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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去的,回想那次醒来对我是一次震动,床上空空如野,仿佛一场大梦。她到底是什么人,怎么如此行事?她应该叫醒我,我不是老人也不是病人,为什么走得悄无声息?留下几个字也好,纸笔就在桌上,可是没有。不是说我难以适应她走后的空旷,而是她的行为方式让我感到莫名的不安。我们可以一同到达天堂,甚至可以在天堂飞翔,但我们似乎无法像通常那样行走。我没有她的电话,没有联络方式,甚至没有给她写信的地址。
三天来我被子没叠,漱口杯未动,只是把床上地下的卫生纸放进了字纸篓,那上面有她和我的痕迹,我们生命的印迹。我基本保留了她走后的一切痕迹,睡我们一起盖过新被子,还能嗅到一点她留下的气味。我说不上那是一种什么味道,总之是一种清凉的类似一种树香。这种香与寺庙的香不同,但又使我想到寺庙,或许是印度的寺庙?我去了一次单位,在单位呆了一整天,回来一切照旧,好像房子不是我的也不是她的,房子变得陌生,像空无一人。我打开冰箱,冰箱里那天晚上的剩菜还在,那盘吃剩的蛇还在——我好像没吃过一口。她吃蛇肉,我不知道是否过一段时间她就要吃一次,我给她留着。我把蛇段放入冰室冷冻,这样可以无限期保存下来。蛇证明着她曾经存在,蛇是一种生命,煮熟后仍有生命,说不定有一天她会从冰箱里出来。还有字纸篓,我掀开字纸篓,找到那天的卫生纸,非常白,比没用过的纸还白,已经完全浆硬,似乎仍有生命。我不知道是否应该收藏这些纸,它们是有价值的,至少比梦有价值。我想她应该给我打个电话,我给了她单位的电话,在单位我一整天都在等她电话。我们不坐班,一周去两次两个半天就可以,我不知道是否还去单位,这是我们唯一可能联系上的方式。
连续在地下室呆了几天,这是我从未有过的。由于地下室条件不好大家尽量在家办公,我频繁的到来引起发行广告科人的好奇,他们总是占着过道的电话,一有电话总是他们先冲过去,我无法抢过他们,他们像随时呆在洞口的老鼠,说得好听一点算是守株待兔争夺可能的广告权。不过从他们速度来来看,我真不认为他们是愚蠢的猎人,他们就是老鼠。很可能是我的电话他们也推掉了,说我不在。我向他们大声宣布:有我的电话叫我!整个报社只有两部电话,领导占了一部,剩下的就是过道的公用电话。不能怪唐漓,电话打进来不容易。我们是周一刊,我的劳动大大超过一个周报的容量,编的稿子小山似的。星期六报社通常没什么人来了,电话也不多,我对此抱有相当的希望。我想无论如何今天唐漓应该打来一个电话,我等到了下午四点钟,报社早已空无一人,仍没她的电话。
快下班时忽然想到也许周末她直接去了我那儿,这对唐漓很有可能,我恍然大悟似地从地下室钻出来,自行车骑得飞快,我几乎看见她在胡同口等我的身影。到南长街口我就开始四处张望,怕她在街上或哪棵树下,我想得如此细致,所有可能我都想到了。进了院子我的心狂跳起来,梦想邻居大妈说唐漓来过刚走之类,结果没人告诉我,我还响亮地叫了一声魏大妈和王姨。
唐漓消失了,晚上没有来,第二天星期天也没来。
星期一去单位发稿子,星期二又去了。我如此狂热等她电话已经不是思念,而是她那天的消失太过突然,之后每天都存在着可能性,又毫无消息,这让我受不了,难以理解。我可以不想她吗?可以,但一切都要等再见到她之后。我会轻拿轻放,再不会承担每天的可能性,每时每刻的可能性。但是现在不行,这么多天我已经这么过来了,那就彻底的直到她出现。
星期三接到了她的电话,广告科的人像祝贺节日那样的大喊:李慢,电话!他们知道我已经快疯了,电话铃响我跑得有几次比他们还快,常常三五个人一下冒出头来,我当仁不让,像在足球场上。真的是她,我气喘嘘嘘,半天说不出话,她说现在在南长街上,已经去过我那儿了,以为我会在家。你以为我天天都在等你吗!我差点叫出来。她说她现在有时间,声音平静,没有丝毫抱欠之情。我大声责怪她为什么不先打个电话,为什么这么多天一个电话也不打,她到哪去了之类。没有回答。显然她不想在电话里多说,我喂了几声她才出声,并没回答我的责问,只是说她现在等我,问我何时下班,那时不过下午两点。我本想说刚上班,我确实对她十分不满,但我无力反抗,事实上我是专为等她电话才上班的。我马上到,二十分钟,我大声说。电话挂了,非常坚决,毫不犹豫。我忽然觉得她是否有什么事,不然她怎么换了个人似的?难道她全忘了我们那天无尚的幸福?
一定有什么事。从公主坟骑到了南长街,风驰电掣,满头大汗。她一袭黑呢衣一条白围巾站在公共汽车站边上,看上去像等公共汽车,又像是要出远门同一个人告别的样子。她看见了我,向胡同口走来,肩上挎了一只我从未见过的长腰皮包。
“出了什么事?”我问她,掠着满头的大汗。
“没事呀,你还挺快的。”
“我以为你有什么事,电话里也不愿多说话。”
“这电话都不该打,”她说。
“为什么,连电话都不能打?你在街上打又不是在单位。”
“别责怪我,行吗?”
“不是责怪你,实在是不理解,星期天你干嘛去了,也不休息?”
“别这样问我,行吗?”她站住了。
我像个女人,的确问的太多了,我没这个权利。
“对不起,”沉了一下我说“我太想你了。”
“我来过你这里。”
“是吗?什么时候?”
“是顺路。”
“对了,给你钥匙,”我掏出钥匙“专门为你配的,好几天了。”
“你不在家我要钥匙干吗?”
“你可以进来歇歇,这也是你的家。”
“不是我的。”她摇摇头。
午后的小院十分寂静,树已沉默了一个冬天,现在包含阳光,可能已在秘密生发,只是看上去纹丝不动。二月仍是寒冷的季节,但阳光已稍有不同,房间的感觉也一样,炉火不用敞开已感到冬天已是尾声。
我们拥抱了很久,两个人无言,心既远又近。即使心灵相隔,拥抱依然美好,越无言越美好,我不再怪她,不说思恋,不说等待,什么都不用说,甚至没有接吻,但身体在相亲相爱,享受这午后寂静的时光。这是恰当的,我刚才的抱怨是多么愚蠢,我应该懂得她,她已经来过,现在又来了,我还要什么?
没有放音乐,现在放音乐也不适当,只有拥抱。
“你很忙,是吗。”
“是。”
“很想你。”
“让你等了。”
“没关系。”
“我知道你想我。”
离去的,回想那次醒来对我是一次震动,床上空空如野,仿佛一场大梦。她到底是什么人,怎么如此行事?她应该叫醒我,我不是老人也不是病人,为什么走得悄无声息?留下几个字也好,纸笔就在桌上,可是没有。不是说我难以适应她走后的空旷,而是她的行为方式让我感到莫名的不安。我们可以一同到达天堂,甚至可以在天堂飞翔,但我们似乎无法像通常那样行走。我没有她的电话,没有联络方式,甚至没有给她写信的地址。
三天来我被子没叠,漱口杯未动,只是把床上地下的卫生纸放进了字纸篓,那上面有她和我的痕迹,我们生命的印迹。我基本保留了她走后的一切痕迹,睡我们一起盖过新被子,还能嗅到一点她留下的气味。我说不上那是一种什么味道,总之是一种清凉的类似一种树香。这种香与寺庙的香不同,但又使我想到寺庙,或许是印度的寺庙?我去了一次单位,在单位呆了一整天,回来一切照旧,好像房子不是我的也不是她的,房子变得陌生,像空无一人。我打开冰箱,冰箱里那天晚上的剩菜还在,那盘吃剩的蛇还在——我好像没吃过一口。她吃蛇肉,我不知道是否过一段时间她就要吃一次,我给她留着。我把蛇段放入冰室冷冻,这样可以无限期保存下来。蛇证明着她曾经存在,蛇是一种生命,煮熟后仍有生命,说不定有一天她会从冰箱里出来。还有字纸篓,我掀开字纸篓,找到那天的卫生纸,非常白,比没用过的纸还白,已经完全浆硬,似乎仍有生命。我不知道是否应该收藏这些纸,它们是有价值的,至少比梦有价值。我想她应该给我打个电话,我给了她单位的电话,在单位我一整天都在等她电话。我们不坐班,一周去两次两个半天就可以,我不知道是否还去单位,这是我们唯一可能联系上的方式。
连续在地下室呆了几天,这是我从未有过的。由于地下室条件不好大家尽量在家办公,我频繁的到来引起发行广告科人的好奇,他们总是占着过道的电话,一有电话总是他们先冲过去,我无法抢过他们,他们像随时呆在洞口的老鼠,说得好听一点算是守株待兔争夺可能的广告权。不过从他们速度来来看,我真不认为他们是愚蠢的猎人,他们就是老鼠。很可能是我的电话他们也推掉了,说我不在。我向他们大声宣布:有我的电话叫我!整个报社只有两部电话,领导占了一部,剩下的就是过道的公用电话。不能怪唐漓,电话打进来不容易。我们是周一刊,我的劳动大大超过一个周报的容量,编的稿子小山似的。星期六报社通常没什么人来了,电话也不多,我对此抱有相当的希望。我想无论如何今天唐漓应该打来一个电话,我等到了下午四点钟,报社早已空无一人,仍没她的电话。
快下班时忽然想到也许周末她直接去了我那儿,这对唐漓很有可能,我恍然大悟似地从地下室钻出来,自行车骑得飞快,我几乎看见她在胡同口等我的身影。到南长街口我就开始四处张望,怕她在街上或哪棵树下,我想得如此细致,所有可能我都想到了。进了院子我的心狂跳起来,梦想邻居大妈说唐漓来过刚走之类,结果没人告诉我,我还响亮地叫了一声魏大妈和王姨。
唐漓消失了,晚上没有来,第二天星期天也没来。
星期一去单位发稿子,星期二又去了。我如此狂热等她电话已经不是思念,而是她那天的消失太过突然,之后每天都存在着可能性,又毫无消息,这让我受不了,难以理解。我可以不想她吗?可以,但一切都要等再见到她之后。我会轻拿轻放,再不会承担每天的可能性,每时每刻的可能性。但是现在不行,这么多天我已经这么过来了,那就彻底的直到她出现。
星期三接到了她的电话,广告科的人像祝贺节日那样的大喊:李慢,电话!他们知道我已经快疯了,电话铃响我跑得有几次比他们还快,常常三五个人一下冒出头来,我当仁不让,像在足球场上。真的是她,我气喘嘘嘘,半天说不出话,她说现在在南长街上,已经去过我那儿了,以为我会在家。你以为我天天都在等你吗!我差点叫出来。她说她现在有时间,声音平静,没有丝毫抱欠之情。我大声责怪她为什么不先打个电话,为什么这么多天一个电话也不打,她到哪去了之类。没有回答。显然她不想在电话里多说,我喂了几声她才出声,并没回答我的责问,只是说她现在等我,问我何时下班,那时不过下午两点。我本想说刚上班,我确实对她十分不满,但我无力反抗,事实上我是专为等她电话才上班的。我马上到,二十分钟,我大声说。电话挂了,非常坚决,毫不犹豫。我忽然觉得她是否有什么事,不然她怎么换了个人似的?难道她全忘了我们那天无尚的幸福?
一定有什么事。从公主坟骑到了南长街,风驰电掣,满头大汗。她一袭黑呢衣一条白围巾站在公共汽车站边上,看上去像等公共汽车,又像是要出远门同一个人告别的样子。她看见了我,向胡同口走来,肩上挎了一只我从未见过的长腰皮包。
“出了什么事?”我问她,掠着满头的大汗。
“没事呀,你还挺快的。”
“我以为你有什么事,电话里也不愿多说话。”
“这电话都不该打,”她说。
“为什么,连电话都不能打?你在街上打又不是在单位。”
“别责怪我,行吗?”
“不是责怪你,实在是不理解,星期天你干嘛去了,也不休息?”
“别这样问我,行吗?”她站住了。
我像个女人,的确问的太多了,我没这个权利。
“对不起,”沉了一下我说“我太想你了。”
“我来过你这里。”
“是吗?什么时候?”
“是顺路。”
“对了,给你钥匙,”我掏出钥匙“专门为你配的,好几天了。”
“你不在家我要钥匙干吗?”
“你可以进来歇歇,这也是你的家。”
“不是我的。”她摇摇头。
午后的小院十分寂静,树已沉默了一个冬天,现在包含阳光,可能已在秘密生发,只是看上去纹丝不动。二月仍是寒冷的季节,但阳光已稍有不同,房间的感觉也一样,炉火不用敞开已感到冬天已是尾声。
我们拥抱了很久,两个人无言,心既远又近。即使心灵相隔,拥抱依然美好,越无言越美好,我不再怪她,不说思恋,不说等待,什么都不用说,甚至没有接吻,但身体在相亲相爱,享受这午后寂静的时光。这是恰当的,我刚才的抱怨是多么愚蠢,我应该懂得她,她已经来过,现在又来了,我还要什么?
没有放音乐,现在放音乐也不适当,只有拥抱。
“你很忙,是吗。”
“是。”
“很想你。”
“让你等了。”
“没关系。”
“我知道你想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