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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那样算切得小了。要不然我们吃的菜里是向来没有胡萝卜这东西的。为什么给‘叫油子’吃这个，我也不懂。”
张爱玲听着，觉得有无限趣味，仿佛做文章。
她总是这样子满脑子的罗曼蒂克，从每一言每一语每一时每一处里发现新生活的美，新生活的好。即使洗菠菜，也有美的发现——菠菜洗好了倒进油锅里，每每有一两片碎叶子粘在篾篓底上，抖也抖不下来。油在锅里滋滋地叫，她可不急，还饶有兴趣地把篾篓迎着亮举起来，看那翠生生的枝叶在竹片编成的方格子上招展着，笑着问妈妈：像不像是开在篱上的扁豆花？
黄逸梵头疼地看着女儿，越来越发现她在日常生活和待人接物方面表现出来的惊人的幼稚，她不厌其烦地叮嘱她，指点她：走路不能横冲直撞，要懂得看路；说话时不能直瞪瞪地看着人家的眼睛，也不能东张西望神色张惶，要看着对方的鼻尖或是眉心；记得点灯后要拉上窗帘，不能忽然地无缘无故地大笑；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别总是皱眉或者低头；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就别说笑话
她给她讲了一个关于“眼神”的故事：大户人家选妾，众女子林立，其人命“抬起头来”一女子应声抬头，瞪大了眼睛让人看，是为不知羞耻；另一女子抬了一下头，又立刻低下，是为小家子气；第三个女子央之再三方将眼角一溜，徐徐抬起头来，眼帘却垂下了，瞬即又眼风一转，头向后俯，是为媚态，为会看。
爱玲笑起来：“像是金瓶梅里写孟玉楼的话：行走时香风细细，坐下时淹然百媚。”
母亲瞅她一眼，叮嘱说：“要你照镜子练习眼神表情，并不是要你学抛媚眼，是要你记着怎样看人才不算失礼。坐的时候要端正，可是也不能一块木板似的，两肩要微微地分前后，但也不能拧着身子”
说一万句，不知道有没有一千句进得了她的耳朵；记在心上的则不到一百句；而落实到行动上，则最多剩不下十句。
教她用汽油擦洗衣服，她却只顾着玩，故意放慢手脚，让汽油尽量挥发，因为喜欢那满屋子清刚明亮的气息，最后便只好不用她帮忙，免得浪费。
黄逸梵忍不住叹息：“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自己处处受痛苦。”
爱玲羞愧地低着头，却又偷偷微笑——便是母亲的责怪也是温暖的，因为贴心。
为了使母亲宽心，她努力地要学好，认真地跟母亲学习煮饭，用肥皂粉洗衣服，这才发现，原来洗一块手绢儿也有许多程序：搓，不能太用力；揉，又不能不用力；如何使肥皂打得均匀，起泡，却又不致浪费；漂洗到没有一丝皂沫才算干净，拧干后，要展得很平才可以晾；不能直接晾在铁丝上，会留下锈迹；可以湿着贴在干净的瓷砖或者窗玻璃上，像一幅画；一块玻璃贴一块手绢，贴成一面绣花窗，干的时候再一张张地把手绢撕下来，就跟浆过的一样挺直干爽。
她揭开一块手绢，透过窗格，看见弟弟来了。4
那年夏天，子静带着一双报纸包着的篮球鞋来探望母亲和姐姐，期待地说：“我想跟你们住在一起。我不想再回那个家了。妈妈，你也收下我吧。”他看着母亲，满眼热望。
黄逸梵看着豆芽菜一般高而瘦的小儿子，心如刀绞，却只能理性地解释给他听，说：“你父亲不肯拿钱出来，我的能力最多只能负担你姐姐一个人的教养费，再也没办法收留你了。”
子静哭了，眼泪毫无遮拦地流过苍白瘦削的脸，像一尊希腊雕像。
爱玲也哭着，抽泣得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语言在这个时候显得多么苍白无力呀。
她从那格撕掉了一张手帕的窗户里看出去，看见她的弟弟踽踽地走在街道上，头低着，影子拉得长长的，他怀里还抱着那双篮球鞋。
那影像她一辈子都忘不了。她帮不了弟弟，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样爱他。爱一个人而不能帮助他，便连这爱也显得羞耻且伪饰起来。
并且，由于母亲对弟弟的拒绝，使她不得不想到自己。
她的升学问题迫切地摆在眼前。
当时有一种惯例，女子中学毕业了要继续上大学，不一定立刻就读，可以找个婆家先结婚，由丈夫拿一笔钱出来资助就学，毕业回来再考虑生儿育女，看看当时报纸上那些打着“愿助学费”字样的征婚广告就知道了；要不先工作着，有了一定经济基础后才继续升学。
——然而这两种选择都不适合张爱玲。
早在圣玛利亚女校上学的时候，她有一个女同学叫张如瑾，跟她比写作，写过一部长篇小说若馨，教师汪宏声先生也很器重，曾经推荐给良友发表，但是因为战争爆发而未能出版，她自己出钱印了几百本，张爱玲还特地写了一篇若馨评。然而她后来嫁了人，再没写过字，就这样沉寂下来。从那时起，张爱玲便坚信世上最大的悲剧，就是一个天才的女子无端搅进了婚姻。她在毕业留言“最怕”一栏里填着“一个有天才的女人忽然结了婚”也是因为这件事。
或者是先工作——那时候中学毕业的人或者可以去做女书记员，女招待员，或是女店员，都是些不很操心却需要细心的工作。然而口头禅“我又忘啦”的张爱玲虽然有极高的文学天赋，在生活上却是极弱智，不会做家务，不会女红，甚至不会削苹果；在一个房间里住了两年，却不知道电铃在哪里；永远不记得路，即使是那么酷爱看电影，可是每次都要家里的车夫送去，看完后再站在路口像巡捕房招领的孩子一般，乖乖地等车夫来认领回去——她无法自己去找司机，因为非但不记得路，甚至也记不得家里汽车的号码；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她的卧室总是最凌乱的一间，学校规定鞋子要放在鞋柜里，而她总是把自己的皮鞋随意地抛尸于床下，以致屡屡被惩罚性地展示出来，而她依然如故，逼得紧了，便说一句：“哎呀，我忘了。”我这点极像她，我非但不会削苹果，不会做家务，不会使用稍微复杂的电器，装修新家的时候索性连厨房也拆了——压根就没打算自己煮饭。新工作已经做了两年半，可是每天都要先生接送上下班，如果哪天他没时间来接我要我自己叫出租车，那么我一定会被司机诳着多绕一段路。
这些日子为了写传记，查了许多资料，朋友们也帮忙搜集资料，用电邮寄来。家里没安电话，所以要在单位上网，整理好了才发现忘记带u盘；下班回到家特特地把盘装在手袋里，可是第二天上班一忙，又忘了要把文件拷进盘里；到了第三天，上班头件大事便是存盘，然而又忘记带回家不愿嫁人，也不适合工作，那便只有升学了。可是这是一笔相当不菲的学费，父亲张廷重是不肯拿出来的——后来听说何干因为犯了和她同谋的嫌疑，大大被连累了一通。继母孙用蕃把她的一切东西分着给了人，同人说就当这个女儿死了，家里再没有过这个人。何干偷偷把爱玲小时的一些玩具拿来给她做纪念，其中有一把白象牙骨子淡绿色鸵鸟毛折扇，因为年代久了，一扇就掉毛，漫天飞着，是迷茫的儿时记忆。然而爱玲如获至宝，一边轻轻扇着一边呛咳落泪。
何干告诉爱玲，她继母在背地里笑话黄逸梵收留她是件笨事，已经自顾不暇，还要把这样一个大包袱扛上身，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爱玲益发不安，收养已经是这样沉重的一个大包袱，她如何忍心雪上加霜，再伸手向母亲要一笔学费。
更何况，母亲那时已经有了位美国男朋友维基斯托夫，四十多岁，长得英挺漂亮，是做皮件生意的，一直和母亲商量着要去新加坡搜集马来西亚鳄鱼皮，好加工制造手袋、腰带什么的，想来总也是需要本钱的吧？
然而她仍肯拿钱出来请犹太裔英国老师为女儿补习数学，让她参加伦敦大学远东区的考试，每小时的补习费是五美元，多么奢侈！爱玲几乎用得心惊肉跳，一边补习一边忍不住要偷偷看钟，计算着这一分钟又花掉了母亲多少钱，并且同时偷偷怀疑着，母亲是不是也在这样想。
恰在那时节姑姑张茂渊投资股票亏了，心境也不大好。汽车卖了，厨子也辞了，只雇着一个男仆，每周来两三次，帮着采购些伙食用品，境况是大不如前。有一天难得有兴致，听爱玲说想吃包子，便用现成的芝麻酱作馅，捏了四只小小的包子蒸了出来——只有四只，皱皱的皮，看得人的心也皱了起来，喉咙也哽住了。
没钱的感觉是这样的鲜明而具体——不至于穷困到一无所有，然而的确是拮据，令人窘迫。张爱玲看着那四只愁眉苦脸的小包子，忽然间就明白了“咽泪装欢”的意思——那包子真是难以下咽，可是她还得装出笑脸说：“好吃，真是好吃！”“我补书预备考伦敦大学。在父亲家里孤独惯了，骤然想学做人，而且是在窘境中做“淑女”非常感到困难。同时看得出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我也怀疑着。常常我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这时候，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张爱玲：私语）
“问母亲要钱，起初是亲切有味的事可是后来，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向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听到收音机里播音乐，他就想起1934年6月，王人美主演的渔光曲在上海热映，收音里天天都播着它的主题曲，人人都会唱了，可是后母雇的一个小丫头小胖怎么也学不会。暑假时，姐姐每天一早起来就要练钢琴，大概是练基本功练烦了，就想起要弹着钢琴教小胖唱歌，便是这首主题曲，可是教来教去教不会，只是开头两句“云儿飘在天空，鱼儿藏在水中”就教了整个上午，把父亲和后母吵醒了，挨了一顿骂，从此不许姐姐早上练弹钢琴——现在想起来，那渔光曲的旋律仿佛还响在耳边呢。而姐姐坐在钢琴边教小胖唱歌的样子也是这样地清晰，如在眼前。
姐姐一直都很喜欢音乐，也很会唱歌，很小时便会缠着保姆说故事，唱她们皖北农村的童谣，而他一句也学不会；姐姐还缠着教他古书的朱先生说苏白，朱先生六十多岁，待人很亲切，也很喜欢姐姐，依着她的要求用苏州话念了一段吴语写成的海上花列传，姐姐还不过瘾，专门挑出妓女同打上门来找丈夫的夫人吵架的一段让读，朱先生无奈，只得捏着嗓子学女腔读给她听，逗得姐弟俩笑得差点滚到地上去。姐姐那时真是很任性的。
姐姐的任性尤其表现在看电影上。看电影是她一个很大的爱好，仅次于看小说，她订阅了许多电影刊物。她喜欢葛丽泰嘉宝，像一般的八卦影迷那样，既欣赏她的演技，也好奇她的神秘身世，还喜欢加利古柏、秀兰邓波儿、费雯丽；中国的则喜欢阮玲玉、谈瑛、陈燕燕、顾兰君、上官云珠、石挥那时有声电影刚刚起步，1930年阮玲玉在野草闲花中第一次开口唱歌，姐姐立即便学会了；1931年胡蝶在歌女红牡丹里开口说了大段对白，姐姐也可以朗朗上口，一字不落地复述出来；有一次姐弟俩去杭州玩，住在后母娘家的老宅里，亲戚朋友很多。刚到第二天，报纸上说谈瑛主演的电影风正在上海电影院上映，姐姐立刻就要赶回上海去看，怎么劝也不行，于是他只得陪着她坐火车去上海，直奔那家电影院，连看两场。他的头痛得要命，姐姐却得意地说：“幸亏今天赶回来看，要不然我心里不知道多么难过呢！”现在姐姐不在身边，他连看电影的心情也没有了，因为不能不想着她。
吃东西的时候也想着——姐姐喜欢吃甜食，紫雪糕，爆玉米花，山芋糖，掌鸡蛋，合肥丸子，都是些又便宜又普通的吃食，就是合肥丸子啰唆些，只有姐姐的奶妈何干会做——先煮熟一锅糯米饭，凉了后捏成一个个小团，把调好的肉糜放进米团里捏拢，大小和汤圆差不多，然后把糯米团放在蛋汁里滚过，再放进油锅煎熟。姐姐是那样喜欢吃，又吃得这样高兴，以至于引得全家的人，包括父亲和佣人们后来也都爱上了这道菜。如今姐姐逃走了，连老奶妈何干也为了这件事受连累，回皖北养老去了，合肥丸子自然也吃不上了。
他还记着姐姐教给自己的许多写作方法：积累优美词汇和生动语言的最佳方法就是随时随地留心人们的谈话，一听到后就设法记住，写在本子里，以后就成为写作时最好的原材料；提高中英文的写作能力，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的一篇习作由中文译成英文，再由英文译成中文。这样反复多次，尽量避免重复的词句，一定能使中文、英文都有很大的进步。
姐姐是天生的作家，中英文都很棒，从父亲家出逃后不久，她便用英文写了一篇文章在大美晚报登出来，披露了被父亲软禁的经过，这是美国人办的报纸，编辑给文章定了个很耸动的标题：“whatalife！whatagirl’slife！”家里是一直订着大美晚报的，父亲看到文章，大动肝火，可是他已经拿姐姐没办法——他不能再打她，也不能再关她，她已经远走高飞，再也不用怕他了。
她以后还会飞得更高更远，比她的父亲、祖辈都高而远，更比他高远，直到难以企及。
他想起小时候，姐姐很喜欢荡秋千，荡得很高，他在一旁看着，很是羡慕，却怎么也不敢坐上去——姐姐看到的世界，一直都比他高，比他远。1934年，姐姐升高一时，他才小学五年级；1936年小学毕业，父亲又让他在家停学一年；1937年日战爆发，许多学校停课，又荒废一年；到了1938年，姐姐离家出逃，父亲受了刺激，这才决定送他进入正始中学读初中一年级，可是刚读完初一，学校迁往法华镇，校名改了，校长也换了，于是父亲又要他辍学
点地毁了我的爱。”（张爱玲：童言无忌）我太明白那种磨难与难堪，太明白那种爱的日渐稀薄——因为父亲早逝，一家子指望母亲一个人生活，养成了她惜钱如命的凉薄性情。她生在贵族家庭里，从小锦衣玉食惯了，长大后境况一路地坏下去，因此脾气也坏。记得大学时有一个周末回家向母亲拿生活费，她不知是不是刚受了哪部现实主义电视剧的刺激，蹙眉对我说：“我同你，就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那句话伤透了我，一言不发转身便走，回到宿舍便把食堂饭票都卖了，赌气吃了一个礼拜的豆腐乳就馒头。后来她不知怎么内疚了，竟然去学校找我，给了我一百块，还带我出去吃了顿饭。那种诚惶诚恐的感觉，直到今天我都还清楚地记得。
母亲最常说的话就是：花父母的钱躺着花，花丈夫的钱站着花，花儿女的钱跪着花。可是我一直都记得当年向她拿钱时那种卑微的态度，而今天她三不五时打电话要我寄几千块钱过去，却是理直气壮有如索债的。有一次说要买药，让我寄一千块。我生怕寄晚了又要挨唠叨，巴巴儿地当天便跑到银行去寄了，以为这回总可以得几句夸奖。不料她却说：让寄一千就只寄一千，真抠门儿。张爱玲与弟弟5
子静重新回到父亲的家里，回到那鸦片烟雾的世界。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家里到处都留下姐姐的痕迹，可是他再也不能同姐姐生活在一处了。他只有游荡在这房子里，靠着从前的记忆过活——他过早地老了，十七八岁已经开始回忆；他又从来没有长大过，始终都是那个踢足球的沉默小男孩——成长期早已结束了，可是创伤却一直在成长。
而这时，听说姐姐已经考上了伦敦大学，还是远东区第一名，可见真是奋发图强。可惜由于战争的缘故，英国已经不能去，只得改入香港大学。
姐姐的成功照见了他更加的低微与无助，张子静更加沉默、更加羞怯了。张爱玲在1939年夏天离开上海，独自乘船去香港。
他没有去送。
十几年后张爱玲以“梁京”为名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十八春，在上海亦报连载，引起轰动，与周作人的散文、丰子恺的画一时并称“亦报三绝”
后人考证，以为“十八”指的是她从1932年到上海至1950年完成这部作品，刚好十八年；也有说是影射胡兰成的；但我个人以为，那指的是她逃离父亲家时是十八岁。
同年亦报举办的关于十八春的作品讨论会上，曾有人提出这部小说太过传奇，哪有亲姐妹反目，竟可以将妹妹囚禁大半年的？可见是虚构。连周作人也说“我看十八春对于曼桢（小说女主人公）却不怎么关情，因为我知道那是假的”
然而张爱玲写的却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实。小说里顾曼桢的所思所想，所见所哀，其实正是十八岁的张爱玲囚在空房时的所思所想，所见所哀——“她扶着窗台爬起来，窗棂上的破玻璃成为锯齿形，像尖刀山似的。窗外是花园，冬天的草皮地光秃秃的，特别显得辽阔。四面围着高墙，她从来没注意到那围墙有这样高。花园里有一棵紫荆花，枯藤似的枝干在寒风中摇摆着。她忽然想起小时候听见人家说，紫荆花底下有鬼的。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说，但是，也许就因为有这样一句话，总觉得紫荆花看上去有一种阴森之感。她要是死在这里，这紫荆花下一定有她的鬼魂吧？反正不能糊里糊涂地死在这里，死也不伏这口气。房间里只要有一盒火柴，她真会放火，乘乱里也许可以逃出去。”
这是虚构么？是夸张么？是杜撰的秘闻？是猎奇的戏剧？还是张爱玲亲身经历的一次映射？
那顾曼桢在幽禁期间也生了一场病，是感冒——“她忽然觉得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了，只得踉踉跄跄回到床上去。刚一躺下，倒是软洋洋的，舒服极了，但是没有一会儿工夫，就觉得浑身骨节酸痛，这样睡也不合适，那样睡也不合适，只管翻来覆去，鼻管里的呼吸像火烧似的。她自己也知道是感冒症，可是没想到这样厉害。浑身的毛孔里都像是分泌出一种粘液，说不出来的难受。天色黑了，房间里一点一点地暗了下来，始终也没有开灯。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方才昏昏睡去，但是因为手上的伤口痛得火辣辣的，也睡不觉，半夜里醒了过来，忽然看见房门底下露出一线灯光，不觉吃了一惊。同时就听见门上的钥匙嗒的一响，但是这一响之后，却又寂然无声。她本来是时刻戒备着的，和衣躺着，连鞋也没脱，便把被窝一掀，坐了起来，但是一坐起来便觉得天旋地转，差点没栽倒在地上。定睛看时，门缝里那一线灯光倒已经没有了。等了许久，也没有一点响动，只听见自己的一颗心嘭通嘭通跳着。”
顾曼桢后来怀了孕，终于借着生产的机会逃出了医院，是一个同时生产的女人的老公帮了忙——是平民阶级，何干的化身么？
对于各种各式的作品研讨，张爱玲通常较为沉默，极少就自己的作品多做辩解，只是有一次有人提及为什么她形容三十年前的月亮一定要是“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为什么不能是荣宝斋或者别的什么纸，这是不是在玩弄字眼时，她淡淡地回了一句“因为我小时候家里用就是朵云轩”；然而这次有人批评十八春情节奇诡不可信，她却抿紧了嘴一言不发——要她苦口婆心地解释那是她的亲身经历么？要她把她童年的伤痕暴露给大家看？那就不是张爱玲了。
有句话叫做“宁为不知，勿为人见”而张爱玲是“宁愿写出，不愿说白”
张爱玲是喜欢用“手势”这个词的，手势太难看，赢了也没意思。
，大约那样算切得小了。要不然我们吃的菜里是向来没有胡萝卜这东西的。为什么给‘叫油子’吃这个，我也不懂。”
张爱玲听着，觉得有无限趣味，仿佛做文章。
她总是这样子满脑子的罗曼蒂克，从每一言每一语每一时每一处里发现新生活的美，新生活的好。即使洗菠菜，也有美的发现——菠菜洗好了倒进油锅里，每每有一两片碎叶子粘在篾篓底上，抖也抖不下来。油在锅里滋滋地叫，她可不急，还饶有兴趣地把篾篓迎着亮举起来，看那翠生生的枝叶在竹片编成的方格子上招展着，笑着问妈妈：像不像是开在篱上的扁豆花？
黄逸梵头疼地看着女儿，越来越发现她在日常生活和待人接物方面表现出来的惊人的幼稚，她不厌其烦地叮嘱她，指点她：走路不能横冲直撞，要懂得看路；说话时不能直瞪瞪地看着人家的眼睛，也不能东张西望神色张惶，要看着对方的鼻尖或是眉心；记得点灯后要拉上窗帘，不能忽然地无缘无故地大笑；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别总是皱眉或者低头；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就别说笑话
她给她讲了一个关于“眼神”的故事：大户人家选妾，众女子林立，其人命“抬起头来”一女子应声抬头，瞪大了眼睛让人看，是为不知羞耻；另一女子抬了一下头，又立刻低下，是为小家子气；第三个女子央之再三方将眼角一溜，徐徐抬起头来，眼帘却垂下了，瞬即又眼风一转，头向后俯，是为媚态，为会看。
爱玲笑起来：“像是金瓶梅里写孟玉楼的话：行走时香风细细，坐下时淹然百媚。”
母亲瞅她一眼，叮嘱说：“要你照镜子练习眼神表情，并不是要你学抛媚眼，是要你记着怎样看人才不算失礼。坐的时候要端正，可是也不能一块木板似的，两肩要微微地分前后，但也不能拧着身子”
说一万句，不知道有没有一千句进得了她的耳朵；记在心上的则不到一百句；而落实到行动上，则最多剩不下十句。
教她用汽油擦洗衣服，她却只顾着玩，故意放慢手脚，让汽油尽量挥发，因为喜欢那满屋子清刚明亮的气息，最后便只好不用她帮忙，免得浪费。
黄逸梵忍不住叹息：“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自己处处受痛苦。”
爱玲羞愧地低着头，却又偷偷微笑——便是母亲的责怪也是温暖的，因为贴心。
为了使母亲宽心，她努力地要学好，认真地跟母亲学习煮饭，用肥皂粉洗衣服，这才发现，原来洗一块手绢儿也有许多程序：搓，不能太用力；揉，又不能不用力；如何使肥皂打得均匀，起泡，却又不致浪费；漂洗到没有一丝皂沫才算干净，拧干后，要展得很平才可以晾；不能直接晾在铁丝上，会留下锈迹；可以湿着贴在干净的瓷砖或者窗玻璃上，像一幅画；一块玻璃贴一块手绢，贴成一面绣花窗，干的时候再一张张地把手绢撕下来，就跟浆过的一样挺直干爽。
她揭开一块手绢，透过窗格，看见弟弟来了。4
那年夏天，子静带着一双报纸包着的篮球鞋来探望母亲和姐姐，期待地说：“我想跟你们住在一起。我不想再回那个家了。妈妈，你也收下我吧。”他看着母亲，满眼热望。
黄逸梵看着豆芽菜一般高而瘦的小儿子，心如刀绞，却只能理性地解释给他听，说：“你父亲不肯拿钱出来，我的能力最多只能负担你姐姐一个人的教养费，再也没办法收留你了。”
子静哭了，眼泪毫无遮拦地流过苍白瘦削的脸，像一尊希腊雕像。
爱玲也哭着，抽泣得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语言在这个时候显得多么苍白无力呀。
她从那格撕掉了一张手帕的窗户里看出去，看见她的弟弟踽踽地走在街道上，头低着，影子拉得长长的，他怀里还抱着那双篮球鞋。
那影像她一辈子都忘不了。她帮不了弟弟，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样爱他。爱一个人而不能帮助他，便连这爱也显得羞耻且伪饰起来。
并且，由于母亲对弟弟的拒绝，使她不得不想到自己。
她的升学问题迫切地摆在眼前。
当时有一种惯例，女子中学毕业了要继续上大学，不一定立刻就读，可以找个婆家先结婚，由丈夫拿一笔钱出来资助就学，毕业回来再考虑生儿育女，看看当时报纸上那些打着“愿助学费”字样的征婚广告就知道了；要不先工作着，有了一定经济基础后才继续升学。
——然而这两种选择都不适合张爱玲。
早在圣玛利亚女校上学的时候，她有一个女同学叫张如瑾，跟她比写作，写过一部长篇小说若馨，教师汪宏声先生也很器重，曾经推荐给良友发表，但是因为战争爆发而未能出版，她自己出钱印了几百本，张爱玲还特地写了一篇若馨评。然而她后来嫁了人，再没写过字，就这样沉寂下来。从那时起，张爱玲便坚信世上最大的悲剧，就是一个天才的女子无端搅进了婚姻。她在毕业留言“最怕”一栏里填着“一个有天才的女人忽然结了婚”也是因为这件事。
或者是先工作——那时候中学毕业的人或者可以去做女书记员，女招待员，或是女店员，都是些不很操心却需要细心的工作。然而口头禅“我又忘啦”的张爱玲虽然有极高的文学天赋，在生活上却是极弱智，不会做家务，不会女红，甚至不会削苹果；在一个房间里住了两年，却不知道电铃在哪里；永远不记得路，即使是那么酷爱看电影，可是每次都要家里的车夫送去，看完后再站在路口像巡捕房招领的孩子一般，乖乖地等车夫来认领回去——她无法自己去找司机，因为非但不记得路，甚至也记不得家里汽车的号码；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她的卧室总是最凌乱的一间，学校规定鞋子要放在鞋柜里，而她总是把自己的皮鞋随意地抛尸于床下，以致屡屡被惩罚性地展示出来，而她依然如故，逼得紧了，便说一句：“哎呀，我忘了。”我这点极像她，我非但不会削苹果，不会做家务，不会使用稍微复杂的电器，装修新家的时候索性连厨房也拆了——压根就没打算自己煮饭。新工作已经做了两年半，可是每天都要先生接送上下班，如果哪天他没时间来接我要我自己叫出租车，那么我一定会被司机诳着多绕一段路。
这些日子为了写传记，查了许多资料，朋友们也帮忙搜集资料，用电邮寄来。家里没安电话，所以要在单位上网，整理好了才发现忘记带u盘；下班回到家特特地把盘装在手袋里，可是第二天上班一忙，又忘了要把文件拷进盘里；到了第三天，上班头件大事便是存盘，然而又忘记带回家不愿嫁人，也不适合工作，那便只有升学了。可是这是一笔相当不菲的学费，父亲张廷重是不肯拿出来的——后来听说何干因为犯了和她同谋的嫌疑，大大被连累了一通。继母孙用蕃把她的一切东西分着给了人，同人说就当这个女儿死了，家里再没有过这个人。何干偷偷把爱玲小时的一些玩具拿来给她做纪念，其中有一把白象牙骨子淡绿色鸵鸟毛折扇，因为年代久了，一扇就掉毛，漫天飞着，是迷茫的儿时记忆。然而爱玲如获至宝，一边轻轻扇着一边呛咳落泪。
何干告诉爱玲，她继母在背地里笑话黄逸梵收留她是件笨事，已经自顾不暇，还要把这样一个大包袱扛上身，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爱玲益发不安，收养已经是这样沉重的一个大包袱，她如何忍心雪上加霜，再伸手向母亲要一笔学费。
更何况，母亲那时已经有了位美国男朋友维基斯托夫，四十多岁，长得英挺漂亮，是做皮件生意的，一直和母亲商量着要去新加坡搜集马来西亚鳄鱼皮，好加工制造手袋、腰带什么的，想来总也是需要本钱的吧？
然而她仍肯拿钱出来请犹太裔英国老师为女儿补习数学，让她参加伦敦大学远东区的考试，每小时的补习费是五美元，多么奢侈！爱玲几乎用得心惊肉跳，一边补习一边忍不住要偷偷看钟，计算着这一分钟又花掉了母亲多少钱，并且同时偷偷怀疑着，母亲是不是也在这样想。
恰在那时节姑姑张茂渊投资股票亏了，心境也不大好。汽车卖了，厨子也辞了，只雇着一个男仆，每周来两三次，帮着采购些伙食用品，境况是大不如前。有一天难得有兴致，听爱玲说想吃包子，便用现成的芝麻酱作馅，捏了四只小小的包子蒸了出来——只有四只，皱皱的皮，看得人的心也皱了起来，喉咙也哽住了。
没钱的感觉是这样的鲜明而具体——不至于穷困到一无所有，然而的确是拮据，令人窘迫。张爱玲看着那四只愁眉苦脸的小包子，忽然间就明白了“咽泪装欢”的意思——那包子真是难以下咽，可是她还得装出笑脸说：“好吃，真是好吃！”“我补书预备考伦敦大学。在父亲家里孤独惯了，骤然想学做人，而且是在窘境中做“淑女”非常感到困难。同时看得出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我也怀疑着。常常我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这时候，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张爱玲：私语）
“问母亲要钱，起初是亲切有味的事可是后来，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向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听到收音机里播音乐，他就想起1934年6月，王人美主演的渔光曲在上海热映，收音里天天都播着它的主题曲，人人都会唱了，可是后母雇的一个小丫头小胖怎么也学不会。暑假时，姐姐每天一早起来就要练钢琴，大概是练基本功练烦了，就想起要弹着钢琴教小胖唱歌，便是这首主题曲，可是教来教去教不会，只是开头两句“云儿飘在天空，鱼儿藏在水中”就教了整个上午，把父亲和后母吵醒了，挨了一顿骂，从此不许姐姐早上练弹钢琴——现在想起来，那渔光曲的旋律仿佛还响在耳边呢。而姐姐坐在钢琴边教小胖唱歌的样子也是这样地清晰，如在眼前。
姐姐一直都很喜欢音乐，也很会唱歌，很小时便会缠着保姆说故事，唱她们皖北农村的童谣，而他一句也学不会；姐姐还缠着教他古书的朱先生说苏白，朱先生六十多岁，待人很亲切，也很喜欢姐姐，依着她的要求用苏州话念了一段吴语写成的海上花列传，姐姐还不过瘾，专门挑出妓女同打上门来找丈夫的夫人吵架的一段让读，朱先生无奈，只得捏着嗓子学女腔读给她听，逗得姐弟俩笑得差点滚到地上去。姐姐那时真是很任性的。
姐姐的任性尤其表现在看电影上。看电影是她一个很大的爱好，仅次于看小说，她订阅了许多电影刊物。她喜欢葛丽泰嘉宝，像一般的八卦影迷那样，既欣赏她的演技，也好奇她的神秘身世，还喜欢加利古柏、秀兰邓波儿、费雯丽；中国的则喜欢阮玲玉、谈瑛、陈燕燕、顾兰君、上官云珠、石挥那时有声电影刚刚起步，1930年阮玲玉在野草闲花中第一次开口唱歌，姐姐立即便学会了；1931年胡蝶在歌女红牡丹里开口说了大段对白，姐姐也可以朗朗上口，一字不落地复述出来；有一次姐弟俩去杭州玩，住在后母娘家的老宅里，亲戚朋友很多。刚到第二天，报纸上说谈瑛主演的电影风正在上海电影院上映，姐姐立刻就要赶回上海去看，怎么劝也不行，于是他只得陪着她坐火车去上海，直奔那家电影院，连看两场。他的头痛得要命，姐姐却得意地说：“幸亏今天赶回来看，要不然我心里不知道多么难过呢！”现在姐姐不在身边，他连看电影的心情也没有了，因为不能不想着她。
吃东西的时候也想着——姐姐喜欢吃甜食，紫雪糕，爆玉米花，山芋糖，掌鸡蛋，合肥丸子，都是些又便宜又普通的吃食，就是合肥丸子啰唆些，只有姐姐的奶妈何干会做——先煮熟一锅糯米饭，凉了后捏成一个个小团，把调好的肉糜放进米团里捏拢，大小和汤圆差不多，然后把糯米团放在蛋汁里滚过，再放进油锅煎熟。姐姐是那样喜欢吃，又吃得这样高兴，以至于引得全家的人，包括父亲和佣人们后来也都爱上了这道菜。如今姐姐逃走了，连老奶妈何干也为了这件事受连累，回皖北养老去了，合肥丸子自然也吃不上了。
他还记着姐姐教给自己的许多写作方法：积累优美词汇和生动语言的最佳方法就是随时随地留心人们的谈话，一听到后就设法记住，写在本子里，以后就成为写作时最好的原材料；提高中英文的写作能力，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的一篇习作由中文译成英文，再由英文译成中文。这样反复多次，尽量避免重复的词句，一定能使中文、英文都有很大的进步。
姐姐是天生的作家，中英文都很棒，从父亲家出逃后不久，她便用英文写了一篇文章在大美晚报登出来，披露了被父亲软禁的经过，这是美国人办的报纸，编辑给文章定了个很耸动的标题：“whatalife！whatagirl’slife！”家里是一直订着大美晚报的，父亲看到文章，大动肝火，可是他已经拿姐姐没办法——他不能再打她，也不能再关她，她已经远走高飞，再也不用怕他了。
她以后还会飞得更高更远，比她的父亲、祖辈都高而远，更比他高远，直到难以企及。
他想起小时候，姐姐很喜欢荡秋千，荡得很高，他在一旁看着，很是羡慕，却怎么也不敢坐上去——姐姐看到的世界，一直都比他高，比他远。1934年，姐姐升高一时，他才小学五年级；1936年小学毕业，父亲又让他在家停学一年；1937年日战爆发，许多学校停课，又荒废一年；到了1938年，姐姐离家出逃，父亲受了刺激，这才决定送他进入正始中学读初中一年级，可是刚读完初一，学校迁往法华镇，校名改了，校长也换了，于是父亲又要他辍学
点地毁了我的爱。”（张爱玲：童言无忌）我太明白那种磨难与难堪，太明白那种爱的日渐稀薄——因为父亲早逝，一家子指望母亲一个人生活，养成了她惜钱如命的凉薄性情。她生在贵族家庭里，从小锦衣玉食惯了，长大后境况一路地坏下去，因此脾气也坏。记得大学时有一个周末回家向母亲拿生活费，她不知是不是刚受了哪部现实主义电视剧的刺激，蹙眉对我说：“我同你，就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那句话伤透了我，一言不发转身便走，回到宿舍便把食堂饭票都卖了，赌气吃了一个礼拜的豆腐乳就馒头。后来她不知怎么内疚了，竟然去学校找我，给了我一百块，还带我出去吃了顿饭。那种诚惶诚恐的感觉，直到今天我都还清楚地记得。
母亲最常说的话就是：花父母的钱躺着花，花丈夫的钱站着花，花儿女的钱跪着花。可是我一直都记得当年向她拿钱时那种卑微的态度，而今天她三不五时打电话要我寄几千块钱过去，却是理直气壮有如索债的。有一次说要买药，让我寄一千块。我生怕寄晚了又要挨唠叨，巴巴儿地当天便跑到银行去寄了，以为这回总可以得几句夸奖。不料她却说：让寄一千就只寄一千，真抠门儿。张爱玲与弟弟5
子静重新回到父亲的家里，回到那鸦片烟雾的世界。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家里到处都留下姐姐的痕迹，可是他再也不能同姐姐生活在一处了。他只有游荡在这房子里，靠着从前的记忆过活——他过早地老了，十七八岁已经开始回忆；他又从来没有长大过，始终都是那个踢足球的沉默小男孩——成长期早已结束了，可是创伤却一直在成长。
而这时，听说姐姐已经考上了伦敦大学，还是远东区第一名，可见真是奋发图强。可惜由于战争的缘故，英国已经不能去，只得改入香港大学。
姐姐的成功照见了他更加的低微与无助，张子静更加沉默、更加羞怯了。张爱玲在1939年夏天离开上海，独自乘船去香港。
他没有去送。
十几年后张爱玲以“梁京”为名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十八春，在上海亦报连载，引起轰动，与周作人的散文、丰子恺的画一时并称“亦报三绝”
后人考证，以为“十八”指的是她从1932年到上海至1950年完成这部作品，刚好十八年；也有说是影射胡兰成的；但我个人以为，那指的是她逃离父亲家时是十八岁。
同年亦报举办的关于十八春的作品讨论会上，曾有人提出这部小说太过传奇，哪有亲姐妹反目，竟可以将妹妹囚禁大半年的？可见是虚构。连周作人也说“我看十八春对于曼桢（小说女主人公）却不怎么关情，因为我知道那是假的”
然而张爱玲写的却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实。小说里顾曼桢的所思所想，所见所哀，其实正是十八岁的张爱玲囚在空房时的所思所想，所见所哀——“她扶着窗台爬起来，窗棂上的破玻璃成为锯齿形，像尖刀山似的。窗外是花园，冬天的草皮地光秃秃的，特别显得辽阔。四面围着高墙，她从来没注意到那围墙有这样高。花园里有一棵紫荆花，枯藤似的枝干在寒风中摇摆着。她忽然想起小时候听见人家说，紫荆花底下有鬼的。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说，但是，也许就因为有这样一句话，总觉得紫荆花看上去有一种阴森之感。她要是死在这里，这紫荆花下一定有她的鬼魂吧？反正不能糊里糊涂地死在这里，死也不伏这口气。房间里只要有一盒火柴，她真会放火，乘乱里也许可以逃出去。”
这是虚构么？是夸张么？是杜撰的秘闻？是猎奇的戏剧？还是张爱玲亲身经历的一次映射？
那顾曼桢在幽禁期间也生了一场病，是感冒——“她忽然觉得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了，只得踉踉跄跄回到床上去。刚一躺下，倒是软洋洋的，舒服极了，但是没有一会儿工夫，就觉得浑身骨节酸痛，这样睡也不合适，那样睡也不合适，只管翻来覆去，鼻管里的呼吸像火烧似的。她自己也知道是感冒症，可是没想到这样厉害。浑身的毛孔里都像是分泌出一种粘液，说不出来的难受。天色黑了，房间里一点一点地暗了下来，始终也没有开灯。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方才昏昏睡去，但是因为手上的伤口痛得火辣辣的，也睡不觉，半夜里醒了过来，忽然看见房门底下露出一线灯光，不觉吃了一惊。同时就听见门上的钥匙嗒的一响，但是这一响之后，却又寂然无声。她本来是时刻戒备着的，和衣躺着，连鞋也没脱，便把被窝一掀，坐了起来，但是一坐起来便觉得天旋地转，差点没栽倒在地上。定睛看时，门缝里那一线灯光倒已经没有了。等了许久，也没有一点响动，只听见自己的一颗心嘭通嘭通跳着。”
顾曼桢后来怀了孕，终于借着生产的机会逃出了医院，是一个同时生产的女人的老公帮了忙——是平民阶级，何干的化身么？
对于各种各式的作品研讨，张爱玲通常较为沉默，极少就自己的作品多做辩解，只是有一次有人提及为什么她形容三十年前的月亮一定要是“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为什么不能是荣宝斋或者别的什么纸，这是不是在玩弄字眼时，她淡淡地回了一句“因为我小时候家里用就是朵云轩”；然而这次有人批评十八春情节奇诡不可信，她却抿紧了嘴一言不发——要她苦口婆心地解释那是她的亲身经历么？要她把她童年的伤痕暴露给大家看？那就不是张爱玲了。
有句话叫做“宁为不知，勿为人见”而张爱玲是“宁愿写出，不愿说白”
张爱玲是喜欢用“手势”这个词的，手势太难看，赢了也没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