐是根据神的意志事先安排的1，但我毫不怀疑地认为，明亮的光线终将照射过来，我就怀着这样的信念在写小说，直至今天。而且，作为自己的文学观而言，这样认为也未尝不可，可我本人的死亡这个决定性的东西却在不断挨近。我已经七十一岁了，能够继续工作的时间正在受到限制。如此一来，与以往那种不可思议的乐观主义不同，我觉察到这一次将站立在具有决定性的困难面前。而且，对于那个困难，我还是要借助自己的文学与其进行对抗。我这个作家尽管已入老境，却不认为已与读者达成了广泛而持久的联系。毋宁说，我甚至感到自己正陪伴着彻底的孤独感走向死亡。于是，一如萨义德在晚期风格中所论述的那样，或者如同在我的致令人怀念的年岁的信里的义兄业已说过的那样，最为粗野的悲痛和痛苦，也许将会显现出来。不，而是将会清晰地显现出来吧。
如何才能从事在理念和感情上从正面把握那个状况的工作呢？当我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可以最终环视自己的人生了——二十二岁时似乎出于偶然而开始写作小说，自己的人生也因此而被决定下来。可这一切究竟是好事呢？还是正好相反（笑）？对此，我自己能够进行判断。我希望在今后两年内完成这样一部作品。或许正是这个意志的力量，正在支撑着现在的我。
——大江先生到底是拥有特殊意志的人呀，而赋予这个特别意志之力量的人，则是光。您的小说真是不可思议，您的实际人生同样不可思议。
是啊，唯有实际生活才真的是不可思议。即便现在呀，光每天夜晚睡了一觉后要在十二点过一些起床上厕所。夏天倒是没什么问题，可一到冬天呀，由于他不能用毛毯把自己包裹得很好，就会经常引发感冒。他的支气管也不太好，这就比较危险了。因此，除了去国外旅行那段时间外，我会在距离一楼光的房间很近的餐厅，一直工作到深夜的那个时间段。每当他起床去厕所，我就前去床边照看，用毛毯将其包裹起来。四十多年来，每天夜晚每天夜晚，我把用毛毯包裹儿子作为一天里最后的工作。那种时刻，我往往会闪过一个念头——这就是我的“永远”吗（笑）？二十来岁那会儿，这是无法想象的人生，我竟会成为四十余年来每天如此的人。然而，经过四十年之后再来看这个问题，我便觉察到，每天夜晚，在那个短暂的两分钟或三分种里，在深夜中，与光稍微说上几句话，会给我增添怎样的精力呀！把光的事情写在小说里，总能够使我面对崭新的工作，即便在每天的生活中，他也是以这种方式显现出积极因素的存在。就这一点而言，在他出生之际，家母曾叱责道：“光这个名字呀，还是要比乌鸦那种名字要好（笑）！”当时，我接受了母亲的批评，现在看来，情况确实如她所说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