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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开始就不舒服。我一次一次地写检举，这一辈子写了多少份检举我都记不清了，反正领导上知道我听话，了解的情况又多，总是叫我写、写、写！拿一次政治运动少说写五十份来算吧，我总写了有五百份了。每写了一份检举我的心理就感受到一份压力。老章，我告诉你，我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人呢？我活泼得很呀，我好玩得很呀！什么二胡、手风琴、小提琴我全会拉，小号也能吹两下子，篮球场上总离不了我这个活跃分子，我还会跳交谊舞哩！可是，每写一份检举就削去我一分活力。我为了救自己，使自己能过个平平安安的日子，却把人生最宝贵的东西丢掉了，最后成了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早知道，王八蛋才写那些材料！大不了还是落到这步田地”
他的嘴角出现了一条斜向下巴的、如刀刻般的皱纹，坚决而残忍。他是在倾泻积愤，并不是要博取同情，但是我还是把手从他手下翻上来，握住他瘦削干燥的小手。“别这样想，那些都过去啦！”我说“据我所知，有的人把别人诬陷了，送进监牢，甚至送到杀场，今天他还过得有滋有味得很哩！”
“你看错了！”他将手抽出来，激动地一挥，加重了他对我的否定。“难道那叫有滋有味？我敢说，这样的人和我一样，从来没有体会过什么是无忧无虑的、问心无愧的幸福。也许他们自我感觉良好，可是过的日子跟我一样，是耗子的生活。耗子在没有被猫逮住的时候，自我感觉也是十分良好的。”
这时“哑巴”背着一个小包，穿着老羊皮大衣，踽踽地向坡上爬来，边走边迎着风咳嗽。今年一年“哑巴”瘦多了，虽然他一直跟着我，没有让他干重活。鬼才知道他心里想些什么！如果他能象周瑞成今天这样一吐积郁，也许会好过一点，然而他没有受过教育，他只会死钻牛角。
周瑞成站起来，肩膀耸了耸，将大衣披好。这一动作颇有军人风度，我仿佛看到了二三十年前他的英俊潇洒。“这次上山，是我自己要求的。”他说“我甘心情愿去。说不定下山以后，山下就成了另外一个世界了。唉，‘山中方一日，世是己千年’呀！”
“你估计会成什么世界呢？”我眯着眼睛问他。
“你知道他们这次的矛头对准的是谁吗？”他反问我。
“不知道。”我想让他先说出来。
“周跟邓！”他捂着嘴说了三个字，然后放下手。小眼睛里阴森森地发光“这两位一倒，共产党的最后一点希望也就完了。那时候，就象红楼梦里说的：‘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需寻各自门’了。”
“那你准备怎么办呢？”我好奇地问。
“我没什么关系，他们暂时不会把我怎么样。”他直率地看着我。“因为我不象你：第一，没劳改过；第二，没帽子；第三，出身城市贫民，而你是资产阶级；第四，他们到现在还没有把我的干部身分橹掉，而你是个最下等的农工。我又是学军事的，说不定将来还有用武之地哩。而你，”他恢复了降贵纤尊的姿态，用手指戳了戳我的胸脯。“老弟，你还记得我们蹲监狱的时候，队长指着你鼻子骂的话吗？他说：‘章永球，你别梦想翻天，外头只要有个风吹草动，首先拿你砍头示众！’当然，他那时的意思不过是吓唬吓唬你，叫你老老实实，可是他这话里有真理，你得提防点，他们弄死你就跟拈死一个臭虫一样，不需要向任何机关、任何人负责。”
“哑巴”慢腾腾地还没有爬上坡来，风不停地把过长的大衣绊住他的脚。周瑞成收回目光，看着我接下去说：
“你不见？胡世民和李义钧两人就是很好的例子。胡世民是师部的宣传科长，四九年参加工作，没有前科，他们把他弄死了，平反的时候赔礼道歉开追悼会不说，队长还丢了官，不然这个曹学义还来不了这里。我听说，这场官司到现在还没有打完。李义钧呢，不过是你们农场的农工，跟你一样：劳改过、有帽子，把他弄死了，现在有谁替他说过一句公道话？”
这个平时谨小慎微，沉默寡言的人，竟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一切都记在心上！
“是的。”我把烟头捻成碎未。“其实李义钧比胡世民死得还冤。胡多少还可以说是自己病死的，而李才是活活让他们整死的。”
“对呀，这不都是我们在监狱里亲眼见的吗？”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这个人肯定工于心计，我真的要向他讨教了。
“老弟，”他的嘴虽然尖得可笑，但语气却是诚恳的。“还是毛主席说的话对：‘不要害怕打烂坛坛罐罐。’过去，我就是害怕打烂了家里的坛坛罐罐，保我过个平安日子，到头来”他两手一摊，又重复了一句“还是成了这副样子！你是聪明人嘛，应该知道：‘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人挪活，树挪死’呀”
“哑巴”走近了。他打住话头。迎着“哑巴”走去，和“哑巴”一道挥起放羊的短鞭，把羊一只只地轰起来。
我用马鞭帮他们俩把羊赶到通向山里的路上。分手的时候，我笑着对他说：“你和‘哑巴’在一起很好，在这年月，这种人最保险。”
“不见得。”他回过头，意味深长地瞥了我一眼：“‘哑巴’开口说话的日子也快到了！”
大青马向东，羊群向西，向乌云层层笼罩着的大山走去，沿途撒下许多羊粪。凛冽而干燥的空气中飘散的一股羊膻气，终于也逐渐地淡薄了。从此，他们和羊群，永远在我的视野中消失了。
刻开始就不舒服。我一次一次地写检举，这一辈子写了多少份检举我都记不清了，反正领导上知道我听话，了解的情况又多，总是叫我写、写、写！拿一次政治运动少说写五十份来算吧，我总写了有五百份了。每写了一份检举我的心理就感受到一份压力。老章，我告诉你，我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人呢？我活泼得很呀，我好玩得很呀！什么二胡、手风琴、小提琴我全会拉，小号也能吹两下子，篮球场上总离不了我这个活跃分子，我还会跳交谊舞哩！可是，每写一份检举就削去我一分活力。我为了救自己，使自己能过个平平安安的日子，却把人生最宝贵的东西丢掉了，最后成了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早知道，王八蛋才写那些材料！大不了还是落到这步田地”
他的嘴角出现了一条斜向下巴的、如刀刻般的皱纹，坚决而残忍。他是在倾泻积愤，并不是要博取同情，但是我还是把手从他手下翻上来，握住他瘦削干燥的小手。“别这样想，那些都过去啦！”我说“据我所知，有的人把别人诬陷了，送进监牢，甚至送到杀场，今天他还过得有滋有味得很哩！”
“你看错了！”他将手抽出来，激动地一挥，加重了他对我的否定。“难道那叫有滋有味？我敢说，这样的人和我一样，从来没有体会过什么是无忧无虑的、问心无愧的幸福。也许他们自我感觉良好，可是过的日子跟我一样，是耗子的生活。耗子在没有被猫逮住的时候，自我感觉也是十分良好的。”
这时“哑巴”背着一个小包，穿着老羊皮大衣，踽踽地向坡上爬来，边走边迎着风咳嗽。今年一年“哑巴”瘦多了，虽然他一直跟着我，没有让他干重活。鬼才知道他心里想些什么！如果他能象周瑞成今天这样一吐积郁，也许会好过一点，然而他没有受过教育，他只会死钻牛角。
周瑞成站起来，肩膀耸了耸，将大衣披好。这一动作颇有军人风度，我仿佛看到了二三十年前他的英俊潇洒。“这次上山，是我自己要求的。”他说“我甘心情愿去。说不定下山以后，山下就成了另外一个世界了。唉，‘山中方一日，世是己千年’呀！”
“你估计会成什么世界呢？”我眯着眼睛问他。
“你知道他们这次的矛头对准的是谁吗？”他反问我。
“不知道。”我想让他先说出来。
“周跟邓！”他捂着嘴说了三个字，然后放下手。小眼睛里阴森森地发光“这两位一倒，共产党的最后一点希望也就完了。那时候，就象红楼梦里说的：‘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需寻各自门’了。”
“那你准备怎么办呢？”我好奇地问。
“我没什么关系，他们暂时不会把我怎么样。”他直率地看着我。“因为我不象你：第一，没劳改过；第二，没帽子；第三，出身城市贫民，而你是资产阶级；第四，他们到现在还没有把我的干部身分橹掉，而你是个最下等的农工。我又是学军事的，说不定将来还有用武之地哩。而你，”他恢复了降贵纤尊的姿态，用手指戳了戳我的胸脯。“老弟，你还记得我们蹲监狱的时候，队长指着你鼻子骂的话吗？他说：‘章永球，你别梦想翻天，外头只要有个风吹草动，首先拿你砍头示众！’当然，他那时的意思不过是吓唬吓唬你，叫你老老实实，可是他这话里有真理，你得提防点，他们弄死你就跟拈死一个臭虫一样，不需要向任何机关、任何人负责。”
“哑巴”慢腾腾地还没有爬上坡来，风不停地把过长的大衣绊住他的脚。周瑞成收回目光，看着我接下去说：
“你不见？胡世民和李义钧两人就是很好的例子。胡世民是师部的宣传科长，四九年参加工作，没有前科，他们把他弄死了，平反的时候赔礼道歉开追悼会不说，队长还丢了官，不然这个曹学义还来不了这里。我听说，这场官司到现在还没有打完。李义钧呢，不过是你们农场的农工，跟你一样：劳改过、有帽子，把他弄死了，现在有谁替他说过一句公道话？”
这个平时谨小慎微，沉默寡言的人，竟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一切都记在心上！
“是的。”我把烟头捻成碎未。“其实李义钧比胡世民死得还冤。胡多少还可以说是自己病死的，而李才是活活让他们整死的。”
“对呀，这不都是我们在监狱里亲眼见的吗？”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这个人肯定工于心计，我真的要向他讨教了。
“老弟，”他的嘴虽然尖得可笑，但语气却是诚恳的。“还是毛主席说的话对：‘不要害怕打烂坛坛罐罐。’过去，我就是害怕打烂了家里的坛坛罐罐，保我过个平安日子，到头来”他两手一摊，又重复了一句“还是成了这副样子！你是聪明人嘛，应该知道：‘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人挪活，树挪死’呀”
“哑巴”走近了。他打住话头。迎着“哑巴”走去，和“哑巴”一道挥起放羊的短鞭，把羊一只只地轰起来。
我用马鞭帮他们俩把羊赶到通向山里的路上。分手的时候，我笑着对他说：“你和‘哑巴’在一起很好，在这年月，这种人最保险。”
“不见得。”他回过头，意味深长地瞥了我一眼：“‘哑巴’开口说话的日子也快到了！”
大青马向东，羊群向西，向乌云层层笼罩着的大山走去，沿途撒下许多羊粪。凛冽而干燥的空气中飘散的一股羊膻气，终于也逐渐地淡薄了。从此，他们和羊群，永远在我的视野中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