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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是什么？白蚂蚁说，故乡是他家棚子里隔年的蜘蛛网，上边扯着几只干化的苍蝇、蚊子和蠓虫；网子是固定和陈年不变的，苍蝇、蚊子和蠓虫是偶尔撞上去的；棚子是不变的，人就像网上的苍蝇、蚊子和蠓虫一样只不过是匆匆的过客罢了；遗忘和忽略是大部分的，留在心中和历史上的记忆是偶然的──谁是当年结下这干网的大蜘蛛呢？说这话的时候，白蚂蚁嘴里叼着一支三炮台，腰里捆着一根草绳。三炮台只剩下一个烟屁，白蚂蚁边努力吸着这烟，边不失时机地发表了这么一番议论。说完这个，还瞪着大眼珠看大家。大家当时觉得没什么。一个白蚂蚁，还能说出什么关于世界和人生的道理？于是不太在意。但过后想一想，觉得他说的还真与众不同。这时白蚂蚁就有些委屈了。说就是这句话，也只是他思想体系中很小的一部分；就是这部分，当时也没有展开讲；一方面是看众人狗眼看人低的模样，使他觉得这些人竖子不足与谋，精神上马上就懒了许多；同时他正在用指甲掐着一支烟屁，既想吸这支烟，又怕咄咄逼人的烟头烫了他的手，慌忙之中，只是说了对故乡看法的大意和整体思想的骨头和脉络，生动的肉和细节就忍痛割爱了。伟人们思想的发挥，总得有一个适当的场合和气氛。我在你们中间，被生活和你们磨的，同化的，异化的──思想的锐角，也早已钝了许多了。世界上所有伟大的思想，初看都没什么，很简单嘛；但你要须知，伟大的思想都是朴素、生活化和平易近人的；但这个朴素和平易可不是真的没有什么。它只是便于群众接受罢了。初看没有什么，但你一个人静处的时候，一个人面对世界和寥廓的时候，你再想这个道理，就觉得越想越有味，越想越有道理；就好象世界上那些漂亮的姐姐们吧，这些姐姐们有两种，一种刚一见就惊心动魄，但两天之后，就觉得味同嚼蜡，是一块鸡肋；还有一种人，刚看似也平常，但两天过后，越看越有味道，越看越耐看，是一朵石榴花；我白蚂蚁就属于后一种。你们对我思想的吃惊，也就不奇怪了。平时你们看我像一个乞丐，见人就想蹭根烟抽，一根烟算个什么，就成了乞丐了吗？我就是从来不买烟和保险套的人，我对上边和下边都没有防备；这还不是最气人的──你们这么看我倒没什么──这也并不出我的意料，最使我生气的是当我离开你们回到家里时，老婆和白石头也这么看，这让我觉得这个世界无可救药了。别人狗眼看人低那是因为离我的思想远，你们俩人每天生活在我身边，眼窝子也这么浅吗？潜移默化，耳濡目染，你们也该学一个大概了，谁知到头来，世界并没有让我改变半分──原来我以为能改变整个世界，最后连一个地区也没有改变好。要说我在世界上有什么伤心的话，这就是让我最伤心的了。什么叫乞丐？我在外在物质上蹭点什么那没有什么，倒是你们这些人在精神上要乞求别人，活得不明不白，才让人看着可怜呢。我刚才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们就如获至宝；如果我把我的思想体系给倒出来，恐怕咱们就可以建立一个新世界了吧？说到这里，六指，再给我一支“马包肉”（我的英语怎么样？小刘儿这人你们知道吗？也是从咱们故乡出来的，大腕，我们有时晚上还要通一两次长途电话，共同讨论一个词的用法和一个单词的译法。）！这时六指还处在事业的鼎盛时期，还一月一次来往于京城和故乡之间，现在围着村头一个粪堆跟村里人说闲话，也是为了与民同乐，也是刚吃过饭，为了消消食；但就是这样牛x的人，听了白石头一番讲演，也突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普通人，一个土头土脑的村里的百姓，可怜地笑着，将自己在京城丽丽玛莲大酒店偷拿的“马包肉”乖乖地给白蚂蚁递上一支。思想的威力就这么大。白蚂蚁满意地将烟点上，深深吸了一口，这次不怕烟屁烫手了。粪堆周围的一帮人，这时也都不好意思地笑了。
这是在故乡的某月某日，村头的粪堆旁，所发生的再平常不过的事──本来很平常，但因为有白蚂蚁的加入，就变成了一次偶然和事故。日常之中，我们穿著黑棉袄，袖着手，站在粪堆旁一边晒太阳，一边嘀嘀咕咕说些什么和翘耳倾听些什么？就听一些在村里占主流地位人的演讲。这是我们的思想中心，这是我们的营养来源，这是我们的新闻联播，这是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当然，这是在我们故乡，还没有发生大事之前的时候。我和孬妗的专机，还没有到达故乡。人们袖手期待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在这种一切没有改变的平静的日子里，这一天也有些例外：这一天在议会发表演讲的，竟是白蚂蚁。本来在村里和议会、在粪堆上和人群中，都没有白蚂蚁说话和插足的份儿。他在村里算一个什么东西？吸烟还要向别人蹭，哪里有他拋头露面的机会？但这天纯粹出于大意和偶然，村中的主流人物碰巧都不在家，曹成、袁哨、甚至算上俺爹，都不约而同到县城赶集去了。他们之中只要有一个人在，哪里还有白蚂蚁插嘴下脚的地方？他哪里能捡到这个巧宗？正因为他们不在，白蚂蚁就钻了这个空子和脱颖而出，让他思想的流水终于找到了一个渠道，让他压抑多年的情绪终于得到了爆发，让他对世界也谈了一些新鲜的看法。一开始我们没有在意，事后想起来让我们吃惊。这简直是一次政治事故，这简直是我们故乡历史上的一桩耻辱。曹大叔等人赶集回来，听说这件事，曹当时就对身边的袁哨说：
“看看，看看，我说不能掉以轻心，你还不信，现在信了吧？怎么我去赶集，你们也都去赶集了呢？就不能把时间岔开吗？别小看粪堆这个阵地，稍微有些粗心大意，我们不去占领，就有人钻这个空子。虽说是亡羊补牢，犹未晚也，但他的这点子毒水可都让他流出来了。看他流得多么畅快和舒服，你我竟都是吃干饭的。毒水流出并不可怕，但这点子流毒竟也在群众中造成了影响，这就不是一般的你管还是不管的问题了。何况他说的是对故乡的评价。这是什么言论？如果是胡说八道还好，可他也说得有板有眼哩。这就更加不能小觑了。我知道，我们在三国时候，都是做过大领导的，丞相的丞相，主公的主公，我们都是抓大不抓小的人；这是好事，作为一个领导，不能事无巨细，我们的共同朋友，孔明兄弟，后来是怎么死的？就是吃这个不会当领导的亏。但我们也不能不分地域和环境地把过去的经验乱用。毕竟时代不同了嘛。就是一块糕，吃来吃去，恐怕也该馊了吧？但我们就是这样保守和因循守旧。我承认，我也有放松自己的地方呢。我们现在不已经不是丞相和主公了吗？我们就是在村长猪蛋领导下的一个普通的村民。如果我们还拿着历史上的经验乱用，还拿出当年领导人的款子，还是那么抓大不抓小，问题肯定就出来了。过去我们不抓小事有人替我们抓，丞相要出门了，我们还在屋里喝茶聊天，和姐姐们调笑，外边已有多少人在为我们忙活。调车的、调专机的、捧痰盂的、装马桶的；说十点五分走，十点四分车到了屋门口；跨上车，一溜车队，就到了车站月台上或飞机的舷梯旁；人一上车，专车立刻就开了；人一上机，飞机马上就滑向了跑道，呼啸一声，就到了蓝天和白云之间；这时空姐给你递上一块热毛巾，擦把脸，喝口麦爹利，看着机窗外，旁边有沈姓小寡妇捶腿，这是多么赏心悦目的事情？到一个地方视察，也是前呼后拥，吃饭，睡觉，撒尿，拉屎，都不用操心，自有小的们替你安排；到古迹去参观，到草地上去散步，前呼后拥的人虽然多，但你走在中间，你一走步，别人纷纷往两边撤，使你行走前后，都有一个从容和不感到紧迫的空间；但他们也懂事到不离你太远，不使你感到孤独和脱离群众。但这已是英雄当年，早已不堪回首了。想起这些事，只会使我们黯然神伤。现在已经是刘老孬和小麻子的天下了。我们只是人家天下的一只随时可以捏死的蠓虫。这时我们还要摆过去的架子吗？我们还不该放下我们的穷大架吗？我们还以为我们身边有许多秘书、随从和姐姐吗？我们现在上牛市屯赶集，不都是夹杂在一群土头土脑百姓中的一员吗？千人一面，大家都是一个表情，你说哪里还可以看出我们的当年？早已被同化喽。一出村，我们还不是像所有的人一样，赶紧把鞋脱下搭在肩上，用肉脚在土路上走，藉以省一些鞋底；等望见集市再把鞋穿上。想想我都伤心哪。但我们却在我们的身份上出了问题。我们没有认清我们的现实。就剩下一个村庄了，如果我们再把这个地盘给弄丢了，我们到将来可真要死无葬身之地了。我们大意了。我们没有想到我们身边这些土头土脑百姓的危险。他们也有篡权之心呢。你看看这个白蚂蚁，我们过去就当他是一个脑子像浆糊的没嘴葫芦，他的存在对于我们可有可无，见面都懒得理他；现在明白，竟是我们大意了。他还是颇有些思想哩。如果是一个傻帽，哪里来的对故乡的这些稀奇古怪的想法？他没这些想法，我们倒不觉得可怕；他有这些想法，我们倒真食寝难安呢。他成了我们一个对手和敌人了。主公，当年你也是个有主见的，你说。事到如今，我们该怎么办？
袁哨搔了搔脑袋，嘿嘿笑了两声，先说：“娘的，倒真成了一个事了哩。”
又说：
“事情有这么严重吗？据平时观察，白蚂蚁不像一个能成大器的人，怎么突然之间，就像一个积累了多年的思想家到了井喷的时候，自己也没有料到，突然就产生出这么多稀奇古怪对世界发生冲击力的思想呢？这些思想产生以后，别人都欢呼了，拿过去运用了，按照这思想去改造世界了，他一个人倒是对着自己的思想和思想的容器发生了怀疑：这是我的思想吗？我产生过这些想法吗？倒是梦和非梦，自己和蝴蝶，在那里真假难辨。当然，这是人生的一个哲学境界。你想么老曹，这种境界在你我的历史上还不多见，怎么会突然反映到白蚂蚁身上呢？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了吗？可在咱这故乡，别说三日，就是30日，30年，300年，又怎样呢？也没见发生什么大变化呀。何况，白蚂蚁每天的行踪我们都看在眼里呀。不就是五更鸡叫，起来背一个箩头拾粪；白天在大田里干活，倒粪；晚上回家里还得喂牛──哪里是他哲学家思考的时候呢？我倒是不懂了。他家离大英博物馆也有一段距离呀。据此分析，我看这思想未必就是他发明的。说不定在拾粪的时候，累了，要抽一支烟，在那卷烟时，从废纸上看到几个字，于是记在心中；拾粪回来，正好村人们在村头粪堆旁聊天，他扎了进去，将刚才在书上看到的不知是哪一位哲人的话给重复出来，大言不惭地当作了自己的思想，也未必可知。我倒劝你，我们虽然不是贵族了，但也不能因此而对世界发生惊慌和弄得草木皆兵。过去贵族的大而化之的习惯，有时候还是要保持的。如果我们遇到事情就惊慌，不是和白蚂蚁也没有什么区别了吗？一个村庄，弹丸之地，要照过去，大军一到，像抹稀泥一样也就把它抹掉了；现在上边就一个猪蛋，遇事还要请教你我，粪堆这样的阵地，怎么会说丢就丢呢？”
曹成听了袁哨的话，也为难地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他也像袁哨一样搔了搔头说：
“话是这么说，但到底叫人放心不下。”
最后两人达成协议，既不打草惊蛇，又不能掉以轻心；既不立即发动攻势提出新的思想将白蚂蚁打下去，又委托村丁小路对此事展开秘密调查，看白蚂蚁这段出口成章的思想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决不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吧？才是万全之策。果然，事情最后调查清楚了，这思想不是白蚂蚁的发明，而是从别人的书中背下来的。与袁哨预料不同的地方是，袁哨说是拾粪时卷烟看到的，而白蚂蚁是在粪拾着拾着自己想出粪，出粪时看那擦屁股纸，正好看到了这么一段思想。这张擦屁股纸是从哪本书上扯下来的呢？却是从写字大腕小刘儿的书上扯下来的；因小刘儿有这样一个张狂的毛病，写了一本书，就慌着到处送人，生怕别人不知道；故乡的乡亲呢？更是人手一册，有些衣锦还乡的意思。白蚂蚁也得到这么一册，于是有了关于故乡看法的这么一段小小的风波。事情有了结果，曹成和袁哨都放心了；原来自己在故乡的地位并没受到威胁。但在雇小路这个私家侦探，两人在分担侦探费上，你多了我少了，闹了一些个人纠纷；最后意气用事，两人半个月没有说话，弄得谁也不对故乡负责，这也在历史上常见，暂时撂下不提；倒是白蚂蚁正为自己的新思想和新发现兴头，想借此在故乡发展自己，从此在粪堆前当一个新闻发言人，再搞上一个小蜜──初步选定了村西头的女兔唇，还觉得一下选上她是不是太便宜了那个婊子？现在一下被人揭了老底，原来一切都是偷来的，一下被人抓住了黑手，也只好羞愧满面，偃旗息鼓，从此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段笑料，这也不提。弄得事情过去半年之后，我回村中去走姥娘家，他碰到我，还有些不好意思，满面羞愧地说：
“贤甥，我也是一时过于想出人头地，剽窃了你的思想，你就原谅我这次，别扩大事态，故意打官司，到法庭上长你的志气和灭我的威风了。”
这时我倒宽宏大量：
“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也不是一回两回了。我不打官司。如果这样的官司打起来，我还打得过来吗？我还干不干别的了？就算你是以我的思想，运用到村里的实践中吧。”
倒弄得白蚂蚁有些目瞪口呆。当然，这都是在村里还没有发生大事之前日常所发生的一地鸡毛的事情。在发生大事之前，故乡到底是什么样子呢？白蚂蚁抑或是小刘儿的概括是准确的吗？那些往事、青春、闺女出嫁的眼泪、麦苗地里飞舞的斑鸠、暮色中割草孩子归来的说话声，到底在我们的蜘蛛网上，占据着一个什么位置呢？大树在风中飘动。一到春天，柳树吐出了嫩黄的芽尖；正午的阳光，晒在翻起的黄色泥土上；汉子们的头上，冒出密麻的汗珠；一声吶喊，棉袄被甩到了犁耙上。30年代的土路上，俺青春的姥爷，赶着地主家漆黑骡子拉的轿车“啪”地一声，甩了一个鞭花。庄稼贪长，把枝叶伸到了窄窄的土路上，牲口停住了脚步，要吃这枝叶，被俺姥爷宽宏大量地将辔头拉了回来。谁不想吃路边探出来的东西呢？俺姥爷笑了。接着一声鞭响，车铃“叮呤当啷”地急速响了起来。东家还得到机场去迎接麦克道思跨国集团的总裁呢。到了机场，东家跟外宾在那里握手，俺姥爷怀抱系着红布条的一杆大鞭，立在轿车旁抽他的哈德门香烟。俺姥爷有一个做客的经验，直到现在还在我们的家族流传。他说，待客上了几个肉碗，肉上的毛拔得干净不干净，肉煮得烂不烂，是衡量这家人是不是贵族、是老贵族还是新生暴发户、这贵族上没上档次和有没有素质的最起码和最容易判断的标准。如不是贵族呢，这肉碗就上得特别少；如是新贵族呢，这肉碗就上得特别多，但这肉肯定炖得仓促，筋肉连扯，嚼咬不烂；他连把肉煮烂还来不及呢；这又是赶轿车回去的路上，被东家和俺姥爷嘲笑的一个话题；如是老贵族呢？一招一式，都显出古朴和游刃有余的大家风度；哪怕这家子已经破落了几辈子，再见到这家的少奶奶，家里清贫得只剩下一张椅子，但她往这椅子上一坐，把那打了许多补丁的旗袍往上一提──就知道往上数几辈她家繁华的历史和后来破落的辛酸。那么她家鼎盛时是怎么待客的呢？肉既不多，又不少，但炖得稀烂，到口就化。这样的肉，你是要吃得仔细的。一片肉夹起，先将汤水抖落下──能像暴发户家吃饭，汤汁抖落得一桌吗？──送到口中，先让肉化掉，留下烧得红红的一条肉皮再有滋有味地慢慢嚼着，送到胃里。肉吃完了，如果是在别的人家，吃这么多，已经是十成饱了，但在这里还有两成呢；人逢知已千杯少，知已的肉也吃得特别多。没饱而肉无，怎么办呢？这就是在大家吃饭的学问了。看你姥爷没上过私塾，焉知我也懂得许多做人的道理呢。这时你手边不是还有馒头吗。那好，你将一碗无肉的汤汁拉到自己面前──这时拉汤碗是不招别人笑话的，恰恰相反，这是你懂得贵族规矩、通向贵族道路的一张通行证，桌上的其它贵族，脸上都露出会心地微笑；你将汤汁拉到自己面前，把馒头一块块掰着放进去，滚烫的肉汤马上就将这馍粉掉，这时你连汤带馍一呼噜喝掉，才是这顿饭的高潮和极致呢。一切都圆满结束了。世界上再不存在可或不可的事情了。我有了这么一个给地主赶过轿车的前辈，直到现在，我还得益匪浅呢。到了丽丽玛莲大酒店去做客，我就如此办理。可是，有谁知道，世界竟变得如此肤浅了呢？我用肉汤泡馍的举动，受到了一些新生资产阶级挤眉弄眼的嘲笑。我由此得知，这个民族要达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还有一段艰难的路要走呢。后来我在欧洲碰到过俺姥爷，前一辈子不识字的老刘，这辈子人模狗样地蜕变成了伦敦大学的终身教授。我问他过得怎么样，如不如过去给亚洲的地主赶大车。他思索一阵，以欧洲人的严谨，推了推夹鼻眼镜，竟说：
“这怎么好比较呢？你牵涉到黄色文明和蔚蓝色文明的问题哩。”
说完，做出跟我没什么好说的样子，耸了耸肩不再理我。我倒对他大惑不解。前生的因缘，今生好不容易见了面，怎么连我姥娘也不问一声呢？如果做人这么薄情，人做来做去还有什么意思呢？倒是最后在我要告别蔚蓝色的欧洲时，他突然开着他中产阶级的汽车，到机场送我来了。这时他说：
“这辈子好是好，但就是再也见不到滚烫的肉汤泡些雪白柔软的蒸馍了。”
又说：“啊，大车；啊，鞭子；贤甥，再见了。”
说到这里，从他的眼睛后边，竟流出了两点蓝色的泪。让我心中稍稍有些安慰。说过俺姥爷，该说说俺姥娘了。俺姥娘这个人，注定要在我人生的岁月中，起着潜移默化的前导作用。我对俺姥娘的崇拜，超过了蔚蓝色的俺姥爷。不了解她，就很难了解我。我所以在世界上这么懂事，被身边的朋友有口皆碑，说：小刘儿这孩子虽然笨些，但还是很懂事和很知进退呀。曹成袁哨，福克纳和克里丝蒂娜，都这么说过。但他们也只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们只是横着把这看成了我的日常品质，其实我是竖着有历史的血液流传。这一切都来源于俺姥娘。你们对我的表扬和恭维并没有打到点子上起码缺乏历史感。俺姥娘的名字叫郭秀明──在二十世纪初的黑暗年代，能起出这样透亮的名字，也是有些不一般哪。她六岁的时候，清早起来，就能爬八棵大榆树，捋榆钱回家让娘做饭。冬天了，榆钱没有了，家里不起炊烟，她袖着手，吸着鼻涕一个人到后园子里的墙根底下晒太阳。她娘寻她到墙根，抚着这小女孩锈着的头发说：
“还是俺妮好，看着娘作难，饿也不说饿。”
我长大以后，就是这样的人。凡是跟我相处过的人都说，我是一个饱也不说饱、饿也不说饿的人。喜怒不形于色，好歹都藏在心里，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说来也有些可怕呢。后来，俺姥娘跟着她的几个嫂子到外村拾麦穗，曾经到过县城的城门楼子；那门楼之大，凉爽的过堂风，一个戴毡帽的毛头子在铁鏊上烙滚烫的肉盒子，喷香的肉味，都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她长大以后最后也是我长大以后爱吃肉盒子的根本原因。还有一次，她跟她的伙伴们到地里割草，太阳就要落山了，一个一大筐草，草已经没过头顶，背着往遥远的村里走。这时，邻村大叔的马车“叮铃叮铃”从身后赶过来，赶车的大叔“吁”地一声，将车站住，让她们把草筐搁到大车上。接着又让她们上了大车。他要把她们往村里捎上一程。赶车的大叔，你现在在哪里？“唧哩呱啦”谈笑的大车，在空中划过一道欢快的弧线。你让我们和世界有许多想念。我们靠什么活着？不是靠别的，就是靠你的“吁”的一声记忆。你喊的是马车吗？不，你喊得使地球停止了转动。你比俺姥爷深刻多了。后来，俺姥娘出嫁了。回来看娘。住了三天，娘到村头去送她。送了一程，又送了一程。娘，回去吧。妮儿，你啥时候再来看我？这是1993或1994年左右，俺姥娘屡次向我说起的几段往事。在写这些往事的时候我从容不迫，当我修改这段文字的时候，谁知道在那叙说的短短一两年之后，我就永远见不着我的姥娘了呢？一个农家小院的枣树下，站立着慈祥微笑的你。你的去世使我措手不及。谁说我们这些下贱的贫民像一群浑浑噩噩的牛羊一样没有感情呢？我们单薄的生活，就靠这些感情丝线的编织──编得是多么地丝丝入扣呀──来维持了。这是我们的可怜之处。但就是这点可怜也被你们忽略了。后来轮到我了。在我八个月的时候，俺姥娘把我抱到了乡下。抱我往乡下走的时候，我趴在姥娘的肩头上，嘴里啃着一团硬似铁蛋的红糖。一个月之后的一个清晨，俺娘从县城来看我。到了下午，俺姥娘抱着我去送娘。送了三里，到了一个村庄旁。俺姥娘说：妮儿，你走吧；40里路，再不走，走到半路可就天黑了。这时俺娘看我的一个扣子快掉了，说：我把孩孩的扣子缀好就走。到村头人家借了针线，就坐在村头的麦秸垛旁缀上了扣子。扣子缀好了，起风了，俺娘走了。后来俺娘说，她把一个头巾，丢在了打麦场上。15年之后，我要告别故乡了。俺姥娘带着两个弟弟送我到公路上去等班车。我们在桥洞下乘凉。车，你不要来。姥娘，我不愿意离开你。我还记得，我们相互让着吃了一块熟红薯。终于，汽车从远处拐着弯来了。我就这么走了。故乡，你在我心中的印象模糊呢。故乡只是一个背景，前边是一个活动的巨大的姥娘。和蔼可亲，慈眉善目。你是这个世界的希望。后来我和姥娘的这种情形，又到了我的孩子身上。在一个特殊的岁月里，我把孩子送给村中的我娘。我三月不归，两岁的孩子，常常一个人跑到打麦场上，在那里等父亲的归来。她对着空旷的世界喊：
“爹，娘，来抱抱臭臭。”
一声炮响，我们又回到了故乡的过去。杏子熟了。麦子金黄了。一望无际的麦子。三里长的麦趟子，俺姥娘甩着头上的热汗，手握镰刀，从地的这头割到地的那头，连腰都不直。人生的舞台就这么搭就了，俺姥爷和俺姥娘，都成长为这块土地上的大明星。我就是这样一个大明星的后代。那时俺的姥娘是多么地青春和年轻呀。太后家这时成了大地主，老人家手握水烟袋，站在地头，看着看着就看呆了。叫着俺娘的名字说：
“看着郭秀明割麦子，我就像回到了大清王朝的金銮殿，那是多么地投入和驾轻就熟啊。”
说着说着就伤心起来。又想起当年她大权在握的时候，在京城如何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后来回到故乡，在青青的麦苗地，为了她和六指的爱情，发动全县人民一块捉斑鸠。你还想起了你的小弟。春风扑面，一个一个小瓶子，在那里追着上下飞舞的斑鸠，这是多么好的一幅奔走呼号图啊。俱往矣，我的柿饼脸姑娘。现在麦子已经长高了，该割麦子了。地主婆柿饼脸太后吹了吹烟灰，又大而化之对着我顺头流汗的姥娘说：子在麦前曰，逝者如斯夫。这就没有多大的涵盖力了。俺姥娘割麦子动作的层次和情感走向，并不在这个方向呢。我们再一次被太后给扭曲了。俺姥娘身体健康，故乡就长存不衰。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了故乡的一只狗，或一只蚂蚱，或一只蠓虫，多少年过去了，你回去，仍是这狗，这蚂蚱，这蠓虫，但你要明白，这已经不是那狗，那蚂蚱和那蠓虫了。连暮色中的一股炊烟，也不是那股炊烟了。那么那股炊烟哪里去了呢？瓜园中多少孩子的欢笑声，现在一切都沉寂了，只剩下一两只蛤蟆，在那里“呱呱”地叫两声；你走在这样的故乡的土路上，你心里觉得特别没底呢。故乡死了多少人？地里的坟头，已经排满了。陌生的坟头你素不相识，问题是你认识的许多人，现在也人去屋空和物在人亡；上次你回来还在跟你说话，已经衰老的赶车大叔──虽然他并不是当年喊“吁──”声的大叔──眼睛里还在乞求着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破破烂烂衣衫中丑陋的身体，还在徒劳地要保持一下自己的尊严；这次你再去，他果真就不见了。他又给刘老孬和小麻子的阴谋，留出了一个空间──那么故乡是谁的呢？说来说去，原来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不是俺姥爷或俺姥娘的，也不是赶车大叔的，竟是这些一出走就永远不想回故乡的流氓们的。当我说出这一点时，过去的贵族曹成、袁哨又频频点头，说，这比白蚂蚁所剽窃的那段理论，显然又进了一步。故乡并不是呆在和生活在故乡的人们的，而是那些一去不回头并不在故乡呆着和生活着的人的。我和你袁大叔吃亏，就在于历史上我们留恋了故乡。这是一个悖论。当然，这也是极而言之。故乡出去的，就没有那些牵人心肠、又戛然而止的人间故事吗？找一找，恐怕还是有的。孔雀东南飞是怎么回事？十里一徘徊又是怎么回事？同时，故乡也是一处催人泪下的相思之地呢。曹成颤巍巍对袁哨说，当年我们和沈姓小寡妇的一段风流案，并因此引起了一场官渡之战，不也发生在这块土地上吗？接着又点着我说，你们在想着爬榆树、拾麦穗、送女儿和缀扣子的时候，也千万不要忘记这些哩。它们都发生在同一块土地上──这是问题的关键。你们那些人情冷暖的依依不舍之情，和我们的刀光剑影交叉在一起。稍不留神，你们就把这一点给忽视了──说是我们忽略你们的情感，你们也容易陷在情感的泥淖里而忽略历史上的大事和刀光剑影呢。这才是你们情感的背景呢。我们不与出走的人计较，当我们在留下来的人群中进行区分的时候，我们之间也有高下和大小之别的。谁是推动历史和故乡发展的真正动力呢？说着说着两人又有些自大起来，连出走的人也有些看不上了。什么刘老孬，什么小麻子，看他们在外边很牛气，一到故乡，到了我和你袁大舅面前，他们还是些无知的孩子。──故乡的孩子们是什么样呢？他们个个理着像篮球美国职业球员一样的月牙型板寸，个个患着永久性鼻窦炎，一人怀揣一个玻璃瓶子。这个瓶子做什么用？还捉斑鸠吗？no，他们手中的这只瓶子，就像刘老孬和小麻子手中的麦爹利杯子一样──无非他们坐在丽丽玛莲大酒店，我们坐在小河边；当他们的酒杯被倒满的时候，我们一弯腰，下河就灌了一瓶麦爹利，麦爹利里有上下翻滚的气泡和跟斗虫，一扬脖子，这一瓶就下去了。我们向往刘老孬，我们向往小麻子，但我们更向往路小秃的土匪生涯。要打仗，找老尚，要吃苦，找老楚，要养膘子找小秃。这是流传在故乡孩子们口头的儿歌。小秃在哪里？小秃在大荒洼。小秃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小秃不能犯疟疾。小秃一犯疟疾就要下夜。小秃一下夜就要抓阄，抓着谁家就该谁家倒霉。小秃抓人不留俘虏，也不毙人砍人，就挖一个和这人身高胖瘦体积相等的深坑，将这个头冲下往里一放，也不埋土，笑着拍拍手就离去了。路小秃不见了，这是我们时代的重大损失。我们这时说一声没劲，肯定比从已经成为欧洲教授的俺姥爷嘴里说出来后现代多了。我举一举这些孩子的名字吧。他们都是我儿时的伙伴。屎根，剩余，（这两个名字够后现代的吧？），银贵，不经，长兴，长富，恩庆，贾祥，留聚，知了，蛤蟆，虾米，蠓虫我们生不逢时。我们只好坐在河边唱怀旧的歌曲。生长在一个和平的年代里，我们怎么能会不偷瓜摸枣和偷鸡摸狗呢？这个天下就永远是成年人的了吗？满腹心事的成年人，可比我们恶毒多了。他们把自己的为非作歹全部都合法化了。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做着我们在阴暗的角落里所干的勾当。他们也不剃月牙型板寸。人们都不剃月牙型板寸，世界还能好到哪里去呢？这时我们倒有些无奈。喝过跟斗虫，唱过歌，畅想过世界，我们拍着肚皮乘着暮色回家。大人们早已吃过饭了。他们竟忘记了给我们留饭。入娘的。他们也忘记了给我们留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无足轻重，我们无足轻重首先不反映在别人身上，就反映在爹娘对待我们的态度上。看看世界多么危险和无可救药。我们只好苦笑一下，自己把门端开半扇，挤进去躺在他们中间睡下了。你们培养了我们的无脸无皮，我们也就对这个世界无所畏惧。当然，我们并不是对所有的成年人都无所畏惧──像白蚂蚁、六指、女兔唇、女地包天这些和我们地位相等的成年人我们不在乎，但是真到了我们向往的政治流氓和大资产阶级如刘老孬和小麻子面前，我们虽然嘴上说“没劲”心里还是有些发怵。我们也就是欺负和我们地位相同的人罢了。这是我们当年和成年人打交道的另一个特点。有一次我们在粪堆旁吃白薯，女兔唇在一旁非常嘴馋，就让我们欺负了一回──这是我成年之后还常常想起和后悔的一桩往事。当然这时已经加上了一些回忆的虚伪的温暖的灰尘了。──她手中无薯，又爱面子不说，最后看众人都吃完了，就我手中还剩下最后半块，她有些着急了。一开始拿出跟我很知心很随便的样子，用大大咧咧来掩饰她的心虚：
“小刘儿，就剩下这半块了，该照顾一下女孩子了吧？刚才你们吃的时候，我不想吃，胃里有些发酸。现在不发酸了，我也尝一尝今天烤的白薯怎么样！”
说着，很知已又故意有些亲昵地靠在我身上，去抢那块白薯。但我没有上她的当。那时我还处在得理不让人和不懂得用小意儿去温存女孩子的年龄呀。我一下将这白薯给躲开了。我说：
“你发酸不发酸我可管不着，你胃里发酸又不是我造成的。你跟我说这个没用。”
接着恶作剧地将这白薯一下拋了大高，又像狗一样接在嘴里，继续在那里吞吧吞吧吃。小捣子们一片欢呼。女兔唇一下被尴在那里。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突然，她当着我们众人“嘤嘤”地哭了。她说：
“我下个月就出嫁了。一嫁就到了海疆。奴去也，从此分两地，各自保平安。谁知在临走之前，我在娘家想吃块白薯而不得。这让我去得是个什么心情？让我觉得这16年的姑娘生涯，还有个什么趣儿呢！”
这时她的伤心就不单是因为这块白薯而自己又在那里偷加了许多别的感慨，以至于哽哽咽咽，肩头一抽一抽的。虽然我们知道女兔唇把别的不该我们承担的感情负担，也加在了我们头上，我们也暗含委屈；就好象你和一个姐姐好，其实在和你好之前，她不知已和多少人好过，但是在和你闹脾气的时候，她还是把她一生的坎坷和不顺，转过头来一股脑地都加在了你的身上你也无话可说一样；现在女兔唇闹这个，一下也把我们吓住了。是的，她下个月就要出嫁了。我们忘记了这个事实其实跟白薯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也没有料到，为了半截烤白薯，女人就可以把她的婚姻大事给抖落出来。这太不成比例了，杀鸡用了牛刀。我们这些小公鸡一下就慌了手脚。怎么办呢？所有的哥儿们这时露出了卑鄙的本质，一下停止了大笑，迅速恢复了正义，接着一跨脚站在了女兔唇一边，忘记了他们刚才的幸灾乐祸，似乎刚才世界的混乱和不对付，都是我一个人造成的。他们纷纷在指责我：
“小刘儿，你做得太过分了，不知兔唇要嫁海疆吗？你不知道她是花季16岁吗？不知道这朵花马上就要被人揉碎了吗？如果我们手中剩下白薯，一定会给她吃。兔唇，别理他，跟他这种人，说起来也用不着压这么大的赌注；这么把出嫁撂出来，也太给他脸子了。”
接着他们在那里圈起来相互安慰，都背对着我，把我一个人撂在了不上不下的半道上。当时我一个人在世界上好孤独。我想哭也找不到一个伴啊。我最后怎么办？只能向众人投降。我红头涨脸地嗫嚅着说：
“是我不对，行了吧？我怎么能由一块白薯，想到一个人的终身大事呢？”
这是我们之间的一场感情遭遇。但真正说起来，我们对女兔唇这种人，还是转眼就忘。后来女兔唇真要出嫁了，我们看她上花轿，村丁小路放炮杖，一下放离了眼，一个炮杖“嗖”地一声钻到了女兔唇的裤角里“啪”地一响，将这裤腿崩开一个大叉口，裤子就成了旗袍。女儿悲，上轿之时崩裤腿。女兔唇又在那里哭上了。小路吓得抱头鼠窜。这时我们就没有像上次烤白薯事件那样郑重，这次就把别人的悲剧当成了自己的喜剧，把别人的痛苦撕开来看，一个个在那里哈哈大笑。你说这帮小兔崽子还有人性吗？他们能代表送别女儿的故乡吗？女兔唇出嫁后，我们该怎么喝跟斗虫，还怎么喝跟斗虫。除了偶尔要拿崩裤腿取乐之外，话题上都很少涉及她了。16岁的花季，渐渐就从生活的画板上淡化了。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到头来就是这么一个结局。悲凉之雾，慢慢迷漫了山林。对女兔唇是这样，对六指、白蚂蚁、白石头、村丁小路，我们也是这样；他们倒是在这里可以找到一些物以类聚的同伙，不至于在世界上过于孤单。那么我们在世界上在乎谁呢？还是在乎那些前朝和今朝的新老贵族们哪。我们喝跟斗虫，他们喝麦爹利；我们着剃月牙头，手持一把镰刀，甩着黑棉袄和小脏手，张着嘴在河岸上跑，他们剃分头和一头鸡毛，坐着专机和专列，上边铺着红地毯、白地毯和人工的稻草；他们享尽了世界的福，我们受尽了世界的罪；他们的福就是我们的罪；但我们在怀才不遇的嫉妒之余，还是在向往、羡慕和在乎他们。当我们见不到刘老孬和小麻子时，我们甚至开始拿故乡的贵族当回事。曹成、袁哨、地主婆柿饼脸太后，就成了我们在故乡的崇拜对象。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对我们起很大的引导作用。他们说原谅我们，我们才能够放心。反过来，我们的崇拜和请他们原谅，也使这些前贵族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生活支撑点。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两方面的相互认真，使这个事情给严肃了起来。他们也力图做出表率的样子。白蚂蚁在粪堆旁发表了一番对故乡的言论，曹成、袁哨所以那么着急，就是这个道理。难道允许在故乡再出现一个可以使孩子们佩服和崇拜的对象吗？我们得对下一代负责。在对我们下一代的态度上，贵族们之间因为个性的不同在行为上也有差异。地主婆柿饼脸对我们采取的是怀柔政策，每到中午午休时候，她在卧室的黑桌子上，撒上一层白糖粒，稀稀拉拉，星云迷布；我们一到中午，就放下玻璃瓶，像一群蚂蚁一样，滚成蛋向柿饼脸卧室里飞跑。到那以后，按柿饼脸的要求，雁翅排开，一人伸出一个手指头，一下一下往桌面上捺白糖粒，然后送到嘴里去舔。多么幸福的童年啊。那是一个缺少糖份的年代。河边的放荡和对路小秃的向往消失了，我们一个个都成了腼腆的羔羊。直到现在，一些朋友和非朋友见到我，还说我有文质彬彬的一面，有腼腆和招人疼爱的一面。这一面从哪里来呢？就从地主婆柿饼脸太后黑暗的卧室里来。柿饼脸这时叼着大烟袋，看着我们在那里安静的沾糖粒，脸上不禁露出了和我们同样的笑容。这是这个破落的前太后在日常生活中所露的不多的笑容的一种。她看着我们招之即来的急迫样子，挥之而去的鸟兽散的情形，她老人家似乎一下子回到了大清王朝号召全县人民跟她一起捉斑鸠玩的时光。接着就又有些伤感，眼睛里慢慢涌出了泪；这时嘴里唱起了“额娘，额娘你好吗”的昔日的贵族歌曲。我们却也不听她这些过时的陈词滥调，我们的精力都集中到捺白糖粒的桌面。有时为了一个白糖粒，谁先看见谁后抢上去的缘故，屎根照小蛤蟆头上“啪”地来了一巴掌。小蛤蟆“哇”地一声哭了。这又是柿饼脸太后所喜欢看到的。她这时就叹一口气，上来给我们调解。说分得肉，就分得了天下；调解了孩子，就调解得大人。说完这些大道理，她会突然很卑鄙地问：“白糖粒都沾完了？”
我们的指头仍吮在嘴里，傻猫一样点点头。
柿饼脸：“吃过东西，就该干活了吧？”
我们瞪着眼睛：“干什么活？”
柿饼脸这时转了个脸子，一下变得很下作，笑着讨好着向我们说：
“婶子身上很痒，你们上来给我搔搔痒怎么样？这都是过去在宫里养成的坏毛病，现在沦落为穷人，身上的神经还一下子改不过来。我就倚老卖老了，我就摆一下老资格了，你们就原谅我吧。”
说着，很熟练地趴在炕上，趴得像个老母猪（这里决没有贬意和嘲讽的意思），等待我们这些小猪娃上去给她拱奶。我们这些小猪娃相互看看，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但我们仍做出像大人一样的无奈的样子，耸耸肩，就上去给她搔痒。谁知她这身上，是越搔越痒，于是她撒白糖的次数就越来越多。一次也是奇怪，我们沾完白糖粒，正要上去给她搔痒，谁知她身上突然不痒了，倒是有些红肿，这下搔不得了。到了该搔痒的时候，她没得身可痒，我们没得痒可搔，双方都感到非常别扭和不自然。她要这么不痒过去，我们就这样不搔痒默默走人，接下去整个下午和晚上，我们大家都活得不踏实。最后太后还是太后，她在危难之中，替我们想出个主意。她说：
“身上虽然不痒，但脚上还是有些痒。我估计可能是脚气发了。这样吧，小刘儿在历史上不是给丞相和主公捏过脚吗？就让他单独给我捏一下脚，把这个给中午对付过去，我看也就罢了。”
于是，她趴到炕上，把小荷一样尖尖的脚给伸了出来。我见太后从众人之中单独把我挑出来，把大家的中午时间都寄托在我一个人身上，我也有了按捺不住的激动。于是我上了身，虽然手生些，但是我还是拿出了我的全部本领和浑身解数。但我接着发现，俺家太后的脚并没有犯脚气，她的脚在那里一点没气地美丽地长着。我的一切功夫都白使了。我越用力，倒是她在那里越痛苦。这时我才感动地明白，她老人家原来也有品质高尚的时候，她是在忍受着自己的痛苦，来使我们度过一个圆满的中午。我在历史上毕竟跟过大人物，这种时候不会不懂事；越是到这种时候，越能考验一个人的素质。于是，我也瞒上不瞒下地放轻了手脚。似乎在那里捏脚，其实并没有用劲，当然，这种虚张声势比真做功夫还让人身体和心理发累。当然也更容易骗人。我身边的伙伴们，原来是一群傻冒。看他们在河边很机灵，一到这贵族场合就不行了。我和太后，为了一个共同的阴谋，这时在心理上也更加相通。太阳偏西了，中午过了。我跟伙伴们该告别了。临走的时候，太后还悄悄捏了我一下手说：“谢谢你，小刘儿。”
又悄悄趴我耳朵旁说：“你到底比其它孩子知道一个女人的心思。”
说得我心花怒放。一下子天阔地阔。天底下的人，都变得比往常亲切几倍。
这是我们的中午。那么我们的早晨和晚上呢？自然被另两个前朝贵族曹成和袁哨给占领了。这两个人与柿饼脸不同。公母之间差别大着呢。他们两个，在我们面前，就摆上了架子。虽然他们见着现实的贵族刘老孬和小麻子像三孙子一样，但见了我们这些小孩子，他们倒是来劲了。我们与他们对面走过，他们往往会停住脚步，站在那里，恨恨地盯我们。就好象一个贵族与一个仇家窄路相逢，勒住马，恨恨地盯对方一样。好象他们的天下，花团锦簇的过去永不再来，是我们颠覆和破坏的一样。我们大家正在做游戏，突然看到我们还不能不在乎的人的这种眼光，我们心里也有些发毛呢。而且他们也在跟我们做游戏。每次见到瞪我们是肯定的；但每次瞪的角度和内容却又有些不同。随着我们偃旗息鼓，停止游戏，垂着手从他们面前悄悄通过，他们每次随着我们的脚步移动，他们转脖子的速度都不同。我们每次通过的速度相同，他们转头的速度不同，这种速度的差异和每次差异的不同，使我们不寒而栗呢。每次目光的内容和转头速度的差异，也使我们忐忑不安的是，我们除了历史上犯过错误之外，是不是每天也有些现行的罪行，所以招得他们这么频繁地改变目光和改速度呢？是因为我们内容的改变才招来他们内容的改变，还是他们本来就是日月常新而我们成了一潭死水呢？我们觉得这样对峙下去可不是办法，这样一潭死水地发展下去，连瓶里的跟头虫也养不住了。曹成和袁哨到底是大政治家，处理起这事显得举重若轻，不慌不忙──从这一点看，他们还真不亏是老贵族，不像刚暴发的刘老孬、小麻子等新贵那样，一切还显得慌里慌张；慌里慌张的贵族，一定是刚暴发不久的新人；倒是我们这些早晚要被他们处理的人，显得比他们还着急。当然，最后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他们并不动一刀一枪，只用眼神和脖子的速度，就使我们缴械投降。中午我们另有公干，我们只好把我们的早晨和晚上让给了曹成和袁哨。这样，他们就像联合部队到了弱小民族的领土上一样，就像虎狼到了羊圈里一样，这时他们倒忽视了他们的老成，露出了掩饰不住的狰狞的笑容。这使我们也感到有些对老贵族的失望呢。他们也是见过世面的人，怎么到了羊圈里也是这么个样子呢？这和刘老孬和小麻子又有什么区别呢？说起别人都是一套一套的，怎么到了自己身上，也是这样不管不顾呢？照此下去，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希望？但我们接着就又把曹大人和袁大人给原谅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就像他们看我们垂手而过的角度改变一样，我们改换了一个角度，就又把这个事情给想清楚了。有时角度对于这个世界是多么重要啊。我们还是承认曹袁的老贵族身份的，虽然他们进入羊圈的做派和新贵族一样，但是他们的动机和激活点还有不同。新贵族就像光棍对于女人的饥渴，现在好不容易有一个女人，所以就显得慌里慌张；而袁曹不同，他们经过大风大浪，只是现在久别胜于新婚，所以才显得这么个下作的样子。我们这些天真无邪的孩子，还是原谅他们吧。既然我们是些谁进来都是进来的羔羊，我们就不要挑挑拣拣了。我们已经把我们的中午送给了别人，再加上一早晨和晚上，对于我们也不算什么。清早和晚上干什么呢？从物质条件上来说，比中午上柿饼脸太后的卧室里还惨。柿饼太后毕竟还没有一败涂地，现在还是一个破落地主，所以还有白糖粒在桌子上撒着，使我们往这卧室去的时候，心里头有一种希望和喜悦。而清早和晚上到了彻底败落的光棍曹成和袁哨面前，就什么都没有了。物质全没有了，剩下的只是精神和形而上；就是精神和形而上，也只是村头粪堆旁千篇一律的对话会、恳谈会、新闻发布会，再不就是教育会，或他们自顾自沉浸在他们的英雄当年，回顾他们的历史，说着说着就英雄泪流，只把我们当作一个倾诉对象。再没有什么新花样了。老曹还好一些，有时老曹去赶集，只剩老袁一个人，就该我们大家彻底倒霉。老袁指手划脚，对我们从外形上就要求特严，我们在河边喝跟头虫的时候，喝得肚子涨涨的，爱用手拍肚皮，做些畅想；现在不行了，不但畅想不允许，要注意听他的宣讲，而且拍肚皮也不可以，这就让人手脚没个放处，感到心里空落落的。但这还不是老袁的最大毛病。老袁的最大毛病是，他说着说着，要么忘记了我们的存在，像精神病人站在立交桥上，对着桥下来来往往的车辆和人群大声地喊叫“我告诉你们！”要么就对我们单方面进行了移情，说着说着就不把我们当朋友了，就人为地把我们当作了他的敌人。这时脖筋子涨得通红，脖子慢慢地转着，挥着拳头，在那里声嘶力竭，宣泄他个人的种种不如意，又把这些不如意的原因，毫无来由地追加到我们身上，现在又抓住了我们，要我们偿还。粪堆旁的过路人看到，往往竟以为是审贼。使我们脸上十分挂不住。这时我们才知道，为什么他在三国的时候，谁跟上他谁倒霉，人家打仗都取胜，他这里为什么节节败退。连我们心里都小瞧他许多，轻轻叹一口气。老曹比他还是要强些。碰到老袁去赶集，留下老曹对付我们，我们往往会有一些小欣喜呢。虽然两人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但老曹毕竟当过丞相，有水平，有能力，这一点还是要承认的。他就比老袁要和蔼嘛。他讲起课来，不是填鸭式，而知道活跃课堂气氛，采取启发式，提问式，让同学们参加：知道老曹叔的脚气发在哪一年吗？知道老曹叔睡过多少个女人吗？等等等等。谁回答对了，他就奖励谁一粒小山枣。这也是他比老袁高明的地方。虽然他们都没有白糖，但老袁不想办法，老曹想办法，这就不同。我没有白糖，你对我禁运，但我可以自力更生，我的阵地不能丢。于是就在我们每天中午在太后家沾白糖粒的时候，老曹那么大年龄了，这时正一个人顺头流汗的在山上树棵子间攀登，从上面摘些山枣，自己不吃，以备晚间讲课提问时用。冲这一点，我们就对他尊敬许多。他提的这些问题，虽然也是他的个人历史，但他讲课的方式不烦人，又有小山枣在手，我们就能够接受。说到这里我本人也有些兴奋。这些老曹辛辛苦苦摘的小山枣谁人吃的最多？当然是我。我和其它孩子在这一点上还是有些区别。我的出身，还是比他们离贵族更近一些。当年我毕竟在曹丞相身边待过。一开始还有些人不服气，几道题下来，他们就服气了。在他们还在犹豫和大瞪两只傻眼的时候，我就面带微笑地回答出来。虽然一千多年过去，丞相的生活起居，还都存在我心里。脚气发生在哪一年？公元一百九十四年。一共和多少个女人发生过关系？105个（不包括战乱年代那些强奸未遂的）等等等等。我在这些不能拍肚皮的伙伴们面前大出了一阵风头。渐渐弄得我对中午太后白糖的向往，还不如晚间老曹的小山枣呢。但往往也有这种情况，我兴冲冲奔老曹而去，谁知这天老曹临时有事去赶集，上来顶课的又是老袁。大家只好自认晦气。老曹中午摘的山枣，本来是留给老袁发给我们回答问题用的；但老袁从来不提问题，他把世界上的问题都留给了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发恼发怒，趁此机会，把小枣一个个扔到了自己的嘴里。后来老曹回来了，我们也不好为了一个小枣揭发他。令人感到可气的是，他吃了我们的小山枣，讲话的方式一点没有改变，发怒的程度一点没有减弱。得不得我们的便宜，对于他竟是一样。他没有拿占我们的便宜当回事。你果真要把你们和你们这帮贵族弄得这么千疮百孔的故乡的责任，都要一推六二五，或者就是这么厚脸皮归结到我们身上吗？我们平常承担他们也就罢了，但一遇着大事，这两个过去的政治流氓，往往又会把我们这些孩子推到前面，成为他们阴谋的借口和替罪羊；就好象战争打响了，他们要进攻了，把我们赶到他们队伍的前面为他们趟雷一样。后来，在同性关系者找家园、同性关系者要把这里当作故乡这件事情上，他们就又与村长猪蛋串通在一起，把我们当作一个筹码给打了出来。藉以增加他们的回扣和以售其奸。事后还把这一切，说成是猪蛋的主意。我们都知道，猪蛋懂得什么？他能说出这么高深的道理吗？
我们大人倒是没有什么，但是孩子呢？我们可以不考虑同性关系对我们的影响，但是我们也不管下一代吗？就任凭瘟疫这么肆虐吗？就好象建工厂要考虑环境污染，修道路要考虑环境绿化──一切防范的费用都要事先打出来一样，这次关系方面对故乡的污染，就不考虑在预算中事先打出少年儿童损失费这一项吗？嗯？猪蛋听到这个主意却很高兴──也是蠢人一时激动，正好被曹成和袁哨以售其奸──猪蛋在他人生的道路上，轻易不见有个主张，现在见别人把好主意白白按到自己头上，还有些感激老曹和老袁；证明自己当村长找的这两个谋士还是不错的，知道关键时候把村长推到前面；也借此向世界证明，自己当得还是沉稳和有思路的。对于村里的一切，还是有考虑的。对于村里的发展，还是有前景规划的。对于世界的变化和风暴，还是未雨绸缪和兵来将挡和水来土屯的。几天之后，猪蛋说顺了嘴，真把以孩子趟雷为筹码让对方割地赔款的想法当成自己的，把老曹和老袁忘到了脑后，在谈判桌上指东划西。老曹和老袁见自己设了一个圈套，猪蛋就像狗一样乖乖地钻了进去，两人在背后捂着嘴“嘀嘀”地笑。当然，到了后来，到了世界自杀和他杀日，一切要回头清查，清查到这一段，大家理所当然地将这个主意的罪责都归到了猪蛋一个人身上，以此为据，将他和他的情妇呵丝温布尔倒吊在村西打麦场上新立起的绞刑架上，他临死还蒙在鼓里，不知道是谁把他害死的，人家在集上把他卖了，他还傻呼呼地在那里帮助人查钱，这种憨态可掬的样子，倒让人想起了他生前的许多可爱之处。许多娘们小孩，这时倒洒下了一鞠同情之泪。也使一些必须自杀的人感到羡慕和不平：
“作恶多端的人，倒是有人帮助他套绳套，我们这些安分守已一辈子的人，临到头还得自己系汗巾子，眼看一个人在那里挣扎，也没人围观和起哄，没人洒泪，死得多么没趣。早知这样，我们生前何不也做两件让人窝心子的事，这时也有一个被杀的资格”
牢骚满腹，不一而足。这是自杀对他杀的羡慕，这是简单对复杂的羡慕，这是猪蛋临死之前还不知道的再一次祸伏福焉。世界前因后果的陡转和折合、层次的冲突和迷漫是多么地复杂呀。这不是猪蛋所能承担和把握得了的。当然，这是后话。当时同性关系者来故乡时，猪蛋在前台和谈判桌上，可是振振有词地以我们为借口，要求倒卖人口的一方增加两千万法郎的儿童少年损失费，以供他们三个背后瓜分。阴谋一环套一环，最后弄得制造阴谋者本人，也不知道自己在阴谋的哪一层了。当乱七八糟的阴谋到达我们这些跟头虫面前时，一切全变形了。如果让我们对变形的阴谋说些什么时，我们倒茫然不知从哪里下嘴了。就像几个叔叔大爷把我们领到集上，一把匕首插透了我们的手腕，接着就开始了他们的卖艺，说这个孩子多可怜，叔叔大爷行行好，给我们两个过路钱吧。我们的血在那里“嘀哒嘀哒”往下滴，血之前摆了一个小桶，随着血的声音，小桶里也“匡里匡啷”开始落硬币。最后，太阳落山了，集散了，叔叔大爷只顾在那里抱着小桶数钱，为他们相互分配不公而打闹，谁还有功夫来管我们手腕的包扎呢？所以当同性关系者回故乡的消息传来以后，老曹老袁在村头粪堆旁的傍晚通气会上向我们传达这个消息及他们在这个事情上的阴谋时，我们都把我们血淋淋的手腕，亮给了他们，他们倒也误解了我们的意思，老曹点着头对老袁说：
“看看，看看，这是什么，这是对瘟疫到来的血泪的控诉嘛。刚才我们还是有些大意，我们应该把这些孩子的血手，也拿到两国边界的谈判桌上，对敌人就更具有说服力了。这个jī巴猪蛋，这次仰仗我们不少呢？如果在利益上还要和我们平分，倒真便宜了那小子呢！”
接着老曹变了脸，突然对老袁也有些不耐烦起来，用手指着老袁说：
“包括你，在里面也没有出什么力气，也是跟着我的思想吃两个随手面罢了。你说我为别人倒是做了多少嫁衣裳？如果你们两个在这次的分赃问题上，不能让我一步，让我拿一个双份，我不但对猪蛋，就是对你，也有些寒心了！”
谁知老袁不吃这一套，说为了这个阴谋，他也贡献了不少脑细胞。接着两个人就丢开我们，趴在阴谋图上，开始分辨他们各自脑细胞的形状和数量，数着扒堆；最后为了一个像游动的精子一样的奇形怪状既不像曹又不像袁的那么个东西的归属，两个人在那里打了起来。揪耳朵扯鼻子，打得头破血流。这样从客观上倒对他们有利，他们也在那里流血，我们就不好再拿我们的流血当回事了。虽然血与血不同，但混在一起都是血，谁还有功夫去分辨它们之间的差异呢？我们善于找到世界的共同点，谁还冒着说不清道不白的个人危险去吃力不讨好地寻找这些不同之处呢？我们只好把我们的手腕乖乖地收了回来，自己去擦自己的血迹。在阴差阳错之中，他们的阴谋又一次得逞了。老曹将老袁打败打跑之后，带着一脸血，吐着碎牙：“每次跟他个龟孙子共事，都是这么一个结局。”
接着做出天下为公的架式，忍着伤痛说起了正题：
“他走了，我们接着说正题。你们说，你们欢迎这些同性关系者到我们的家园吗？你们就甘心让他们来玷污你们幼小的心灵吗？一张白纸，没有负担，能让这些关系泛滥者和关系倒错者来胡涂乱抹吗？不能，如果世界是这样，和平议会的道路走不通，剩下的就是逼上梁山了。当然，现在事情还没有严重到那一步。我在谈判桌上，还能够代表你们的利益。我要阻挡住这股恶流的到来。从这件事情看过去，刘老孬和小麻子也有一种错觉嘛，觉得这个世界就是他们的了，什么事情也不用跟人商量了；他们为了解决自己的难题或为了从中牟取暴利，说让谁到故乡来，就让谁到故乡来了。他们想得倒是轻巧，好事都自己占着，把一摊屎留给了别人。我这次倒要做个对头给他们看看，看他们不跟曹大爷利益均沾，这个事情能够办成，我就算服了他们。肥水不落外人田，一切利益都独吞的农业时代，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说到这里，我倒要感谢你们这些我教育出来的孩子们，你们在关键的时候，还是帮了我的大忙。你们是我手头一张硬硬的大牌呢。只要有你们在，我心中就有底。你们虽然不懂事，但是你们本身，却可以赢得世界舆论呢。哪个女人不风骚，但哪个女人不同时又是母亲呢？除非那些带着花冈岩脑袋的老处女，但她们在表面，也得做出喜欢孩子的样子──尽管她们内心，巴不得别的女人生下的孩子，第二天一早就统统死掉。我抓着了你们，就抓住了整个世界。为什么曹大叔每天早晨和傍晚在你们身上下功夫？我是吃饱了撑的吗？不，我还是有历史眼光的。在这一点上，我和那个所谓在历史上当过太后的老女人还有些不同。她在历史上身份的真假，我就不去追究了；就当她是太后，但一个女人家，在处理这些大事的时候，还是露出了她头发长见识短的致命的弱点。她考虑的还不就是眼前的小悲欢吗？她中午把你们召集到她的卧室里，花费了那么多白糖，但目的是什么呢？也就是重温一下她过去对人召之即来、挥之而去的一种肤浅的感觉。这怎么能成呢？这不是白耽误功夫和东西吗？我就不是这样，我的小山枣没有白费，现在派上了大用场。我历来认为，世上的人有两种，一种是鸡，一种是鹰；鸡呢，每天也就是盯着眼前的几粒米，在土里和麦秸里用脚刨食；而鹰就不同了，一展翅，就到了几千米的高空，手一搭凉蓬，就看到了几千里之外。我就是这样一只鹰，而那个柿饼脸太后呢？就是工人阶级后院粪堆上的鸡。那么好的大清王朝，被她搞成那个样子，也就不奇怪了。今天说句痛快话，连我的伙伴老袁也捎上，他也不一定就是一只鹰，我也是没办法，在这穷乡僻壤里，我也是孤独啊，找不到一个知心和可以聊天和联手干事情的人，才委曲求全地找了这么个孙子。其实你们倒也不必拿他当真。我也听说了，在我赶集的时候，他总是偷吃本来应发给和奖励给你们的小山枣。这就是他的素质。摘山枣爬荆棘的时候找不到他，现在要吃胜利果实了，他一个大人，倒是光着身子跑过来，假借着真理和正义，吃起了孩子们的东西。他也别得意得太早了，有朝一日，我也做个圈套，让他也像猪蛋一样不知不觉地上了绞刑架，到死不知道是怎么死的，死得不明不白，不青不紫，那才让他知道我的手段呢，那才让人趁了愿呢。当然，这也都是将来的事──相信我把握未来的能力，我们不说它也罢。目前的问题是，我把录音机准备好，你们听我的话，给我回答几个问题；你们的模样虽然上不得台盘，但你们的声音还是可以作为一个武器拿到谈判桌上；就算曹大叔带你们赶了一回大集。当我问你们同性关系者来故乡好不好，你们就大声说不好，谁说的声音大我就发给他一粒小山枣。我接着问为什么不好，你们就说伤透了我们的心灵。我再接着问那你们准备怎么办，你们就说我们正举着血淋淋的手臂抗议”
等等等等，曹成说了许多。但当他兴味十足地正式向我们提问的时候，我们却沉默不言。甚至当曹成问到“同性关系者来故乡好不好”时，刘屎根还大声地说了一声“好”令曹成十分伤心。他培养我们多年的心血，就这样付之东流了。倒是刘屎根因为一时大胆，竟成了这个问题上的风云人物。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甚至大模大样地坐上了主席台，开始回答记者的种种提问，令我们这些同时代的伙伴们好不欢欣鼓舞和好不嫉妒。他拿着我们大家的利益，现在也终于出人头地了。女兔唇甚至说，在这个世界上，谁不是拿着大家的利益出人头地的呢？这个世界可真是堕落了。不想堕落的人，就得这么耐得住寂寞。我们在电视上看到我们的刘屎根，他一下子离我们遥远许多。法新社的女记者问：
“刘屎根先生，你为什么在大家都在反对同性关系者回故乡的浪潮中，突然独树一帜，大声地说了声”好也就是对世界说了一声不呢？
经过翻译，刘屎根开始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在电视旁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虽然他拿着我们大家的利益出人头地，但不管你愿意或不愿意，现在他就是代表着我们大家。但刘屎根不亏是我们的弟兄，这个记者招待会一结束，我就知道，世界上贵族圈子里，又多了一个“嗡嗡”乱叫的苍蝇。你知道他说什么？一开始他倒也没说什么，在那里吭吭哧哧，脸憋得通红，像只吞了热薯的狗；最后憋着憋着，竟说出一段惊心动魄的话：
“我们并不单把他们看作是同性关系者，他们是不是同性关系者，对于我们并不重要，我们还只是一些嘴上没毛大腿根也没毛的小嫩瓜，想来他们也不会想我们的账。我们更注重他们的是，... -->>
故乡是什么？白蚂蚁说，故乡是他家棚子里隔年的蜘蛛网，上边扯着几只干化的苍蝇、蚊子和蠓虫；网子是固定和陈年不变的，苍蝇、蚊子和蠓虫是偶尔撞上去的；棚子是不变的，人就像网上的苍蝇、蚊子和蠓虫一样只不过是匆匆的过客罢了；遗忘和忽略是大部分的，留在心中和历史上的记忆是偶然的──谁是当年结下这干网的大蜘蛛呢？说这话的时候，白蚂蚁嘴里叼着一支三炮台，腰里捆着一根草绳。三炮台只剩下一个烟屁，白蚂蚁边努力吸着这烟，边不失时机地发表了这么一番议论。说完这个，还瞪着大眼珠看大家。大家当时觉得没什么。一个白蚂蚁，还能说出什么关于世界和人生的道理？于是不太在意。但过后想一想，觉得他说的还真与众不同。这时白蚂蚁就有些委屈了。说就是这句话，也只是他思想体系中很小的一部分；就是这部分，当时也没有展开讲；一方面是看众人狗眼看人低的模样，使他觉得这些人竖子不足与谋，精神上马上就懒了许多；同时他正在用指甲掐着一支烟屁，既想吸这支烟，又怕咄咄逼人的烟头烫了他的手，慌忙之中，只是说了对故乡看法的大意和整体思想的骨头和脉络，生动的肉和细节就忍痛割爱了。伟人们思想的发挥，总得有一个适当的场合和气氛。我在你们中间，被生活和你们磨的，同化的，异化的──思想的锐角，也早已钝了许多了。世界上所有伟大的思想，初看都没什么，很简单嘛；但你要须知，伟大的思想都是朴素、生活化和平易近人的；但这个朴素和平易可不是真的没有什么。它只是便于群众接受罢了。初看没有什么，但你一个人静处的时候，一个人面对世界和寥廓的时候，你再想这个道理，就觉得越想越有味，越想越有道理；就好象世界上那些漂亮的姐姐们吧，这些姐姐们有两种，一种刚一见就惊心动魄，但两天之后，就觉得味同嚼蜡，是一块鸡肋；还有一种人，刚看似也平常，但两天过后，越看越有味道，越看越耐看，是一朵石榴花；我白蚂蚁就属于后一种。你们对我思想的吃惊，也就不奇怪了。平时你们看我像一个乞丐，见人就想蹭根烟抽，一根烟算个什么，就成了乞丐了吗？我就是从来不买烟和保险套的人，我对上边和下边都没有防备；这还不是最气人的──你们这么看我倒没什么──这也并不出我的意料，最使我生气的是当我离开你们回到家里时，老婆和白石头也这么看，这让我觉得这个世界无可救药了。别人狗眼看人低那是因为离我的思想远，你们俩人每天生活在我身边，眼窝子也这么浅吗？潜移默化，耳濡目染，你们也该学一个大概了，谁知到头来，世界并没有让我改变半分──原来我以为能改变整个世界，最后连一个地区也没有改变好。要说我在世界上有什么伤心的话，这就是让我最伤心的了。什么叫乞丐？我在外在物质上蹭点什么那没有什么，倒是你们这些人在精神上要乞求别人，活得不明不白，才让人看着可怜呢。我刚才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们就如获至宝；如果我把我的思想体系给倒出来，恐怕咱们就可以建立一个新世界了吧？说到这里，六指，再给我一支“马包肉”（我的英语怎么样？小刘儿这人你们知道吗？也是从咱们故乡出来的，大腕，我们有时晚上还要通一两次长途电话，共同讨论一个词的用法和一个单词的译法。）！这时六指还处在事业的鼎盛时期，还一月一次来往于京城和故乡之间，现在围着村头一个粪堆跟村里人说闲话，也是为了与民同乐，也是刚吃过饭，为了消消食；但就是这样牛x的人，听了白石头一番讲演，也突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普通人，一个土头土脑的村里的百姓，可怜地笑着，将自己在京城丽丽玛莲大酒店偷拿的“马包肉”乖乖地给白蚂蚁递上一支。思想的威力就这么大。白蚂蚁满意地将烟点上，深深吸了一口，这次不怕烟屁烫手了。粪堆周围的一帮人，这时也都不好意思地笑了。
这是在故乡的某月某日，村头的粪堆旁，所发生的再平常不过的事──本来很平常，但因为有白蚂蚁的加入，就变成了一次偶然和事故。日常之中，我们穿著黑棉袄，袖着手，站在粪堆旁一边晒太阳，一边嘀嘀咕咕说些什么和翘耳倾听些什么？就听一些在村里占主流地位人的演讲。这是我们的思想中心，这是我们的营养来源，这是我们的新闻联播，这是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当然，这是在我们故乡，还没有发生大事之前的时候。我和孬妗的专机，还没有到达故乡。人们袖手期待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在这种一切没有改变的平静的日子里，这一天也有些例外：这一天在议会发表演讲的，竟是白蚂蚁。本来在村里和议会、在粪堆上和人群中，都没有白蚂蚁说话和插足的份儿。他在村里算一个什么东西？吸烟还要向别人蹭，哪里有他拋头露面的机会？但这天纯粹出于大意和偶然，村中的主流人物碰巧都不在家，曹成、袁哨、甚至算上俺爹，都不约而同到县城赶集去了。他们之中只要有一个人在，哪里还有白蚂蚁插嘴下脚的地方？他哪里能捡到这个巧宗？正因为他们不在，白蚂蚁就钻了这个空子和脱颖而出，让他思想的流水终于找到了一个渠道，让他压抑多年的情绪终于得到了爆发，让他对世界也谈了一些新鲜的看法。一开始我们没有在意，事后想起来让我们吃惊。这简直是一次政治事故，这简直是我们故乡历史上的一桩耻辱。曹大叔等人赶集回来，听说这件事，曹当时就对身边的袁哨说：
“看看，看看，我说不能掉以轻心，你还不信，现在信了吧？怎么我去赶集，你们也都去赶集了呢？就不能把时间岔开吗？别小看粪堆这个阵地，稍微有些粗心大意，我们不去占领，就有人钻这个空子。虽说是亡羊补牢，犹未晚也，但他的这点子毒水可都让他流出来了。看他流得多么畅快和舒服，你我竟都是吃干饭的。毒水流出并不可怕，但这点子流毒竟也在群众中造成了影响，这就不是一般的你管还是不管的问题了。何况他说的是对故乡的评价。这是什么言论？如果是胡说八道还好，可他也说得有板有眼哩。这就更加不能小觑了。我知道，我们在三国时候，都是做过大领导的，丞相的丞相，主公的主公，我们都是抓大不抓小的人；这是好事，作为一个领导，不能事无巨细，我们的共同朋友，孔明兄弟，后来是怎么死的？就是吃这个不会当领导的亏。但我们也不能不分地域和环境地把过去的经验乱用。毕竟时代不同了嘛。就是一块糕，吃来吃去，恐怕也该馊了吧？但我们就是这样保守和因循守旧。我承认，我也有放松自己的地方呢。我们现在不已经不是丞相和主公了吗？我们就是在村长猪蛋领导下的一个普通的村民。如果我们还拿着历史上的经验乱用，还拿出当年领导人的款子，还是那么抓大不抓小，问题肯定就出来了。过去我们不抓小事有人替我们抓，丞相要出门了，我们还在屋里喝茶聊天，和姐姐们调笑，外边已有多少人在为我们忙活。调车的、调专机的、捧痰盂的、装马桶的；说十点五分走，十点四分车到了屋门口；跨上车，一溜车队，就到了车站月台上或飞机的舷梯旁；人一上车，专车立刻就开了；人一上机，飞机马上就滑向了跑道，呼啸一声，就到了蓝天和白云之间；这时空姐给你递上一块热毛巾，擦把脸，喝口麦爹利，看着机窗外，旁边有沈姓小寡妇捶腿，这是多么赏心悦目的事情？到一个地方视察，也是前呼后拥，吃饭，睡觉，撒尿，拉屎，都不用操心，自有小的们替你安排；到古迹去参观，到草地上去散步，前呼后拥的人虽然多，但你走在中间，你一走步，别人纷纷往两边撤，使你行走前后，都有一个从容和不感到紧迫的空间；但他们也懂事到不离你太远，不使你感到孤独和脱离群众。但这已是英雄当年，早已不堪回首了。想起这些事，只会使我们黯然神伤。现在已经是刘老孬和小麻子的天下了。我们只是人家天下的一只随时可以捏死的蠓虫。这时我们还要摆过去的架子吗？我们还不该放下我们的穷大架吗？我们还以为我们身边有许多秘书、随从和姐姐吗？我们现在上牛市屯赶集，不都是夹杂在一群土头土脑百姓中的一员吗？千人一面，大家都是一个表情，你说哪里还可以看出我们的当年？早已被同化喽。一出村，我们还不是像所有的人一样，赶紧把鞋脱下搭在肩上，用肉脚在土路上走，藉以省一些鞋底；等望见集市再把鞋穿上。想想我都伤心哪。但我们却在我们的身份上出了问题。我们没有认清我们的现实。就剩下一个村庄了，如果我们再把这个地盘给弄丢了，我们到将来可真要死无葬身之地了。我们大意了。我们没有想到我们身边这些土头土脑百姓的危险。他们也有篡权之心呢。你看看这个白蚂蚁，我们过去就当他是一个脑子像浆糊的没嘴葫芦，他的存在对于我们可有可无，见面都懒得理他；现在明白，竟是我们大意了。他还是颇有些思想哩。如果是一个傻帽，哪里来的对故乡的这些稀奇古怪的想法？他没这些想法，我们倒不觉得可怕；他有这些想法，我们倒真食寝难安呢。他成了我们一个对手和敌人了。主公，当年你也是个有主见的，你说。事到如今，我们该怎么办？
袁哨搔了搔脑袋，嘿嘿笑了两声，先说：“娘的，倒真成了一个事了哩。”
又说：
“事情有这么严重吗？据平时观察，白蚂蚁不像一个能成大器的人，怎么突然之间，就像一个积累了多年的思想家到了井喷的时候，自己也没有料到，突然就产生出这么多稀奇古怪对世界发生冲击力的思想呢？这些思想产生以后，别人都欢呼了，拿过去运用了，按照这思想去改造世界了，他一个人倒是对着自己的思想和思想的容器发生了怀疑：这是我的思想吗？我产生过这些想法吗？倒是梦和非梦，自己和蝴蝶，在那里真假难辨。当然，这是人生的一个哲学境界。你想么老曹，这种境界在你我的历史上还不多见，怎么会突然反映到白蚂蚁身上呢？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了吗？可在咱这故乡，别说三日，就是30日，30年，300年，又怎样呢？也没见发生什么大变化呀。何况，白蚂蚁每天的行踪我们都看在眼里呀。不就是五更鸡叫，起来背一个箩头拾粪；白天在大田里干活，倒粪；晚上回家里还得喂牛──哪里是他哲学家思考的时候呢？我倒是不懂了。他家离大英博物馆也有一段距离呀。据此分析，我看这思想未必就是他发明的。说不定在拾粪的时候，累了，要抽一支烟，在那卷烟时，从废纸上看到几个字，于是记在心中；拾粪回来，正好村人们在村头粪堆旁聊天，他扎了进去，将刚才在书上看到的不知是哪一位哲人的话给重复出来，大言不惭地当作了自己的思想，也未必可知。我倒劝你，我们虽然不是贵族了，但也不能因此而对世界发生惊慌和弄得草木皆兵。过去贵族的大而化之的习惯，有时候还是要保持的。如果我们遇到事情就惊慌，不是和白蚂蚁也没有什么区别了吗？一个村庄，弹丸之地，要照过去，大军一到，像抹稀泥一样也就把它抹掉了；现在上边就一个猪蛋，遇事还要请教你我，粪堆这样的阵地，怎么会说丢就丢呢？”
曹成听了袁哨的话，也为难地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他也像袁哨一样搔了搔头说：
“话是这么说，但到底叫人放心不下。”
最后两人达成协议，既不打草惊蛇，又不能掉以轻心；既不立即发动攻势提出新的思想将白蚂蚁打下去，又委托村丁小路对此事展开秘密调查，看白蚂蚁这段出口成章的思想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决不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吧？才是万全之策。果然，事情最后调查清楚了，这思想不是白蚂蚁的发明，而是从别人的书中背下来的。与袁哨预料不同的地方是，袁哨说是拾粪时卷烟看到的，而白蚂蚁是在粪拾着拾着自己想出粪，出粪时看那擦屁股纸，正好看到了这么一段思想。这张擦屁股纸是从哪本书上扯下来的呢？却是从写字大腕小刘儿的书上扯下来的；因小刘儿有这样一个张狂的毛病，写了一本书，就慌着到处送人，生怕别人不知道；故乡的乡亲呢？更是人手一册，有些衣锦还乡的意思。白蚂蚁也得到这么一册，于是有了关于故乡看法的这么一段小小的风波。事情有了结果，曹成和袁哨都放心了；原来自己在故乡的地位并没受到威胁。但在雇小路这个私家侦探，两人在分担侦探费上，你多了我少了，闹了一些个人纠纷；最后意气用事，两人半个月没有说话，弄得谁也不对故乡负责，这也在历史上常见，暂时撂下不提；倒是白蚂蚁正为自己的新思想和新发现兴头，想借此在故乡发展自己，从此在粪堆前当一个新闻发言人，再搞上一个小蜜──初步选定了村西头的女兔唇，还觉得一下选上她是不是太便宜了那个婊子？现在一下被人揭了老底，原来一切都是偷来的，一下被人抓住了黑手，也只好羞愧满面，偃旗息鼓，从此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段笑料，这也不提。弄得事情过去半年之后，我回村中去走姥娘家，他碰到我，还有些不好意思，满面羞愧地说：
“贤甥，我也是一时过于想出人头地，剽窃了你的思想，你就原谅我这次，别扩大事态，故意打官司，到法庭上长你的志气和灭我的威风了。”
这时我倒宽宏大量：
“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也不是一回两回了。我不打官司。如果这样的官司打起来，我还打得过来吗？我还干不干别的了？就算你是以我的思想，运用到村里的实践中吧。”
倒弄得白蚂蚁有些目瞪口呆。当然，这都是在村里还没有发生大事之前日常所发生的一地鸡毛的事情。在发生大事之前，故乡到底是什么样子呢？白蚂蚁抑或是小刘儿的概括是准确的吗？那些往事、青春、闺女出嫁的眼泪、麦苗地里飞舞的斑鸠、暮色中割草孩子归来的说话声，到底在我们的蜘蛛网上，占据着一个什么位置呢？大树在风中飘动。一到春天，柳树吐出了嫩黄的芽尖；正午的阳光，晒在翻起的黄色泥土上；汉子们的头上，冒出密麻的汗珠；一声吶喊，棉袄被甩到了犁耙上。30年代的土路上，俺青春的姥爷，赶着地主家漆黑骡子拉的轿车“啪”地一声，甩了一个鞭花。庄稼贪长，把枝叶伸到了窄窄的土路上，牲口停住了脚步，要吃这枝叶，被俺姥爷宽宏大量地将辔头拉了回来。谁不想吃路边探出来的东西呢？俺姥爷笑了。接着一声鞭响，车铃“叮呤当啷”地急速响了起来。东家还得到机场去迎接麦克道思跨国集团的总裁呢。到了机场，东家跟外宾在那里握手，俺姥爷怀抱系着红布条的一杆大鞭，立在轿车旁抽他的哈德门香烟。俺姥爷有一个做客的经验，直到现在还在我们的家族流传。他说，待客上了几个肉碗，肉上的毛拔得干净不干净，肉煮得烂不烂，是衡量这家人是不是贵族、是老贵族还是新生暴发户、这贵族上没上档次和有没有素质的最起码和最容易判断的标准。如不是贵族呢，这肉碗就上得特别少；如是新贵族呢，这肉碗就上得特别多，但这肉肯定炖得仓促，筋肉连扯，嚼咬不烂；他连把肉煮烂还来不及呢；这又是赶轿车回去的路上，被东家和俺姥爷嘲笑的一个话题；如是老贵族呢？一招一式，都显出古朴和游刃有余的大家风度；哪怕这家子已经破落了几辈子，再见到这家的少奶奶，家里清贫得只剩下一张椅子，但她往这椅子上一坐，把那打了许多补丁的旗袍往上一提──就知道往上数几辈她家繁华的历史和后来破落的辛酸。那么她家鼎盛时是怎么待客的呢？肉既不多，又不少，但炖得稀烂，到口就化。这样的肉，你是要吃得仔细的。一片肉夹起，先将汤水抖落下──能像暴发户家吃饭，汤汁抖落得一桌吗？──送到口中，先让肉化掉，留下烧得红红的一条肉皮再有滋有味地慢慢嚼着，送到胃里。肉吃完了，如果是在别的人家，吃这么多，已经是十成饱了，但在这里还有两成呢；人逢知已千杯少，知已的肉也吃得特别多。没饱而肉无，怎么办呢？这就是在大家吃饭的学问了。看你姥爷没上过私塾，焉知我也懂得许多做人的道理呢。这时你手边不是还有馒头吗。那好，你将一碗无肉的汤汁拉到自己面前──这时拉汤碗是不招别人笑话的，恰恰相反，这是你懂得贵族规矩、通向贵族道路的一张通行证，桌上的其它贵族，脸上都露出会心地微笑；你将汤汁拉到自己面前，把馒头一块块掰着放进去，滚烫的肉汤马上就将这馍粉掉，这时你连汤带馍一呼噜喝掉，才是这顿饭的高潮和极致呢。一切都圆满结束了。世界上再不存在可或不可的事情了。我有了这么一个给地主赶过轿车的前辈，直到现在，我还得益匪浅呢。到了丽丽玛莲大酒店去做客，我就如此办理。可是，有谁知道，世界竟变得如此肤浅了呢？我用肉汤泡馍的举动，受到了一些新生资产阶级挤眉弄眼的嘲笑。我由此得知，这个民族要达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还有一段艰难的路要走呢。后来我在欧洲碰到过俺姥爷，前一辈子不识字的老刘，这辈子人模狗样地蜕变成了伦敦大学的终身教授。我问他过得怎么样，如不如过去给亚洲的地主赶大车。他思索一阵，以欧洲人的严谨，推了推夹鼻眼镜，竟说：
“这怎么好比较呢？你牵涉到黄色文明和蔚蓝色文明的问题哩。”
说完，做出跟我没什么好说的样子，耸了耸肩不再理我。我倒对他大惑不解。前生的因缘，今生好不容易见了面，怎么连我姥娘也不问一声呢？如果做人这么薄情，人做来做去还有什么意思呢？倒是最后在我要告别蔚蓝色的欧洲时，他突然开着他中产阶级的汽车，到机场送我来了。这时他说：
“这辈子好是好，但就是再也见不到滚烫的肉汤泡些雪白柔软的蒸馍了。”
又说：“啊，大车；啊，鞭子；贤甥，再见了。”
说到这里，从他的眼睛后边，竟流出了两点蓝色的泪。让我心中稍稍有些安慰。说过俺姥爷，该说说俺姥娘了。俺姥娘这个人，注定要在我人生的岁月中，起着潜移默化的前导作用。我对俺姥娘的崇拜，超过了蔚蓝色的俺姥爷。不了解她，就很难了解我。我所以在世界上这么懂事，被身边的朋友有口皆碑，说：小刘儿这孩子虽然笨些，但还是很懂事和很知进退呀。曹成袁哨，福克纳和克里丝蒂娜，都这么说过。但他们也只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们只是横着把这看成了我的日常品质，其实我是竖着有历史的血液流传。这一切都来源于俺姥娘。你们对我的表扬和恭维并没有打到点子上起码缺乏历史感。俺姥娘的名字叫郭秀明──在二十世纪初的黑暗年代，能起出这样透亮的名字，也是有些不一般哪。她六岁的时候，清早起来，就能爬八棵大榆树，捋榆钱回家让娘做饭。冬天了，榆钱没有了，家里不起炊烟，她袖着手，吸着鼻涕一个人到后园子里的墙根底下晒太阳。她娘寻她到墙根，抚着这小女孩锈着的头发说：
“还是俺妮好，看着娘作难，饿也不说饿。”
我长大以后，就是这样的人。凡是跟我相处过的人都说，我是一个饱也不说饱、饿也不说饿的人。喜怒不形于色，好歹都藏在心里，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说来也有些可怕呢。后来，俺姥娘跟着她的几个嫂子到外村拾麦穗，曾经到过县城的城门楼子；那门楼之大，凉爽的过堂风，一个戴毡帽的毛头子在铁鏊上烙滚烫的肉盒子，喷香的肉味，都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她长大以后最后也是我长大以后爱吃肉盒子的根本原因。还有一次，她跟她的伙伴们到地里割草，太阳就要落山了，一个一大筐草，草已经没过头顶，背着往遥远的村里走。这时，邻村大叔的马车“叮铃叮铃”从身后赶过来，赶车的大叔“吁”地一声，将车站住，让她们把草筐搁到大车上。接着又让她们上了大车。他要把她们往村里捎上一程。赶车的大叔，你现在在哪里？“唧哩呱啦”谈笑的大车，在空中划过一道欢快的弧线。你让我们和世界有许多想念。我们靠什么活着？不是靠别的，就是靠你的“吁”的一声记忆。你喊的是马车吗？不，你喊得使地球停止了转动。你比俺姥爷深刻多了。后来，俺姥娘出嫁了。回来看娘。住了三天，娘到村头去送她。送了一程，又送了一程。娘，回去吧。妮儿，你啥时候再来看我？这是1993或1994年左右，俺姥娘屡次向我说起的几段往事。在写这些往事的时候我从容不迫，当我修改这段文字的时候，谁知道在那叙说的短短一两年之后，我就永远见不着我的姥娘了呢？一个农家小院的枣树下，站立着慈祥微笑的你。你的去世使我措手不及。谁说我们这些下贱的贫民像一群浑浑噩噩的牛羊一样没有感情呢？我们单薄的生活，就靠这些感情丝线的编织──编得是多么地丝丝入扣呀──来维持了。这是我们的可怜之处。但就是这点可怜也被你们忽略了。后来轮到我了。在我八个月的时候，俺姥娘把我抱到了乡下。抱我往乡下走的时候，我趴在姥娘的肩头上，嘴里啃着一团硬似铁蛋的红糖。一个月之后的一个清晨，俺娘从县城来看我。到了下午，俺姥娘抱着我去送娘。送了三里，到了一个村庄旁。俺姥娘说：妮儿，你走吧；40里路，再不走，走到半路可就天黑了。这时俺娘看我的一个扣子快掉了，说：我把孩孩的扣子缀好就走。到村头人家借了针线，就坐在村头的麦秸垛旁缀上了扣子。扣子缀好了，起风了，俺娘走了。后来俺娘说，她把一个头巾，丢在了打麦场上。15年之后，我要告别故乡了。俺姥娘带着两个弟弟送我到公路上去等班车。我们在桥洞下乘凉。车，你不要来。姥娘，我不愿意离开你。我还记得，我们相互让着吃了一块熟红薯。终于，汽车从远处拐着弯来了。我就这么走了。故乡，你在我心中的印象模糊呢。故乡只是一个背景，前边是一个活动的巨大的姥娘。和蔼可亲，慈眉善目。你是这个世界的希望。后来我和姥娘的这种情形，又到了我的孩子身上。在一个特殊的岁月里，我把孩子送给村中的我娘。我三月不归，两岁的孩子，常常一个人跑到打麦场上，在那里等父亲的归来。她对着空旷的世界喊：
“爹，娘，来抱抱臭臭。”
一声炮响，我们又回到了故乡的过去。杏子熟了。麦子金黄了。一望无际的麦子。三里长的麦趟子，俺姥娘甩着头上的热汗，手握镰刀，从地的这头割到地的那头，连腰都不直。人生的舞台就这么搭就了，俺姥爷和俺姥娘，都成长为这块土地上的大明星。我就是这样一个大明星的后代。那时俺的姥娘是多么地青春和年轻呀。太后家这时成了大地主，老人家手握水烟袋，站在地头，看着看着就看呆了。叫着俺娘的名字说：
“看着郭秀明割麦子，我就像回到了大清王朝的金銮殿，那是多么地投入和驾轻就熟啊。”
说着说着就伤心起来。又想起当年她大权在握的时候，在京城如何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后来回到故乡，在青青的麦苗地，为了她和六指的爱情，发动全县人民一块捉斑鸠。你还想起了你的小弟。春风扑面，一个一个小瓶子，在那里追着上下飞舞的斑鸠，这是多么好的一幅奔走呼号图啊。俱往矣，我的柿饼脸姑娘。现在麦子已经长高了，该割麦子了。地主婆柿饼脸太后吹了吹烟灰，又大而化之对着我顺头流汗的姥娘说：子在麦前曰，逝者如斯夫。这就没有多大的涵盖力了。俺姥娘割麦子动作的层次和情感走向，并不在这个方向呢。我们再一次被太后给扭曲了。俺姥娘身体健康，故乡就长存不衰。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了故乡的一只狗，或一只蚂蚱，或一只蠓虫，多少年过去了，你回去，仍是这狗，这蚂蚱，这蠓虫，但你要明白，这已经不是那狗，那蚂蚱和那蠓虫了。连暮色中的一股炊烟，也不是那股炊烟了。那么那股炊烟哪里去了呢？瓜园中多少孩子的欢笑声，现在一切都沉寂了，只剩下一两只蛤蟆，在那里“呱呱”地叫两声；你走在这样的故乡的土路上，你心里觉得特别没底呢。故乡死了多少人？地里的坟头，已经排满了。陌生的坟头你素不相识，问题是你认识的许多人，现在也人去屋空和物在人亡；上次你回来还在跟你说话，已经衰老的赶车大叔──虽然他并不是当年喊“吁──”声的大叔──眼睛里还在乞求着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破破烂烂衣衫中丑陋的身体，还在徒劳地要保持一下自己的尊严；这次你再去，他果真就不见了。他又给刘老孬和小麻子的阴谋，留出了一个空间──那么故乡是谁的呢？说来说去，原来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不是俺姥爷或俺姥娘的，也不是赶车大叔的，竟是这些一出走就永远不想回故乡的流氓们的。当我说出这一点时，过去的贵族曹成、袁哨又频频点头，说，这比白蚂蚁所剽窃的那段理论，显然又进了一步。故乡并不是呆在和生活在故乡的人们的，而是那些一去不回头并不在故乡呆着和生活着的人的。我和你袁大叔吃亏，就在于历史上我们留恋了故乡。这是一个悖论。当然，这也是极而言之。故乡出去的，就没有那些牵人心肠、又戛然而止的人间故事吗？找一找，恐怕还是有的。孔雀东南飞是怎么回事？十里一徘徊又是怎么回事？同时，故乡也是一处催人泪下的相思之地呢。曹成颤巍巍对袁哨说，当年我们和沈姓小寡妇的一段风流案，并因此引起了一场官渡之战，不也发生在这块土地上吗？接着又点着我说，你们在想着爬榆树、拾麦穗、送女儿和缀扣子的时候，也千万不要忘记这些哩。它们都发生在同一块土地上──这是问题的关键。你们那些人情冷暖的依依不舍之情，和我们的刀光剑影交叉在一起。稍不留神，你们就把这一点给忽视了──说是我们忽略你们的情感，你们也容易陷在情感的泥淖里而忽略历史上的大事和刀光剑影呢。这才是你们情感的背景呢。我们不与出走的人计较，当我们在留下来的人群中进行区分的时候，我们之间也有高下和大小之别的。谁是推动历史和故乡发展的真正动力呢？说着说着两人又有些自大起来，连出走的人也有些看不上了。什么刘老孬，什么小麻子，看他们在外边很牛气，一到故乡，到了我和你袁大舅面前，他们还是些无知的孩子。──故乡的孩子们是什么样呢？他们个个理着像篮球美国职业球员一样的月牙型板寸，个个患着永久性鼻窦炎，一人怀揣一个玻璃瓶子。这个瓶子做什么用？还捉斑鸠吗？no，他们手中的这只瓶子，就像刘老孬和小麻子手中的麦爹利杯子一样──无非他们坐在丽丽玛莲大酒店，我们坐在小河边；当他们的酒杯被倒满的时候，我们一弯腰，下河就灌了一瓶麦爹利，麦爹利里有上下翻滚的气泡和跟斗虫，一扬脖子，这一瓶就下去了。我们向往刘老孬，我们向往小麻子，但我们更向往路小秃的土匪生涯。要打仗，找老尚，要吃苦，找老楚，要养膘子找小秃。这是流传在故乡孩子们口头的儿歌。小秃在哪里？小秃在大荒洼。小秃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小秃不能犯疟疾。小秃一犯疟疾就要下夜。小秃一下夜就要抓阄，抓着谁家就该谁家倒霉。小秃抓人不留俘虏，也不毙人砍人，就挖一个和这人身高胖瘦体积相等的深坑，将这个头冲下往里一放，也不埋土，笑着拍拍手就离去了。路小秃不见了，这是我们时代的重大损失。我们这时说一声没劲，肯定比从已经成为欧洲教授的俺姥爷嘴里说出来后现代多了。我举一举这些孩子的名字吧。他们都是我儿时的伙伴。屎根，剩余，（这两个名字够后现代的吧？），银贵，不经，长兴，长富，恩庆，贾祥，留聚，知了，蛤蟆，虾米，蠓虫我们生不逢时。我们只好坐在河边唱怀旧的歌曲。生长在一个和平的年代里，我们怎么能会不偷瓜摸枣和偷鸡摸狗呢？这个天下就永远是成年人的了吗？满腹心事的成年人，可比我们恶毒多了。他们把自己的为非作歹全部都合法化了。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做着我们在阴暗的角落里所干的勾当。他们也不剃月牙型板寸。人们都不剃月牙型板寸，世界还能好到哪里去呢？这时我们倒有些无奈。喝过跟斗虫，唱过歌，畅想过世界，我们拍着肚皮乘着暮色回家。大人们早已吃过饭了。他们竟忘记了给我们留饭。入娘的。他们也忘记了给我们留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无足轻重，我们无足轻重首先不反映在别人身上，就反映在爹娘对待我们的态度上。看看世界多么危险和无可救药。我们只好苦笑一下，自己把门端开半扇，挤进去躺在他们中间睡下了。你们培养了我们的无脸无皮，我们也就对这个世界无所畏惧。当然，我们并不是对所有的成年人都无所畏惧──像白蚂蚁、六指、女兔唇、女地包天这些和我们地位相等的成年人我们不在乎，但是真到了我们向往的政治流氓和大资产阶级如刘老孬和小麻子面前，我们虽然嘴上说“没劲”心里还是有些发怵。我们也就是欺负和我们地位相同的人罢了。这是我们当年和成年人打交道的另一个特点。有一次我们在粪堆旁吃白薯，女兔唇在一旁非常嘴馋，就让我们欺负了一回──这是我成年之后还常常想起和后悔的一桩往事。当然这时已经加上了一些回忆的虚伪的温暖的灰尘了。──她手中无薯，又爱面子不说，最后看众人都吃完了，就我手中还剩下最后半块，她有些着急了。一开始拿出跟我很知心很随便的样子，用大大咧咧来掩饰她的心虚：
“小刘儿，就剩下这半块了，该照顾一下女孩子了吧？刚才你们吃的时候，我不想吃，胃里有些发酸。现在不发酸了，我也尝一尝今天烤的白薯怎么样！”
说着，很知已又故意有些亲昵地靠在我身上，去抢那块白薯。但我没有上她的当。那时我还处在得理不让人和不懂得用小意儿去温存女孩子的年龄呀。我一下将这白薯给躲开了。我说：
“你发酸不发酸我可管不着，你胃里发酸又不是我造成的。你跟我说这个没用。”
接着恶作剧地将这白薯一下拋了大高，又像狗一样接在嘴里，继续在那里吞吧吞吧吃。小捣子们一片欢呼。女兔唇一下被尴在那里。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突然，她当着我们众人“嘤嘤”地哭了。她说：
“我下个月就出嫁了。一嫁就到了海疆。奴去也，从此分两地，各自保平安。谁知在临走之前，我在娘家想吃块白薯而不得。这让我去得是个什么心情？让我觉得这16年的姑娘生涯，还有个什么趣儿呢！”
这时她的伤心就不单是因为这块白薯而自己又在那里偷加了许多别的感慨，以至于哽哽咽咽，肩头一抽一抽的。虽然我们知道女兔唇把别的不该我们承担的感情负担，也加在了我们头上，我们也暗含委屈；就好象你和一个姐姐好，其实在和你好之前，她不知已和多少人好过，但是在和你闹脾气的时候，她还是把她一生的坎坷和不顺，转过头来一股脑地都加在了你的身上你也无话可说一样；现在女兔唇闹这个，一下也把我们吓住了。是的，她下个月就要出嫁了。我们忘记了这个事实其实跟白薯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也没有料到，为了半截烤白薯，女人就可以把她的婚姻大事给抖落出来。这太不成比例了，杀鸡用了牛刀。我们这些小公鸡一下就慌了手脚。怎么办呢？所有的哥儿们这时露出了卑鄙的本质，一下停止了大笑，迅速恢复了正义，接着一跨脚站在了女兔唇一边，忘记了他们刚才的幸灾乐祸，似乎刚才世界的混乱和不对付，都是我一个人造成的。他们纷纷在指责我：
“小刘儿，你做得太过分了，不知兔唇要嫁海疆吗？你不知道她是花季16岁吗？不知道这朵花马上就要被人揉碎了吗？如果我们手中剩下白薯，一定会给她吃。兔唇，别理他，跟他这种人，说起来也用不着压这么大的赌注；这么把出嫁撂出来，也太给他脸子了。”
接着他们在那里圈起来相互安慰，都背对着我，把我一个人撂在了不上不下的半道上。当时我一个人在世界上好孤独。我想哭也找不到一个伴啊。我最后怎么办？只能向众人投降。我红头涨脸地嗫嚅着说：
“是我不对，行了吧？我怎么能由一块白薯，想到一个人的终身大事呢？”
这是我们之间的一场感情遭遇。但真正说起来，我们对女兔唇这种人，还是转眼就忘。后来女兔唇真要出嫁了，我们看她上花轿，村丁小路放炮杖，一下放离了眼，一个炮杖“嗖”地一声钻到了女兔唇的裤角里“啪”地一响，将这裤腿崩开一个大叉口，裤子就成了旗袍。女儿悲，上轿之时崩裤腿。女兔唇又在那里哭上了。小路吓得抱头鼠窜。这时我们就没有像上次烤白薯事件那样郑重，这次就把别人的悲剧当成了自己的喜剧，把别人的痛苦撕开来看，一个个在那里哈哈大笑。你说这帮小兔崽子还有人性吗？他们能代表送别女儿的故乡吗？女兔唇出嫁后，我们该怎么喝跟斗虫，还怎么喝跟斗虫。除了偶尔要拿崩裤腿取乐之外，话题上都很少涉及她了。16岁的花季，渐渐就从生活的画板上淡化了。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到头来就是这么一个结局。悲凉之雾，慢慢迷漫了山林。对女兔唇是这样，对六指、白蚂蚁、白石头、村丁小路，我们也是这样；他们倒是在这里可以找到一些物以类聚的同伙，不至于在世界上过于孤单。那么我们在世界上在乎谁呢？还是在乎那些前朝和今朝的新老贵族们哪。我们喝跟斗虫，他们喝麦爹利；我们着剃月牙头，手持一把镰刀，甩着黑棉袄和小脏手，张着嘴在河岸上跑，他们剃分头和一头鸡毛，坐着专机和专列，上边铺着红地毯、白地毯和人工的稻草；他们享尽了世界的福，我们受尽了世界的罪；他们的福就是我们的罪；但我们在怀才不遇的嫉妒之余，还是在向往、羡慕和在乎他们。当我们见不到刘老孬和小麻子时，我们甚至开始拿故乡的贵族当回事。曹成、袁哨、地主婆柿饼脸太后，就成了我们在故乡的崇拜对象。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对我们起很大的引导作用。他们说原谅我们，我们才能够放心。反过来，我们的崇拜和请他们原谅，也使这些前贵族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生活支撑点。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两方面的相互认真，使这个事情给严肃了起来。他们也力图做出表率的样子。白蚂蚁在粪堆旁发表了一番对故乡的言论，曹成、袁哨所以那么着急，就是这个道理。难道允许在故乡再出现一个可以使孩子们佩服和崇拜的对象吗？我们得对下一代负责。在对我们下一代的态度上，贵族们之间因为个性的不同在行为上也有差异。地主婆柿饼脸对我们采取的是怀柔政策，每到中午午休时候，她在卧室的黑桌子上，撒上一层白糖粒，稀稀拉拉，星云迷布；我们一到中午，就放下玻璃瓶，像一群蚂蚁一样，滚成蛋向柿饼脸卧室里飞跑。到那以后，按柿饼脸的要求，雁翅排开，一人伸出一个手指头，一下一下往桌面上捺白糖粒，然后送到嘴里去舔。多么幸福的童年啊。那是一个缺少糖份的年代。河边的放荡和对路小秃的向往消失了，我们一个个都成了腼腆的羔羊。直到现在，一些朋友和非朋友见到我，还说我有文质彬彬的一面，有腼腆和招人疼爱的一面。这一面从哪里来呢？就从地主婆柿饼脸太后黑暗的卧室里来。柿饼脸这时叼着大烟袋，看着我们在那里安静的沾糖粒，脸上不禁露出了和我们同样的笑容。这是这个破落的前太后在日常生活中所露的不多的笑容的一种。她看着我们招之即来的急迫样子，挥之而去的鸟兽散的情形，她老人家似乎一下子回到了大清王朝号召全县人民跟她一起捉斑鸠玩的时光。接着就又有些伤感，眼睛里慢慢涌出了泪；这时嘴里唱起了“额娘，额娘你好吗”的昔日的贵族歌曲。我们却也不听她这些过时的陈词滥调，我们的精力都集中到捺白糖粒的桌面。有时为了一个白糖粒，谁先看见谁后抢上去的缘故，屎根照小蛤蟆头上“啪”地来了一巴掌。小蛤蟆“哇”地一声哭了。这又是柿饼脸太后所喜欢看到的。她这时就叹一口气，上来给我们调解。说分得肉，就分得了天下；调解了孩子，就调解得大人。说完这些大道理，她会突然很卑鄙地问：“白糖粒都沾完了？”
我们的指头仍吮在嘴里，傻猫一样点点头。
柿饼脸：“吃过东西，就该干活了吧？”
我们瞪着眼睛：“干什么活？”
柿饼脸这时转了个脸子，一下变得很下作，笑着讨好着向我们说：
“婶子身上很痒，你们上来给我搔搔痒怎么样？这都是过去在宫里养成的坏毛病，现在沦落为穷人，身上的神经还一下子改不过来。我就倚老卖老了，我就摆一下老资格了，你们就原谅我吧。”
说着，很熟练地趴在炕上，趴得像个老母猪（这里决没有贬意和嘲讽的意思），等待我们这些小猪娃上去给她拱奶。我们这些小猪娃相互看看，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但我们仍做出像大人一样的无奈的样子，耸耸肩，就上去给她搔痒。谁知她这身上，是越搔越痒，于是她撒白糖的次数就越来越多。一次也是奇怪，我们沾完白糖粒，正要上去给她搔痒，谁知她身上突然不痒了，倒是有些红肿，这下搔不得了。到了该搔痒的时候，她没得身可痒，我们没得痒可搔，双方都感到非常别扭和不自然。她要这么不痒过去，我们就这样不搔痒默默走人，接下去整个下午和晚上，我们大家都活得不踏实。最后太后还是太后，她在危难之中，替我们想出个主意。她说：
“身上虽然不痒，但脚上还是有些痒。我估计可能是脚气发了。这样吧，小刘儿在历史上不是给丞相和主公捏过脚吗？就让他单独给我捏一下脚，把这个给中午对付过去，我看也就罢了。”
于是，她趴到炕上，把小荷一样尖尖的脚给伸了出来。我见太后从众人之中单独把我挑出来，把大家的中午时间都寄托在我一个人身上，我也有了按捺不住的激动。于是我上了身，虽然手生些，但是我还是拿出了我的全部本领和浑身解数。但我接着发现，俺家太后的脚并没有犯脚气，她的脚在那里一点没气地美丽地长着。我的一切功夫都白使了。我越用力，倒是她在那里越痛苦。这时我才感动地明白，她老人家原来也有品质高尚的时候，她是在忍受着自己的痛苦，来使我们度过一个圆满的中午。我在历史上毕竟跟过大人物，这种时候不会不懂事；越是到这种时候，越能考验一个人的素质。于是，我也瞒上不瞒下地放轻了手脚。似乎在那里捏脚，其实并没有用劲，当然，这种虚张声势比真做功夫还让人身体和心理发累。当然也更容易骗人。我身边的伙伴们，原来是一群傻冒。看他们在河边很机灵，一到这贵族场合就不行了。我和太后，为了一个共同的阴谋，这时在心理上也更加相通。太阳偏西了，中午过了。我跟伙伴们该告别了。临走的时候，太后还悄悄捏了我一下手说：“谢谢你，小刘儿。”
又悄悄趴我耳朵旁说：“你到底比其它孩子知道一个女人的心思。”
说得我心花怒放。一下子天阔地阔。天底下的人，都变得比往常亲切几倍。
这是我们的中午。那么我们的早晨和晚上呢？自然被另两个前朝贵族曹成和袁哨给占领了。这两个人与柿饼脸不同。公母之间差别大着呢。他们两个，在我们面前，就摆上了架子。虽然他们见着现实的贵族刘老孬和小麻子像三孙子一样，但见了我们这些小孩子，他们倒是来劲了。我们与他们对面走过，他们往往会停住脚步，站在那里，恨恨地盯我们。就好象一个贵族与一个仇家窄路相逢，勒住马，恨恨地盯对方一样。好象他们的天下，花团锦簇的过去永不再来，是我们颠覆和破坏的一样。我们大家正在做游戏，突然看到我们还不能不在乎的人的这种眼光，我们心里也有些发毛呢。而且他们也在跟我们做游戏。每次见到瞪我们是肯定的；但每次瞪的角度和内容却又有些不同。随着我们偃旗息鼓，停止游戏，垂着手从他们面前悄悄通过，他们每次随着我们的脚步移动，他们转脖子的速度都不同。我们每次通过的速度相同，他们转头的速度不同，这种速度的差异和每次差异的不同，使我们不寒而栗呢。每次目光的内容和转头速度的差异，也使我们忐忑不安的是，我们除了历史上犯过错误之外，是不是每天也有些现行的罪行，所以招得他们这么频繁地改变目光和改速度呢？是因为我们内容的改变才招来他们内容的改变，还是他们本来就是日月常新而我们成了一潭死水呢？我们觉得这样对峙下去可不是办法，这样一潭死水地发展下去，连瓶里的跟头虫也养不住了。曹成和袁哨到底是大政治家，处理起这事显得举重若轻，不慌不忙──从这一点看，他们还真不亏是老贵族，不像刚暴发的刘老孬、小麻子等新贵那样，一切还显得慌里慌张；慌里慌张的贵族，一定是刚暴发不久的新人；倒是我们这些早晚要被他们处理的人，显得比他们还着急。当然，最后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他们并不动一刀一枪，只用眼神和脖子的速度，就使我们缴械投降。中午我们另有公干，我们只好把我们的早晨和晚上让给了曹成和袁哨。这样，他们就像联合部队到了弱小民族的领土上一样，就像虎狼到了羊圈里一样，这时他们倒忽视了他们的老成，露出了掩饰不住的狰狞的笑容。这使我们也感到有些对老贵族的失望呢。他们也是见过世面的人，怎么到了羊圈里也是这么个样子呢？这和刘老孬和小麻子又有什么区别呢？说起别人都是一套一套的，怎么到了自己身上，也是这样不管不顾呢？照此下去，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希望？但我们接着就又把曹大人和袁大人给原谅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就像他们看我们垂手而过的角度改变一样，我们改换了一个角度，就又把这个事情给想清楚了。有时角度对于这个世界是多么重要啊。我们还是承认曹袁的老贵族身份的，虽然他们进入羊圈的做派和新贵族一样，但是他们的动机和激活点还有不同。新贵族就像光棍对于女人的饥渴，现在好不容易有一个女人，所以就显得慌里慌张；而袁曹不同，他们经过大风大浪，只是现在久别胜于新婚，所以才显得这么个下作的样子。我们这些天真无邪的孩子，还是原谅他们吧。既然我们是些谁进来都是进来的羔羊，我们就不要挑挑拣拣了。我们已经把我们的中午送给了别人，再加上一早晨和晚上，对于我们也不算什么。清早和晚上干什么呢？从物质条件上来说，比中午上柿饼脸太后的卧室里还惨。柿饼太后毕竟还没有一败涂地，现在还是一个破落地主，所以还有白糖粒在桌子上撒着，使我们往这卧室去的时候，心里头有一种希望和喜悦。而清早和晚上到了彻底败落的光棍曹成和袁哨面前，就什么都没有了。物质全没有了，剩下的只是精神和形而上；就是精神和形而上，也只是村头粪堆旁千篇一律的对话会、恳谈会、新闻发布会，再不就是教育会，或他们自顾自沉浸在他们的英雄当年，回顾他们的历史，说着说着就英雄泪流，只把我们当作一个倾诉对象。再没有什么新花样了。老曹还好一些，有时老曹去赶集，只剩老袁一个人，就该我们大家彻底倒霉。老袁指手划脚，对我们从外形上就要求特严，我们在河边喝跟头虫的时候，喝得肚子涨涨的，爱用手拍肚皮，做些畅想；现在不行了，不但畅想不允许，要注意听他的宣讲，而且拍肚皮也不可以，这就让人手脚没个放处，感到心里空落落的。但这还不是老袁的最大毛病。老袁的最大毛病是，他说着说着，要么忘记了我们的存在，像精神病人站在立交桥上，对着桥下来来往往的车辆和人群大声地喊叫“我告诉你们！”要么就对我们单方面进行了移情，说着说着就不把我们当朋友了，就人为地把我们当作了他的敌人。这时脖筋子涨得通红，脖子慢慢地转着，挥着拳头，在那里声嘶力竭，宣泄他个人的种种不如意，又把这些不如意的原因，毫无来由地追加到我们身上，现在又抓住了我们，要我们偿还。粪堆旁的过路人看到，往往竟以为是审贼。使我们脸上十分挂不住。这时我们才知道，为什么他在三国的时候，谁跟上他谁倒霉，人家打仗都取胜，他这里为什么节节败退。连我们心里都小瞧他许多，轻轻叹一口气。老曹比他还是要强些。碰到老袁去赶集，留下老曹对付我们，我们往往会有一些小欣喜呢。虽然两人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但老曹毕竟当过丞相，有水平，有能力，这一点还是要承认的。他就比老袁要和蔼嘛。他讲起课来，不是填鸭式，而知道活跃课堂气氛，采取启发式，提问式，让同学们参加：知道老曹叔的脚气发在哪一年吗？知道老曹叔睡过多少个女人吗？等等等等。谁回答对了，他就奖励谁一粒小山枣。这也是他比老袁高明的地方。虽然他们都没有白糖，但老袁不想办法，老曹想办法，这就不同。我没有白糖，你对我禁运，但我可以自力更生，我的阵地不能丢。于是就在我们每天中午在太后家沾白糖粒的时候，老曹那么大年龄了，这时正一个人顺头流汗的在山上树棵子间攀登，从上面摘些山枣，自己不吃，以备晚间讲课提问时用。冲这一点，我们就对他尊敬许多。他提的这些问题，虽然也是他的个人历史，但他讲课的方式不烦人，又有小山枣在手，我们就能够接受。说到这里我本人也有些兴奋。这些老曹辛辛苦苦摘的小山枣谁人吃的最多？当然是我。我和其它孩子在这一点上还是有些区别。我的出身，还是比他们离贵族更近一些。当年我毕竟在曹丞相身边待过。一开始还有些人不服气，几道题下来，他们就服气了。在他们还在犹豫和大瞪两只傻眼的时候，我就面带微笑地回答出来。虽然一千多年过去，丞相的生活起居，还都存在我心里。脚气发生在哪一年？公元一百九十四年。一共和多少个女人发生过关系？105个（不包括战乱年代那些强奸未遂的）等等等等。我在这些不能拍肚皮的伙伴们面前大出了一阵风头。渐渐弄得我对中午太后白糖的向往，还不如晚间老曹的小山枣呢。但往往也有这种情况，我兴冲冲奔老曹而去，谁知这天老曹临时有事去赶集，上来顶课的又是老袁。大家只好自认晦气。老曹中午摘的山枣，本来是留给老袁发给我们回答问题用的；但老袁从来不提问题，他把世界上的问题都留给了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发恼发怒，趁此机会，把小枣一个个扔到了自己的嘴里。后来老曹回来了，我们也不好为了一个小枣揭发他。令人感到可气的是，他吃了我们的小山枣，讲话的方式一点没有改变，发怒的程度一点没有减弱。得不得我们的便宜，对于他竟是一样。他没有拿占我们的便宜当回事。你果真要把你们和你们这帮贵族弄得这么千疮百孔的故乡的责任，都要一推六二五，或者就是这么厚脸皮归结到我们身上吗？我们平常承担他们也就罢了，但一遇着大事，这两个过去的政治流氓，往往又会把我们这些孩子推到前面，成为他们阴谋的借口和替罪羊；就好象战争打响了，他们要进攻了，把我们赶到他们队伍的前面为他们趟雷一样。后来，在同性关系者找家园、同性关系者要把这里当作故乡这件事情上，他们就又与村长猪蛋串通在一起，把我们当作一个筹码给打了出来。藉以增加他们的回扣和以售其奸。事后还把这一切，说成是猪蛋的主意。我们都知道，猪蛋懂得什么？他能说出这么高深的道理吗？
我们大人倒是没有什么，但是孩子呢？我们可以不考虑同性关系对我们的影响，但是我们也不管下一代吗？就任凭瘟疫这么肆虐吗？就好象建工厂要考虑环境污染，修道路要考虑环境绿化──一切防范的费用都要事先打出来一样，这次关系方面对故乡的污染，就不考虑在预算中事先打出少年儿童损失费这一项吗？嗯？猪蛋听到这个主意却很高兴──也是蠢人一时激动，正好被曹成和袁哨以售其奸──猪蛋在他人生的道路上，轻易不见有个主张，现在见别人把好主意白白按到自己头上，还有些感激老曹和老袁；证明自己当村长找的这两个谋士还是不错的，知道关键时候把村长推到前面；也借此向世界证明，自己当得还是沉稳和有思路的。对于村里的一切，还是有考虑的。对于村里的发展，还是有前景规划的。对于世界的变化和风暴，还是未雨绸缪和兵来将挡和水来土屯的。几天之后，猪蛋说顺了嘴，真把以孩子趟雷为筹码让对方割地赔款的想法当成自己的，把老曹和老袁忘到了脑后，在谈判桌上指东划西。老曹和老袁见自己设了一个圈套，猪蛋就像狗一样乖乖地钻了进去，两人在背后捂着嘴“嘀嘀”地笑。当然，到了后来，到了世界自杀和他杀日，一切要回头清查，清查到这一段，大家理所当然地将这个主意的罪责都归到了猪蛋一个人身上，以此为据，将他和他的情妇呵丝温布尔倒吊在村西打麦场上新立起的绞刑架上，他临死还蒙在鼓里，不知道是谁把他害死的，人家在集上把他卖了，他还傻呼呼地在那里帮助人查钱，这种憨态可掬的样子，倒让人想起了他生前的许多可爱之处。许多娘们小孩，这时倒洒下了一鞠同情之泪。也使一些必须自杀的人感到羡慕和不平：
“作恶多端的人，倒是有人帮助他套绳套，我们这些安分守已一辈子的人，临到头还得自己系汗巾子，眼看一个人在那里挣扎，也没人围观和起哄，没人洒泪，死得多么没趣。早知这样，我们生前何不也做两件让人窝心子的事，这时也有一个被杀的资格”
牢骚满腹，不一而足。这是自杀对他杀的羡慕，这是简单对复杂的羡慕，这是猪蛋临死之前还不知道的再一次祸伏福焉。世界前因后果的陡转和折合、层次的冲突和迷漫是多么地复杂呀。这不是猪蛋所能承担和把握得了的。当然，这是后话。当时同性关系者来故乡时，猪蛋在前台和谈判桌上，可是振振有词地以我们为借口，要求倒卖人口的一方增加两千万法郎的儿童少年损失费，以供他们三个背后瓜分。阴谋一环套一环，最后弄得制造阴谋者本人，也不知道自己在阴谋的哪一层了。当乱七八糟的阴谋到达我们这些跟头虫面前时，一切全变形了。如果让我们对变形的阴谋说些什么时，我们倒茫然不知从哪里下嘴了。就像几个叔叔大爷把我们领到集上，一把匕首插透了我们的手腕，接着就开始了他们的卖艺，说这个孩子多可怜，叔叔大爷行行好，给我们两个过路钱吧。我们的血在那里“嘀哒嘀哒”往下滴，血之前摆了一个小桶，随着血的声音，小桶里也“匡里匡啷”开始落硬币。最后，太阳落山了，集散了，叔叔大爷只顾在那里抱着小桶数钱，为他们相互分配不公而打闹，谁还有功夫来管我们手腕的包扎呢？所以当同性关系者回故乡的消息传来以后，老曹老袁在村头粪堆旁的傍晚通气会上向我们传达这个消息及他们在这个事情上的阴谋时，我们都把我们血淋淋的手腕，亮给了他们，他们倒也误解了我们的意思，老曹点着头对老袁说：
“看看，看看，这是什么，这是对瘟疫到来的血泪的控诉嘛。刚才我们还是有些大意，我们应该把这些孩子的血手，也拿到两国边界的谈判桌上，对敌人就更具有说服力了。这个jī巴猪蛋，这次仰仗我们不少呢？如果在利益上还要和我们平分，倒真便宜了那小子呢！”
接着老曹变了脸，突然对老袁也有些不耐烦起来，用手指着老袁说：
“包括你，在里面也没有出什么力气，也是跟着我的思想吃两个随手面罢了。你说我为别人倒是做了多少嫁衣裳？如果你们两个在这次的分赃问题上，不能让我一步，让我拿一个双份，我不但对猪蛋，就是对你，也有些寒心了！”
谁知老袁不吃这一套，说为了这个阴谋，他也贡献了不少脑细胞。接着两个人就丢开我们，趴在阴谋图上，开始分辨他们各自脑细胞的形状和数量，数着扒堆；最后为了一个像游动的精子一样的奇形怪状既不像曹又不像袁的那么个东西的归属，两个人在那里打了起来。揪耳朵扯鼻子，打得头破血流。这样从客观上倒对他们有利，他们也在那里流血，我们就不好再拿我们的流血当回事了。虽然血与血不同，但混在一起都是血，谁还有功夫去分辨它们之间的差异呢？我们善于找到世界的共同点，谁还冒着说不清道不白的个人危险去吃力不讨好地寻找这些不同之处呢？我们只好把我们的手腕乖乖地收了回来，自己去擦自己的血迹。在阴差阳错之中，他们的阴谋又一次得逞了。老曹将老袁打败打跑之后，带着一脸血，吐着碎牙：“每次跟他个龟孙子共事，都是这么一个结局。”
接着做出天下为公的架式，忍着伤痛说起了正题：
“他走了，我们接着说正题。你们说，你们欢迎这些同性关系者到我们的家园吗？你们就甘心让他们来玷污你们幼小的心灵吗？一张白纸，没有负担，能让这些关系泛滥者和关系倒错者来胡涂乱抹吗？不能，如果世界是这样，和平议会的道路走不通，剩下的就是逼上梁山了。当然，现在事情还没有严重到那一步。我在谈判桌上，还能够代表你们的利益。我要阻挡住这股恶流的到来。从这件事情看过去，刘老孬和小麻子也有一种错觉嘛，觉得这个世界就是他们的了，什么事情也不用跟人商量了；他们为了解决自己的难题或为了从中牟取暴利，说让谁到故乡来，就让谁到故乡来了。他们想得倒是轻巧，好事都自己占着，把一摊屎留给了别人。我这次倒要做个对头给他们看看，看他们不跟曹大爷利益均沾，这个事情能够办成，我就算服了他们。肥水不落外人田，一切利益都独吞的农业时代，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说到这里，我倒要感谢你们这些我教育出来的孩子们，你们在关键的时候，还是帮了我的大忙。你们是我手头一张硬硬的大牌呢。只要有你们在，我心中就有底。你们虽然不懂事，但是你们本身，却可以赢得世界舆论呢。哪个女人不风骚，但哪个女人不同时又是母亲呢？除非那些带着花冈岩脑袋的老处女，但她们在表面，也得做出喜欢孩子的样子──尽管她们内心，巴不得别的女人生下的孩子，第二天一早就统统死掉。我抓着了你们，就抓住了整个世界。为什么曹大叔每天早晨和傍晚在你们身上下功夫？我是吃饱了撑的吗？不，我还是有历史眼光的。在这一点上，我和那个所谓在历史上当过太后的老女人还有些不同。她在历史上身份的真假，我就不去追究了；就当她是太后，但一个女人家，在处理这些大事的时候，还是露出了她头发长见识短的致命的弱点。她考虑的还不就是眼前的小悲欢吗？她中午把你们召集到她的卧室里，花费了那么多白糖，但目的是什么呢？也就是重温一下她过去对人召之即来、挥之而去的一种肤浅的感觉。这怎么能成呢？这不是白耽误功夫和东西吗？我就不是这样，我的小山枣没有白费，现在派上了大用场。我历来认为，世上的人有两种，一种是鸡，一种是鹰；鸡呢，每天也就是盯着眼前的几粒米，在土里和麦秸里用脚刨食；而鹰就不同了，一展翅，就到了几千米的高空，手一搭凉蓬，就看到了几千里之外。我就是这样一只鹰，而那个柿饼脸太后呢？就是工人阶级后院粪堆上的鸡。那么好的大清王朝，被她搞成那个样子，也就不奇怪了。今天说句痛快话，连我的伙伴老袁也捎上，他也不一定就是一只鹰，我也是没办法，在这穷乡僻壤里，我也是孤独啊，找不到一个知心和可以聊天和联手干事情的人，才委曲求全地找了这么个孙子。其实你们倒也不必拿他当真。我也听说了，在我赶集的时候，他总是偷吃本来应发给和奖励给你们的小山枣。这就是他的素质。摘山枣爬荆棘的时候找不到他，现在要吃胜利果实了，他一个大人，倒是光着身子跑过来，假借着真理和正义，吃起了孩子们的东西。他也别得意得太早了，有朝一日，我也做个圈套，让他也像猪蛋一样不知不觉地上了绞刑架，到死不知道是怎么死的，死得不明不白，不青不紫，那才让他知道我的手段呢，那才让人趁了愿呢。当然，这也都是将来的事──相信我把握未来的能力，我们不说它也罢。目前的问题是，我把录音机准备好，你们听我的话，给我回答几个问题；你们的模样虽然上不得台盘，但你们的声音还是可以作为一个武器拿到谈判桌上；就算曹大叔带你们赶了一回大集。当我问你们同性关系者来故乡好不好，你们就大声说不好，谁说的声音大我就发给他一粒小山枣。我接着问为什么不好，你们就说伤透了我们的心灵。我再接着问那你们准备怎么办，你们就说我们正举着血淋淋的手臂抗议”
等等等等，曹成说了许多。但当他兴味十足地正式向我们提问的时候，我们却沉默不言。甚至当曹成问到“同性关系者来故乡好不好”时，刘屎根还大声地说了一声“好”令曹成十分伤心。他培养我们多年的心血，就这样付之东流了。倒是刘屎根因为一时大胆，竟成了这个问题上的风云人物。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甚至大模大样地坐上了主席台，开始回答记者的种种提问，令我们这些同时代的伙伴们好不欢欣鼓舞和好不嫉妒。他拿着我们大家的利益，现在也终于出人头地了。女兔唇甚至说，在这个世界上，谁不是拿着大家的利益出人头地的呢？这个世界可真是堕落了。不想堕落的人，就得这么耐得住寂寞。我们在电视上看到我们的刘屎根，他一下子离我们遥远许多。法新社的女记者问：
“刘屎根先生，你为什么在大家都在反对同性关系者回故乡的浪潮中，突然独树一帜，大声地说了声”好也就是对世界说了一声不呢？
经过翻译，刘屎根开始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在电视旁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虽然他拿着我们大家的利益出人头地，但不管你愿意或不愿意，现在他就是代表着我们大家。但刘屎根不亏是我们的弟兄，这个记者招待会一结束，我就知道，世界上贵族圈子里，又多了一个“嗡嗡”乱叫的苍蝇。你知道他说什么？一开始他倒也没说什么，在那里吭吭哧哧，脸憋得通红，像只吞了热薯的狗；最后憋着憋着，竟说出一段惊心动魄的话：
“我们并不单把他们看作是同性关系者，他们是不是同性关系者，对于我们并不重要，我们还只是一些嘴上没毛大腿根也没毛的小嫩瓜，想来他们也不会想我们的账。我们更注重他们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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