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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慢慢到写身边的事情，恰恰我也正想拍身边的小人物。后来看到师傅越来越幽默，那是在收获上，我一看标题就觉得特别好玩，一看是莫言写的，我就把它先搁起来准备重点阅读。到了晚上，一口气读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也能表达时代的变化，于是就有很大的兴趣去改编。我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小说中的人物的身份电影里不好表现。他的故事里的人物是过去一个时代的劳动模范，到了新的时代，他的观念、生活甚至生存，都发生了一系列的改变，由此产生了一个很幽默很荒诞的故事。但电影中这个人物只能改，不能是劳动模范，所以只能是退休的职工，还不能是下岗职工。其实我们也是力图保持作品的戏剧性去折射时代的改变，让我们的目光始终去关注这些普通人的生活。但最后我是觉得幸福时光传达的他的那种东西太少了。现实题材的限制比较大，没有像红高粱那样得他太多的“真传”大江：幸福时光的电影怎么样？莫言你看了吗？
莫：我看了。我与艺谋有同感。有句话说，艺术家是带着镣铐跳舞，他的镣铐过于沉重。我的原小说写的是一个劳模临近退休突然下岗了，他整个人落到了一个不尴不尬被晾起来的境地，这才由此产生一系列黑色幽默的荒诞故事。张艺谋的电影把人物的身份变换了以后，就面临着再创作的巨大困难。如此一来，小说所反映的社会环境就没有意义了。小说中在汽车壳子里所发生的故事又涉及到一点性的问题，在电影里也是不太好表现的。假如这部电影有什么遗憾的话，就是因为这个题材本身富有挑战性，而张艺谋非要拍，结果就遭遇了很多障碍。绕来绕去，他心里很多想的东西只能是曲曲折折地表现出来。这与红高粱的直接“吼”出来不同。因为我是小说作者，我看了以后，有的地方还可以会意，但观众看了以后就很难感受到我们原来创作的初衷。我想任何一个大导演或者任何一个作家，他的整个创作生涯肯定有起伏，这种起起伏伏我觉得是一个艺术家向高处攀登的表现，为了爬上更高的山头，有时候可能要故意向下落一点。张：你是说我们故意往下落（笑）。传神地、写意地表达一种精神还是红高粱来得痛快。我发现古代题材在处理社会环境方面就容易得多，比如我最近拍的武侠题材。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冲动去直接反映现实生活。
越来越少的读者和观众
大江：你们说八十年代是文学艺术的黄金时代，进入九十年代和新世纪，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对文学艺术有什么影响？
莫：应该说八十年代文学艺术的热闹其实是不正常的，因为经过文革十年文学艺术的空白，刚刚进入改革开放，八十年代初的作家还不成熟，到了八五、八六年，情景就大不一样了，涌现出一大批力作，老百姓期待作家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期待他们能用自己的作品，清算文革的罪行，推动思想解放。进入九十年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老百姓日常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台彩电还值不了一条好烟，各种艺术门类，各种娱乐方式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人们打发业余时间的方式太多了，导致小说、诗歌的读者减少，当然也导致电影观众的减少。张：我跟莫言一样很怀念八十年代。我的看法是好像我们人类有一个通病，在结束了一场灾难之后，特别愿意思考，中国的十年文革结束后，日本的二战结束后，包括欧洲、美国，在之后的一段时期，可能是艺术特别有质量的时期，每个人都很关心，渴望了解其中的情况。现在是和平时期，出了那么多大师的日本电影现在也不景气。和平时代丰衣足食，娱乐和消费成为主流。严肃的艺术就失去了观众，剩下的就是好莱坞的流行。在这个时代，做导演比做文学家幸运。因为电影还有一个片种是娱乐片，比如我现在拍的武侠片英雄，当然我也要讲求艺术性，但也只是一个动作片的包装而已；而做一个从事严肃文学创作的作家，致力于创作有深度的作品，读者就会越来越少。莫：所以有人说，中国就只剩下一个读者，那就是张艺谋。（笑）
张：没人读你们的小说了，你可以随便写。比我们自由多了。（大笑）
大江：我也是一个读者不多的作家，七十年代有过一批读者，三十年过去了，还是没有太多，所以我也很自由，愿意写什么写什么。
张：我觉得我当不了作家。我所有的电影都是由小说改编的，我觉得最难的是放一张白纸，或摆台电脑在面前，让我从零开始。所以，我很佩服作家，他怎么就能写出那么多故事来呢？
莫：还是张艺谋了不起，能把我们的白纸黑字变成一部色彩绚丽的电影。太麻烦了！小说改编成电影，绝不是也不应该是照搬，而是一次再创作，再提高。中国作家从某种意义上讲之所以还能够写，是因为至少还有个张艺谋。你要不当导演，就又有一半人不写作了。（众笑）张：不会。
大江：如果说张艺谋不当作家有人后悔的话，那肯定只有张艺谋一个人；但他要是不当导演，更多的人不答应，包括莫言和我，包括很多观众。所以你没当作家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作家的自由与导演的无奈
大江：刚才听到二位的谈话收获比较大。我还有一个问题，生活在目前的中国，你们通过作品最想表达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是电视编导安排的，我不想问，因为在日本有人问我同样的问题，我没法回答，我只是说，我刚刚写完的作品就是我想要表达的，你抽象地让我回答，我回答不出来。所以这个问题我不问你们，但是如果你们就这个问题有兴趣回答，我们的录像带很长，你们可以随便说说。张：那我就浪费一段吧。我其实总被记者问到这个问题，我有时候也冠冕堂皇地说，最关心的是人，听起来挺深刻挺高雅。其实我自己没有很认真地去问过自己，你到底想弄什么？我有点像逛商店，不知道想买什么时，突然被一个东西打动，不知道为什么就喜欢。有时候很可能是一种视觉的东西在吸引我，对我来说就是颜色，对！颜色。我对视觉的东西是很敏感的，很迷恋的，很希望莫言能再写一个特别有颜色的作品，我就会觉得很兴奋。莫：一个作家有时候实际上做不了自己的主，本来今天想写一个反腐败题材，明天突然对另一个题材发生了兴趣。有很多小说写一半就放下了，放下后就永远捡不起来了，我最近有两个长篇的开头都作为中篇发表了。当时觉得很兴奋，写了三五万字，突然又觉得灵感全无。在今后的创作中这种情况肯定还可能出现。从某种意义上，我是跟着感觉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管你做什么不管你写什么，都要写原创性的，惟一的。别人做过的，你就不能用同样的腔调重复。最好是别人没写过，用的也是自己和别人没用过的手法。但这是非常困难的。不过我们可以把这当做终身追求的目标，哪怕实现了自己构想的30％，这部作品就非常好。
张：这点也太自由了，你可以写一半搁那儿，不写了。我们有时候准备拍了，剧本弄好了，班子搭好了，突然找不到感觉了，就觉得真没劲，但又非干不可，还得挺着，在整个创作人员面前装作胸有成竹，充满信心，因为所有的人都看着你。你已经觉得肯定拍不好了，因为你没有激情。这就是导演与你们作家的区别，完全身不由己。莫：我写不下去还可以撕掉。
张：你多方便。
大江：我还没有莫言这种情况，我一旦写起来就会把这部作品写完，我的习惯是重复，不满意的地方改，往短里改，一般改六次，就达到了我基本上想要的程度。我这样说，张导演可能有些失望。因为他刚说小说家可以随便扔。
张：碰上一个不扔的作家。（众笑）
2002年2月15日
的故事，慢慢到写身边的事情，恰恰我也正想拍身边的小人物。后来看到师傅越来越幽默，那是在收获上，我一看标题就觉得特别好玩，一看是莫言写的，我就把它先搁起来准备重点阅读。到了晚上，一口气读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也能表达时代的变化，于是就有很大的兴趣去改编。我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小说中的人物的身份电影里不好表现。他的故事里的人物是过去一个时代的劳动模范，到了新的时代，他的观念、生活甚至生存，都发生了一系列的改变，由此产生了一个很幽默很荒诞的故事。但电影中这个人物只能改，不能是劳动模范，所以只能是退休的职工，还不能是下岗职工。其实我们也是力图保持作品的戏剧性去折射时代的改变，让我们的目光始终去关注这些普通人的生活。但最后我是觉得幸福时光传达的他的那种东西太少了。现实题材的限制比较大，没有像红高粱那样得他太多的“真传”大江：幸福时光的电影怎么样？莫言你看了吗？
莫：我看了。我与艺谋有同感。有句话说，艺术家是带着镣铐跳舞，他的镣铐过于沉重。我的原小说写的是一个劳模临近退休突然下岗了，他整个人落到了一个不尴不尬被晾起来的境地，这才由此产生一系列黑色幽默的荒诞故事。张艺谋的电影把人物的身份变换了以后，就面临着再创作的巨大困难。如此一来，小说所反映的社会环境就没有意义了。小说中在汽车壳子里所发生的故事又涉及到一点性的问题，在电影里也是不太好表现的。假如这部电影有什么遗憾的话，就是因为这个题材本身富有挑战性，而张艺谋非要拍，结果就遭遇了很多障碍。绕来绕去，他心里很多想的东西只能是曲曲折折地表现出来。这与红高粱的直接“吼”出来不同。因为我是小说作者，我看了以后，有的地方还可以会意，但观众看了以后就很难感受到我们原来创作的初衷。我想任何一个大导演或者任何一个作家，他的整个创作生涯肯定有起伏，这种起起伏伏我觉得是一个艺术家向高处攀登的表现，为了爬上更高的山头，有时候可能要故意向下落一点。张：你是说我们故意往下落（笑）。传神地、写意地表达一种精神还是红高粱来得痛快。我发现古代题材在处理社会环境方面就容易得多，比如我最近拍的武侠题材。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冲动去直接反映现实生活。
越来越少的读者和观众
大江：你们说八十年代是文学艺术的黄金时代，进入九十年代和新世纪，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对文学艺术有什么影响？
莫：应该说八十年代文学艺术的热闹其实是不正常的，因为经过文革十年文学艺术的空白，刚刚进入改革开放，八十年代初的作家还不成熟，到了八五、八六年，情景就大不一样了，涌现出一大批力作，老百姓期待作家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期待他们能用自己的作品，清算文革的罪行，推动思想解放。进入九十年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老百姓日常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台彩电还值不了一条好烟，各种艺术门类，各种娱乐方式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人们打发业余时间的方式太多了，导致小说、诗歌的读者减少，当然也导致电影观众的减少。张：我跟莫言一样很怀念八十年代。我的看法是好像我们人类有一个通病，在结束了一场灾难之后，特别愿意思考，中国的十年文革结束后，日本的二战结束后，包括欧洲、美国，在之后的一段时期，可能是艺术特别有质量的时期，每个人都很关心，渴望了解其中的情况。现在是和平时期，出了那么多大师的日本电影现在也不景气。和平时代丰衣足食，娱乐和消费成为主流。严肃的艺术就失去了观众，剩下的就是好莱坞的流行。在这个时代，做导演比做文学家幸运。因为电影还有一个片种是娱乐片，比如我现在拍的武侠片英雄，当然我也要讲求艺术性，但也只是一个动作片的包装而已；而做一个从事严肃文学创作的作家，致力于创作有深度的作品，读者就会越来越少。莫：所以有人说，中国就只剩下一个读者，那就是张艺谋。（笑）
张：没人读你们的小说了，你可以随便写。比我们自由多了。（大笑）
大江：我也是一个读者不多的作家，七十年代有过一批读者，三十年过去了，还是没有太多，所以我也很自由，愿意写什么写什么。
张：我觉得我当不了作家。我所有的电影都是由小说改编的，我觉得最难的是放一张白纸，或摆台电脑在面前，让我从零开始。所以，我很佩服作家，他怎么就能写出那么多故事来呢？
莫：还是张艺谋了不起，能把我们的白纸黑字变成一部色彩绚丽的电影。太麻烦了！小说改编成电影，绝不是也不应该是照搬，而是一次再创作，再提高。中国作家从某种意义上讲之所以还能够写，是因为至少还有个张艺谋。你要不当导演，就又有一半人不写作了。（众笑）张：不会。
大江：如果说张艺谋不当作家有人后悔的话，那肯定只有张艺谋一个人；但他要是不当导演，更多的人不答应，包括莫言和我，包括很多观众。所以你没当作家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作家的自由与导演的无奈
大江：刚才听到二位的谈话收获比较大。我还有一个问题，生活在目前的中国，你们通过作品最想表达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是电视编导安排的，我不想问，因为在日本有人问我同样的问题，我没法回答，我只是说，我刚刚写完的作品就是我想要表达的，你抽象地让我回答，我回答不出来。所以这个问题我不问你们，但是如果你们就这个问题有兴趣回答，我们的录像带很长，你们可以随便说说。张：那我就浪费一段吧。我其实总被记者问到这个问题，我有时候也冠冕堂皇地说，最关心的是人，听起来挺深刻挺高雅。其实我自己没有很认真地去问过自己，你到底想弄什么？我有点像逛商店，不知道想买什么时，突然被一个东西打动，不知道为什么就喜欢。有时候很可能是一种视觉的东西在吸引我，对我来说就是颜色，对！颜色。我对视觉的东西是很敏感的，很迷恋的，很希望莫言能再写一个特别有颜色的作品，我就会觉得很兴奋。莫：一个作家有时候实际上做不了自己的主，本来今天想写一个反腐败题材，明天突然对另一个题材发生了兴趣。有很多小说写一半就放下了，放下后就永远捡不起来了，我最近有两个长篇的开头都作为中篇发表了。当时觉得很兴奋，写了三五万字，突然又觉得灵感全无。在今后的创作中这种情况肯定还可能出现。从某种意义上，我是跟着感觉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管你做什么不管你写什么，都要写原创性的，惟一的。别人做过的，你就不能用同样的腔调重复。最好是别人没写过，用的也是自己和别人没用过的手法。但这是非常困难的。不过我们可以把这当做终身追求的目标，哪怕实现了自己构想的30％，这部作品就非常好。
张：这点也太自由了，你可以写一半搁那儿，不写了。我们有时候准备拍了，剧本弄好了，班子搭好了，突然找不到感觉了，就觉得真没劲，但又非干不可，还得挺着，在整个创作人员面前装作胸有成竹，充满信心，因为所有的人都看着你。你已经觉得肯定拍不好了，因为你没有激情。这就是导演与你们作家的区别，完全身不由己。莫：我写不下去还可以撕掉。
张：你多方便。
大江：我还没有莫言这种情况，我一旦写起来就会把这部作品写完，我的习惯是重复，不满意的地方改，往短里改，一般改六次，就达到了我基本上想要的程度。我这样说，张导演可能有些失望。因为他刚说小说家可以随便扔。
张：碰上一个不扔的作家。（众笑）
2002年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