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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他还记得十几年前在南郊的一幕：装载活羊的闷罐小车沿着专用铁路驶拢了那个肉联厂的专用车站，车停后很快有人拉开了一扇扇铁门。于是，一群群懵然无知的羊群便自动拥出车厢。在另外一些人的轰赶下顺着一条铁栅栏住的通道奔向一个宽大的仓库——它们在那里顶多只待上一夜，然后便被送去顺序加以宰杀。
8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个文笔优美的作家叫阿城，曾写过一篇传诵一时的散文，讲在城北德胜门外看到从口外一路轰赶来也是供人宰杀的羊群，当想到那些羊竟然是自己把一身肉从几百里外不劳人类耗费运输工具而迢迢地运至屠场，不禁悲从中来，怆然深思。
但他十几年前目睹到那些羊群时，却全然没有悲怆的联想。他的阿姐、姐夫屈晋勇、侄儿屈嘹和侄女蒋飒，也一定没有。他们看到那景象甚至于非常快活。
城北的那些“走羊”也许会被分散地用老式方法非常残忍地被宰杀掉，城南的这些“车羊”却是用现代化的手段，吊起来按顺序先被电击失去知觉，然后才被“科学地”、非常“羊道”地肢解他随阿姐和勇哥参观那肉联厂的屠宰车间时很为新时代的技术进步而自豪。
他们高兴，究其实，当然还并不是为了肉羊的丰收或屠宰技术的进步，而是因为经过“文化大革命”中连续数年、充满奔波与不安的生活之后，阿姐一家终于又回到了北京。
在部队那个文工团里，鞠琴、常延茂两口子，还有屈晋勇，原是很本分的成员。但在令人难以把握又难以逃避的政治风浪中，他们在所谓“五一三”事件中，都站错了队。所谓“五一三”事件，就是1967年5月13日，军队中的一部分文工团成员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演出萧华将军作词的长征组歌大型演唱会，而另一部分文工团成员在据说是萧华将军本人的暗示或至少是默许下去冲击了演出现场，不让他们演成，双方结果酿成了武斗。那一场部队文艺团体内部两派群众组织的冲突，很快由当时的林彪副主席和江青等“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做出了裁决，他们判定演出的一方为“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冲击演出的一方为被“一小撮坏人”操纵的犯错误者。这样，不久后鞠琴一家和勇哥一家便相继被文工团下放，鞠琴一家去了江西，鞠琴和常延茂都分配在南昌一个部队机关的宣传部当干事，勇哥被一家伙下放到了海南岛生产建设兵团，倒是给了他一个兵团文艺宣传队副队长的职务，阿姐便在兵团下属的一个技术学校里教书。阿姐不能适应海南岛的生活，心理上总不能跟离开大陆的四面环海的岛地认同，便一再要求勇哥想办法调离海南岛，回到大陆上去——哪儿都行，只要别一躺下睡觉便总感觉屋子外头四面都是茫茫海水后来想方设法托关系，总算调到了湛江，又转到肇庆。在肇庆时，他们万没想到林彪自己构成了一个“九一三”事件，林仓皇出逃，同老婆儿子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林的那些亲信，黄永胜啦，吴法宪啦全成了罪人。这样，当年林和其亲信所支持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便不香了，而萧华将军却又复出，因此当年“五一三”事件中冲击演出的一派，其罪名也便不再成立，这样，因“五一三”事件站错了队而被下放的文工团员们，便纷纷要求“平反”要求返京，鞠琴一家没等“四人帮”倒台便回到了北京“四人帮”一倒，勇哥阿姐他们努力地争取，鞠琴常延茂鼎力相助，这样，在十几年前的那个初秋，他们终于也如愿以偿。
勇哥回到北京，是用了“复员”的方式，这样当然就不是回到文工团去重操红氍毹上的旧业，而是分到了二商局下属的肉联厂，安排为工会主席。阿姐便相应安排到二商局所属的一个食品研究所。
他记得，刚回到北京，在南郊的肉联厂里，阿姐一家暂时住在一间不足15平方米的平房里，运回来的许多家具箱笼都仍然用棕绳草绳捆扎着，阿姐、勇哥和刚过10岁的飒飒合睡一张临时借来的大木床，大木床一侧刚好可以竖放一个长条柜，已经14岁的嘹嘹晚上便到那上面睡觉。余下的空间因为毕竟要居家过日子呈现出一片混乱的景象。屋子外头有个临时搭就的小厨房。因为是肉联厂，又在郊外，所以蚊蝇格外多。他记得他头一回去看望落下脚的阿姐一家时，被那屋里屋外成团舞动的苍蝇吓了一跳，阿姐每在屋外炒好一盘菜，端到屋里的小桌上，勇哥都要立即盖上一张报纸，就那样揭开报纸吃饭时，菜里还是免不了要落着几个被热油烫死的苍蝇。他面对那个情境觉得难以下咽，但阿姐一家却都吃得津津有味——不管怎么说他们吃的是北京饭了！
他记得，鞠琴约他们去看部队文工团的新演出——鞠琴和常延茂也没回到部队文工团，而是到了一个地方的文工团，鞠琴参与组建合唱队，常延茂作行政工作，但鞠琴同原文工团联系很密切，所以手里常有大把原文工团演出的入场券——演出的地点不是别处，仍是那北京展览馆剧场，而演出的节目也并非什么新的创作，仍是那萧华的长征组歌。他注意到，在观看演出的过程中，连平日最不把内心活动反映到脸上的常延茂，以及似乎泪腺里从无泪水的勇哥，脸上竟然也明白地写出了沧桑之叹，眼眶里竟然也亮起了晶莹之物，阿姐也在唏嘘，最能以乐乐呵呵化解一切的鞠琴也眯着眼睛陷入了必定是沉重的思绪是呀，将近10年的下放，始于斯，终于斯，绕了一圈，还是这个“组歌”人生怎么如此奇诡？
2
但刚从南方返回北京的阿姐，即便暂时落脚在那么个地方，仍是心情大畅的。
阿姐甚至认为跑到肉联厂最南端的内部车站，看火车御羊，也是一大快乐。他记得，几乎他每一回去阿姐那里，只要有运羊的火车来，阿姐勇哥便总招呼上他，带着嘹嘹和飒飒，去看闷罐子车下羊。
确颇壮观。一定比阿城在德胜门所见到的羊群不仅数目多而且更密聚。有的羊在闷罐车里大概因吸氧不足已近乎昏迷，一下车便四蹄不稳打上了趔趄，而另一些羊大概不畏艰难生性强悍，一下车便四蹄高扬乱跑起来，一些轰羊的工人便不得不扬着鞭子驱赶那些迟慢的羊、管束那些逸出通道的羊，这时嘹嘹和飒飒便进入最亢奋的状态，他们手中各持一根长长的柳条，跳跃着，跑动着，尖叫着，游弋着，为轰羊的工人助威——也同时添乱。因为有的羊本是温驯地在往栅栏拦出的通道里跑，他们一吆喝，反倒慌张地逸出了应在的行列但寥寥的几个轰羊工人对两个孩子的助威虽不甚欢迎，倒也并不反感。阿姐在那景象前面便咧开嘴笑，也不顾羊蹄掀起的昏黄沙尘——她笑，显然并不是为了羊群，而是为了她的两个孩子，从她的笑容中可以看出：她欣慰于自己总算把生于北京的儿女又带回了北京
阿姐他们一家下放时，嘹嘹已能欢蹦乱跳，他见到已成为少年的嘹嘹那样奔跑着赶羊，并不觉得奇怪，而嘹嘹在奔跑中也不时朝他投过亲切的一瞥，仿佛要格外向小舅显示出回到北京的快乐；飒飒却不然了，阿姐他们南下时飒飒还是个完全不省事的、瘦小得可以装进旅行袋拎着走的小丫头。她对小舅根本没有留下印象，而重逢后他对她也完全感到陌生，令他无比惊异的是虽然长高变大，却依然显得干瘦精黑的飒飒，在挥舞柳树枝轰赶羊群时竟比嘹嘹还要冲动激烈。她头发稀薄焦黄，在脑后结扎出两根细细的短辫，一点儿没有她妈妈少女时期头发乌黑丰茂乃至获得“小辫”绰号那样的丰采。她的胳膊和腿杆也显得过分细长，惟有那“崩儿头”下深眼窝里的一双大眼睛，焕发出阿姐青春期特有的炯炯神韵；他至今记得飒飒在那火车站轰羊的情景：简陋的连衣裙在跑动中紧裹在她身上、大腿上，敞开的毛线外套下摆闪动着，她额上汗津津的，嘴里不断发出用粤语呼出的尖叫，在兴奋的东拦西截的跑动中使劲地舞动手中的柳枝，一只鞋跑丢了，便爽性甩掉另一只鞋，光脚在那沙石地上跑，而她做这件事时，眼光只盯着羊，没有一次朝他，或阿姐、勇哥站立的地方瞥视过一个女孩子，怎么会比男孩更乐此不疲？他对外甥女飒飒的这种惊异感一直保持到今天。
3
其实阿姐本身可谓“百废待举”——首先他们连正式的宿舍还没分到；两个孩子虽然总算进入了附近的小学插班就读，但因户口未正式落定，也只能算是借读；阿姐本是学农业机械的，食品研究所的技术工作与她的专业并不对口但也许是感到前面的一切都充满希望吧，阿姐不仅生气勃勃地张罗着自己家的事，还生出了管闲事的雅兴。
他记得那一天去看阿姐，勇哥没下班，嘹嘹飒飒也没放学，阿姐却早已回到家中，一边招呼进屋的他坐下一同折豆角，一边对他说：“喂，你那些老同学里，有没有还没有结婚的？我们所有个老姑娘，跟我特别亲热，我想她也实在该嫁人了”
接着便絮絮地讲起了那老姑娘的种种情况。
一开头他没听进去。他只是望着阿姐，心里无限感慨。阿姐明显老了，南方的气候水土使她本已偏黑的肤色更加黝黑，眼角的鱼尾十分明显，脸上的肌肉虽然仍很饱满结实没有松弛下落，却已减去了原有的红晕。但生活的这一良性转折明显恢复了阿姐心中仍潴留着的可贵热情他回想起阿姐上大学期间寒暑假常带许多外地同学到家里留宿，有一晚一个福建籍的小个子同学半夜里滚到她怀里，嗲声嗲气地叫：“盈波，我肚子哟，肚子疼哟”阿姐便给她揉肚子，又给她找药吃
“喂，你听清了吗？你倒是说呀，怎么样，你老同学里，有没有还没结婚的、合适的”
阿姐催促着他，他便只好再请她重讲那老姑娘的情况。原来那老姑娘乃将军之女，原是最令人羡慕的家庭出身，本不至于快30岁了还未嫁人，自然是由于乃父“文革”中受到冲击，她受到株连，才一下子沦落到生活底层，在农村插队多年，直到最近才随着父亲的起复，回了城，并进了那个食品研究所不错，她淳朴、善良、能够吃苦耐劳、懂得珍惜真情，但，他不得不提醒阿姐：“她家里很快会恢复到‘文革’前的状态，也就是说，她很快便会成为许多男子追逐的名门之女，她那自视高贵的意识，也许没有多久便会恢复而我的老同学里，没结婚的，你想那家庭情况好得了么？本身又无非是些中学教师一类的清寒职业，年龄也比她要大上许多。总之，门不当户不对的，介绍给她，合适么？”
“有什么不合适？难道找对象，谈恋爱，结婚，要考虑那么许多么？”阿姐闪动着一双眸子依然油黑的眼睛，反驳说：“只要两个人见了面，碰撞出了感情，那就行了么！”
他记得，阿姐这句话一出来，他心中便似有一道清纯的溪流潺潺淌过，不由得又回想起许多年前阿姐同达野哥在他家那间屋子里倚在五斗橱旁对视的一幕
“她还挑什么呢？你要晓得，她可一点儿不漂亮，不过是干干净净、壮壮实实的罢了她也实在等不得了，该嫁人，自己成家了”
阿姐在继续议论，不知怎么的，他头脑中又闪回了当年在北京旧火车站月台上，阿姐同勇哥对望的一景
他被阿姐说动了，将老同学中仍未成家而又仍能联系上的排了排队，很自然地，便挑出了一个胥保罗来——那是初中、高中六年都在一起的同窗，后来又是同行，现在胥保罗仍在中学里当语文教师。
“啊哟，他呀！”阿姐笑出了声来。“不就是那个爱弹什么麻雀儿的吗？他怎么会还没结婚呢？他可比你漂亮，比你帅，比你多才多艺哩！”
他便把胥保罗的情况扼要地介绍一番，末了强调说：“尽管他父亲是个虔诚——甚而可以说是顽固——的有神论者，可我敢保证胥保罗本人早已自我改造成了一个坚定的——比你我坚定万分——的无神论者，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理想主义者我可以把他约到你这儿来，先会一次，你看一看，聊一聊，如果觉得有几分把握，再把他介绍给你们那个老姑娘，如何？只是，你跟他聊什么都行，可千万别提那个钢琴曲，不是叫麻雀儿，是叫麻雀之歌，那曲子可给他带来了影响一生的麻烦，是他心上未必已经完全愈合了的伤痕”
过些天，他果然把胥保罗带到阿姐那里去了。胥保罗那天穿戴得很整齐，新理了发，把胡须剃得干干净净，但仍然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大一些。胥保罗心里如何想不好猜测，但他对阿姐一家临时凑合的蹩脚居住条件，没有显露出丝毫的鄙夷、困惑或好奇，他该问的问，不该涉及的绝不涉及，对阿姐的提问则有问必答，并偶尔不待提问便自动涉及一些他自己和他父亲及弟妹们的情况。
本来跟阿姐说好头一回见胥保罗，先不要把那边的情况和盘托出，以便下回有充分斡旋的余地，但阿姐到饭后喝茶的时候，还是忍不住把那老姑娘的情况特别是家中的现状淋漓尽致地介绍了一番。
胥保罗听完，本来就一脸严肃的脸色愈加严肃，沉吟了一下，便斩钉截铁地说：“那我不合适。我这样的父亲，怎么好去玷污她家的光荣？不行。不行。”又说：“蒋姐的好意，我心领了。但如果是她，我万万不行。”
一旁不怎么说话的勇哥便说：“如果对方同意跟你见，就见见嘛！这毕竟是你们两个人的事，跟双方的父亲关系哪有那么大！”
他也说：“如果人家不在乎，你又何必在乎？”
阿姐更提高声音说：“你父亲有什么不光荣的？她家又有什么格外的光荣？”
“那当然是有点儿别扭。”勇哥忍不住插了句。
“不用你添乱！”阿姐偏过头把勇哥骂了回去。“什么别扭！依我看一点儿不别扭！不是都挨过别人整吗？都倒过霉吗？都落实政策了吗？都好转了吗？可以找到不少的共同语言！”
从那一回，他就隐隐感觉到，阿姐有一种超常的自信，但那自信却脱离了对人情世故、世道人心的准确、深入的把握，而仅止建立在一种粗糙的主观直感上，这就埋伏下了以后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悲剧。
胥保罗竟不为所动，甚而至于说出了这样的话：“无论如何，即便她不嫌我，我也不能去犯这个错误！”
“你这个人！”他不禁又好笑又生气，斥责胥保罗说“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形成了这么个思路？那你这辈子就别结婚，打一辈子光棍吧！出身好的跟你结婚你犯错误，那你跟出身不好的结婚不也是犯错误吗？你自编自弹麻雀之歌的那些个灵气儿怎么点滴不存了？！”
阿姐一听他这末尾一句，便忍不住同他对了个眼。胥保罗一听麻雀之歌四个字，脸色顿时一变，原来那严肃的表情如果是一池静水，那么这曲名便犹如一粒石子，使他满脸生出抖动的涟漪，拼命加以抑制而不能及时复原——最后竟呈现出一个明显的痛苦而委顿的表情。
亏得这时嘹嘹汗津津地闯进屋来，宣布说：“运羊车到了！飒飒已经去了！你们今天不去看吗？”
他和阿姐、勇哥便邀胥保罗一起去看那卸羊的情景。胥保罗开头莫名其妙，及至到了现场，目睹了那一般城里吃涮羊肉的人不去想也想像不到的壮观的卸羊和轰羊场面，便不禁大表惊愕。
嘹嘹和飒飒在寒风中依然尖啸着来回跑动，手里各舞着一根木棍。飒飒头上罩了个毛线帽，遮住了小辫儿、尖下颏、深眼窝、小棉袄、长棉裤、圆头棉鞋，看去不像个丫头，因而胥保罗对他赞叹说：“这哥儿俩浑身有多少没处使的劲儿哟！”
“是呀，就像那活泼泼的麻雀一样，体现出一种原始生命力的美！”
他确实是无意中又提及麻雀，朝胥保罗一瞥，这一回胥保罗的脸色并不难看：严肃，但又掺和着某些感奋与领悟的成分。
4
20世纪70与80年代初的那七八年，对所有步入生活的人来说都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仿佛时代老人突然一改往昔的吝啬，竟猛地打开了一个装满机会的宝匣，并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方方面面形形色色的机会像仙女散花般地从宝匣中抖落了出来连往日最麻木最愚笨的人也知道到了踮起脚尖甚至蹦跳起来抓获机会的时候了！
他便是在那几年之中，一举成名天下知，俨然成为人五人六的作家的。
他的大哥因肺癌死于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只不过50出点头，实在可惜，但毕竟在临死前得以由组织派专人出面，彻底、干净地推翻了“文革”中强加于他的种种诬蔑不实的“问题”不仅完全平了反，还得到一大堆赞美之词，并分配到了一套崭新的住房，后来大嫂和侄女侄儿都搬了进去，生活蒸蒸日上。
他的二哥二嫂都顺利地评上了工程师，并又进一步评上了高级工程师，也有了四室一厅的宽敞住房，两口子还多次出国参加本行业的学术交流活动。
就连那前20年充满了别人难以理解的辛酸，生性懦弱而又性格独特兼有古怪癖好的小哥，也终于从穷乡僻壤的中学调到了省城的大学
甚至于那个小哥、阿姐他们中学的同学，曾被打成右派沉沦20年的崩龙珍，也有了令人——也令她自己——完全意想不到的一百八十度的大变化：她那原也一度被打成“右派”的丈夫，一个原民主党派中的工作人员，改正后又回到恢复活动的民主党派中，并被委以秘书长的要职。从而相当于局级干部，分到了两个相连的两室一厅的单元，使她过上了干部夫人的生活——更何况她自己也很顺利地评上了副教授的职称，并有机会以交换学者身份去了美国半年。
例子实在太多。又比如小哥当年一起唱戏的朋友，外号叫“袖珍美男子”的鲁羽，谁曾想到20世纪80年代初时，竟已成了他家乡无锡郊区一家日用化工制品厂的总经理兼总工程师，那厂子虽是集体所有制的执照，实质上是他同自己一家子近亲组合成的他当老板的私人企业，早在80年代初，他就已盖起了外观中西合璧而内里全盘电气化的小楼，购置了自用小轿车
就连昔日邻居——经济上多年最为拮据的甘木匠的儿子甘七，不也发了财，成为京城的“大款”之一了吗？
但他那阿姐，却仿佛是一个在漫天飞舞的缤纷天花中，明明最该抓住最容易抓住“机会之花”却又偏偏使足了浑身力气，也总是捞空抓漏的不幸者
他很后悔，那几年里他总忙于自己的事，而没怎么在意阿姐，而当他发现阿姐处在不是一般的窘境中时，却又不知道怎样才能帮助她安慰她啊，阿姐！
5
他记得阿姐，他们刚搬进永定门外那二商局分配的楼居时，不仅心满意足，甚而是洋洋自得的。
是一个两居室的单元。门厅很小，放了电冰箱和碗柜后，便无法用来支桌子吃饭了。但大间屋方方正正地挺大，摆下双人床、大衣柜、小柜橱、一对沙发和茶几、一张书桌和转椅之后，仍有不小的一个空间，足可支起折叠桌、摆上折叠椅吃饭，不吃饭时折叠桌和折叠椅搁到门厅或阳台，在屋子里从事各种活动便显得颇为从容。小间屋虽小些，但是长方形，当中用书橱一隔，恰好一分为二，嘹嘹和飒飒可以各自享有一块空间，各有各的小床，各有各的小桌，哥哥照顾妹妹，让她住里面有窗户的明亮部分，妹妹也体恤哥哥，便在书橱分割时，尽量扩大哥哥那一部分，而嘹嘹所在那部分时常开着台灯，也便并不怎样感到阴暗。
那时候那一带一大片陈旧乃至破朽的平房之中，只有那几座红砖的单元楼。有一回他去看阿姐，阿姐刚买菜回来，在楼梯口正好遇上，阿姐边带他上楼边笑着说：“那边自由市场的小贩都知道说：您住大楼的，还在乎一分钱两分钱的嘿嘿，我们这就算‘大楼’了么！”
还有一回勇哥告诉他：“修理电线的电工刚走，他问：您这单位住几口人呀？我说四口，他嘬嘬牙说：您这么大的屋子统共才住四口人我跟他说我这儿还不够呢，我眼看就大儿大女了，还缺一间，他就说：妈呀，我们家七口人才两间，还是平房，也没自个儿的厕所”勇哥笑了笑，重复那一句：“您这么大的屋子统共才住四口人”
勇哥有一笔数目不算小的复员费，他们一搬进那单元楼，便买下了一台14英寸的日本松下彩色电视机，成为家族中最早看上彩色电视的一家。
但是那楼房不通管道煤气。阿姐勇哥他们借到了液化石油罐和灶架，做饭倒还方便——尽管换罐的地方离那里极远。那楼房也没有暖气——说是要安装暖气，后来也果然又凿墙又穿壁地安装了管道和暖气片。但因为地皮呀归属呀种种的扯皮事，锅炉房总建不成，好几年都只能是一入冬便家家烧煤炉子取暖，阿姐他们只在大屋里安了煤炉，嘹嘹、飒飒那边屋只好任其成为“冷宫”实在那边也无隙再安插煤炉；安煤炉带来了一系列败兴的后果，屋子空间因而变小了且不说，为通出烟囱去不得不取下一块玻璃改装成带圆孔的三合板，为加煤方便又不得不在炉边靠墙码上几摞煤饼，而一擞炉子便满屋飞舞着煤灰，倘火没封好炉子熄了，为重新点燃发火煤，往往要烧掉许多报纸和劈柴，弄得屋子里浓烟滚滚更何况还要去煤铺买煤、往楼上搬煤；有一天早晨阿姐、勇哥都感到头晕欲呕、浑身无力，显然是中了煤毒，又不得不从此注意开窗，并常常为封火的事、炉门是否保持通畅状态、烟囱是否已被烟灰烟油堵住而争吵、担忧，到头来还发现枕头被子一冬里全免不了有一种煤烟熏过的气味，刚穿上身的衣服，一转眼不知怎么的，就上了煤黑或被滴上了烟囱缝滴下的烟油
“大楼”之说和“统共才住四口人”的话茬相继湮灭。附近盖起了一些有双气(管道煤气、暖气)的新楼，三亲四友陆续住进好房子的消息不断传来。而更重要的是嘹嘹和飒飒都呼呼呼地往上蹿更往宽处展，飒飒渐渐要求在书橱隔开后的空隙处再挂上门帘，又渐渐要求嘹嘹“到那边屋里待一会儿去”自己红涨着脸匆匆地奔波于厕所、厨房、水池和自己卧室之间
阿姐搬进那单元不久便调换了工作。主要还不是为了专业对口。阿姐在“文革”前工作的那单位欢迎她回去，但她坚决不去。她对那时候每天来回挤公共汽车上下班的苦楚记忆犹新，现在离那单位更远上了一倍，怎能考虑？食品研究所从地图上看似乎离得不怎么远，但从住处去得换两回车，下车后还得步行十多分钟才能走到，必须调离。最后阿姐从地图上找到了一所从她家附近搭公共汽车可以直达——尽管几乎要坐满全程——的一所学院，偏巧鞠琴姐又认得那学院人事处的一个什么人，联系了一阵，便调成了。阿姐到了学院便满脑门子心思要评上副教授。她似乎想把前一二十年让生活给颠簸光的东西全都急茬儿地给找补回来。
不记得是住进那二商局宿舍的第几年，反正有一回他又去那里看望阿姐一家，一进屋发现阿姐正在发怒，她用火筷子使劲地捅着炉子，炉子里窜出一股热烘烘的煤灰，勇哥在一旁对她说：“你越捅那不就越灭得快吗？”
阿姐衣衫不整，披头散发，动作粗鲁而任性，一边还使劲地捅一边几乎是喊叫了起来：“灭！灭！灭！灭了就灭了！大家别吃饭！”
给他开了门的嘹嘹便告诉他妈说：“小舅来了！”
阿姐还只顾捅火，那火本来可以救活，那么赌气地一捅，便彻底塌下去，全线崩溃了。她头也不扭，根本不看弟弟，只是发狠地说：“来了好！来了一块儿喝西北风！”
他便过去劝慰。勇哥忙去给他泡茶。
一听见勇哥取茶叶罐的声音，阿姐便大叫：“少给人家放那么多茶叶！谁跟你一样，喝茶像喝苦药一样，稀奇古怪的口味！”
阿姐落身在沙发上，只是喘气。嘹嘹刚要转身回自己的屋子，她一声吼：“嘹嘹！你又想偷懒！别溜！跟你老子一块儿升火！”
嘹嘹满心不愿意，嘟着个嘴，反抗说：“明天‘二模’考物理，我还没温完呢”
“你也别温了！有什么用？！”阿姐满脸红涨，毫不留情地说“高考你物理才得了17分，‘模’一万遍你也提不上10分！”
嘹嘹满脸涨红了，眼眶里蓄满了泪水。
“好，嘹嘹你温物理去吧，我来帮你爸升火，你去吧去吧”他便把嘹嘹往那边屋推。嘹嘹那年夏天高考失利，总分距最低录取线还差50多分，正准备来年再考——参加了一个补习班，补习班经常搞“模拟高考”的测验“二模”就是“第二回模拟高考”嘹嘹想温好书考出个好成绩争口气，完全可以理解。但阿姐对其前景的绝望也并非毫无根据，这孩子从小跟着父母下放、奔波，换了不知道多少个学校，小学时根本没学到什么东西，到了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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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记得十几年前在南郊的一幕：装载活羊的闷罐小车沿着专用铁路驶拢了那个肉联厂的专用车站，车停后很快有人拉开了一扇扇铁门。于是，一群群懵然无知的羊群便自动拥出车厢。在另外一些人的轰赶下顺着一条铁栅栏住的通道奔向一个宽大的仓库——它们在那里顶多只待上一夜，然后便被送去顺序加以宰杀。
8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个文笔优美的作家叫阿城，曾写过一篇传诵一时的散文，讲在城北德胜门外看到从口外一路轰赶来也是供人宰杀的羊群，当想到那些羊竟然是自己把一身肉从几百里外不劳人类耗费运输工具而迢迢地运至屠场，不禁悲从中来，怆然深思。
但他十几年前目睹到那些羊群时，却全然没有悲怆的联想。他的阿姐、姐夫屈晋勇、侄儿屈嘹和侄女蒋飒，也一定没有。他们看到那景象甚至于非常快活。
城北的那些“走羊”也许会被分散地用老式方法非常残忍地被宰杀掉，城南的这些“车羊”却是用现代化的手段，吊起来按顺序先被电击失去知觉，然后才被“科学地”、非常“羊道”地肢解他随阿姐和勇哥参观那肉联厂的屠宰车间时很为新时代的技术进步而自豪。
他们高兴，究其实，当然还并不是为了肉羊的丰收或屠宰技术的进步，而是因为经过“文化大革命”中连续数年、充满奔波与不安的生活之后，阿姐一家终于又回到了北京。
在部队那个文工团里，鞠琴、常延茂两口子，还有屈晋勇，原是很本分的成员。但在令人难以把握又难以逃避的政治风浪中，他们在所谓“五一三”事件中，都站错了队。所谓“五一三”事件，就是1967年5月13日，军队中的一部分文工团成员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演出萧华将军作词的长征组歌大型演唱会，而另一部分文工团成员在据说是萧华将军本人的暗示或至少是默许下去冲击了演出现场，不让他们演成，双方结果酿成了武斗。那一场部队文艺团体内部两派群众组织的冲突，很快由当时的林彪副主席和江青等“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做出了裁决，他们判定演出的一方为“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冲击演出的一方为被“一小撮坏人”操纵的犯错误者。这样，不久后鞠琴一家和勇哥一家便相继被文工团下放，鞠琴一家去了江西，鞠琴和常延茂都分配在南昌一个部队机关的宣传部当干事，勇哥被一家伙下放到了海南岛生产建设兵团，倒是给了他一个兵团文艺宣传队副队长的职务，阿姐便在兵团下属的一个技术学校里教书。阿姐不能适应海南岛的生活，心理上总不能跟离开大陆的四面环海的岛地认同，便一再要求勇哥想办法调离海南岛，回到大陆上去——哪儿都行，只要别一躺下睡觉便总感觉屋子外头四面都是茫茫海水后来想方设法托关系，总算调到了湛江，又转到肇庆。在肇庆时，他们万没想到林彪自己构成了一个“九一三”事件，林仓皇出逃，同老婆儿子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林的那些亲信，黄永胜啦，吴法宪啦全成了罪人。这样，当年林和其亲信所支持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便不香了，而萧华将军却又复出，因此当年“五一三”事件中冲击演出的一派，其罪名也便不再成立，这样，因“五一三”事件站错了队而被下放的文工团员们，便纷纷要求“平反”要求返京，鞠琴一家没等“四人帮”倒台便回到了北京“四人帮”一倒，勇哥阿姐他们努力地争取，鞠琴常延茂鼎力相助，这样，在十几年前的那个初秋，他们终于也如愿以偿。
勇哥回到北京，是用了“复员”的方式，这样当然就不是回到文工团去重操红氍毹上的旧业，而是分到了二商局下属的肉联厂，安排为工会主席。阿姐便相应安排到二商局所属的一个食品研究所。
他记得，刚回到北京，在南郊的肉联厂里，阿姐一家暂时住在一间不足15平方米的平房里，运回来的许多家具箱笼都仍然用棕绳草绳捆扎着，阿姐、勇哥和刚过10岁的飒飒合睡一张临时借来的大木床，大木床一侧刚好可以竖放一个长条柜，已经14岁的嘹嘹晚上便到那上面睡觉。余下的空间因为毕竟要居家过日子呈现出一片混乱的景象。屋子外头有个临时搭就的小厨房。因为是肉联厂，又在郊外，所以蚊蝇格外多。他记得他头一回去看望落下脚的阿姐一家时，被那屋里屋外成团舞动的苍蝇吓了一跳，阿姐每在屋外炒好一盘菜，端到屋里的小桌上，勇哥都要立即盖上一张报纸，就那样揭开报纸吃饭时，菜里还是免不了要落着几个被热油烫死的苍蝇。他面对那个情境觉得难以下咽，但阿姐一家却都吃得津津有味——不管怎么说他们吃的是北京饭了！
他记得，鞠琴约他们去看部队文工团的新演出——鞠琴和常延茂也没回到部队文工团，而是到了一个地方的文工团，鞠琴参与组建合唱队，常延茂作行政工作，但鞠琴同原文工团联系很密切，所以手里常有大把原文工团演出的入场券——演出的地点不是别处，仍是那北京展览馆剧场，而演出的节目也并非什么新的创作，仍是那萧华的长征组歌。他注意到，在观看演出的过程中，连平日最不把内心活动反映到脸上的常延茂，以及似乎泪腺里从无泪水的勇哥，脸上竟然也明白地写出了沧桑之叹，眼眶里竟然也亮起了晶莹之物，阿姐也在唏嘘，最能以乐乐呵呵化解一切的鞠琴也眯着眼睛陷入了必定是沉重的思绪是呀，将近10年的下放，始于斯，终于斯，绕了一圈，还是这个“组歌”人生怎么如此奇诡？
2
但刚从南方返回北京的阿姐，即便暂时落脚在那么个地方，仍是心情大畅的。
阿姐甚至认为跑到肉联厂最南端的内部车站，看火车御羊，也是一大快乐。他记得，几乎他每一回去阿姐那里，只要有运羊的火车来，阿姐勇哥便总招呼上他，带着嘹嘹和飒飒，去看闷罐子车下羊。
确颇壮观。一定比阿城在德胜门所见到的羊群不仅数目多而且更密聚。有的羊在闷罐车里大概因吸氧不足已近乎昏迷，一下车便四蹄不稳打上了趔趄，而另一些羊大概不畏艰难生性强悍，一下车便四蹄高扬乱跑起来，一些轰羊的工人便不得不扬着鞭子驱赶那些迟慢的羊、管束那些逸出通道的羊，这时嘹嘹和飒飒便进入最亢奋的状态，他们手中各持一根长长的柳条，跳跃着，跑动着，尖叫着，游弋着，为轰羊的工人助威——也同时添乱。因为有的羊本是温驯地在往栅栏拦出的通道里跑，他们一吆喝，反倒慌张地逸出了应在的行列但寥寥的几个轰羊工人对两个孩子的助威虽不甚欢迎，倒也并不反感。阿姐在那景象前面便咧开嘴笑，也不顾羊蹄掀起的昏黄沙尘——她笑，显然并不是为了羊群，而是为了她的两个孩子，从她的笑容中可以看出：她欣慰于自己总算把生于北京的儿女又带回了北京
阿姐他们一家下放时，嘹嘹已能欢蹦乱跳，他见到已成为少年的嘹嘹那样奔跑着赶羊，并不觉得奇怪，而嘹嘹在奔跑中也不时朝他投过亲切的一瞥，仿佛要格外向小舅显示出回到北京的快乐；飒飒却不然了，阿姐他们南下时飒飒还是个完全不省事的、瘦小得可以装进旅行袋拎着走的小丫头。她对小舅根本没有留下印象，而重逢后他对她也完全感到陌生，令他无比惊异的是虽然长高变大，却依然显得干瘦精黑的飒飒，在挥舞柳树枝轰赶羊群时竟比嘹嘹还要冲动激烈。她头发稀薄焦黄，在脑后结扎出两根细细的短辫，一点儿没有她妈妈少女时期头发乌黑丰茂乃至获得“小辫”绰号那样的丰采。她的胳膊和腿杆也显得过分细长，惟有那“崩儿头”下深眼窝里的一双大眼睛，焕发出阿姐青春期特有的炯炯神韵；他至今记得飒飒在那火车站轰羊的情景：简陋的连衣裙在跑动中紧裹在她身上、大腿上，敞开的毛线外套下摆闪动着，她额上汗津津的，嘴里不断发出用粤语呼出的尖叫，在兴奋的东拦西截的跑动中使劲地舞动手中的柳枝，一只鞋跑丢了，便爽性甩掉另一只鞋，光脚在那沙石地上跑，而她做这件事时，眼光只盯着羊，没有一次朝他，或阿姐、勇哥站立的地方瞥视过一个女孩子，怎么会比男孩更乐此不疲？他对外甥女飒飒的这种惊异感一直保持到今天。
3
其实阿姐本身可谓“百废待举”——首先他们连正式的宿舍还没分到；两个孩子虽然总算进入了附近的小学插班就读，但因户口未正式落定，也只能算是借读；阿姐本是学农业机械的，食品研究所的技术工作与她的专业并不对口但也许是感到前面的一切都充满希望吧，阿姐不仅生气勃勃地张罗着自己家的事，还生出了管闲事的雅兴。
他记得那一天去看阿姐，勇哥没下班，嘹嘹飒飒也没放学，阿姐却早已回到家中，一边招呼进屋的他坐下一同折豆角，一边对他说：“喂，你那些老同学里，有没有还没有结婚的？我们所有个老姑娘，跟我特别亲热，我想她也实在该嫁人了”
接着便絮絮地讲起了那老姑娘的种种情况。
一开头他没听进去。他只是望着阿姐，心里无限感慨。阿姐明显老了，南方的气候水土使她本已偏黑的肤色更加黝黑，眼角的鱼尾十分明显，脸上的肌肉虽然仍很饱满结实没有松弛下落，却已减去了原有的红晕。但生活的这一良性转折明显恢复了阿姐心中仍潴留着的可贵热情他回想起阿姐上大学期间寒暑假常带许多外地同学到家里留宿，有一晚一个福建籍的小个子同学半夜里滚到她怀里，嗲声嗲气地叫：“盈波，我肚子哟，肚子疼哟”阿姐便给她揉肚子，又给她找药吃
“喂，你听清了吗？你倒是说呀，怎么样，你老同学里，有没有还没结婚的、合适的”
阿姐催促着他，他便只好再请她重讲那老姑娘的情况。原来那老姑娘乃将军之女，原是最令人羡慕的家庭出身，本不至于快30岁了还未嫁人，自然是由于乃父“文革”中受到冲击，她受到株连，才一下子沦落到生活底层，在农村插队多年，直到最近才随着父亲的起复，回了城，并进了那个食品研究所不错，她淳朴、善良、能够吃苦耐劳、懂得珍惜真情，但，他不得不提醒阿姐：“她家里很快会恢复到‘文革’前的状态，也就是说，她很快便会成为许多男子追逐的名门之女，她那自视高贵的意识，也许没有多久便会恢复而我的老同学里，没结婚的，你想那家庭情况好得了么？本身又无非是些中学教师一类的清寒职业，年龄也比她要大上许多。总之，门不当户不对的，介绍给她，合适么？”
“有什么不合适？难道找对象，谈恋爱，结婚，要考虑那么许多么？”阿姐闪动着一双眸子依然油黑的眼睛，反驳说：“只要两个人见了面，碰撞出了感情，那就行了么！”
他记得，阿姐这句话一出来，他心中便似有一道清纯的溪流潺潺淌过，不由得又回想起许多年前阿姐同达野哥在他家那间屋子里倚在五斗橱旁对视的一幕
“她还挑什么呢？你要晓得，她可一点儿不漂亮，不过是干干净净、壮壮实实的罢了她也实在等不得了，该嫁人，自己成家了”
阿姐在继续议论，不知怎么的，他头脑中又闪回了当年在北京旧火车站月台上，阿姐同勇哥对望的一景
他被阿姐说动了，将老同学中仍未成家而又仍能联系上的排了排队，很自然地，便挑出了一个胥保罗来——那是初中、高中六年都在一起的同窗，后来又是同行，现在胥保罗仍在中学里当语文教师。
“啊哟，他呀！”阿姐笑出了声来。“不就是那个爱弹什么麻雀儿的吗？他怎么会还没结婚呢？他可比你漂亮，比你帅，比你多才多艺哩！”
他便把胥保罗的情况扼要地介绍一番，末了强调说：“尽管他父亲是个虔诚——甚而可以说是顽固——的有神论者，可我敢保证胥保罗本人早已自我改造成了一个坚定的——比你我坚定万分——的无神论者，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理想主义者我可以把他约到你这儿来，先会一次，你看一看，聊一聊，如果觉得有几分把握，再把他介绍给你们那个老姑娘，如何？只是，你跟他聊什么都行，可千万别提那个钢琴曲，不是叫麻雀儿，是叫麻雀之歌，那曲子可给他带来了影响一生的麻烦，是他心上未必已经完全愈合了的伤痕”
过些天，他果然把胥保罗带到阿姐那里去了。胥保罗那天穿戴得很整齐，新理了发，把胡须剃得干干净净，但仍然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大一些。胥保罗心里如何想不好猜测，但他对阿姐一家临时凑合的蹩脚居住条件，没有显露出丝毫的鄙夷、困惑或好奇，他该问的问，不该涉及的绝不涉及，对阿姐的提问则有问必答，并偶尔不待提问便自动涉及一些他自己和他父亲及弟妹们的情况。
本来跟阿姐说好头一回见胥保罗，先不要把那边的情况和盘托出，以便下回有充分斡旋的余地，但阿姐到饭后喝茶的时候，还是忍不住把那老姑娘的情况特别是家中的现状淋漓尽致地介绍了一番。
胥保罗听完，本来就一脸严肃的脸色愈加严肃，沉吟了一下，便斩钉截铁地说：“那我不合适。我这样的父亲，怎么好去玷污她家的光荣？不行。不行。”又说：“蒋姐的好意，我心领了。但如果是她，我万万不行。”
一旁不怎么说话的勇哥便说：“如果对方同意跟你见，就见见嘛！这毕竟是你们两个人的事，跟双方的父亲关系哪有那么大！”
他也说：“如果人家不在乎，你又何必在乎？”
阿姐更提高声音说：“你父亲有什么不光荣的？她家又有什么格外的光荣？”
“那当然是有点儿别扭。”勇哥忍不住插了句。
“不用你添乱！”阿姐偏过头把勇哥骂了回去。“什么别扭！依我看一点儿不别扭！不是都挨过别人整吗？都倒过霉吗？都落实政策了吗？都好转了吗？可以找到不少的共同语言！”
从那一回，他就隐隐感觉到，阿姐有一种超常的自信，但那自信却脱离了对人情世故、世道人心的准确、深入的把握，而仅止建立在一种粗糙的主观直感上，这就埋伏下了以后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悲剧。
胥保罗竟不为所动，甚而至于说出了这样的话：“无论如何，即便她不嫌我，我也不能去犯这个错误！”
“你这个人！”他不禁又好笑又生气，斥责胥保罗说“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形成了这么个思路？那你这辈子就别结婚，打一辈子光棍吧！出身好的跟你结婚你犯错误，那你跟出身不好的结婚不也是犯错误吗？你自编自弹麻雀之歌的那些个灵气儿怎么点滴不存了？！”
阿姐一听他这末尾一句，便忍不住同他对了个眼。胥保罗一听麻雀之歌四个字，脸色顿时一变，原来那严肃的表情如果是一池静水，那么这曲名便犹如一粒石子，使他满脸生出抖动的涟漪，拼命加以抑制而不能及时复原——最后竟呈现出一个明显的痛苦而委顿的表情。
亏得这时嘹嘹汗津津地闯进屋来，宣布说：“运羊车到了！飒飒已经去了！你们今天不去看吗？”
他和阿姐、勇哥便邀胥保罗一起去看那卸羊的情景。胥保罗开头莫名其妙，及至到了现场，目睹了那一般城里吃涮羊肉的人不去想也想像不到的壮观的卸羊和轰羊场面，便不禁大表惊愕。
嘹嘹和飒飒在寒风中依然尖啸着来回跑动，手里各舞着一根木棍。飒飒头上罩了个毛线帽，遮住了小辫儿、尖下颏、深眼窝、小棉袄、长棉裤、圆头棉鞋，看去不像个丫头，因而胥保罗对他赞叹说：“这哥儿俩浑身有多少没处使的劲儿哟！”
“是呀，就像那活泼泼的麻雀一样，体现出一种原始生命力的美！”
他确实是无意中又提及麻雀，朝胥保罗一瞥，这一回胥保罗的脸色并不难看：严肃，但又掺和着某些感奋与领悟的成分。
4
20世纪70与80年代初的那七八年，对所有步入生活的人来说都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仿佛时代老人突然一改往昔的吝啬，竟猛地打开了一个装满机会的宝匣，并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方方面面形形色色的机会像仙女散花般地从宝匣中抖落了出来连往日最麻木最愚笨的人也知道到了踮起脚尖甚至蹦跳起来抓获机会的时候了！
他便是在那几年之中，一举成名天下知，俨然成为人五人六的作家的。
他的大哥因肺癌死于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只不过50出点头，实在可惜，但毕竟在临死前得以由组织派专人出面，彻底、干净地推翻了“文革”中强加于他的种种诬蔑不实的“问题”不仅完全平了反，还得到一大堆赞美之词，并分配到了一套崭新的住房，后来大嫂和侄女侄儿都搬了进去，生活蒸蒸日上。
他的二哥二嫂都顺利地评上了工程师，并又进一步评上了高级工程师，也有了四室一厅的宽敞住房，两口子还多次出国参加本行业的学术交流活动。
就连那前20年充满了别人难以理解的辛酸，生性懦弱而又性格独特兼有古怪癖好的小哥，也终于从穷乡僻壤的中学调到了省城的大学
甚至于那个小哥、阿姐他们中学的同学，曾被打成右派沉沦20年的崩龙珍，也有了令人——也令她自己——完全意想不到的一百八十度的大变化：她那原也一度被打成“右派”的丈夫，一个原民主党派中的工作人员，改正后又回到恢复活动的民主党派中，并被委以秘书长的要职。从而相当于局级干部，分到了两个相连的两室一厅的单元，使她过上了干部夫人的生活——更何况她自己也很顺利地评上了副教授的职称，并有机会以交换学者身份去了美国半年。
例子实在太多。又比如小哥当年一起唱戏的朋友，外号叫“袖珍美男子”的鲁羽，谁曾想到20世纪80年代初时，竟已成了他家乡无锡郊区一家日用化工制品厂的总经理兼总工程师，那厂子虽是集体所有制的执照，实质上是他同自己一家子近亲组合成的他当老板的私人企业，早在80年代初，他就已盖起了外观中西合璧而内里全盘电气化的小楼，购置了自用小轿车
就连昔日邻居——经济上多年最为拮据的甘木匠的儿子甘七，不也发了财，成为京城的“大款”之一了吗？
但他那阿姐，却仿佛是一个在漫天飞舞的缤纷天花中，明明最该抓住最容易抓住“机会之花”却又偏偏使足了浑身力气，也总是捞空抓漏的不幸者
他很后悔，那几年里他总忙于自己的事，而没怎么在意阿姐，而当他发现阿姐处在不是一般的窘境中时，却又不知道怎样才能帮助她安慰她啊，阿姐！
5
他记得阿姐，他们刚搬进永定门外那二商局分配的楼居时，不仅心满意足，甚而是洋洋自得的。
是一个两居室的单元。门厅很小，放了电冰箱和碗柜后，便无法用来支桌子吃饭了。但大间屋方方正正地挺大，摆下双人床、大衣柜、小柜橱、一对沙发和茶几、一张书桌和转椅之后，仍有不小的一个空间，足可支起折叠桌、摆上折叠椅吃饭，不吃饭时折叠桌和折叠椅搁到门厅或阳台，在屋子里从事各种活动便显得颇为从容。小间屋虽小些，但是长方形，当中用书橱一隔，恰好一分为二，嘹嘹和飒飒可以各自享有一块空间，各有各的小床，各有各的小桌，哥哥照顾妹妹，让她住里面有窗户的明亮部分，妹妹也体恤哥哥，便在书橱分割时，尽量扩大哥哥那一部分，而嘹嘹所在那部分时常开着台灯，也便并不怎样感到阴暗。
那时候那一带一大片陈旧乃至破朽的平房之中，只有那几座红砖的单元楼。有一回他去看阿姐，阿姐刚买菜回来，在楼梯口正好遇上，阿姐边带他上楼边笑着说：“那边自由市场的小贩都知道说：您住大楼的，还在乎一分钱两分钱的嘿嘿，我们这就算‘大楼’了么！”
还有一回勇哥告诉他：“修理电线的电工刚走，他问：您这单位住几口人呀？我说四口，他嘬嘬牙说：您这么大的屋子统共才住四口人我跟他说我这儿还不够呢，我眼看就大儿大女了，还缺一间，他就说：妈呀，我们家七口人才两间，还是平房，也没自个儿的厕所”勇哥笑了笑，重复那一句：“您这么大的屋子统共才住四口人”
勇哥有一笔数目不算小的复员费，他们一搬进那单元楼，便买下了一台14英寸的日本松下彩色电视机，成为家族中最早看上彩色电视的一家。
但是那楼房不通管道煤气。阿姐勇哥他们借到了液化石油罐和灶架，做饭倒还方便——尽管换罐的地方离那里极远。那楼房也没有暖气——说是要安装暖气，后来也果然又凿墙又穿壁地安装了管道和暖气片。但因为地皮呀归属呀种种的扯皮事，锅炉房总建不成，好几年都只能是一入冬便家家烧煤炉子取暖，阿姐他们只在大屋里安了煤炉，嘹嘹、飒飒那边屋只好任其成为“冷宫”实在那边也无隙再安插煤炉；安煤炉带来了一系列败兴的后果，屋子空间因而变小了且不说，为通出烟囱去不得不取下一块玻璃改装成带圆孔的三合板，为加煤方便又不得不在炉边靠墙码上几摞煤饼，而一擞炉子便满屋飞舞着煤灰，倘火没封好炉子熄了，为重新点燃发火煤，往往要烧掉许多报纸和劈柴，弄得屋子里浓烟滚滚更何况还要去煤铺买煤、往楼上搬煤；有一天早晨阿姐、勇哥都感到头晕欲呕、浑身无力，显然是中了煤毒，又不得不从此注意开窗，并常常为封火的事、炉门是否保持通畅状态、烟囱是否已被烟灰烟油堵住而争吵、担忧，到头来还发现枕头被子一冬里全免不了有一种煤烟熏过的气味，刚穿上身的衣服，一转眼不知怎么的，就上了煤黑或被滴上了烟囱缝滴下的烟油
“大楼”之说和“统共才住四口人”的话茬相继湮灭。附近盖起了一些有双气(管道煤气、暖气)的新楼，三亲四友陆续住进好房子的消息不断传来。而更重要的是嘹嘹和飒飒都呼呼呼地往上蹿更往宽处展，飒飒渐渐要求在书橱隔开后的空隙处再挂上门帘，又渐渐要求嘹嘹“到那边屋里待一会儿去”自己红涨着脸匆匆地奔波于厕所、厨房、水池和自己卧室之间
阿姐搬进那单元不久便调换了工作。主要还不是为了专业对口。阿姐在“文革”前工作的那单位欢迎她回去，但她坚决不去。她对那时候每天来回挤公共汽车上下班的苦楚记忆犹新，现在离那单位更远上了一倍，怎能考虑？食品研究所从地图上看似乎离得不怎么远，但从住处去得换两回车，下车后还得步行十多分钟才能走到，必须调离。最后阿姐从地图上找到了一所从她家附近搭公共汽车可以直达——尽管几乎要坐满全程——的一所学院，偏巧鞠琴姐又认得那学院人事处的一个什么人，联系了一阵，便调成了。阿姐到了学院便满脑门子心思要评上副教授。她似乎想把前一二十年让生活给颠簸光的东西全都急茬儿地给找补回来。
不记得是住进那二商局宿舍的第几年，反正有一回他又去那里看望阿姐一家，一进屋发现阿姐正在发怒，她用火筷子使劲地捅着炉子，炉子里窜出一股热烘烘的煤灰，勇哥在一旁对她说：“你越捅那不就越灭得快吗？”
阿姐衣衫不整，披头散发，动作粗鲁而任性，一边还使劲地捅一边几乎是喊叫了起来：“灭！灭！灭！灭了就灭了！大家别吃饭！”
给他开了门的嘹嘹便告诉他妈说：“小舅来了！”
阿姐还只顾捅火，那火本来可以救活，那么赌气地一捅，便彻底塌下去，全线崩溃了。她头也不扭，根本不看弟弟，只是发狠地说：“来了好！来了一块儿喝西北风！”
他便过去劝慰。勇哥忙去给他泡茶。
一听见勇哥取茶叶罐的声音，阿姐便大叫：“少给人家放那么多茶叶！谁跟你一样，喝茶像喝苦药一样，稀奇古怪的口味！”
阿姐落身在沙发上，只是喘气。嘹嘹刚要转身回自己的屋子，她一声吼：“嘹嘹！你又想偷懒！别溜！跟你老子一块儿升火！”
嘹嘹满心不愿意，嘟着个嘴，反抗说：“明天‘二模’考物理，我还没温完呢”
“你也别温了！有什么用？！”阿姐满脸红涨，毫不留情地说“高考你物理才得了17分，‘模’一万遍你也提不上10分！”
嘹嘹满脸涨红了，眼眶里蓄满了泪水。
“好，嘹嘹你温物理去吧，我来帮你爸升火，你去吧去吧”他便把嘹嘹往那边屋推。嘹嘹那年夏天高考失利，总分距最低录取线还差50多分，正准备来年再考——参加了一个补习班，补习班经常搞“模拟高考”的测验“二模”就是“第二回模拟高考”嘹嘹想温好书考出个好成绩争口气，完全可以理解。但阿姐对其前景的绝望也并非毫无根据，这孩子从小跟着父母下放、奔波，换了不知道多少个学校，小学时根本没学到什么东西，到了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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