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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故意生出点儿声音让你母亲知道：我已出来。
这之后，你母亲一定会暗暗地给我摆一副牌，这副牌的开头肯定是三张任意连着的菩萨牌（即j，q，k），就像电台联络开始的呼号，呼叫对方注意抄收。
随后出现的一系列数字牌即为报文（菩萨牌没有内容，可以置之不理），我用脑子记录报文，回去将相应的奇数换成偶数、偶数换成奇数，然后就可照着明码电报本翻译出报文。
由于只能默记，报文总是很简单，一般是几个字，或者词组。
那天她发给我报文的内容是：灭火勿念，意思是告诉我她已决定不要孩子。
但是谁让她作出这决定？孩子父亲知道吗？难道非这样不可？说真的，当时我确实为她想得很多，甚至每当想到她已决定不要孩子，我想劝她生下来的愿望就更加强烈了。
也许要是她作出相反的决定，我就会有相反的愿望。
这很可能。
两天后，我们在舞会上再见面时，不知是出于同情还是关怀，或是出于对一个生命的负疚心理，我愚蠢地提起了那个令人肝裂肠断的话题，建议她要想好，不要太冲动什么的。
我还说到战争可能很快就会结束，意思是这样的话孩子就可以保留下来。
我话没说完，就感到你母亲短暂地抽泣了一下，一滴眼泪滴在我衣襟上。
过一会儿，她告诉我，这不是她自己作出的决定，她已和组织取得联系，是组织上，是老a，做出了这决定，她仅仅是服从而已。
老a！老a！那时刻我对这个满脸蛮横的老a不可抗拒地产生了恨意，在不满和不安之中，我想，我们这位老大也许就像毛人凤一样，是冷酷无情的；也许是信念使他变得冷酷无情，但即便这样我也不觉得他有多么可敬可爱，因为一个人的痛苦——我至今还记得你母亲说那话时那种无可奈何的痛苦神情——已使我失去理智。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对组织、对这个神秘的大老a产生了一种不亲切感。
然而，一个星期后，深深的自责又折磨了我。
08我觉得，如果我讲述的是一个故事，那么它现在正在往一个凄楚的方向进展，越来越像个悲剧故事。
我知道，在一个无限的期限内，所有的人都会发生所有的事，但仅仅在一两个月时间内应该发生多少事，那是我不知道的。
那天下午我下班回家，妻子告诉我，那个经常给我理发的老头来找过我，说是来还我钱的。
我妻子不知道，所谓还钱是个借口，给我送情报来才是真的。
这个老头，曾经就像黑夜里的一把火，照亮过我，温暖过我，使我在最孤独的时候仍然感到组织的存在。
但自你母亲到来后，我已好久没跟他联系了，他的突然出现使我感到吃惊，我心慌意乱地在沙发上坐下来，可以想像地在坐垫下摸到了他留下的纸条，一种盲目的恐惧心理使我马上打开了纸条，上面不过十几个字，通知我晚上去参加红楼会议。
有那么一会儿，我感到轻松，就像避开了什么想像中的麻烦、危险，心想，我还正希望去开会呢，顺便可以建议组织上对你母亲的事情重新予以考虑。
说真的，那时候我强烈感到自己更希望你母亲把孩子生下来，一则我觉得你母亲有这样愿望，我们应该尽量尊重她，不能伤她心；另外我想革命也许会很快胜利，我们也许没必要做出这牺牲。
但当我再次审视手上纸条时，我又感到了不对头，因为我想，如果正常的话开会的消息应由你母亲通知我，而且正常情况你母亲总是不叫我去，自己去开了会后，把会议和我有关的部分转告我：总是这样，很少有例外。
第61节：不祥之感
记得只有一次，你母亲有事不能去，是我去的，那都是半年前的事了。
我还记得，就在那次会上——我参加的第二次红楼会议，我发现我们已经少了一位同志，就是那个青年学生，你还记得吗？对，就是他，额头上有一块红斑的那个人。
我现在想起来了，他代号叫"半月"。
我或许在前面说过，他是我们中最年轻的同志，却是最早遇难的，牺牲时才20岁。
他的牺牲，使我懂得了——更加懂得了，成为不死，那不是我们地下工作者的愿望，因为那很不真实，很渺茫。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在敌后穿插，清晨起来还看见自己活着，那是多么幸福的事。
是啊，生命对我们来说就像天上彩虹一样容易消失，阳光、水汽，甚至你站立的位置、目测的角度——凡此种种，只要稍有偏差，都可能使彩虹消失。
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珍贵而伤感，因为我们的每一个举动都有着无可挽回和必冒风险的危机。
有时候，我们甚至不得不用自己的手切断动脉、喉管，用自己的牙齿咬碎舌头，或者用一粒剧毒药片结束自己生命。
所以人们说，成为一名特工，无异于把一只脚送进了地狱的门槛，另一只在某天清晨或者傍晚随时都可能跟着进去。
那确实是最真实不过的，也是最正常的，像我这样最后又把那只脚重新从地狱里退出来，成为一个80岁不死的老人，可以说，是很罕见的，非正常的。
纸条在我手上变得沉重、生硬，像块铁片，我的手胆怯地颤抖起来，我想，难道这是你母亲出事的一个信号吗？她要好好的怎么会让老头出现？她会有什么事？是手术出了麻烦（处理孩子的手术），还是工作出了漏洞？一种极为空虚的灾难临头的不祥之感纠缠着我，折磨着我，我觉得发冷和害怕。
窗外，天色正在逐渐昏暗，我几乎没有勇气出门，但又不敢在家里使用电话。
最后我还是出了门，来到附近一家旅馆，拨通了水西门公寓的电话。
电话嘟嘟响着，在我听来就像一只军舰正在不断沉落。
正当我准备挂掉电话时，对方却接了电话："这是杨董事长家，您找谁？"我听出是管家的声音，就问："杨太太在家吗？"她说："太太身体不好，正在休息，你有什么事？"我说没事，就挂了电话，同时感到如释重负。
我想，会出什么事？什么事也没有，她只是身体不好，所以要我去开会。
甚至我想，她身体不好也许正是刚做了孩子的手术。
这念头使我感到内疚，好像我就是手术的医生。
我也感到遗憾，因为我正打算在晚上的会上替她说说情呢。
说真的，我是做父亲的人了，我太能体会到孩子对父母来说有多么重要和珍贵。
晚上，天很晴朗，一盆银制的月亮早早地挂在了天上，马路上到处是房屋的不规则的阴影和像水一样晃动的树木的阴影。
因为月光充盈，白色的救护车反倒失去它引人注目的特征，隐蔽在一片白色之中，所以我没能老远就看见它过来，而是到了眼前，等它在我身边戛然而止时，我才恍然明白，匆匆忙忙地上了车。
车子尖叫着奔驰在阴影斑驳的大街上，却没有惯常地驶向郊外，而是在巷巷弄弄里穿来穿去。
开始我以为还要接人，但车到水佐冈一带时，代老a突然伸手朝一条窄胡同指点了一下，说："双井巷28号，已被盯梢，以后不能联络。
"到了明故宫，代老a又说"桂花街17号已叛变，以后不要与他接头"，到光华门，代老a又说某某地方某某同志已被捕，以后不要再联系。
就这样指点了好几处之后，车子才出城上了紫金山，在山路上拐来拐去地开了有半个钟头左右，终于停在一座别墅的门前。
一个白胡须老头为我们开了门，带我们去了一间像洗澡堂的平屋：里面已有三个人在等我们，当中有理发店的跛脚老头，他见我跟不认识似的，我也没有露出认识他的表情。
另外两人其中一位是女同志，三十来岁，脸很大，头发剪得短短的（更显得脸大），穿着一套像少数民族的服装。
包括理发店的跛足老头，和刚才车子上有三位同志我以前见过外，大部分同志我都不认识，一下认识这么多人，我有点害怕，但又很兴奋，觉得我们竟有那么多同志。
我们刚坐下，白胡须老头就退出去了，也许是去警戒的。
不知是激动还是紧张，我注意到老头出门时露出了哆哆嗦嗦的目光。
会议一开始，代老a就神色严肃地告诉大家：最近我们已有两人变节叛变（其中包括花园街17号的），组织遭到惨重破坏，先后有7名同志被逮捕，组织上要求同志们暂时"避避风头"，"没有组织命令一律不准私自开展工作"。
"但是，"代老a目光变得犀利，"两个叛徒必须不惜代价除杀，冒最大险也要除杀！"看看大伙又说，"组织上决定这项任务交给'望远镜'完成，必须尽快。
""他们现在在哪儿？"坐在我正对面的一个敦实的中年人问。
我想他可能就是"望远镜"。
"就在这儿，在毛人凤手上，"代老a说，"但据说就要离开南京，不知去哪里，也许是重庆。
""毛那边不是有我们的人吗？"中年人好像有些异议，"让他们干不是更方便？"代老a剜他一眼，责问道："听你还是听组织上的？！"中年人垂下头，不吭声了。
这时，坐在女同志和理发老头中间的那位戴眼镜的同志，就是原先在屋里等我们的三人中的一人，插嘴说："他们被捕了。
"沉默一会儿又说，"刚被捕的。
"这人是谁？他怎么说我们被捕了？我想，难道是你母亲被捕了？这意味着下午我打电话时管家是在被迫骗我，同时也意味着我的声音已被录音！一下子我变得坐立不安，手脚居然控制不住地哆嗦起来。
为稳定一下情绪，我掏出烟来。
正当我把烟刚点燃，院子里突然传来一声呼叫，我们并没有听清楚呼叫的是什么，因为呼叫的人似乎刚出声喉管就被割断了。
但这足以引起我们警觉，再说接下来的一阵子被压低的沓沓沓响声——像有一大群鸟在扑飞，更加提醒我们：出事了！这时，刚插嘴说我们"已被捕"的那位"眼镜"同志率先飞身扑到门口，扯灭了电灯，同时大喊一声："快跑——！"但此时沓沓声像粘在屋墙上，要跑无疑已来不及。
事实上我们一扯灭灯，外面就向我们喊话了。
无法逃跑的我们只好都分散在屋子四周，像壁虎一样贴墙而立，目光齐齐落在代老a脸上。
去，故意生出点儿声音让你母亲知道：我已出来。
这之后，你母亲一定会暗暗地给我摆一副牌，这副牌的开头肯定是三张任意连着的菩萨牌（即j，q，k），就像电台联络开始的呼号，呼叫对方注意抄收。
随后出现的一系列数字牌即为报文（菩萨牌没有内容，可以置之不理），我用脑子记录报文，回去将相应的奇数换成偶数、偶数换成奇数，然后就可照着明码电报本翻译出报文。
由于只能默记，报文总是很简单，一般是几个字，或者词组。
那天她发给我报文的内容是：灭火勿念，意思是告诉我她已决定不要孩子。
但是谁让她作出这决定？孩子父亲知道吗？难道非这样不可？说真的，当时我确实为她想得很多，甚至每当想到她已决定不要孩子，我想劝她生下来的愿望就更加强烈了。
也许要是她作出相反的决定，我就会有相反的愿望。
这很可能。
两天后，我们在舞会上再见面时，不知是出于同情还是关怀，或是出于对一个生命的负疚心理，我愚蠢地提起了那个令人肝裂肠断的话题，建议她要想好，不要太冲动什么的。
我还说到战争可能很快就会结束，意思是这样的话孩子就可以保留下来。
我话没说完，就感到你母亲短暂地抽泣了一下，一滴眼泪滴在我衣襟上。
过一会儿，她告诉我，这不是她自己作出的决定，她已和组织取得联系，是组织上，是老a，做出了这决定，她仅仅是服从而已。
老a！老a！那时刻我对这个满脸蛮横的老a不可抗拒地产生了恨意，在不满和不安之中，我想，我们这位老大也许就像毛人凤一样，是冷酷无情的；也许是信念使他变得冷酷无情，但即便这样我也不觉得他有多么可敬可爱，因为一个人的痛苦——我至今还记得你母亲说那话时那种无可奈何的痛苦神情——已使我失去理智。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对组织、对这个神秘的大老a产生了一种不亲切感。
然而，一个星期后，深深的自责又折磨了我。
08我觉得，如果我讲述的是一个故事，那么它现在正在往一个凄楚的方向进展，越来越像个悲剧故事。
我知道，在一个无限的期限内，所有的人都会发生所有的事，但仅仅在一两个月时间内应该发生多少事，那是我不知道的。
那天下午我下班回家，妻子告诉我，那个经常给我理发的老头来找过我，说是来还我钱的。
我妻子不知道，所谓还钱是个借口，给我送情报来才是真的。
这个老头，曾经就像黑夜里的一把火，照亮过我，温暖过我，使我在最孤独的时候仍然感到组织的存在。
但自你母亲到来后，我已好久没跟他联系了，他的突然出现使我感到吃惊，我心慌意乱地在沙发上坐下来，可以想像地在坐垫下摸到了他留下的纸条，一种盲目的恐惧心理使我马上打开了纸条，上面不过十几个字，通知我晚上去参加红楼会议。
有那么一会儿，我感到轻松，就像避开了什么想像中的麻烦、危险，心想，我还正希望去开会呢，顺便可以建议组织上对你母亲的事情重新予以考虑。
说真的，那时候我强烈感到自己更希望你母亲把孩子生下来，一则我觉得你母亲有这样愿望，我们应该尽量尊重她，不能伤她心；另外我想革命也许会很快胜利，我们也许没必要做出这牺牲。
但当我再次审视手上纸条时，我又感到了不对头，因为我想，如果正常的话开会的消息应由你母亲通知我，而且正常情况你母亲总是不叫我去，自己去开了会后，把会议和我有关的部分转告我：总是这样，很少有例外。
第61节：不祥之感
记得只有一次，你母亲有事不能去，是我去的，那都是半年前的事了。
我还记得，就在那次会上——我参加的第二次红楼会议，我发现我们已经少了一位同志，就是那个青年学生，你还记得吗？对，就是他，额头上有一块红斑的那个人。
我现在想起来了，他代号叫"半月"。
我或许在前面说过，他是我们中最年轻的同志，却是最早遇难的，牺牲时才20岁。
他的牺牲，使我懂得了——更加懂得了，成为不死，那不是我们地下工作者的愿望，因为那很不真实，很渺茫。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在敌后穿插，清晨起来还看见自己活着，那是多么幸福的事。
是啊，生命对我们来说就像天上彩虹一样容易消失，阳光、水汽，甚至你站立的位置、目测的角度——凡此种种，只要稍有偏差，都可能使彩虹消失。
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珍贵而伤感，因为我们的每一个举动都有着无可挽回和必冒风险的危机。
有时候，我们甚至不得不用自己的手切断动脉、喉管，用自己的牙齿咬碎舌头，或者用一粒剧毒药片结束自己生命。
所以人们说，成为一名特工，无异于把一只脚送进了地狱的门槛，另一只在某天清晨或者傍晚随时都可能跟着进去。
那确实是最真实不过的，也是最正常的，像我这样最后又把那只脚重新从地狱里退出来，成为一个80岁不死的老人，可以说，是很罕见的，非正常的。
纸条在我手上变得沉重、生硬，像块铁片，我的手胆怯地颤抖起来，我想，难道这是你母亲出事的一个信号吗？她要好好的怎么会让老头出现？她会有什么事？是手术出了麻烦（处理孩子的手术），还是工作出了漏洞？一种极为空虚的灾难临头的不祥之感纠缠着我，折磨着我，我觉得发冷和害怕。
窗外，天色正在逐渐昏暗，我几乎没有勇气出门，但又不敢在家里使用电话。
最后我还是出了门，来到附近一家旅馆，拨通了水西门公寓的电话。
电话嘟嘟响着，在我听来就像一只军舰正在不断沉落。
正当我准备挂掉电话时，对方却接了电话："这是杨董事长家，您找谁？"我听出是管家的声音，就问："杨太太在家吗？"她说："太太身体不好，正在休息，你有什么事？"我说没事，就挂了电话，同时感到如释重负。
我想，会出什么事？什么事也没有，她只是身体不好，所以要我去开会。
甚至我想，她身体不好也许正是刚做了孩子的手术。
这念头使我感到内疚，好像我就是手术的医生。
我也感到遗憾，因为我正打算在晚上的会上替她说说情呢。
说真的，我是做父亲的人了，我太能体会到孩子对父母来说有多么重要和珍贵。
晚上，天很晴朗，一盆银制的月亮早早地挂在了天上，马路上到处是房屋的不规则的阴影和像水一样晃动的树木的阴影。
因为月光充盈，白色的救护车反倒失去它引人注目的特征，隐蔽在一片白色之中，所以我没能老远就看见它过来，而是到了眼前，等它在我身边戛然而止时，我才恍然明白，匆匆忙忙地上了车。
车子尖叫着奔驰在阴影斑驳的大街上，却没有惯常地驶向郊外，而是在巷巷弄弄里穿来穿去。
开始我以为还要接人，但车到水佐冈一带时，代老a突然伸手朝一条窄胡同指点了一下，说："双井巷28号，已被盯梢，以后不能联络。
"到了明故宫，代老a又说"桂花街17号已叛变，以后不要与他接头"，到光华门，代老a又说某某地方某某同志已被捕，以后不要再联系。
就这样指点了好几处之后，车子才出城上了紫金山，在山路上拐来拐去地开了有半个钟头左右，终于停在一座别墅的门前。
一个白胡须老头为我们开了门，带我们去了一间像洗澡堂的平屋：里面已有三个人在等我们，当中有理发店的跛脚老头，他见我跟不认识似的，我也没有露出认识他的表情。
另外两人其中一位是女同志，三十来岁，脸很大，头发剪得短短的（更显得脸大），穿着一套像少数民族的服装。
包括理发店的跛足老头，和刚才车子上有三位同志我以前见过外，大部分同志我都不认识，一下认识这么多人，我有点害怕，但又很兴奋，觉得我们竟有那么多同志。
我们刚坐下，白胡须老头就退出去了，也许是去警戒的。
不知是激动还是紧张，我注意到老头出门时露出了哆哆嗦嗦的目光。
会议一开始，代老a就神色严肃地告诉大家：最近我们已有两人变节叛变（其中包括花园街17号的），组织遭到惨重破坏，先后有7名同志被逮捕，组织上要求同志们暂时"避避风头"，"没有组织命令一律不准私自开展工作"。
"但是，"代老a目光变得犀利，"两个叛徒必须不惜代价除杀，冒最大险也要除杀！"看看大伙又说，"组织上决定这项任务交给'望远镜'完成，必须尽快。
""他们现在在哪儿？"坐在我正对面的一个敦实的中年人问。
我想他可能就是"望远镜"。
"就在这儿，在毛人凤手上，"代老a说，"但据说就要离开南京，不知去哪里，也许是重庆。
""毛那边不是有我们的人吗？"中年人好像有些异议，"让他们干不是更方便？"代老a剜他一眼，责问道："听你还是听组织上的？！"中年人垂下头，不吭声了。
这时，坐在女同志和理发老头中间的那位戴眼镜的同志，就是原先在屋里等我们的三人中的一人，插嘴说："他们被捕了。
"沉默一会儿又说，"刚被捕的。
"这人是谁？他怎么说我们被捕了？我想，难道是你母亲被捕了？这意味着下午我打电话时管家是在被迫骗我，同时也意味着我的声音已被录音！一下子我变得坐立不安，手脚居然控制不住地哆嗦起来。
为稳定一下情绪，我掏出烟来。
正当我把烟刚点燃，院子里突然传来一声呼叫，我们并没有听清楚呼叫的是什么，因为呼叫的人似乎刚出声喉管就被割断了。
但这足以引起我们警觉，再说接下来的一阵子被压低的沓沓沓响声——像有一大群鸟在扑飞，更加提醒我们：出事了！这时，刚插嘴说我们"已被捕"的那位"眼镜"同志率先飞身扑到门口，扯灭了电灯，同时大喊一声："快跑——！"但此时沓沓声像粘在屋墙上，要跑无疑已来不及。
事实上我们一扯灭灯，外面就向我们喊话了。
无法逃跑的我们只好都分散在屋子四周，像壁虎一样贴墙而立，目光齐齐落在代老a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