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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四点半，去宜昌的长途车出发了。车上出奇地空，也许因为不在春节或其他长假的时候。
我躺在上铺，露风禅躺在下铺。给它也买了张票，另外塞了司机一些好处费，我与我的狗得以顺利地进了车子。
春天特有的柔软的风从并不严密的玻璃窗缝里吹进来，正午的太阳当头照着，处处明亮而没有影子。汽车像艘船一样在光滑的海面上前行，偶尔轻微地震动着。
我躺在窄小而有不洁气味的铺位上，听着ipod里游吟歌手许巍的歌——“缓缓透过车窗，看这移动的城市，缓慢地飞翔，在这奔驶的原野，好像梦里醒来，看见清新的世界，此刻寂静的心，自在又安详”
的确自从今天上午上了路，看到车窗外的景色一路都在飞快地后退，每一刻你看到的都是新的景象，这种物理上迁移变化的感觉以积极的方式影响到了心理。我突然感到了一阵莫名的放松，暂时地忘记了对前方未知的结果的担忧，仿佛离开上海就已是足够快乐的事。
——难怪哲也会这么做了。
想到这里，我摇摇头，不让情绪转坏。
跳下去坐到露风禅的旁边，它马上摇尾舔我的手。
我从旅行包里拿出几片烤米饼干。这种米磨碎做的有特殊香味的烤饼是我最喜欢的零食，让我想起小时候父亲经常给我买的一种类似的东西——爆米片，那时是物质相当匮乏连买米都还要粮票的八十年代初期，这种在上海街头由一种状如鱼雷的大肚铁罐爆出来的爽脆米片就是孩子们的美味。
我把这几片饼干都给了露。上次是偶然喂了它后才发现它也非常喜欢这个，而我则十分迷恋它咀嚼饼干时发出的清脆声音“咔嚓咔嚓”然后又“哗哗哗”像个孩子那样肆无忌惮地吃着，而我父亲也曾经十分喜欢听我吃爆米片的声音。
从小我就对声音特别着迷。那时父亲给我讲的很多故事里，其中有一个是关于中国四千多年前的商代一个国王最宠爱的妃子喜欢天天听丝绸撕碎的声音。父亲教育我说：那是出于奢侈骄淫，那个国王很快就失去了百姓的爱，最后他的国家被消灭了。
我当时并不理解何为“奢侈骄淫”但这个因丝绸而亡国的故事却牢牢地记住了，并在内心里秘密地向往着丝绸被撕裂时的优雅而清脆之声。长大后找裁缝第一次做丝绸旗袍时，特意地等在那里，最终听到了裁缝先剪一刀然后顺势用手撕下去的那长长的无法形容的“嘶”一声，就跟我长久以来想象的一样，不，是还要美妙，如天上仙音。
其实我对声音的迷恋得自父亲的遗传，如果说宠妃喜欢丝绸被撕裂的声音是出自奢靡，那么我父亲喜欢我吃爆米片的声音，则是出于仁厚的父爱，作为清贫的中学历史老师，能经常地给我吃爆米片就已是他能做到的最好。
而我喜欢狗吃烤米饼干的声音，大约就是出自对自己童年生活与亲爱的父亲的回忆。
想到这里，思绪已如柳絮般四处飘散，我在上海时长久不去触碰的一些往事纷纷扬扬地在风中卷飞着，重又回到我眼前。
母亲。
世上我最不能原谅的两个人：一个是在撞到我父亲后逃之夭夭最终使我父亲死在路边的司机，那一年我十六岁；另一个，是我母亲。她守寡一年后通过当时还很少见的报纸征婚，匆匆地跑到欧洲，嫁给一个有钱的秃头奥地利老头。那一年，我十七岁。
我从不确定父亲与母亲之间有没有真正的爱情。他们年纪相差十三岁，是通过我爷爷奶奶找的媒人认识并成亲的。就像那个年代常见的那样，他们是对方生命中接触到的第一个异性，并且在正常情况下也将是唯一的异性。
生下我的时候母亲才二十一岁。她一直都是我们住的那个街区里公认的最漂亮的女人，浓密而乌黑的头发，丰满白晰，大眼挺鼻樱唇，怎么看都觉得像苏联电影里的欧洲女人。她又特别会打扮，虽然家境贫寒，但她总能聪明地做出最漂亮的东西。比如常常自己用一堆卷子与发夹弄出各种发型，夏天的时候再穿上自己做的白短袖衬衣配藏青色百褶裙，就真的很像是时髦的外国女人了。被她打扮得像个小公主似的跟她出门的时候，我又自豪又紧张，常有小伙伴在弄堂远远地跟着我与母亲，嘴里叫着“外国女人，外国女人，魏的妈妈是外国人！”
爸爸尽他一切所能地疼爱我与我母亲，在家里我与母亲仿佛是公主与皇后，但他，却总像谦和的奴才，事事以我与母亲为先。别的父亲已经在骑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时，他却还在骑一辆自己东拼西凑起来的没牌子的老爷车。
小时候印象中的爸爸妈妈从没有吵过架，但也从来没有过分亲热的表示。他们总是彼此客客气气，对对方就像是客人一样。我记得小时候曾经迷惑过，为什么别人家的爸爸妈妈一直高声吵架，响亮地打架，使得邻居们经常像看戏一样围观着，而我们家却一直安安静静？
在家中，身为教师的父亲担负了教育我的全部任务，而母亲则负责像为我做衣服那样的日常生活的琐事。父母都不是那种说很多话的人，但因为父亲常常地跟我讲历史与佛教的故事，又长年辅导我的功课，无形中我与父亲的精神世界更接近，我成人后的性格与气质也更多地受到父亲的影响。
母亲，则更像是一朵美丽而沉默的壁纸上的花。她似乎永远坐在那架蝴蝶牌缝纫机前做出一件又一件的漂亮衣服与饰品，除此之外，她不做什么。她美丽而淡然，你似乎永远无法走进她的内心深处，她真正的所想所爱所恨，你都一无所知。渐渐地，你也就忘记了她还有一个深藏不露的内在世界，甚至忘记了她还有自己的意志，——一种任何女人都拥有的有关所有爱欲的秘密意志。
直到父亲在一场车祸中丧生的一年后，当她那样毅然决然地把自己嫁到遥远的欧洲小国，她那一直被掩埋被忽视的女性意志甚至是一个女人的身份，才终于以强光突现的方式让周围所有的人都震惊不已。
包括我。
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她，一直沉默而温和的她，居然在父亲才去世不过一年的时候，抛弃了我与一个母亲的身份，离开上海跑到奥地利与一个陌生的老头子结婚。
至今我仍不能相信她曾在我十七岁时就离开了我，我觉得她背叛了我的同时，也背叛了父亲。中国古代有寡妇在三年内不能再嫁的习俗，1994年的中国虽然是开放与宽容了许多，但我母亲的行为在当时当地还是引起了不小的风波。祖父母甚至将她的户口簿收了去，以阻止她去上海出入境管理处办理出国护照。
但母亲，终究还是飞到西边的奥地利去了。
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不幸与阴影总是比世间一切来得都快。而我，似乎也在一夜间长大了。
那会儿我刚刚考上上师大美术专业，离开爷爷奶奶家住到了学校宿舍。每个月用着母亲寄来的大笔生活费，相比于跟别的同学，富有而孤独。我决定堕落。
涂着黑唇膏，抹着黑指甲，像踩高跷一样穿厚底靴子，我抽烟、喝酒、逃课、打架。那时有一个从欧美传进来的新鲜词——“酷”在几个中国大城市的年轻孩子中超级流行。我就是我们大学里出名的“酷女”还有一个酷男友。
男友是当时学校附近唯一的一家酒吧的老板，外号“老虎”他很牛，组织了一支一半中国人一半西方人的摇滚乐队，自己还是鼓手。他能一口气喝下半打啤酒，一秒钟里击出七八下鼓点（我相信他是世界上出手最快的鼓手），一分钟里脱光我所有的衣服并给自己套上一只超薄保险套。他是我性的启蒙老师，他教我在自由地放纵自己的同时还要用第三只眼看住一条安全线，不可越过那条线而置自己于危险之地。
跟他在一起时，我也从来没有碰过海洛因、摇头丸之类的东西，我们只是快乐地喝酒，抽大麻，做ài，四处搜罗非法的打过口的西方摇滚cd，买各种奇装异服，我们有钱，我们年轻，我们漂亮无比，所以“哈嘘小宝贝！不要哭泣”我们常常这样地高唱ellafitzgerald的“summertime”
有人在后来指责“老虎”是伪摇滚，说他打玩鼓的技术是不错，但他缺少那种不顾一切地如飞蛾扑火般的真正摇滚精神。我觉说这话的人没有脑子。难道摇滚... -->>
下午四点半，去宜昌的长途车出发了。车上出奇地空，也许因为不在春节或其他长假的时候。
我躺在上铺，露风禅躺在下铺。给它也买了张票，另外塞了司机一些好处费，我与我的狗得以顺利地进了车子。
春天特有的柔软的风从并不严密的玻璃窗缝里吹进来，正午的太阳当头照着，处处明亮而没有影子。汽车像艘船一样在光滑的海面上前行，偶尔轻微地震动着。
我躺在窄小而有不洁气味的铺位上，听着ipod里游吟歌手许巍的歌——“缓缓透过车窗，看这移动的城市，缓慢地飞翔，在这奔驶的原野，好像梦里醒来，看见清新的世界，此刻寂静的心，自在又安详”
的确自从今天上午上了路，看到车窗外的景色一路都在飞快地后退，每一刻你看到的都是新的景象，这种物理上迁移变化的感觉以积极的方式影响到了心理。我突然感到了一阵莫名的放松，暂时地忘记了对前方未知的结果的担忧，仿佛离开上海就已是足够快乐的事。
——难怪哲也会这么做了。
想到这里，我摇摇头，不让情绪转坏。
跳下去坐到露风禅的旁边，它马上摇尾舔我的手。
我从旅行包里拿出几片烤米饼干。这种米磨碎做的有特殊香味的烤饼是我最喜欢的零食，让我想起小时候父亲经常给我买的一种类似的东西——爆米片，那时是物质相当匮乏连买米都还要粮票的八十年代初期，这种在上海街头由一种状如鱼雷的大肚铁罐爆出来的爽脆米片就是孩子们的美味。
我把这几片饼干都给了露。上次是偶然喂了它后才发现它也非常喜欢这个，而我则十分迷恋它咀嚼饼干时发出的清脆声音“咔嚓咔嚓”然后又“哗哗哗”像个孩子那样肆无忌惮地吃着，而我父亲也曾经十分喜欢听我吃爆米片的声音。
从小我就对声音特别着迷。那时父亲给我讲的很多故事里，其中有一个是关于中国四千多年前的商代一个国王最宠爱的妃子喜欢天天听丝绸撕碎的声音。父亲教育我说：那是出于奢侈骄淫，那个国王很快就失去了百姓的爱，最后他的国家被消灭了。
我当时并不理解何为“奢侈骄淫”但这个因丝绸而亡国的故事却牢牢地记住了，并在内心里秘密地向往着丝绸被撕裂时的优雅而清脆之声。长大后找裁缝第一次做丝绸旗袍时，特意地等在那里，最终听到了裁缝先剪一刀然后顺势用手撕下去的那长长的无法形容的“嘶”一声，就跟我长久以来想象的一样，不，是还要美妙，如天上仙音。
其实我对声音的迷恋得自父亲的遗传，如果说宠妃喜欢丝绸被撕裂的声音是出自奢靡，那么我父亲喜欢我吃爆米片的声音，则是出于仁厚的父爱，作为清贫的中学历史老师，能经常地给我吃爆米片就已是他能做到的最好。
而我喜欢狗吃烤米饼干的声音，大约就是出自对自己童年生活与亲爱的父亲的回忆。
想到这里，思绪已如柳絮般四处飘散，我在上海时长久不去触碰的一些往事纷纷扬扬地在风中卷飞着，重又回到我眼前。
母亲。
世上我最不能原谅的两个人：一个是在撞到我父亲后逃之夭夭最终使我父亲死在路边的司机，那一年我十六岁；另一个，是我母亲。她守寡一年后通过当时还很少见的报纸征婚，匆匆地跑到欧洲，嫁给一个有钱的秃头奥地利老头。那一年，我十七岁。
我从不确定父亲与母亲之间有没有真正的爱情。他们年纪相差十三岁，是通过我爷爷奶奶找的媒人认识并成亲的。就像那个年代常见的那样，他们是对方生命中接触到的第一个异性，并且在正常情况下也将是唯一的异性。
生下我的时候母亲才二十一岁。她一直都是我们住的那个街区里公认的最漂亮的女人，浓密而乌黑的头发，丰满白晰，大眼挺鼻樱唇，怎么看都觉得像苏联电影里的欧洲女人。她又特别会打扮，虽然家境贫寒，但她总能聪明地做出最漂亮的东西。比如常常自己用一堆卷子与发夹弄出各种发型，夏天的时候再穿上自己做的白短袖衬衣配藏青色百褶裙，就真的很像是时髦的外国女人了。被她打扮得像个小公主似的跟她出门的时候，我又自豪又紧张，常有小伙伴在弄堂远远地跟着我与母亲，嘴里叫着“外国女人，外国女人，魏的妈妈是外国人！”
爸爸尽他一切所能地疼爱我与我母亲，在家里我与母亲仿佛是公主与皇后，但他，却总像谦和的奴才，事事以我与母亲为先。别的父亲已经在骑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时，他却还在骑一辆自己东拼西凑起来的没牌子的老爷车。
小时候印象中的爸爸妈妈从没有吵过架，但也从来没有过分亲热的表示。他们总是彼此客客气气，对对方就像是客人一样。我记得小时候曾经迷惑过，为什么别人家的爸爸妈妈一直高声吵架，响亮地打架，使得邻居们经常像看戏一样围观着，而我们家却一直安安静静？
在家中，身为教师的父亲担负了教育我的全部任务，而母亲则负责像为我做衣服那样的日常生活的琐事。父母都不是那种说很多话的人，但因为父亲常常地跟我讲历史与佛教的故事，又长年辅导我的功课，无形中我与父亲的精神世界更接近，我成人后的性格与气质也更多地受到父亲的影响。
母亲，则更像是一朵美丽而沉默的壁纸上的花。她似乎永远坐在那架蝴蝶牌缝纫机前做出一件又一件的漂亮衣服与饰品，除此之外，她不做什么。她美丽而淡然，你似乎永远无法走进她的内心深处，她真正的所想所爱所恨，你都一无所知。渐渐地，你也就忘记了她还有一个深藏不露的内在世界，甚至忘记了她还有自己的意志，——一种任何女人都拥有的有关所有爱欲的秘密意志。
直到父亲在一场车祸中丧生的一年后，当她那样毅然决然地把自己嫁到遥远的欧洲小国，她那一直被掩埋被忽视的女性意志甚至是一个女人的身份，才终于以强光突现的方式让周围所有的人都震惊不已。
包括我。
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她，一直沉默而温和的她，居然在父亲才去世不过一年的时候，抛弃了我与一个母亲的身份，离开上海跑到奥地利与一个陌生的老头子结婚。
至今我仍不能相信她曾在我十七岁时就离开了我，我觉得她背叛了我的同时，也背叛了父亲。中国古代有寡妇在三年内不能再嫁的习俗，1994年的中国虽然是开放与宽容了许多，但我母亲的行为在当时当地还是引起了不小的风波。祖父母甚至将她的户口簿收了去，以阻止她去上海出入境管理处办理出国护照。
但母亲，终究还是飞到西边的奥地利去了。
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不幸与阴影总是比世间一切来得都快。而我，似乎也在一夜间长大了。
那会儿我刚刚考上上师大美术专业，离开爷爷奶奶家住到了学校宿舍。每个月用着母亲寄来的大笔生活费，相比于跟别的同学，富有而孤独。我决定堕落。
涂着黑唇膏，抹着黑指甲，像踩高跷一样穿厚底靴子，我抽烟、喝酒、逃课、打架。那时有一个从欧美传进来的新鲜词——“酷”在几个中国大城市的年轻孩子中超级流行。我就是我们大学里出名的“酷女”还有一个酷男友。
男友是当时学校附近唯一的一家酒吧的老板，外号“老虎”他很牛，组织了一支一半中国人一半西方人的摇滚乐队，自己还是鼓手。他能一口气喝下半打啤酒，一秒钟里击出七八下鼓点（我相信他是世界上出手最快的鼓手），一分钟里脱光我所有的衣服并给自己套上一只超薄保险套。他是我性的启蒙老师，他教我在自由地放纵自己的同时还要用第三只眼看住一条安全线，不可越过那条线而置自己于危险之地。
跟他在一起时，我也从来没有碰过海洛因、摇头丸之类的东西，我们只是快乐地喝酒，抽大麻，做ài，四处搜罗非法的打过口的西方摇滚cd，买各种奇装异服，我们有钱，我们年轻，我们漂亮无比，所以“哈嘘小宝贝！不要哭泣”我们常常这样地高唱ellafitzgerald的“summertime”
有人在后来指责“老虎”是伪摇滚，说他打玩鼓的技术是不错，但他缺少那种不顾一切地如飞蛾扑火般的真正摇滚精神。我觉说这话的人没有脑子。难道摇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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