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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里条件反射地一动，然后坐了起来。他脖子突然感到一阵疼痛，他畏缩着不敢动了，那儿的肌肉感觉僵僵的。他睡着了，不只是打个盹儿。似乎重新回到了加利福尼亚。但此时此地是灰色纽约的白昼，手指又敲了起来。
他痛苦而小心地转过头来，看到了他的妈妈，头上披着一条网状围巾，正在朝车子里看。
他们隔着车窗彼此望着，拉里莫名其妙地感觉自己赤裸裸的，像动物园里的一只动物一样被人看着。然后，他笑了起来，把车窗摇了下去。
“妈妈？”
“我知道是你，”她以一种异常平静的口吻说“出来，让我看看你站起来的样子。”
两条腿也睡着了；当他打开车门出来时，四肢麻木的感觉一直延伸到大脚趾。他从不希望以这种方式见到她，毫无思想准备，而且暴露无遗。他感觉像一个在站岗时睡着的哨兵突然被喊了立正一样。他不知怎地希望母亲看起来小一点儿，不那么自信，这么几年像施了魔法一样，他成熟了，而她还是老样子。
但她发现他的方式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他10岁时，她总会在星期天的早晨叫醒他，认为他睡得时间太长了，她就会用一只手指敲他卧室关着的门。14年后，她还是用这种办法叫醒他，他睡在他的新车里像一个疲惫的孩子，总想熬夜，却被瞌睡虫弄得昏昏欲睡，而且睡着时的姿态不怎么优雅。
现在，他就站在她的面前，头发乱乱的，疲惫地咧着嘴傻笑。他的两条腿仍感觉麻木，他不得不从一只脚换到另一只脚。他想起她曾经告诉过他如果他这样的时候就必须去浴室，现在，他不动了，任凭麻木的感觉刺痛着他。
“你好，妈妈，”他说。
她一言不发地看着他，一种敬畏之情又回到了他的心中，像小鸟归巢一般的感觉。担心她会转身离他而去，拒绝接受他，给他一个背影，或者走到拐角处的地铁口，离开他。
她喘了口粗气，一个人搬起一件重物前就是这样喘粗气。她说话的声音是那么的自然、轻柔——那么恰如其分——他感到非常高兴，几乎忘了他的第一印象。
“你好，拉里，”她说“上楼吧。我从窗户往外面看时，就知道是你。我已经打电话请了病假。”
她转身领着他上了原先两只石狗中间的台阶。他跟着她上了三个台阶，赶上了她，由于腿脚麻木走得还不利索。“妈妈？”
她转过头来，他紧紧地抱住了她。她的脸上闪现出一种惊恐的表情，好像宁愿被抢劫，也不愿意被拥抱似的。接着，脸上的惊恐消失了，她接受了他的拥抱，也紧紧地抱住了他。她的香粉味悄悄地钻到他的鼻孔里，不经意地勾起了乡愁，如此强烈、甜蜜又如此苦涩。过了一会儿，他想他快要哭了，还自鸣得意地想她可能也会这样；此时此刻十分感人。透过她倾斜的肩，他可以看那只死猫，一半在里，一半在外地躺在垃圾箱里。当他们分开时，她的眼睛干干的。
“来吧，我给你做点儿早饭。你是不是开了一整夜的车？”
“是的，”他说，声音因动了感情而略微有点儿沙哑。
“那好，来吧。电梯停了，但是只有两层。这对有关节炎的哈尔西太太来说更糟。她住五层。别忘了擦擦你的脚。如果你带着泥进来，弗里曼先生会说我的。我发誓他能闻出来。肮脏是他的大敌，是吧？”他们现在都住在楼上。“你能吃3个鸡蛋吗？我还要做土司，如果你不介意吃粗麦面包的话。来吧。”
他跟着她穿过原先那两只石狗，他有点凄凉地看着它们曾经矗立的地方，只是想确认一下它们真的不见了。她推开门，俩人走了进去。甚至那深棕色的窗帘和饭香都没变。
艾莉丝安德伍德给他做了三个鸡蛋、咸肉、土司、果汁、咖啡。他把饭都吃了，只剩下咖啡，他点燃了一支烟，从桌子旁向后退了退。她对香烟闪现出指责的神情，但没说什么。这使他恢复了一点自信——一点，并不是很多。她擅于耐心等待时机。
她把锅放到刷碗水中，它发出了点儿嘶嘶声。她变化不大，拉里此时正在想。有点老了——现在她可能已经51岁了——头发有点变灰了，但头上仍是满头黑发。
他开始往咖啡碟中弹烟灰；她把碟子突然抽走，换上了一个烟灰碟，她一直把它放在碗橱里。碟子已经被咖啡弄脏了，似乎最适合弹烟灰进去。烟灰碟很干净，一点瑕疵都没有，他往里面弹烟灰有点于心不忍。
“你终于回来了，”艾莉丝说“回来做什么？”
好吧，妈，我的这个朋友开导我要认清人生——那帮成群结队的傻瓜总是跟着我。我不知道朋友这个词是否适合他。他在音乐上敬重我，就像我敬重1990年水果口香糖公司一样。但他让我穿上了旅游鞋，罗伯特弗罗斯特不是说过，家是那种地方，当你走到那时，你的双脚就不由得要带你走进？
他大声说：“我很想你，妈妈。”
她哼了一声。“这就是你经常给我写信的原因？”
“我可不太爱写信。”他慢慢地抽了口烟，吐了5个烟圈儿，慢慢地飘散了。
“你可以再说一遍吗。”
他笑着说：“我可不太爱写信。”
“对你的妈妈还耍心眼儿。这一点没变。”
“我很抱歉，”他说“妈妈，你怎么样？”
她把锅放好，拔掉洗涤槽的塞子，把发红的手上的肥皂沫擦掉。“还好吧，”她说，又回到桌旁，坐下。“我的背还是痛，我吃了药。勉强还过得去。”
“自从我走后，你没有犯过病吗？”
“犯过一次。但让霍尔默斯医生看过了。”
“妈，那些按摩疗法都是都是骗人的。”他不说话了。
“都是什么？”
面对她的笑容，他不自然地耸了耸肩。“如果你有钱，又是白人，只有21岁。他帮你，那当然很好。”
她叹了口气，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丸冬青油救命丸。“我可远不止21岁。而且我也感觉到了。要一丸吗？”他冲着她拿的救命丸摇了摇头。她自己吃了。
“你还是很年轻，”他开玩笑地恭维着，像以前一样。她一直喜欢这样，但现在，听了这话，她的嘴角只浮现出一丝笑容。“你的生活中有新的男人吗？”
“有几个，”她说“你怎么样？”
“没有，”他郑重地说“没有新的男人，只有一些姑娘，不是新男人。”
他希望她大笑，但这次她还是只露出了一丝微笑。“我让她烦恼了。”他想。那是什么原因呢。她不知道我来这儿想要干什么。她毕竟为了让我露面等了3年。
“拉里还是那个老样子，”她说“从来没正经过。你没有定婚吧？是不是一直在和人约会？”
“我和好几个女孩约会，妈妈。”
“你总是这样。至少你从没回家告诉我你让一个漂亮的天主教女孩怀孕了。你以前要么不是小心谨慎，非常幸运，要么就是非常有礼。”
他努力板着脸。这是他生命中的第一次，她直接或转弯抹角地对他谈起异性。
“不管怎样，你要听着，”艾莉丝说“他们说单身汉总有乐子。不是那回事。你已经长大了，能瞎折腾了，弗里曼先生就是这样。他要了那间挨着人行道的屋子，总是站在窗户那儿，希望刮来一阵大风。”
拉里哼了一声。
“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你的歌。我告诉别人，那是我儿子。那是拉里。大多数人都不相信。”
“你听到了？”他奇怪为什么她一开始不说，而是先说了些不足挂齿的小事。
“是的。一直从年轻姑娘听的摇滚乐电台听的。罗克电台。”
“你喜欢吗？”
“就像我喜欢听那类音乐一样。”她坚定地看着他“我认为有一些歌听来很有启发。下流。”
他发现自己的脚总是移来移去的，他强迫自己不动。“可能只是听起来有些激情。就这些。”他的脸泛着红光。他从未想过坐在妈妈的厨房里讨论激情问题。
“‘激情’应该在卧室里。”她简短地说了一句，结束了关于他的成名歌曲的艺术讨论。“还有，你的嗓音变了，听起来像个黑人。”
“现在吗？”他打趣地问道。
“不，是在收音机里像。”
“她应该走过来。”拉里一边压低了嗓音模仿比尔威瑟斯的唱法，一边笑着。
“就像这样，”她点点头“当我还是个姑娘的时候，我觉得弗兰克西纳特拉标新立异。现在他们有了这种说唱，他们叫说唱。我看是大嚷大叫。”她用妒忌的眼神看着他。“至少你的专辑中没有大嚷大叫。”
“我有版税，”他说“卖出一张专辑就抽一定百分比的税。它分成若干部分”
“噢，接着说，”她说，她的手作了一个轰赶的动作。“我数学考试从来没及格过。是他们付给你钱，还是你贷款买了那辆小车？”
“他们给我的不多，”他说，差一点说漏了嘴，还好收住了。“那辆车我付了定金。其余的那部分钱我一直在付。”
“宽松的贷款条件，”她悲伤地说“你父亲就是这样破的产。医生说他死于心脏病，其实不是。他的心已经碎了。你爸爸是因为宽松的贷款条件才加重的病情。”
这是陈年旧话了，拉里只想不受它的影响，在适当的时候点点头。他父亲开了一家男子服饰用品店。一家罗伯特专营店，就在不远的地方开业，一年后，他的生意破产了。他为了寻求安慰就不停地吃，3年中长了110磅。拉里9岁时，他死在街角的一家小餐馆里，当时他面前放着一盘吃半截的肉丸子三明治。在守灵时，她姐姐努力安慰一个看起来绝不需要安慰的女人——艾莉丝安德伍德——说人死了比活着强。她说，可能是这样。从姐姐的肩膀上，他一下子看到了她的姐夫，他一直在喝酒。
艾莉丝后来独自一人抚养拉里，她一直用格言和自己的看法主宰他的生活，直到他离开家。当他和鲁迪施瓦茨开着鲁迪的那辆老福特车出发时，她对他说的话是：加利福尼亚也有救济院。亚西尔，那是我妈妈。
“你要留在这儿吗。拉里？”她温柔地问道。
他很惊奇，反问道“你介意吗？”
“有地方祝后面的卧室里有活动床。我一直在后面的屋子里储藏东西，但你可以把一些箱子移开。”
“好的，”他慢悠悠地说“如果你肯定你不介意的话。我只在这儿呆两个星期。我想我还要看望一些老熟人。马克盖伦戴维
克里斯这些人。”
她站了起来，走到窗户那儿，把它打开了。
“拉里，你在这儿愿意住多久就住多久。也许我不善于表达自己，但我很高兴看到你。以前我们从未好好地说过再见。都说的是一些刺耳的话。”她的脸对着他，仍旧很严肃，但充满了令人生畏的、不太自然的爱意。“从我这方面来说，我感到后悔了。我只会说那些话，是因为我爱你。我从不知道怎样说恰当，所以我就用别的方式表达。”
“那很正常，”他说，低头看着桌子。那种激动的感觉又回来了。他可以感觉到。“听着，我出钱买家具。”
“如果你想买可以买。如果你不想，也不要勉强。我有工作。你还是我的儿子。”
他想着那只死猫，一半在里一半在外地躺在垃圾箱里，还想起了水手杜威，笑着将待客用的锅填满，突然他的眼泪流了出来。他用脏手去擦反而更脏了，他想这可能是她的想法，并不是他的——什么都没按照他想的那样发展，什么都没有。她彻底变了。他也是，但不像他怀疑的那样。一种不自然的反差出现了；她变得越来越大，而他不知怎的，越变越小了。他没有回家看她，是因为他要去别的地方。他回了家是因为他害怕，他想要妈妈。
她站在窗前，看着他。白色的窗帘在潮湿的微风里飘来飘去，把她的脸弄暗了，虽然没有全遮住，却显得愈发严肃了。窗外车水马龙的声音传了进来。她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了一条手绢，走到桌前，放在他正在摸索的手中。拉里性格坚强。她不会因此而责备他的，但结果会怎样呢？他爸爸是个轻信他人的人，她内心非常清楚是什么导致他病情加重；马克思安德伍德总是借贷多，收回少。所以是在那种情况下形成的坚强性格？拉里要感谢谁？还是要谴责谁？
他的眼泪不能改变他性格中石头般坚强的一面，就像夏天的一场暴雨并不能改变石头的形状一样。这种坚强的个性有许多好处——她知道这点，以前她在这个城市里独自抚养孩子时她就知道，因为这个城市对当妈妈的并不怎么关照，对孩子则更少——只是拉里还未觉察罢了。他就是她说的那样：拉里还是那个老样子。他还会继续走下去，不动脑子，给别人——也给他自己——添麻烦，当麻烦太多的时候，他还会唤起那种坚强的性格让自己摆脱。那别人呢？他会让他们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岩石是坚硬的，他的性格是坚强的，但他没把它用在正道上。她能在他的眼睛里和他的一举一动中看出他的性格甚至从他弹香烟弄出那些烟圈的动作中也能看出。他从不让他的这种坚强性格锋芒毕露去伤害别人，但那种性格确实存在，但当他需要时，他仍会像孩子一样唤醒它——它就像一根大头棒，当他掉进自己挖的陷井中的时候再拿它开出一条路来。从前，她曾对自己说拉里会变的。她这样说过，他会的。
但站在她面前的已经不是个孩子了，是个长大了的男人。她恐怕他的改变期——深入彻底的改变性格，她的牧师称之为灵魂的改变，而不是心灵的改变——已结束了。拉里的性格让你感觉像听到粉笔写在黑板上时发出的尖锐刺耳的声音一样。深埋其中，露形于外，非拉里莫属。他的心中只有他一个人。但她还是爱他。
“你累了，”她说“收拾一下。我把盒子挪开，你就可以睡了。我想我毕竟今天就要忙开了。”
她穿过走廊到后面的卧室去了，他原先的卧室，拉里听到她在一边咕咕哝哝，一边搬箱子。他慢慢地把眼泪擦干。窗外车水马龙的声音传了进来。他试图回忆起他最后一次当着他妈面哭的情景，他想起了那只死猫。她说得对。他是累了。他从未感觉这么累过。他上了床，睡了将近18个小时。
第6章
法兰妮从房子里走出来的时候是下午五六点钟的光景，看到父亲正蹲在豆子地里全神贯注地拔着杂草。父亲老来得子，现在年纪已经过了60，头上总戴着一顶垒球帽，帽子下露出花白的头发。她的母亲住在波特兰，靠卖手套为生。法兰妮儿时最要好的朋友埃米劳德定在下个月初结婚。
她低头注视着父亲的背影，目光里充满了爱意。缅因州的夏初时节，午后的阳光给人一种特别的祥和感觉，她喜欢这种感觉。她还记得1月的阳光，总能让她感到一阵阵强烈的心痛。夏初的午后，天色渐暗的时候，会勾起人无数美好的回忆。她想起小里格公园的垒球场，她的父亲曾经在那里打过垒球；她还想起了甘甜的西瓜、新收的玉米、清凉的冰茶，还有她的童年时光。
法兰妮清了清嗓子：“要帮忙吗？”
他转过头，嘴角掠过一丝微笑。“来了，法兰妮。看见我了是不是？”
“大概是看到了。”
“你妈回来了吗？”他略一皱眉，脸上随即恢复了喜色。“想必是没有，她才走的。快，想帮忙就过来吧。回去别忘了把手洗干净。”
“看女人先看手。”法兰妮一边逗趣，鼻孔哼出一声笑来。彼得努力装出生气的样子，可装得并不太像。
她在紧挨着他的一个田垅蹲下身子开始拔草。麻雀唧唧喳喳叫个不停，远处一号高速公路隐约传来车来车往的轰鸣声。如果到了7月，噪音简直大得不行，而且隔三差五地还会发生一两场严重车祸。
彼得打开了话匣子，跟她谈自己这一天的事。法兰妮仔细地听着，不失时机插入几个问题或者点点头。他全神贯注地干着手里活，不会注意到她在点头，但眼角的余光能够看到她点头的影子。他在桑福德公司一家大型汽车配件厂做机械工，已经64岁的年纪，再过一年就要退休。这一年并不算长，因为他还攒了4个星期的假，打算在9月份等她妈妈回家后把它休完。一想到退休他心里就不踏实。他告诉她，他努力不把退休看成是一次休不完的长假；他退休后会有不少朋友，他们对他讲退休的日子也还不错。他觉得自己不会像哈兰恩德斯一样百无聊赖，也不会像卡隆两口子一样穷困潦倒——就是那个可怜的保罗卡隆，一辈子几乎没缺过一天工，可到头来老两口混得还是不成样子，只好卖了自己的房子搬去和女儿女婿同祝
彼得戈德史密斯对社会保障制度一向不满，他从来没有相信过什么社会保障，过去也是这样，那时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因为经济萧条、通货膨胀以及失业人数的不断增加而走向互解。他告诉女儿，在三四十年代，缅因州民主党还没有什么势力，但她的祖父就是一个民主党，她的祖父也把她的父亲教育成了一个民主党。在奥甘奎特的鼎盛时期，戈德史密斯一家几乎成了社会上的贱民，但他的父亲有一个雷打不动的口头禅，和缅因州共和党的信条不相上下：不要相信什么精英，他们不会让你有好日子过，所以要推翻他们的政府，不达目的永不罢休。
法兰妮笑出了声。她喜欢父亲这样讲话。他不总是这样，因为那个女人——他的妻子，她的母亲——会用她那张刀子嘴把他驳得无言以对。
必须要相信自己，他接着说，要让那些精英们尽可能地善待那些选他们上台的老百姓。通常做不到人人称心，但这也就行了，彼此半斤八两，谁也不欠谁的。
“关键是钱。”他告诉法兰妮“威尔罗杰斯说过，地盘就是钱，因为地盘不会变多，金子和银子也是这个道理。爱财如命的人是让人讨厌的坏蛋；不懂爱财的人是傻瓜，不可恨，但是可怜。”
法兰妮猜想他大概是想到了可怜的保罗卡隆，法兰妮还没出生的时候他就是父亲的朋友。她忍住没问。
她不希望父亲对她讲自己如何在不错的年景攒下钱来维持家计。他只是说，她从来没有给两人造成负担，条件好的时候如此，条件差的时候也是如此；他供她上完了学，每向朋友们讲起这一点，他总是觉得非常自豪。她的母亲不懂得这些。对于女人来说时代已经不同了，不管喜欢不喜欢这种变化。但卡拉到底也想不通，法兰妮是在上学，不是在外面找野男人。
彼得说：“她看到人家埃米劳德结婚了，就寻思开了，‘应该是我们的法兰妮才对。埃米长得是漂亮，但是和我们的法兰妮站在一起，那她可就给比下去了。’你妈一辈子都是老脑筋，现在也改不了。所以你经常得和她有点小别扭，说来也不奇怪。谁也没有错。不过你得记着，法兰妮，她已经老了，不会再有什么改变了，可你却长大了，你应该能明白这些。”
彼得把话题又拉到了自己的工作。他说，那是在一家小印刷厂，一位同事差点给砸掉了小手指，当时他走了神，可手指就在邮票底下，幸好里斯特克罗利及时把他拉开了，可后来里斯特克罗利走了。他叹了口气，仿佛回想起自己后来也离开了那里。紧接着他的声音里又充满了兴致。他告诉她，自己有一个主意，可以把汽车天线隐藏到发动机罩底下。
他东拉西扯，讲得十分起劲。两人的影子越来越长，在他们身前的田垄向前移动。这种情景让她感到心态平和。她本来是来告诉他一件事的，可从很小的时候起，每次她有事要说的时候却总是先听他讲上一大通。她不讨厌他，据她所知，没有人嫌他唠叨，也许她的妈妈是一个例外。他喜欢讲，也很会讲。
她开始注意到他已经止住了话，此时正坐在地头的一块石头上，一边磕着烟斗，一边看她干活。
“你在想什么，法兰妮？”
她愣愣地看了他一会儿，不知道如何开口。她本来是要告诉他的，可现在却不知道能不能说出口。两个人都没有吱声，就这样沉默着，她终于受不住这种沉默。
“我怀孕了。”她说得很简单。
他填烟斗的手停了下来，两眼打量着她。“怀孕？”他说，似乎没有听到过这个字眼。“噢，法兰妮，你是在开玩笑，还是在”
“是真的，爸爸。”
“过来，坐我这儿。”
她顺从地走过去，坐在他的身旁。她感到太阳穴在突突地跳动，胃里隐隐觉得一阵恶心。
“真的可以肯定？”他问。
“可以肯定。”她回答，说完不由自主地抽噎起来。他伸出一只胳膊把她搂在怀里，停了很长时间。等到泪水止住的时候，她勉强着提出了一个压在心里的问题。
“你还爱我吗，爸爸？”
“什么？”他看着她，一脸迷惑。“爱，和过去一样。”
听了这句话，她又开始哭了起来。这次他没有理会，一口一口地抽起了自己的烟斗。在微风的吹动下，烟雾慢慢地在空中飘散。
“你觉得很失望是吗？”她问。
“不知道。我从来没有经历这种事，不知道如何是好。是那个叫杰西的吗？”
她点了点头。
“你告诉他了？”
她又点了点头。
“他怎么说？”
“他说娶我。或者花钱让我打胎。”
“要么结婚要么打胎。”彼得戈德史密斯自语道，一边吸了一口烟。“他倒不是一根筋。”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那双搭在牛仔裤上的手，上面沽着一些泥土。“看女人先看手。”她的脑子里又浮起了母亲常常挂在嘴边的这句话。女儿怀孕。我必须要退出教堂了。看女人
父亲说：“我本来不太想多问别人的私事，他或者是你是不是没有注意？”
“我吃了避孕药，”她说“可是没管用。”
“如果不是你们两个的问题，我就没有什么说的了。我真的不会责怪谁。人在21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到了64岁上也就想不起来了。所以咱们也不要细说了。”
她感到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你妈妈可能会唠叨个没完。我不能不让她说，但我不会跟她起哄。你明白吗？”
她点了点头。父亲早就没有了和母亲拌嘴的心思，至少不会大吵大闹。他有一次曾经和法兰妮说过，母亲那张嘴不饶人，她说东谁要是说西，她说出话来肯定没了谱，等到出语伤了人再后悔也晚了。法兰妮觉得父亲可能在很多年前就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对着干，结果闹离婚；要么就得处处让着她。他选择了后者，不过他自有自己的主见。
她轻声问：“爸爸，你肯定不会去想它吗？”
“你是说随着你的想法？”
“我不知道。”
“打算怎么办？”
“对妈妈？”
“不，对你自己，法兰妮。”
“我不知道。”
“嫁给他？两个人过日子和一个人开销差不多，人家都这么说。”
“我不想嫁。我觉得我已经不爱他了。也许过去是。”
“因为孩子？”他的烟斗着得很旺，在夏日的空气里散发着一阵迷人的香味。蟋蟀开始嘟嘟地叫了起来。
“不，跟孩子没关系。反正已经有了。杰西他”她话说了半截。她想数落杰西的不是，孩子突然的到来有她的问题，杰西自然也脱不了干系，只是过去她从来没有想过。匆匆忙忙结婚，早晚准得后悔。这是她妈妈的一句口头禅。
“他这个人很软弱。”她说“我也说不太清楚。”
“你是不是不大信任他，法兰妮？”
“是的。”她说。她觉得父亲此时已经看到问题的根子。她确实不信任杰西。“杰西人不错。他希望做得好一些，他做得还可以。可是
两个学期之前，我们参加了一次诗歌朗诵会。读诗的那个人叫特德恩斯林。人很多。大家听得非常认真，非常严肃。可是我你知道我这个人”
他伸出一只胳膊，轻轻地搂着她。“法兰妮笑开了。”
“是啊，没错。我就说么，你对我非常了解。”
“了解一点儿。”他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意思是说，反正就笑了。我一直在想：‘这个邋遢鬼，这个邋遢鬼，我们都来听一个邋遢鬼念诗。’诗念得抑扬顿挫，就像听收音机里面唱歌似的。我就笑，我不是有意在这样。跟恩斯林先生的诗没有什么关系，那诗确实不错，他人长得也挺好。我是觉得大家那么全神贯注地看他，样子蛮好笑的。”
她瞥了一眼父亲，想看看他的反应。他只是轻轻点了点头，示意她继续说下去。
“反正我是坐不住了，我必须得离开。杰西跟我大发脾气。我知道他发脾气有他的道理我太孩子气了，我的心思太幼稚了，真的。可我经常这样。该做什么事我一样可以做好。”
“没错，你能做好。”
“可有的时候”
“有时候金拉夫敲门，你是不会把他拒之门外的。”彼得说。
“我想肯定不会。不过杰西就会这样做。如果我们结了婚，他会时不时回家看看我是不是把这位不受欢迎的客人请进家。用不着天天请，有那么几次就够他大发脾气的了。那时候我就得努力地我想”
“我想你一定会不高兴。”彼得一边说，一边紧紧地搂住她。
“我想我会不高兴的。”她说。
“那就别因为你妈而改变主意。”
她闭上眼睛，心里越发觉得踏实了。他全能理解，真是有点不可思议。
“你认为我打胎怎么样？”过了一会儿，她问道。
“我想这才是真正要说的问题。”
她注视着他，觉得十分惊讶。
他带着一丝看破天机似的得意的微笑，浓浓的左眉轻轻扬起。尽管这样，她仍然觉得他还是十分严肃的。
“也许是这样吧。”她慢吞吞地回答。
“听着，”他说，可却莫名其妙地打住了话头。她确实在全神贯注地倾听，耳朵充斥着麻雀、蟋蟀的叫声，还有远处传来的飞机的轰鸣、汽车的喧嚣。
她刚想开口，他抓住她的手，开口说道：“法兰妮，爸爸确实老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我到1956年才结婚。”
他心事忡忡地注视着她。
“卡拉那时候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她那时，那时起码还年轻。等到你哥哥弗雷死后，她就变了个人。人也开始老了。弗雷死后她就再也长不大了。这话可能有点不中听，可你别以为我是在说你妈妈的坏话。我是这样觉得，弗雷迪死后卡拉就再也长不大了。她看人看事总是戴着厚厚的一层有色眼镜，自己还以为不错。”
“她那时候是什么样，爸爸？”
“这个”他沉吟了一下，默然地往园子外面的远处望着。“她和你很像，法兰妮。爱笑。我们经常去波士顿看红袜棒球队的表演，打到第7局的时候她总要和我出去，到小吃摊子喝上一点啤酒。”
“妈妈会喝啤酒？”
“会喝。打到第9局的时候，她大部分时间都泡在洗手间里，出来以后她就对我大吵一通，说我让她耽误了很精彩的一段比赛，其实非要到下面的小吃摊子喝酒的是她。”
法兰妮努力地想象自己的母亲一手拿着一杯啤酒，像一个热恋中的女孩抬头看着父亲合不拢嘴的样子。但她觉得怎么也无法想象。
“她一直没有怀孕。”他若有所思地说“我们一起去看了医生，想检查一下两个人谁出了问题。医生说两个人都很正常。后来到了1960年，生了你的哥哥弗雷。你妈妈喜欢得不行。弗雷是她父亲的名字，这个你知道。1965年她流了一次产，我们都以为这是最后一次了。到1969年又有了你，早产一个月，不过一切正常。我非常喜欢你。我们都有了自己喜欢的孩子，可是弗雷死了。”
他不再出声，一脸痛苦的神情。弗雷戈德史密斯死于1973年，那时他13岁，法兰妮4岁。开车撞倒弗雷的人是酒后驾车，曾经多次违章。弗雷7天后死了。
“我想堕胎太好听了。”彼得戈德史密斯一字一句地慢慢地说着，仿佛每个字都令他心痛。“我觉得这简直就是故意杀害婴儿。对不起，我不该说这些，思想太僵化，不管怎么说，这个问题你现在必须考虑。我说过，我已经老了。”
“你不老，爸爸。”她喃喃自语。
“老了，老了。”他突然变得十分粗鲁，显得心烦意乱。“我已经老了，还一门心思地想对年轻人指指点点。一个酒后驾车的司机17年前夺去了我儿子的生命，我的妻子从此精神失常。一提堕胎我就会想到弗雷，没有办法，就像诗歌朗诵会上你不由自主笑出声一样。你的母亲会一板一眼地提出反对。她会说，这是道德问题。这是一种有2000年传统的道德。生命的权利。我们西方人的全部道德都是以生命的权利为基础的。我只看到了弗雷。他受了内伤，根本救不活。我看到了弗雷。他在床上躺了7天，浑身打着绷带。人命太贱，有了打胎，人命就更贱了。我看的书比她多，但弗雷的死让她想得比我还要多。我们做的，我们想的——这些有时都太过武断。这件事我怎么也忘不了。就像喉咙里堵了一块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好些合乎逻辑的东西都是从荒谬中推导出来的，都是从信念中推导出来的。我是不是在胡言乱语？”
“我不想打胎。”她轻声说道“我有我的道理。”
“什么道理？”
“孩子是我身上的肉。”她微微扬起下巴说道“就算是只想自己，我也不在乎。”
“你会不会放弃？”
“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想？”
“不想。我要生下它。”
他不再出声。她仿佛感觉到他有些失望。
“你在想着我的学业，是不是？”
“没有。”他一边说一边站起身，把手叉在后腰，骨节喀喀地响了几声。“我在想，我们聊得挺长了。你现在还没有必要就做决定。”
“妈妈回来了。”她说。
他随着她的目光望去。卡拉的车子在薄暮的余光中开上了车道。卡拉看到了他们，按了几下喇叭，向他们起劲地挥动着手臂。
“我得告诉她。”法兰妮说。
“是得告诉。不过隔一两天再说吧，法兰妮。”
“好吧。”
她帮他收拾好工具，然后两人一起向车子的方向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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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里条件反射地一动，然后坐了起来。他脖子突然感到一阵疼痛，他畏缩着不敢动了，那儿的肌肉感觉僵僵的。他睡着了，不只是打个盹儿。似乎重新回到了加利福尼亚。但此时此地是灰色纽约的白昼，手指又敲了起来。
他痛苦而小心地转过头来，看到了他的妈妈，头上披着一条网状围巾，正在朝车子里看。
他们隔着车窗彼此望着，拉里莫名其妙地感觉自己赤裸裸的，像动物园里的一只动物一样被人看着。然后，他笑了起来，把车窗摇了下去。
“妈妈？”
“我知道是你，”她以一种异常平静的口吻说“出来，让我看看你站起来的样子。”
两条腿也睡着了；当他打开车门出来时，四肢麻木的感觉一直延伸到大脚趾。他从不希望以这种方式见到她，毫无思想准备，而且暴露无遗。他感觉像一个在站岗时睡着的哨兵突然被喊了立正一样。他不知怎地希望母亲看起来小一点儿，不那么自信，这么几年像施了魔法一样，他成熟了，而她还是老样子。
但她发现他的方式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他10岁时，她总会在星期天的早晨叫醒他，认为他睡得时间太长了，她就会用一只手指敲他卧室关着的门。14年后，她还是用这种办法叫醒他，他睡在他的新车里像一个疲惫的孩子，总想熬夜，却被瞌睡虫弄得昏昏欲睡，而且睡着时的姿态不怎么优雅。
现在，他就站在她的面前，头发乱乱的，疲惫地咧着嘴傻笑。他的两条腿仍感觉麻木，他不得不从一只脚换到另一只脚。他想起她曾经告诉过他如果他这样的时候就必须去浴室，现在，他不动了，任凭麻木的感觉刺痛着他。
“你好，妈妈，”他说。
她一言不发地看着他，一种敬畏之情又回到了他的心中，像小鸟归巢一般的感觉。担心她会转身离他而去，拒绝接受他，给他一个背影，或者走到拐角处的地铁口，离开他。
她喘了口粗气，一个人搬起一件重物前就是这样喘粗气。她说话的声音是那么的自然、轻柔——那么恰如其分——他感到非常高兴，几乎忘了他的第一印象。
“你好，拉里，”她说“上楼吧。我从窗户往外面看时，就知道是你。我已经打电话请了病假。”
她转身领着他上了原先两只石狗中间的台阶。他跟着她上了三个台阶，赶上了她，由于腿脚麻木走得还不利索。“妈妈？”
她转过头来，他紧紧地抱住了她。她的脸上闪现出一种惊恐的表情，好像宁愿被抢劫，也不愿意被拥抱似的。接着，脸上的惊恐消失了，她接受了他的拥抱，也紧紧地抱住了他。她的香粉味悄悄地钻到他的鼻孔里，不经意地勾起了乡愁，如此强烈、甜蜜又如此苦涩。过了一会儿，他想他快要哭了，还自鸣得意地想她可能也会这样；此时此刻十分感人。透过她倾斜的肩，他可以看那只死猫，一半在里，一半在外地躺在垃圾箱里。当他们分开时，她的眼睛干干的。
“来吧，我给你做点儿早饭。你是不是开了一整夜的车？”
“是的，”他说，声音因动了感情而略微有点儿沙哑。
“那好，来吧。电梯停了，但是只有两层。这对有关节炎的哈尔西太太来说更糟。她住五层。别忘了擦擦你的脚。如果你带着泥进来，弗里曼先生会说我的。我发誓他能闻出来。肮脏是他的大敌，是吧？”他们现在都住在楼上。“你能吃3个鸡蛋吗？我还要做土司，如果你不介意吃粗麦面包的话。来吧。”
他跟着她穿过原先那两只石狗，他有点凄凉地看着它们曾经矗立的地方，只是想确认一下它们真的不见了。她推开门，俩人走了进去。甚至那深棕色的窗帘和饭香都没变。
艾莉丝安德伍德给他做了三个鸡蛋、咸肉、土司、果汁、咖啡。他把饭都吃了，只剩下咖啡，他点燃了一支烟，从桌子旁向后退了退。她对香烟闪现出指责的神情，但没说什么。这使他恢复了一点自信——一点，并不是很多。她擅于耐心等待时机。
她把锅放到刷碗水中，它发出了点儿嘶嘶声。她变化不大，拉里此时正在想。有点老了——现在她可能已经51岁了——头发有点变灰了，但头上仍是满头黑发。
他开始往咖啡碟中弹烟灰；她把碟子突然抽走，换上了一个烟灰碟，她一直把它放在碗橱里。碟子已经被咖啡弄脏了，似乎最适合弹烟灰进去。烟灰碟很干净，一点瑕疵都没有，他往里面弹烟灰有点于心不忍。
“你终于回来了，”艾莉丝说“回来做什么？”
好吧，妈，我的这个朋友开导我要认清人生——那帮成群结队的傻瓜总是跟着我。我不知道朋友这个词是否适合他。他在音乐上敬重我，就像我敬重1990年水果口香糖公司一样。但他让我穿上了旅游鞋，罗伯特弗罗斯特不是说过，家是那种地方，当你走到那时，你的双脚就不由得要带你走进？
他大声说：“我很想你，妈妈。”
她哼了一声。“这就是你经常给我写信的原因？”
“我可不太爱写信。”他慢慢地抽了口烟，吐了5个烟圈儿，慢慢地飘散了。
“你可以再说一遍吗。”
他笑着说：“我可不太爱写信。”
“对你的妈妈还耍心眼儿。这一点没变。”
“我很抱歉，”他说“妈妈，你怎么样？”
她把锅放好，拔掉洗涤槽的塞子，把发红的手上的肥皂沫擦掉。“还好吧，”她说，又回到桌旁，坐下。“我的背还是痛，我吃了药。勉强还过得去。”
“自从我走后，你没有犯过病吗？”
“犯过一次。但让霍尔默斯医生看过了。”
“妈，那些按摩疗法都是都是骗人的。”他不说话了。
“都是什么？”
面对她的笑容，他不自然地耸了耸肩。“如果你有钱，又是白人，只有21岁。他帮你，那当然很好。”
她叹了口气，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丸冬青油救命丸。“我可远不止21岁。而且我也感觉到了。要一丸吗？”他冲着她拿的救命丸摇了摇头。她自己吃了。
“你还是很年轻，”他开玩笑地恭维着，像以前一样。她一直喜欢这样，但现在，听了这话，她的嘴角只浮现出一丝笑容。“你的生活中有新的男人吗？”
“有几个，”她说“你怎么样？”
“没有，”他郑重地说“没有新的男人，只有一些姑娘，不是新男人。”
他希望她大笑，但这次她还是只露出了一丝微笑。“我让她烦恼了。”他想。那是什么原因呢。她不知道我来这儿想要干什么。她毕竟为了让我露面等了3年。
“拉里还是那个老样子，”她说“从来没正经过。你没有定婚吧？是不是一直在和人约会？”
“我和好几个女孩约会，妈妈。”
“你总是这样。至少你从没回家告诉我你让一个漂亮的天主教女孩怀孕了。你以前要么不是小心谨慎，非常幸运，要么就是非常有礼。”
他努力板着脸。这是他生命中的第一次，她直接或转弯抹角地对他谈起异性。
“不管怎样，你要听着，”艾莉丝说“他们说单身汉总有乐子。不是那回事。你已经长大了，能瞎折腾了，弗里曼先生就是这样。他要了那间挨着人行道的屋子，总是站在窗户那儿，希望刮来一阵大风。”
拉里哼了一声。
“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你的歌。我告诉别人，那是我儿子。那是拉里。大多数人都不相信。”
“你听到了？”他奇怪为什么她一开始不说，而是先说了些不足挂齿的小事。
“是的。一直从年轻姑娘听的摇滚乐电台听的。罗克电台。”
“你喜欢吗？”
“就像我喜欢听那类音乐一样。”她坚定地看着他“我认为有一些歌听来很有启发。下流。”
他发现自己的脚总是移来移去的，他强迫自己不动。“可能只是听起来有些激情。就这些。”他的脸泛着红光。他从未想过坐在妈妈的厨房里讨论激情问题。
“‘激情’应该在卧室里。”她简短地说了一句，结束了关于他的成名歌曲的艺术讨论。“还有，你的嗓音变了，听起来像个黑人。”
“现在吗？”他打趣地问道。
“不，是在收音机里像。”
“她应该走过来。”拉里一边压低了嗓音模仿比尔威瑟斯的唱法，一边笑着。
“就像这样，”她点点头“当我还是个姑娘的时候，我觉得弗兰克西纳特拉标新立异。现在他们有了这种说唱，他们叫说唱。我看是大嚷大叫。”她用妒忌的眼神看着他。“至少你的专辑中没有大嚷大叫。”
“我有版税，”他说“卖出一张专辑就抽一定百分比的税。它分成若干部分”
“噢，接着说，”她说，她的手作了一个轰赶的动作。“我数学考试从来没及格过。是他们付给你钱，还是你贷款买了那辆小车？”
“他们给我的不多，”他说，差一点说漏了嘴，还好收住了。“那辆车我付了定金。其余的那部分钱我一直在付。”
“宽松的贷款条件，”她悲伤地说“你父亲就是这样破的产。医生说他死于心脏病，其实不是。他的心已经碎了。你爸爸是因为宽松的贷款条件才加重的病情。”
这是陈年旧话了，拉里只想不受它的影响，在适当的时候点点头。他父亲开了一家男子服饰用品店。一家罗伯特专营店，就在不远的地方开业，一年后，他的生意破产了。他为了寻求安慰就不停地吃，3年中长了110磅。拉里9岁时，他死在街角的一家小餐馆里，当时他面前放着一盘吃半截的肉丸子三明治。在守灵时，她姐姐努力安慰一个看起来绝不需要安慰的女人——艾莉丝安德伍德——说人死了比活着强。她说，可能是这样。从姐姐的肩膀上，他一下子看到了她的姐夫，他一直在喝酒。
艾莉丝后来独自一人抚养拉里，她一直用格言和自己的看法主宰他的生活，直到他离开家。当他和鲁迪施瓦茨开着鲁迪的那辆老福特车出发时，她对他说的话是：加利福尼亚也有救济院。亚西尔，那是我妈妈。
“你要留在这儿吗。拉里？”她温柔地问道。
他很惊奇，反问道“你介意吗？”
“有地方祝后面的卧室里有活动床。我一直在后面的屋子里储藏东西，但你可以把一些箱子移开。”
“好的，”他慢悠悠地说“如果你肯定你不介意的话。我只在这儿呆两个星期。我想我还要看望一些老熟人。马克盖伦戴维
克里斯这些人。”
她站了起来，走到窗户那儿，把它打开了。
“拉里，你在这儿愿意住多久就住多久。也许我不善于表达自己，但我很高兴看到你。以前我们从未好好地说过再见。都说的是一些刺耳的话。”她的脸对着他，仍旧很严肃，但充满了令人生畏的、不太自然的爱意。“从我这方面来说，我感到后悔了。我只会说那些话，是因为我爱你。我从不知道怎样说恰当，所以我就用别的方式表达。”
“那很正常，”他说，低头看着桌子。那种激动的感觉又回来了。他可以感觉到。“听着，我出钱买家具。”
“如果你想买可以买。如果你不想，也不要勉强。我有工作。你还是我的儿子。”
他想着那只死猫，一半在里一半在外地躺在垃圾箱里，还想起了水手杜威，笑着将待客用的锅填满，突然他的眼泪流了出来。他用脏手去擦反而更脏了，他想这可能是她的想法，并不是他的——什么都没按照他想的那样发展，什么都没有。她彻底变了。他也是，但不像他怀疑的那样。一种不自然的反差出现了；她变得越来越大，而他不知怎的，越变越小了。他没有回家看她，是因为他要去别的地方。他回了家是因为他害怕，他想要妈妈。
她站在窗前，看着他。白色的窗帘在潮湿的微风里飘来飘去，把她的脸弄暗了，虽然没有全遮住，却显得愈发严肃了。窗外车水马龙的声音传了进来。她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了一条手绢，走到桌前，放在他正在摸索的手中。拉里性格坚强。她不会因此而责备他的，但结果会怎样呢？他爸爸是个轻信他人的人，她内心非常清楚是什么导致他病情加重；马克思安德伍德总是借贷多，收回少。所以是在那种情况下形成的坚强性格？拉里要感谢谁？还是要谴责谁？
他的眼泪不能改变他性格中石头般坚强的一面，就像夏天的一场暴雨并不能改变石头的形状一样。这种坚强的个性有许多好处——她知道这点，以前她在这个城市里独自抚养孩子时她就知道，因为这个城市对当妈妈的并不怎么关照，对孩子则更少——只是拉里还未觉察罢了。他就是她说的那样：拉里还是那个老样子。他还会继续走下去，不动脑子，给别人——也给他自己——添麻烦，当麻烦太多的时候，他还会唤起那种坚强的性格让自己摆脱。那别人呢？他会让他们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岩石是坚硬的，他的性格是坚强的，但他没把它用在正道上。她能在他的眼睛里和他的一举一动中看出他的性格甚至从他弹香烟弄出那些烟圈的动作中也能看出。他从不让他的这种坚强性格锋芒毕露去伤害别人，但那种性格确实存在，但当他需要时，他仍会像孩子一样唤醒它——它就像一根大头棒，当他掉进自己挖的陷井中的时候再拿它开出一条路来。从前，她曾对自己说拉里会变的。她这样说过，他会的。
但站在她面前的已经不是个孩子了，是个长大了的男人。她恐怕他的改变期——深入彻底的改变性格，她的牧师称之为灵魂的改变，而不是心灵的改变——已结束了。拉里的性格让你感觉像听到粉笔写在黑板上时发出的尖锐刺耳的声音一样。深埋其中，露形于外，非拉里莫属。他的心中只有他一个人。但她还是爱他。
“你累了，”她说“收拾一下。我把盒子挪开，你就可以睡了。我想我毕竟今天就要忙开了。”
她穿过走廊到后面的卧室去了，他原先的卧室，拉里听到她在一边咕咕哝哝，一边搬箱子。他慢慢地把眼泪擦干。窗外车水马龙的声音传了进来。他试图回忆起他最后一次当着他妈面哭的情景，他想起了那只死猫。她说得对。他是累了。他从未感觉这么累过。他上了床，睡了将近18个小时。
第6章
法兰妮从房子里走出来的时候是下午五六点钟的光景，看到父亲正蹲在豆子地里全神贯注地拔着杂草。父亲老来得子，现在年纪已经过了60，头上总戴着一顶垒球帽，帽子下露出花白的头发。她的母亲住在波特兰，靠卖手套为生。法兰妮儿时最要好的朋友埃米劳德定在下个月初结婚。
她低头注视着父亲的背影，目光里充满了爱意。缅因州的夏初时节，午后的阳光给人一种特别的祥和感觉，她喜欢这种感觉。她还记得1月的阳光，总能让她感到一阵阵强烈的心痛。夏初的午后，天色渐暗的时候，会勾起人无数美好的回忆。她想起小里格公园的垒球场，她的父亲曾经在那里打过垒球；她还想起了甘甜的西瓜、新收的玉米、清凉的冰茶，还有她的童年时光。
法兰妮清了清嗓子：“要帮忙吗？”
他转过头，嘴角掠过一丝微笑。“来了，法兰妮。看见我了是不是？”
“大概是看到了。”
“你妈回来了吗？”他略一皱眉，脸上随即恢复了喜色。“想必是没有，她才走的。快，想帮忙就过来吧。回去别忘了把手洗干净。”
“看女人先看手。”法兰妮一边逗趣，鼻孔哼出一声笑来。彼得努力装出生气的样子，可装得并不太像。
她在紧挨着他的一个田垅蹲下身子开始拔草。麻雀唧唧喳喳叫个不停，远处一号高速公路隐约传来车来车往的轰鸣声。如果到了7月，噪音简直大得不行，而且隔三差五地还会发生一两场严重车祸。
彼得打开了话匣子，跟她谈自己这一天的事。法兰妮仔细地听着，不失时机插入几个问题或者点点头。他全神贯注地干着手里活，不会注意到她在点头，但眼角的余光能够看到她点头的影子。他在桑福德公司一家大型汽车配件厂做机械工，已经64岁的年纪，再过一年就要退休。这一年并不算长，因为他还攒了4个星期的假，打算在9月份等她妈妈回家后把它休完。一想到退休他心里就不踏实。他告诉她，他努力不把退休看成是一次休不完的长假；他退休后会有不少朋友，他们对他讲退休的日子也还不错。他觉得自己不会像哈兰恩德斯一样百无聊赖，也不会像卡隆两口子一样穷困潦倒——就是那个可怜的保罗卡隆，一辈子几乎没缺过一天工，可到头来老两口混得还是不成样子，只好卖了自己的房子搬去和女儿女婿同祝
彼得戈德史密斯对社会保障制度一向不满，他从来没有相信过什么社会保障，过去也是这样，那时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因为经济萧条、通货膨胀以及失业人数的不断增加而走向互解。他告诉女儿，在三四十年代，缅因州民主党还没有什么势力，但她的祖父就是一个民主党，她的祖父也把她的父亲教育成了一个民主党。在奥甘奎特的鼎盛时期，戈德史密斯一家几乎成了社会上的贱民，但他的父亲有一个雷打不动的口头禅，和缅因州共和党的信条不相上下：不要相信什么精英，他们不会让你有好日子过，所以要推翻他们的政府，不达目的永不罢休。
法兰妮笑出了声。她喜欢父亲这样讲话。他不总是这样，因为那个女人——他的妻子，她的母亲——会用她那张刀子嘴把他驳得无言以对。
必须要相信自己，他接着说，要让那些精英们尽可能地善待那些选他们上台的老百姓。通常做不到人人称心，但这也就行了，彼此半斤八两，谁也不欠谁的。
“关键是钱。”他告诉法兰妮“威尔罗杰斯说过，地盘就是钱，因为地盘不会变多，金子和银子也是这个道理。爱财如命的人是让人讨厌的坏蛋；不懂爱财的人是傻瓜，不可恨，但是可怜。”
法兰妮猜想他大概是想到了可怜的保罗卡隆，法兰妮还没出生的时候他就是父亲的朋友。她忍住没问。
她不希望父亲对她讲自己如何在不错的年景攒下钱来维持家计。他只是说，她从来没有给两人造成负担，条件好的时候如此，条件差的时候也是如此；他供她上完了学，每向朋友们讲起这一点，他总是觉得非常自豪。她的母亲不懂得这些。对于女人来说时代已经不同了，不管喜欢不喜欢这种变化。但卡拉到底也想不通，法兰妮是在上学，不是在外面找野男人。
彼得说：“她看到人家埃米劳德结婚了，就寻思开了，‘应该是我们的法兰妮才对。埃米长得是漂亮，但是和我们的法兰妮站在一起，那她可就给比下去了。’你妈一辈子都是老脑筋，现在也改不了。所以你经常得和她有点小别扭，说来也不奇怪。谁也没有错。不过你得记着，法兰妮，她已经老了，不会再有什么改变了，可你却长大了，你应该能明白这些。”
彼得把话题又拉到了自己的工作。他说，那是在一家小印刷厂，一位同事差点给砸掉了小手指，当时他走了神，可手指就在邮票底下，幸好里斯特克罗利及时把他拉开了，可后来里斯特克罗利走了。他叹了口气，仿佛回想起自己后来也离开了那里。紧接着他的声音里又充满了兴致。他告诉她，自己有一个主意，可以把汽车天线隐藏到发动机罩底下。
他东拉西扯，讲得十分起劲。两人的影子越来越长，在他们身前的田垄向前移动。这种情景让她感到心态平和。她本来是来告诉他一件事的，可从很小的时候起，每次她有事要说的时候却总是先听他讲上一大通。她不讨厌他，据她所知，没有人嫌他唠叨，也许她的妈妈是一个例外。他喜欢讲，也很会讲。
她开始注意到他已经止住了话，此时正坐在地头的一块石头上，一边磕着烟斗，一边看她干活。
“你在想什么，法兰妮？”
她愣愣地看了他一会儿，不知道如何开口。她本来是要告诉他的，可现在却不知道能不能说出口。两个人都没有吱声，就这样沉默着，她终于受不住这种沉默。
“我怀孕了。”她说得很简单。
他填烟斗的手停了下来，两眼打量着她。“怀孕？”他说，似乎没有听到过这个字眼。“噢，法兰妮，你是在开玩笑，还是在”
“是真的，爸爸。”
“过来，坐我这儿。”
她顺从地走过去，坐在他的身旁。她感到太阳穴在突突地跳动，胃里隐隐觉得一阵恶心。
“真的可以肯定？”他问。
“可以肯定。”她回答，说完不由自主地抽噎起来。他伸出一只胳膊把她搂在怀里，停了很长时间。等到泪水止住的时候，她勉强着提出了一个压在心里的问题。
“你还爱我吗，爸爸？”
“什么？”他看着她，一脸迷惑。“爱，和过去一样。”
听了这句话，她又开始哭了起来。这次他没有理会，一口一口地抽起了自己的烟斗。在微风的吹动下，烟雾慢慢地在空中飘散。
“你觉得很失望是吗？”她问。
“不知道。我从来没有经历这种事，不知道如何是好。是那个叫杰西的吗？”
她点了点头。
“你告诉他了？”
她又点了点头。
“他怎么说？”
“他说娶我。或者花钱让我打胎。”
“要么结婚要么打胎。”彼得戈德史密斯自语道，一边吸了一口烟。“他倒不是一根筋。”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那双搭在牛仔裤上的手，上面沽着一些泥土。“看女人先看手。”她的脑子里又浮起了母亲常常挂在嘴边的这句话。女儿怀孕。我必须要退出教堂了。看女人
父亲说：“我本来不太想多问别人的私事，他或者是你是不是没有注意？”
“我吃了避孕药，”她说“可是没管用。”
“如果不是你们两个的问题，我就没有什么说的了。我真的不会责怪谁。人在21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到了64岁上也就想不起来了。所以咱们也不要细说了。”
她感到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你妈妈可能会唠叨个没完。我不能不让她说，但我不会跟她起哄。你明白吗？”
她点了点头。父亲早就没有了和母亲拌嘴的心思，至少不会大吵大闹。他有一次曾经和法兰妮说过，母亲那张嘴不饶人，她说东谁要是说西，她说出话来肯定没了谱，等到出语伤了人再后悔也晚了。法兰妮觉得父亲可能在很多年前就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对着干，结果闹离婚；要么就得处处让着她。他选择了后者，不过他自有自己的主见。
她轻声问：“爸爸，你肯定不会去想它吗？”
“你是说随着你的想法？”
“我不知道。”
“打算怎么办？”
“对妈妈？”
“不，对你自己，法兰妮。”
“我不知道。”
“嫁给他？两个人过日子和一个人开销差不多，人家都这么说。”
“我不想嫁。我觉得我已经不爱他了。也许过去是。”
“因为孩子？”他的烟斗着得很旺，在夏日的空气里散发着一阵迷人的香味。蟋蟀开始嘟嘟地叫了起来。
“不，跟孩子没关系。反正已经有了。杰西他”她话说了半截。她想数落杰西的不是，孩子突然的到来有她的问题，杰西自然也脱不了干系，只是过去她从来没有想过。匆匆忙忙结婚，早晚准得后悔。这是她妈妈的一句口头禅。
“他这个人很软弱。”她说“我也说不太清楚。”
“你是不是不大信任他，法兰妮？”
“是的。”她说。她觉得父亲此时已经看到问题的根子。她确实不信任杰西。“杰西人不错。他希望做得好一些，他做得还可以。可是
两个学期之前，我们参加了一次诗歌朗诵会。读诗的那个人叫特德恩斯林。人很多。大家听得非常认真，非常严肃。可是我你知道我这个人”
他伸出一只胳膊，轻轻地搂着她。“法兰妮笑开了。”
“是啊，没错。我就说么，你对我非常了解。”
“了解一点儿。”他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意思是说，反正就笑了。我一直在想：‘这个邋遢鬼，这个邋遢鬼，我们都来听一个邋遢鬼念诗。’诗念得抑扬顿挫，就像听收音机里面唱歌似的。我就笑，我不是有意在这样。跟恩斯林先生的诗没有什么关系，那诗确实不错，他人长得也挺好。我是觉得大家那么全神贯注地看他，样子蛮好笑的。”
她瞥了一眼父亲，想看看他的反应。他只是轻轻点了点头，示意她继续说下去。
“反正我是坐不住了，我必须得离开。杰西跟我大发脾气。我知道他发脾气有他的道理我太孩子气了，我的心思太幼稚了，真的。可我经常这样。该做什么事我一样可以做好。”
“没错，你能做好。”
“可有的时候”
“有时候金拉夫敲门，你是不会把他拒之门外的。”彼得说。
“我想肯定不会。不过杰西就会这样做。如果我们结了婚，他会时不时回家看看我是不是把这位不受欢迎的客人请进家。用不着天天请，有那么几次就够他大发脾气的了。那时候我就得努力地我想”
“我想你一定会不高兴。”彼得一边说，一边紧紧地搂住她。
“我想我会不高兴的。”她说。
“那就别因为你妈而改变主意。”
她闭上眼睛，心里越发觉得踏实了。他全能理解，真是有点不可思议。
“你认为我打胎怎么样？”过了一会儿，她问道。
“我想这才是真正要说的问题。”
她注视着他，觉得十分惊讶。
他带着一丝看破天机似的得意的微笑，浓浓的左眉轻轻扬起。尽管这样，她仍然觉得他还是十分严肃的。
“也许是这样吧。”她慢吞吞地回答。
“听着，”他说，可却莫名其妙地打住了话头。她确实在全神贯注地倾听，耳朵充斥着麻雀、蟋蟀的叫声，还有远处传来的飞机的轰鸣、汽车的喧嚣。
她刚想开口，他抓住她的手，开口说道：“法兰妮，爸爸确实老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我到1956年才结婚。”
他心事忡忡地注视着她。
“卡拉那时候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她那时，那时起码还年轻。等到你哥哥弗雷死后，她就变了个人。人也开始老了。弗雷死后她就再也长不大了。这话可能有点不中听，可你别以为我是在说你妈妈的坏话。我是这样觉得，弗雷迪死后卡拉就再也长不大了。她看人看事总是戴着厚厚的一层有色眼镜，自己还以为不错。”
“她那时候是什么样，爸爸？”
“这个”他沉吟了一下，默然地往园子外面的远处望着。“她和你很像，法兰妮。爱笑。我们经常去波士顿看红袜棒球队的表演，打到第7局的时候她总要和我出去，到小吃摊子喝上一点啤酒。”
“妈妈会喝啤酒？”
“会喝。打到第9局的时候，她大部分时间都泡在洗手间里，出来以后她就对我大吵一通，说我让她耽误了很精彩的一段比赛，其实非要到下面的小吃摊子喝酒的是她。”
法兰妮努力地想象自己的母亲一手拿着一杯啤酒，像一个热恋中的女孩抬头看着父亲合不拢嘴的样子。但她觉得怎么也无法想象。
“她一直没有怀孕。”他若有所思地说“我们一起去看了医生，想检查一下两个人谁出了问题。医生说两个人都很正常。后来到了1960年，生了你的哥哥弗雷。你妈妈喜欢得不行。弗雷是她父亲的名字，这个你知道。1965年她流了一次产，我们都以为这是最后一次了。到1969年又有了你，早产一个月，不过一切正常。我非常喜欢你。我们都有了自己喜欢的孩子，可是弗雷死了。”
他不再出声，一脸痛苦的神情。弗雷戈德史密斯死于1973年，那时他13岁，法兰妮4岁。开车撞倒弗雷的人是酒后驾车，曾经多次违章。弗雷7天后死了。
“我想堕胎太好听了。”彼得戈德史密斯一字一句地慢慢地说着，仿佛每个字都令他心痛。“我觉得这简直就是故意杀害婴儿。对不起，我不该说这些，思想太僵化，不管怎么说，这个问题你现在必须考虑。我说过，我已经老了。”
“你不老，爸爸。”她喃喃自语。
“老了，老了。”他突然变得十分粗鲁，显得心烦意乱。“我已经老了，还一门心思地想对年轻人指指点点。一个酒后驾车的司机17年前夺去了我儿子的生命，我的妻子从此精神失常。一提堕胎我就会想到弗雷，没有办法，就像诗歌朗诵会上你不由自主笑出声一样。你的母亲会一板一眼地提出反对。她会说，这是道德问题。这是一种有2000年传统的道德。生命的权利。我们西方人的全部道德都是以生命的权利为基础的。我只看到了弗雷。他受了内伤，根本救不活。我看到了弗雷。他在床上躺了7天，浑身打着绷带。人命太贱，有了打胎，人命就更贱了。我看的书比她多，但弗雷的死让她想得比我还要多。我们做的，我们想的——这些有时都太过武断。这件事我怎么也忘不了。就像喉咙里堵了一块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好些合乎逻辑的东西都是从荒谬中推导出来的，都是从信念中推导出来的。我是不是在胡言乱语？”
“我不想打胎。”她轻声说道“我有我的道理。”
“什么道理？”
“孩子是我身上的肉。”她微微扬起下巴说道“就算是只想自己，我也不在乎。”
“你会不会放弃？”
“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想？”
“不想。我要生下它。”
他不再出声。她仿佛感觉到他有些失望。
“你在想着我的学业，是不是？”
“没有。”他一边说一边站起身，把手叉在后腰，骨节喀喀地响了几声。“我在想，我们聊得挺长了。你现在还没有必要就做决定。”
“妈妈回来了。”她说。
他随着她的目光望去。卡拉的车子在薄暮的余光中开上了车道。卡拉看到了他们，按了几下喇叭，向他们起劲地挥动着手臂。
“我得告诉她。”法兰妮说。
“是得告诉。不过隔一两天再说吧，法兰妮。”
“好吧。”
她帮他收拾好工具，然后两人一起向车子的方向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