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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董志良临时主持召开的党组扩大会的议题很简单，就是责成纪检监察和政工部门调查清楚奥迪车失踪了十天的真正原因。董志良说话的口气有些激动，敲着桌子，声明特别要弄清楚这十天里，他董志良是不是坐了奥迪车，如果坐了奥迪车，又去了些什么地方，干了些什么事情。如果这些没弄清，纪检监察和政工部门就不要去见他董志良。
董志良说完，也不征求其他党组成员的意见，就宣布散了会。没有谁吱声，大家如丧考妣般，阴沉着脸出了会议室。
纪检监察和政工部门要做的调查其实再也简单不过，他们跑到城西派出所一问，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弄了个一清二楚。并据此写了个情况说明，又让派出所在上面盖了章。拿着情况说明再去找董志良汇报，董志良说：“向我汇报什么？向党组汇报嘛。”当即召开党组会，听了情况汇报。党组于是责成纪检室，对吴卫东和刁大义双双做出了行政记大过的处理决定。同时撤销了吴卫东的办公室主任职务，责成刁大义交出奥迪车的钥匙。
一件在机关里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公案就此了结。
单位主要领导都有这个体会，回到家里，看不到老婆，发呆；赶到单位，看不到办公室主任，发愁。因此发现吴卫东撤职后，办公室工作不能没有主任，董志良立即召开党组会，顺理成章将曾德平扶了正。
曾德平心想事成，自然不会忘记杨登科，赶紧拿过刁大义从裤腰上摘下来的奥迪车的钥匙，要交给杨登科。杨登科缩着手，说：“奥迪车今非昔比，局里人都说是嫖客车，我还是开我的面包车吧。”曾德平也就不勉强杨登科，将奥迪车锁进了车库，让杨登科开了刁大义以前开过的已搁置了好一阵的豪华型桑塔拿。
局里又渐渐恢复了平静，除吴卫东和刁大义被晾了起来，曾德平做了办公室主任，杨登科换了台小车开，别的一如从前，局长还是局长，科长还是科长，干部还是干部，工人还是工人，司机还是司机。
这天曾德平要出去办事，叫了杨登科的豪华型桑塔拿。上车后，曾德平说：“现在吴卫东和刁大义靠了边，小环境好多了。等我把办公室的事理顺了，我们再一起想想办法吧。”杨登科知道他所谓的办法是指什么，说：“无所谓，桑塔拿比那台破面包强多了。”曾德平说：“杨科你这是批评我了，我既然到了这个位置上，能不管你吗？”杨登科说：“董局长多坐了两回奥迪，奥迪就成了嫖客车，现在他更加不敢配专车了。”曾德平说：“如果奥迪没成为嫖客车呢？董局长岂不是让奥迪做了自己的专车？”
杨登科觉得曾德平的分析有几分在理，说：“你的意思是，董局长并不是真的不想配专车，他是还没选好自己中意的司机？”曾德平笑道：“杨科真是聪明人。人说妻好半年粮，领导选司机，就跟咱男人讨老婆是一个道理。”杨登科说：“把领导找司机跟男人讨老婆扯在一起，不是有些牵强附会么？”曾德平说：“一点也不牵强附会。男人讨错老婆，一辈子都会走背运，领导选错了司机，肯定是会出事的。官场上已经司空见惯，司机穿帮，然后牵出背后的领导的例子比比皆是，有人总结说是司机现象。”杨登科附和道：“董局长在专车司机问题上这么小心谨慎，久拖不断，看来最怕的就是这个。”
晚上回到家里，杨登科在聂小菊前面提到曾德平关于领导选司机的比喻，说：“我讨老婆时，如果也像董局长选司机这么小心翼翼，恐怕现在还是人一个卵一条。”聂小菊圆睁了杏眼，骂道：“你们这些臭男人，什么时候都喜欢作贱我们女人。”杨登科说：“还没严重到这一步吧？”聂小菊说：“我就知道你们男人的心思，潜意识里巴不得老婆像司机一样，换了一个又一个。”杨登科说：“不过你放心，如果我做了领导，一辈子肯定只用一个司机。”
笑骂了一阵，言归正传，聂小菊说：“不过曾德平说的也确实是那么回事，谁见过哪个单位的一把手没配专车司机？别说堂堂正正的农业局，一些副处甚至科级单位一把手都配了高档专车，上下班都由专车接送，那派头比中央首长还要足。我们九中就有一位老师的丈夫在市里一个什么拆迁办做主任，仅仅一个小科级，也配了专车，而且是本田的，想想堂堂正处级农业局局长都没专车，还不如一个科级拆迁办主任，这不是开国际玩笑么，说出去恐怕谁都不相信。”
聂小菊的话使杨登科信心更足了。他也知道董志良至今没配专车司机，是对局里的几个司机没底。刁大义差不多都快成为他的专车司机了，只怪他经不住考验，出了这件公案。这也说明董志良拖着没定刁大义做自己专车司机，既是谨慎，也是有眼光的。现在刁大义这个对手已不再是对手，胡国干将红旗开进田里的壮举尽人皆知，小钱则稍稍嫩了点，如果董志良没完全打消配专车司机的念头，首选自然是他杨登科了。而且曾德平做了办公室主任，在吴卫东和刁大义的公案上，他可是最大的赢家和受益者，他又是绝顶聪明的人，估计他也是会促成这件事，而不会过了河就把桥给拆掉的。
见杨登科闷着不吱声，聂小菊忍耐不住，说：“怎么不放屁了？”杨登科就把刚才的想法说了说。聂小菊说：“看你都想到前面去了。我也替你分析过，董局长肯定从迈进农业局那天起，就开始注意你们几个司机了。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他可能看上了刁大义，想不到那家伙自取灭亡，倒给你留下了千载难逢的良机。”
接着两人着手研究如何才能抓住这个机会，接近董志良。开始认为应该到董志良家里去拜访一次，探一探他的深浅。只是上人家的门总得找一个由头，准备些见面礼什么的。聂小菊故意逗杨登科道：“准备什么？准备个大红包？”
一听红包二字，杨登科就头皮发麻。给吴卫东和康局长送红包都送怕了，杨登科至今心有余悸。何况跟董志良打交道太少，摸不准他的脾气爱好，不小心就会弄巧成拙。杨登科于是苦着脸说：“你别出馊主意，这辈子我再不会给人去送红包了。”聂小菊乐了，说：“你是一年被蛇咬，十年怕草绳，送红包送出了后遗症。”
杨登科无心开玩笑，说：“不过话又说回来，如今办什么事，比用钱开路更有效的手段确实还不是太多。”聂小菊也收住脸上的笑，说：“我看是不是先做些外围工作，比如了解一下董志良的社交圈，看看哪些人跟他交情深，然后通过这些人慢慢向董志良靠拢。这叫投石问路，步步为营，胜算会大些。”
杨登科也觉得目前大概只能这样了。目光盯着聂小菊俊俏的脸蛋，心想别看这个女人天天呆在学校里，考虑起问题来，还挺来事的。直盯得聂小菊都不好意思了，嗔道：“不认得我了？”杨登科有些情不自禁，搂过女人，在她脸上猛啄起来。
两人开始暗中全方位打探董志良，看看有什么人跟他沾亲带故或瓜牵葛连。通过内查外调，发现董志良出身寒微，是自己苦读考上大学离开农村的。大学毕业后进了市委大院，在政策研究室写了多年毫无实际意义的理论文章，只长白头发不长行政级别。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做了市委分管党群的郑副书记的秘书，才解决了副科，继而又享受到了正科待遇。给领导做秘书，自然不会吃亏，郑副书记退下去前将董志良下派到了区里，先是组织部长，接着是党群副书记，三年前又做了区长。据说本来是要做区委书记的，谁知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市国土局局长捷足先登，把区委书记的位置挪到了屁股底下，因为国土局局长曾做过现任市委张书记的秘书。做了区委书记，一般都会进市委市政府班子，而到了市里的部办委局，进步起来就困难些了。不过郑副书记在贵都市经营多年，树大根深，张书记为了平衡关系，给郑副书记许过诺，董志良先到农业局过渡一下，市里换届时再作安排。
董志良这种身世的人，城里大概不会有什么亲戚，杨登科把着眼点放在了董志良工作过的单位。到区里问了问几个自己比较熟悉的司机同行，没有谁弄得清楚董志良做区长时到底跟谁的私交深。还找了曾给董志良开过车的司机，他却顾左右而言他，不肯透露半点线索。杨登科只得回头去了市委政策研究室，却发现董志良在那里工作时的同事不是调离就是外放走了，有几个离退休干部，有的进了公墓，有的躺在了医院里，毫无可用价值。后来杨登科想起董志良做郑副书记秘书时，人事关系归属于市委办，自己跟里面一位姓马的科长倒是打过几回交道。可兴冲冲跑到市委办，找到马科长聊了聊，他好像跟董志良的关系也不怎么铁。
没想到找一个跟董志良有些交情的人这么困难，杨登科不免有些泄气，差点对这事不再抱什么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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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董志良临时主持召开的党组扩大会的议题很简单，就是责成纪检监察和政工部门调查清楚奥迪车失踪了十天的真正原因。董志良说话的口气有些激动，敲着桌子，声明特别要弄清楚这十天里，他董志良是不是坐了奥迪车，如果坐了奥迪车，又去了些什么地方，干了些什么事情。如果这些没弄清，纪检监察和政工部门就不要去见他董志良。
董志良说完，也不征求其他党组成员的意见，就宣布散了会。没有谁吱声，大家如丧考妣般，阴沉着脸出了会议室。
纪检监察和政工部门要做的调查其实再也简单不过，他们跑到城西派出所一问，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弄了个一清二楚。并据此写了个情况说明，又让派出所在上面盖了章。拿着情况说明再去找董志良汇报，董志良说：“向我汇报什么？向党组汇报嘛。”当即召开党组会，听了情况汇报。党组于是责成纪检室，对吴卫东和刁大义双双做出了行政记大过的处理决定。同时撤销了吴卫东的办公室主任职务，责成刁大义交出奥迪车的钥匙。
一件在机关里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公案就此了结。
单位主要领导都有这个体会，回到家里，看不到老婆，发呆；赶到单位，看不到办公室主任，发愁。因此发现吴卫东撤职后，办公室工作不能没有主任，董志良立即召开党组会，顺理成章将曾德平扶了正。
曾德平心想事成，自然不会忘记杨登科，赶紧拿过刁大义从裤腰上摘下来的奥迪车的钥匙，要交给杨登科。杨登科缩着手，说：“奥迪车今非昔比，局里人都说是嫖客车，我还是开我的面包车吧。”曾德平也就不勉强杨登科，将奥迪车锁进了车库，让杨登科开了刁大义以前开过的已搁置了好一阵的豪华型桑塔拿。
局里又渐渐恢复了平静，除吴卫东和刁大义被晾了起来，曾德平做了办公室主任，杨登科换了台小车开，别的一如从前，局长还是局长，科长还是科长，干部还是干部，工人还是工人，司机还是司机。
这天曾德平要出去办事，叫了杨登科的豪华型桑塔拿。上车后，曾德平说：“现在吴卫东和刁大义靠了边，小环境好多了。等我把办公室的事理顺了，我们再一起想想办法吧。”杨登科知道他所谓的办法是指什么，说：“无所谓，桑塔拿比那台破面包强多了。”曾德平说：“杨科你这是批评我了，我既然到了这个位置上，能不管你吗？”杨登科说：“董局长多坐了两回奥迪，奥迪就成了嫖客车，现在他更加不敢配专车了。”曾德平说：“如果奥迪没成为嫖客车呢？董局长岂不是让奥迪做了自己的专车？”
杨登科觉得曾德平的分析有几分在理，说：“你的意思是，董局长并不是真的不想配专车，他是还没选好自己中意的司机？”曾德平笑道：“杨科真是聪明人。人说妻好半年粮，领导选司机，就跟咱男人讨老婆是一个道理。”杨登科说：“把领导找司机跟男人讨老婆扯在一起，不是有些牵强附会么？”曾德平说：“一点也不牵强附会。男人讨错老婆，一辈子都会走背运，领导选错了司机，肯定是会出事的。官场上已经司空见惯，司机穿帮，然后牵出背后的领导的例子比比皆是，有人总结说是司机现象。”杨登科附和道：“董局长在专车司机问题上这么小心谨慎，久拖不断，看来最怕的就是这个。”
晚上回到家里，杨登科在聂小菊前面提到曾德平关于领导选司机的比喻，说：“我讨老婆时，如果也像董局长选司机这么小心翼翼，恐怕现在还是人一个卵一条。”聂小菊圆睁了杏眼，骂道：“你们这些臭男人，什么时候都喜欢作贱我们女人。”杨登科说：“还没严重到这一步吧？”聂小菊说：“我就知道你们男人的心思，潜意识里巴不得老婆像司机一样，换了一个又一个。”杨登科说：“不过你放心，如果我做了领导，一辈子肯定只用一个司机。”
笑骂了一阵，言归正传，聂小菊说：“不过曾德平说的也确实是那么回事，谁见过哪个单位的一把手没配专车司机？别说堂堂正正的农业局，一些副处甚至科级单位一把手都配了高档专车，上下班都由专车接送，那派头比中央首长还要足。我们九中就有一位老师的丈夫在市里一个什么拆迁办做主任，仅仅一个小科级，也配了专车，而且是本田的，想想堂堂正处级农业局局长都没专车，还不如一个科级拆迁办主任，这不是开国际玩笑么，说出去恐怕谁都不相信。”
聂小菊的话使杨登科信心更足了。他也知道董志良至今没配专车司机，是对局里的几个司机没底。刁大义差不多都快成为他的专车司机了，只怪他经不住考验，出了这件公案。这也说明董志良拖着没定刁大义做自己专车司机，既是谨慎，也是有眼光的。现在刁大义这个对手已不再是对手，胡国干将红旗开进田里的壮举尽人皆知，小钱则稍稍嫩了点，如果董志良没完全打消配专车司机的念头，首选自然是他杨登科了。而且曾德平做了办公室主任，在吴卫东和刁大义的公案上，他可是最大的赢家和受益者，他又是绝顶聪明的人，估计他也是会促成这件事，而不会过了河就把桥给拆掉的。
见杨登科闷着不吱声，聂小菊忍耐不住，说：“怎么不放屁了？”杨登科就把刚才的想法说了说。聂小菊说：“看你都想到前面去了。我也替你分析过，董局长肯定从迈进农业局那天起，就开始注意你们几个司机了。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他可能看上了刁大义，想不到那家伙自取灭亡，倒给你留下了千载难逢的良机。”
接着两人着手研究如何才能抓住这个机会，接近董志良。开始认为应该到董志良家里去拜访一次，探一探他的深浅。只是上人家的门总得找一个由头，准备些见面礼什么的。聂小菊故意逗杨登科道：“准备什么？准备个大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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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登科无心开玩笑，说：“不过话又说回来，如今办什么事，比用钱开路更有效的手段确实还不是太多。”聂小菊也收住脸上的笑，说：“我看是不是先做些外围工作，比如了解一下董志良的社交圈，看看哪些人跟他交情深，然后通过这些人慢慢向董志良靠拢。这叫投石问路，步步为营，胜算会大些。”
杨登科也觉得目前大概只能这样了。目光盯着聂小菊俊俏的脸蛋，心想别看这个女人天天呆在学校里，考虑起问题来，还挺来事的。直盯得聂小菊都不好意思了，嗔道：“不认得我了？”杨登科有些情不自禁，搂过女人，在她脸上猛啄起来。
两人开始暗中全方位打探董志良，看看有什么人跟他沾亲带故或瓜牵葛连。通过内查外调，发现董志良出身寒微，是自己苦读考上大学离开农村的。大学毕业后进了市委大院，在政策研究室写了多年毫无实际意义的理论文章，只长白头发不长行政级别。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做了市委分管党群的郑副书记的秘书，才解决了副科，继而又享受到了正科待遇。给领导做秘书，自然不会吃亏，郑副书记退下去前将董志良下派到了区里，先是组织部长，接着是党群副书记，三年前又做了区长。据说本来是要做区委书记的，谁知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市国土局局长捷足先登，把区委书记的位置挪到了屁股底下，因为国土局局长曾做过现任市委张书记的秘书。做了区委书记，一般都会进市委市政府班子，而到了市里的部办委局，进步起来就困难些了。不过郑副书记在贵都市经营多年，树大根深，张书记为了平衡关系，给郑副书记许过诺，董志良先到农业局过渡一下，市里换届时再作安排。
董志良这种身世的人，城里大概不会有什么亲戚，杨登科把着眼点放在了董志良工作过的单位。到区里问了问几个自己比较熟悉的司机同行，没有谁弄得清楚董志良做区长时到底跟谁的私交深。还找了曾给董志良开过车的司机，他却顾左右而言他，不肯透露半点线索。杨登科只得回头去了市委政策研究室，却发现董志良在那里工作时的同事不是调离就是外放走了，有几个离退休干部，有的进了公墓，有的躺在了医院里，毫无可用价值。后来杨登科想起董志良做郑副书记秘书时，人事关系归属于市委办，自己跟里面一位姓马的科长倒是打过几回交道。可兴冲冲跑到市委办，找到马科长聊了聊，他好像跟董志良的关系也不怎么铁。
没想到找一个跟董志良有些交情的人这么困难，杨登科不免有些泄气，差点对这事不再抱什么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