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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是她往昔生活里的一大乐事。走在街上,逢到绸布店必定进去,不管用得着用不着,她总要买几段。有时因为花样别致,有时因为料子质地优良,有时因为自己喜欢,有时仅仅因为想买。不少衣料买回来便忘在了一边,都被虫蛀了。抄家时把这些东西全翻出来,集中在院子里开“阶级教育展览会”连她自己都吃惊怎么会积存了这么多东西。
端丽找出两件半新的旗袍,花色都很好看,一件是咖啡底色上奶黄碎花,一件是天青色的。她摆过去,摆过来,不明白该如何下剪刀裁。想了一会,她取出多多的一件衬衫,先用报纸儿照样放大一点,剪了几个衣片,然后把衣片放在拆开的旗袍上,尽力使衣片全部被容纳,再用划粉划下来,最后才用剪子。她慢慢地做着这一切,象小孩子做拼板游戏,颇有兴味。当她先用大针脚把衣片连上的时候,心中的高兴是无法形容的。她很佩服自己,多么聪明啊!居然想出这么个主意,她尝到了创造的滋味。多多放学回来,她立即要多多试样。多多穿上以后,就再不肯脱了。兴奋地红着脸,在镜子前左照右照。在她新衣服穿不完的时候,还是个不懂事的小娃娃,当她长成大姑娘,真正爱美了,却从没穿过一件新衣服。她没什么可以修饰的,只能在两根短辫子上下工夫,一会系紫色的玻璃丝,一会系红色的玻璃丝,不同颜色玻璃丝能带来的微妙的变化,只有她自己才能觉察。端丽告诉她,衣服还没最后做完,需用细针细线缲起来方可穿着,多多恋恋不舍地脱下衣服,就嚷着要自己缲。端丽不愿意,这件劳作这么吸引她,也许因为这是头一件从她手里创造出来的成果吧!这一个下午,母女俩都很兴奋。一边密密地缝着,一边思忖着接下去,还要为和改做什么。
学校的家长会真是谈分配问题的。这届毕业生是插队落户一片红,百分之百的外地农村,简称“外农”去向有黑龙江、云南、内蒙、贵州、安徽、江西。经济困难者,独生子女者,统统不予照顾,统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回家商议,大家决定屏住不走。婆婆说:“我已经把她养到十八岁,不信这会儿就少你一口饭了。”端丽也表态:“没什么了不起,我大学毕业还不过做家庭妇女。”文影从头至尾一直在掉泪,搞得大家好心酸。端丽很可怜她,也许只有她知道文影伤心的更深一层原委:已经正式上班了,在闵行一家大工厂做工。想想自己当年,这正是最开心、最无忧无虑的时候,而文影这些姑娘,却在豆蔻年华承受这么多的忧愁。想到这里,她更下了决心,要帮助文影赖到底。方案定了,可落实起来却不那么简单。
先是班主任来动员,端丽几句话就把他呛出去了。她虽不大晓得外面的形势,但看他那破破烂烂的一身便知他目前的地位不高,人人都可欺得。接着里弄里打着锣鼓来宣传,野蛮小鬼趁机砸碎两扇玻璃窗。然后,学校里开学习班,端丽出席,让端丽在家带庆庆。名曰学习班,就是逼着表态,不表态不让回家,吃饭时给每人送来一碗开水一只面包。第一天端丽没吃,但第二天仍向她收钱,一气之下,索性吃了。这一关挺过来了,但学校和爹爹单位接上关系,将文影的生活费停发,爹爹因此挨了批斗。婆婆、文影成天啼哭不止;文耀只是连声叹气,一无所措。端丽和他说说,他反而不耐烦,说:“妹妹也是太娇气,我不信外地是地狱,那里不也有千千万万人在生活。”胸怀一下子广大了许多。最后,学校来了最后通牒,再不报名,就要强行将户口在总册上注销。并且,越往后去的地方越糟,只有内蒙、云南,甚至还有西藏。这些地方在只知道天井上方一块云的上海市民听来,就象是外国,想都不敢想的。实在无奈,文影决定去了江西。江西总比安徽远了些,可安徽吃杂粮,那是绝对受不了的。
家里倾其所有,为文影准备一份行装。她远不如文光好将就,什么都要带,什么都要买。马桶、木盆、火油炉、钢精锅、上海大头菜、香肠、罐头,仅牙膏就买了十条,卫生草纸带了一肥皂箱,如没有钱满足她的需要,她就哭,哭的人肠子都揉碎了。后来,只得又卖了几件东西,端丽把钱包里攒的钱也奉献出来,多多空前地懂事,将扑满递给妈妈,转过脸说:“你摔好了,松紧鞋我不买了,现在反正已经不兴了。”端丽不忍心,收了起来,可是到最后,文影还要买十斤卷子面。端丽只好把扑满砸了,数数,已经有四元多钱,超过一双松紧鞋的价值了。她留了一点钱,准备去买一块直贡呢鞋面,自己学着做一双。她深感这家的子女都是无用且自私。楼下阿毛娘的大儿子也去安徽插队,运行李那天她看见,只有一只板箱一个行李卷放在自行车后架上一捆就驮走了。
给文影送行的场面极其凄楚。因是上山下乡的高峰季节,北站压力太大,所以是在彭浦货车站发车的。没有月台,送行的人站在很低的碎石路基上,伸长了胳膊也摸不到车上人的手,给人一种咫尺天涯的感觉。文影从未离开过上海,也从没想过要离开上海,尽管她的父辈是出生在浙江一个依山傍水的小镇上,十八岁才来上海学生意的。而说到了底,上海究竟又才有多少年的历史?但她只属于上海,上海也应属于她。尽管没去过外地,却听来了外地很多的坏话。包括端丽,也是对上海以外的一切地方既惧怕又憎恶。然而看到文影那种几不欲生的失态样子,端丽伤心之余又有些奇怪:外地究竟有那么可怕吗?究竟是谁也没去过那里呀!她有点觉着好笑,附带着把自己也嘲笑了。
公公也去送了,他以为文影走有他的责任。如果他当年不做老板,只老老实实当一生伙计,文影就可以屏到底了。火车开了“甫志高”先走了,他还要上夜班。端丽陪着步履蹒跚的公公慢慢走出站台。默默走了一段,怆然说道:
“都怪我作了孽,带累了你们。”
“爹爹,你不要说这个话,我们都享过你很多福。”
公公不响。
“爹爹,你别忒担心了。文影很娇,没出过门,想得很骇人。也许真到了那里也不过如此。”
“文影是很娇,我们家三个孩子都不中用啊!”公公说。
端丽以为自己说话造次,公公生气了,不敢再作声。公公却又道:
“端丽,我看你这两年倒有些锻炼出来了。我这几个孩子不知怎么,一个也不象我。许是我的钱害了他们,他们什么都不会,只会花钞票。解放前,我有个工商界的老朋友,把钱都拿到浙江家乡去建设,铺路造桥,开学堂,造工厂,加上被乡下人敲竹杠,一百万美金用的精光。我们笑他憨,他说钞票留给子孙才是憨。果然还是他有远见。”
端丽不知该怎么答腔,不响。
“幸亏是新社会,每个人总有口饭吃。无能就无能,罢了!只愿他们老老实实,平平安安,我也闭眼睛了。”公公凄楚地说。
“是呀,只求大家都太太平平。”端丽轻声附和。
。买,是她往昔生活里的一大乐事。走在街上,逢到绸布店必定进去,不管用得着用不着,她总要买几段。有时因为花样别致,有时因为料子质地优良,有时因为自己喜欢,有时仅仅因为想买。不少衣料买回来便忘在了一边,都被虫蛀了。抄家时把这些东西全翻出来,集中在院子里开“阶级教育展览会”连她自己都吃惊怎么会积存了这么多东西。
端丽找出两件半新的旗袍,花色都很好看,一件是咖啡底色上奶黄碎花,一件是天青色的。她摆过去,摆过来,不明白该如何下剪刀裁。想了一会,她取出多多的一件衬衫,先用报纸儿照样放大一点,剪了几个衣片,然后把衣片放在拆开的旗袍上,尽力使衣片全部被容纳,再用划粉划下来,最后才用剪子。她慢慢地做着这一切,象小孩子做拼板游戏,颇有兴味。当她先用大针脚把衣片连上的时候,心中的高兴是无法形容的。她很佩服自己,多么聪明啊!居然想出这么个主意,她尝到了创造的滋味。多多放学回来,她立即要多多试样。多多穿上以后,就再不肯脱了。兴奋地红着脸,在镜子前左照右照。在她新衣服穿不完的时候,还是个不懂事的小娃娃,当她长成大姑娘,真正爱美了,却从没穿过一件新衣服。她没什么可以修饰的,只能在两根短辫子上下工夫,一会系紫色的玻璃丝,一会系红色的玻璃丝,不同颜色玻璃丝能带来的微妙的变化,只有她自己才能觉察。端丽告诉她,衣服还没最后做完,需用细针细线缲起来方可穿着,多多恋恋不舍地脱下衣服,就嚷着要自己缲。端丽不愿意,这件劳作这么吸引她,也许因为这是头一件从她手里创造出来的成果吧!这一个下午,母女俩都很兴奋。一边密密地缝着,一边思忖着接下去,还要为和改做什么。
学校的家长会真是谈分配问题的。这届毕业生是插队落户一片红,百分之百的外地农村,简称“外农”去向有黑龙江、云南、内蒙、贵州、安徽、江西。经济困难者,独生子女者,统统不予照顾,统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回家商议,大家决定屏住不走。婆婆说:“我已经把她养到十八岁,不信这会儿就少你一口饭了。”端丽也表态:“没什么了不起,我大学毕业还不过做家庭妇女。”文影从头至尾一直在掉泪,搞得大家好心酸。端丽很可怜她,也许只有她知道文影伤心的更深一层原委:已经正式上班了,在闵行一家大工厂做工。想想自己当年,这正是最开心、最无忧无虑的时候,而文影这些姑娘,却在豆蔻年华承受这么多的忧愁。想到这里,她更下了决心,要帮助文影赖到底。方案定了,可落实起来却不那么简单。
先是班主任来动员,端丽几句话就把他呛出去了。她虽不大晓得外面的形势,但看他那破破烂烂的一身便知他目前的地位不高,人人都可欺得。接着里弄里打着锣鼓来宣传,野蛮小鬼趁机砸碎两扇玻璃窗。然后,学校里开学习班,端丽出席,让端丽在家带庆庆。名曰学习班,就是逼着表态,不表态不让回家,吃饭时给每人送来一碗开水一只面包。第一天端丽没吃,但第二天仍向她收钱,一气之下,索性吃了。这一关挺过来了,但学校和爹爹单位接上关系,将文影的生活费停发,爹爹因此挨了批斗。婆婆、文影成天啼哭不止;文耀只是连声叹气,一无所措。端丽和他说说,他反而不耐烦,说:“妹妹也是太娇气,我不信外地是地狱,那里不也有千千万万人在生活。”胸怀一下子广大了许多。最后,学校来了最后通牒,再不报名,就要强行将户口在总册上注销。并且,越往后去的地方越糟,只有内蒙、云南,甚至还有西藏。这些地方在只知道天井上方一块云的上海市民听来,就象是外国,想都不敢想的。实在无奈,文影决定去了江西。江西总比安徽远了些,可安徽吃杂粮,那是绝对受不了的。
家里倾其所有,为文影准备一份行装。她远不如文光好将就,什么都要带,什么都要买。马桶、木盆、火油炉、钢精锅、上海大头菜、香肠、罐头,仅牙膏就买了十条,卫生草纸带了一肥皂箱,如没有钱满足她的需要,她就哭,哭的人肠子都揉碎了。后来,只得又卖了几件东西,端丽把钱包里攒的钱也奉献出来,多多空前地懂事,将扑满递给妈妈,转过脸说:“你摔好了,松紧鞋我不买了,现在反正已经不兴了。”端丽不忍心,收了起来,可是到最后,文影还要买十斤卷子面。端丽只好把扑满砸了,数数,已经有四元多钱,超过一双松紧鞋的价值了。她留了一点钱,准备去买一块直贡呢鞋面,自己学着做一双。她深感这家的子女都是无用且自私。楼下阿毛娘的大儿子也去安徽插队,运行李那天她看见,只有一只板箱一个行李卷放在自行车后架上一捆就驮走了。
给文影送行的场面极其凄楚。因是上山下乡的高峰季节,北站压力太大,所以是在彭浦货车站发车的。没有月台,送行的人站在很低的碎石路基上,伸长了胳膊也摸不到车上人的手,给人一种咫尺天涯的感觉。文影从未离开过上海,也从没想过要离开上海,尽管她的父辈是出生在浙江一个依山傍水的小镇上,十八岁才来上海学生意的。而说到了底,上海究竟又才有多少年的历史?但她只属于上海,上海也应属于她。尽管没去过外地,却听来了外地很多的坏话。包括端丽,也是对上海以外的一切地方既惧怕又憎恶。然而看到文影那种几不欲生的失态样子,端丽伤心之余又有些奇怪:外地究竟有那么可怕吗?究竟是谁也没去过那里呀!她有点觉着好笑,附带着把自己也嘲笑了。
公公也去送了,他以为文影走有他的责任。如果他当年不做老板,只老老实实当一生伙计,文影就可以屏到底了。火车开了“甫志高”先走了,他还要上夜班。端丽陪着步履蹒跚的公公慢慢走出站台。默默走了一段,怆然说道:
“都怪我作了孽,带累了你们。”
“爹爹,你不要说这个话,我们都享过你很多福。”
公公不响。
“爹爹,你别忒担心了。文影很娇,没出过门,想得很骇人。也许真到了那里也不过如此。”
“文影是很娇,我们家三个孩子都不中用啊!”公公说。
端丽以为自己说话造次,公公生气了,不敢再作声。公公却又道:
“端丽,我看你这两年倒有些锻炼出来了。我这几个孩子不知怎么,一个也不象我。许是我的钱害了他们,他们什么都不会,只会花钞票。解放前,我有个工商界的老朋友,把钱都拿到浙江家乡去建设,铺路造桥,开学堂,造工厂,加上被乡下人敲竹杠,一百万美金用的精光。我们笑他憨,他说钞票留给子孙才是憨。果然还是他有远见。”
端丽不知该怎么答腔,不响。
“幸亏是新社会,每个人总有口饭吃。无能就无能,罢了!只愿他们老老实实,平平安安,我也闭眼睛了。”公公凄楚地说。
“是呀,只求大家都太太平平。”端丽轻声附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