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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睡著。他悄悄对老头说，肚子拉稀要去茅坑。旦一下之意，万一查夜间起他人哪里去了，就这么打发。他想，这老头不会出卖他。宣布审查之前他带一个班劳动，总是把最轻的活分派给老头，修修松了的锄头耙子，看看晒场，别让附近的农民顺手装一口袋粮食走。老头是延安时代的老革命，高血压有医生开的病休证明，可运动中倾向他这一派，为军代表不容也弄到干校来了。
村子里一片狗叫。老黄披件棉袄开的房门，他妻子还在土炕上被子里，拍著惊醒了直哭的小女儿。他匆匆说了一下他紧迫的困境，说天亮前一定把自行车还来，绝不给他们夫妇惹麻烦。
去县城的乡间土路许久没下雨，尘土很厚，又坑坑洼洼，骑在车上颠簸不已。风刮起来，灰沙扑面，呛得喘不过气来，啊，那早春三月夜晚的风沙
还是在上中学的时候，他同他要求救的同学大融曾经讨论过人生的意义，那是从一瓶墨水开始的。融被收养在一个孤寡的老大大家，离他家很近，放学后经常上他家一起做作业，听音乐。融二胡拉得不错，也迷上提琴，可别说买琴，连暑假期间最便宜的学生专场电影也看不起。有一次他多买了张票给融，融一再推托硬是不去。他不明白，说这票只好浪费了，融才说，看了会还想看，要上瘾的。可融不拒绝上他家玩提琴。
一天，他们做完功课听唱片，是柴可夫斯基的一g大调弦乐四重奏，融听呆了。他还记得很清楚，他们沉默良久。当时他突然说，要知道桌上的这瓶墨水并非蓝色。融说，更确切，是墨蓝。可说他，大家看到这颜色通常都说是蓝的，或墨蓝，也就约定俗成，给个共同的名称，其实各人看到的颜色未必”样。融说不，不管你我怎么看，那颜色总不变。他说颜色固然不变，可各人眼里看到的颜色是不是同样的，谁也无法知道。融说那总得有个说法。他说沟通的不过是蓝色或墨蓝这个词，其实同一个词背后要传达的视觉并不一样。融问那这瓶里的墨水究竟甚么颜色？他说谁知道？融沉默了一会，说这让他有点害怕。
下午的阳光黄橙橙射到房里的地板上，常年拖洗得木质纹理分明，他突然也感染上融的惶恐，连阳光照射的这实实在在的地板也变得有些古怪，是不是就这样真实，不免也怀疑起来。人不可能了解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的存在全凭个人的感觉，人一死这世界也就浑浑然，或者也就不存在了，那么，活著还有甚么确定的意义？
他上大学之后，融在农村修小水电站，当了个技术员，还相互通信，这种讨论继续了好一段时间。这种认知竟动摇了他们在学校得到的教育，同为人民服务建设一个新世界那确定无疑的理想全然不同。他于是惧怕生命消失，所谓使命感或人生的抱负都仿佛失去著落。现如今，却连活下去都成为沉重的负担。
他敲了半个多小时县城邮电所的门，临街几个窗子都敲遍了，终于亮灯，有人起来开门。他说是从干校来的，有公文要发重报。写电文时也很费周折，得用冠冕堂皇的词句，根据有关下放人员的文件规定，又要让他这位多年断了联系的同学懂得事情急迫，尽快给他找个能落户的公社，并火速电覆一个接受他当农民的公文，又别引起这邮电所发报人对他的怀疑。
回去的路上，经过只有几间简易平房的火车站，灯光昏黄，照著空寂的站台。两个月前，军代表指派他和十多个算是身强力壮的青年，来车站接应他们机关新下来的大批职工、干部和家属，老人、病人和小孩也都未能幸免，整整一趟专列几十个车厢，站台上卸满了铺盖卷，箱子、桌椅、衣柜之类的各色家具，还有腌咸菜的大缸，就像是逃难。军代表叫做
“战备疏散”黑龙江中苏边境的武装冲突把京城的火药味弄得浓浓的，连干校也传达了林副统帅签署的
“一号战备动员令”
一口大缸搬下车来磕裂了，腌卤流了出来，到处弥漫一股酸菜味。原先在机关看后院大门的老头，仗著是工人出身便破口大骂，不知骂的谁，也没人阻止，总归他一冬的咸菜白白糟踏了。人人都守在自己那堆家当前，寒风中裹住围巾缩个脑袋，默默坐在行李卷和箱子上，听候点名分配到干校附近的一些村子里去。脸蛋冻得紫红的孩子在大人身边呜咽，也不敢放声哭闹。
好几个公社动员来的三百多套大车堵塞在站台外，骡马喷鼻嘶呜，空中鞭子直响，比农村集市还热闹。农民们不是捏著事先分发的纸条子站在大车上吆喝，便挤来窜去，叫号领人。一辆小汽车卡在骡马车之间进退两难，领章帽徽鲜红的宋代表披件军大衣终于从车里出来了，上了站台，登上个木箱子，指东划西。领导干校的宋代表号兵出身，革命资历算不了甚么，可也算驰战过疆场，却指挥不动这帮农民的大车，越弄越乱。
从中午到天黑，人总算一车一车领走了，站台上依然到处堆的没能拉走的家具和木箱。他和几个哥们由军代表指定留下来看守。别人都到车站的候车室去避风，他一个人用木箱和衣柜垒起个挡风处，又买了瓶烧酒和两个掺了玉米面冻得硬梆梆的馒头，钻进盖上帆布的角落里，望着站台上昏黄的灯光，他想到娶妻，要有女人和孩子便也可以同那些有家小的一样，借住到村里农家。横竖是种地，多少也可以有间土屋，脱离人盯人的集体宿舍，连说梦话都担、心人听见。
他想起一年前工厂和学校尚未由军队管制，到处在武斗，长江堤岸下的一个小客栈里，同那无处可藏的大学女生过的那一夜。
“我们命中注定是牺牲了的一代”这姑娘给他的信中居然敢这么写，想必也处于绝望的境地。
这是一个没有战场却处处是敌人，处处设防却无法防卫的时代。他已经到了无可再退的地步，只想在农村有间屋，同个女人厮守一起，不再有任何别的奢望，可就连这种可能眼看也要丧失掉。天亮前，他骑车赶回村里。老黄夫妇守了一夜没睡，他们穿好了衣服，从北京带来的煤炉也生著了，屋里暖和起来。黄的妻子已经拼好了面，要给他做碗面汤。他没有推托，晚饭没吃，来回四十多公里一直紧踩快赶，也饿得不行了。他们看他把一大碗面呼呼吃完。出门前他向他们挥手，说他没有来过。他们也重复说，当然，没有来过，没来过。能做的他已经做完了，再就看运气。
没睡著。他悄悄对老头说，肚子拉稀要去茅坑。旦一下之意，万一查夜间起他人哪里去了，就这么打发。他想，这老头不会出卖他。宣布审查之前他带一个班劳动，总是把最轻的活分派给老头，修修松了的锄头耙子，看看晒场，别让附近的农民顺手装一口袋粮食走。老头是延安时代的老革命，高血压有医生开的病休证明，可运动中倾向他这一派，为军代表不容也弄到干校来了。
村子里一片狗叫。老黄披件棉袄开的房门，他妻子还在土炕上被子里，拍著惊醒了直哭的小女儿。他匆匆说了一下他紧迫的困境，说天亮前一定把自行车还来，绝不给他们夫妇惹麻烦。
去县城的乡间土路许久没下雨，尘土很厚，又坑坑洼洼，骑在车上颠簸不已。风刮起来，灰沙扑面，呛得喘不过气来，啊，那早春三月夜晚的风沙
还是在上中学的时候，他同他要求救的同学大融曾经讨论过人生的意义，那是从一瓶墨水开始的。融被收养在一个孤寡的老大大家，离他家很近，放学后经常上他家一起做作业，听音乐。融二胡拉得不错，也迷上提琴，可别说买琴，连暑假期间最便宜的学生专场电影也看不起。有一次他多买了张票给融，融一再推托硬是不去。他不明白，说这票只好浪费了，融才说，看了会还想看，要上瘾的。可融不拒绝上他家玩提琴。
一天，他们做完功课听唱片，是柴可夫斯基的一g大调弦乐四重奏，融听呆了。他还记得很清楚，他们沉默良久。当时他突然说，要知道桌上的这瓶墨水并非蓝色。融说，更确切，是墨蓝。可说他，大家看到这颜色通常都说是蓝的，或墨蓝，也就约定俗成，给个共同的名称，其实各人看到的颜色未必”样。融说不，不管你我怎么看，那颜色总不变。他说颜色固然不变，可各人眼里看到的颜色是不是同样的，谁也无法知道。融说那总得有个说法。他说沟通的不过是蓝色或墨蓝这个词，其实同一个词背后要传达的视觉并不一样。融问那这瓶里的墨水究竟甚么颜色？他说谁知道？融沉默了一会，说这让他有点害怕。
下午的阳光黄橙橙射到房里的地板上，常年拖洗得木质纹理分明，他突然也感染上融的惶恐，连阳光照射的这实实在在的地板也变得有些古怪，是不是就这样真实，不免也怀疑起来。人不可能了解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的存在全凭个人的感觉，人一死这世界也就浑浑然，或者也就不存在了，那么，活著还有甚么确定的意义？
他上大学之后，融在农村修小水电站，当了个技术员，还相互通信，这种讨论继续了好一段时间。这种认知竟动摇了他们在学校得到的教育，同为人民服务建设一个新世界那确定无疑的理想全然不同。他于是惧怕生命消失，所谓使命感或人生的抱负都仿佛失去著落。现如今，却连活下去都成为沉重的负担。
他敲了半个多小时县城邮电所的门，临街几个窗子都敲遍了，终于亮灯，有人起来开门。他说是从干校来的，有公文要发重报。写电文时也很费周折，得用冠冕堂皇的词句，根据有关下放人员的文件规定，又要让他这位多年断了联系的同学懂得事情急迫，尽快给他找个能落户的公社，并火速电覆一个接受他当农民的公文，又别引起这邮电所发报人对他的怀疑。
回去的路上，经过只有几间简易平房的火车站，灯光昏黄，照著空寂的站台。两个月前，军代表指派他和十多个算是身强力壮的青年，来车站接应他们机关新下来的大批职工、干部和家属，老人、病人和小孩也都未能幸免，整整一趟专列几十个车厢，站台上卸满了铺盖卷，箱子、桌椅、衣柜之类的各色家具，还有腌咸菜的大缸，就像是逃难。军代表叫做
“战备疏散”黑龙江中苏边境的武装冲突把京城的火药味弄得浓浓的，连干校也传达了林副统帅签署的
“一号战备动员令”
一口大缸搬下车来磕裂了，腌卤流了出来，到处弥漫一股酸菜味。原先在机关看后院大门的老头，仗著是工人出身便破口大骂，不知骂的谁，也没人阻止，总归他一冬的咸菜白白糟踏了。人人都守在自己那堆家当前，寒风中裹住围巾缩个脑袋，默默坐在行李卷和箱子上，听候点名分配到干校附近的一些村子里去。脸蛋冻得紫红的孩子在大人身边呜咽，也不敢放声哭闹。
好几个公社动员来的三百多套大车堵塞在站台外，骡马喷鼻嘶呜，空中鞭子直响，比农村集市还热闹。农民们不是捏著事先分发的纸条子站在大车上吆喝，便挤来窜去，叫号领人。一辆小汽车卡在骡马车之间进退两难，领章帽徽鲜红的宋代表披件军大衣终于从车里出来了，上了站台，登上个木箱子，指东划西。领导干校的宋代表号兵出身，革命资历算不了甚么，可也算驰战过疆场，却指挥不动这帮农民的大车，越弄越乱。
从中午到天黑，人总算一车一车领走了，站台上依然到处堆的没能拉走的家具和木箱。他和几个哥们由军代表指定留下来看守。别人都到车站的候车室去避风，他一个人用木箱和衣柜垒起个挡风处，又买了瓶烧酒和两个掺了玉米面冻得硬梆梆的馒头，钻进盖上帆布的角落里，望着站台上昏黄的灯光，他想到娶妻，要有女人和孩子便也可以同那些有家小的一样，借住到村里农家。横竖是种地，多少也可以有间土屋，脱离人盯人的集体宿舍，连说梦话都担、心人听见。
他想起一年前工厂和学校尚未由军队管制，到处在武斗，长江堤岸下的一个小客栈里，同那无处可藏的大学女生过的那一夜。
“我们命中注定是牺牲了的一代”这姑娘给他的信中居然敢这么写，想必也处于绝望的境地。
这是一个没有战场却处处是敌人，处处设防却无法防卫的时代。他已经到了无可再退的地步，只想在农村有间屋，同个女人厮守一起，不再有任何别的奢望，可就连这种可能眼看也要丧失掉。天亮前，他骑车赶回村里。老黄夫妇守了一夜没睡，他们穿好了衣服，从北京带来的煤炉也生著了，屋里暖和起来。黄的妻子已经拼好了面，要给他做碗面汤。他没有推托，晚饭没吃，来回四十多公里一直紧踩快赶，也饿得不行了。他们看他把一大碗面呼呼吃完。出门前他向他们挥手，说他没有来过。他们也重复说，当然，没有来过，没来过。能做的他已经做完了，再就看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