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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服刑期满的上官金童怀着羞怯、慌乱的心情，坐在汽车站候车大厅的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里，等待着开往高密东北乡首府大栏镇的公共汽车。
天还没完全亮，大厅里的天花板上那十几簇枝形吊灯纯属摆设，只有两盏度数很低的壁灯放着黯淡的黄光。大厅里那十几张黑色的长条椅上，躺着一些霸道的时髦青年，他们打着响亮的呼噜，说着夹缠不清的梦话，有一个在睡梦中还高高地跷着二郎腿，大喇叭口的裤管像用铁皮剪成的一样。晨曦透过雾蒙蒙的玻璃窗，慢慢地使大厅明亮起来。上官金童从他面前那些横躺竖卧着的人们的衣着上，明显地感觉到了一个崭新时代的气息。地上尽管布满痰迹、污纸，甚至还有臊气冲天的尿液，但地面却是用高级的大理石板材铺成。墙壁上尽管伏着一群群肥胖的苍蝇，却贴了花纹明亮的塑胶壁纸。这一切，都让刚刚从劳改农场的黄土屋里钻出来的上官金童感到新鲜、陌生，那惴惴不安的心情更加沉重了。
阳光把浊气逼人的候车大厅照亮时，候车的人们开始活动。一个蓬着头发、满脸粉刺的小伙子从躺椅上坐起来，搔了几下脚丫子，闭着眼睛，摸出一根压扁了的过滤嘴香烟，用塑料壳的气体打火机点燃。他喷出一团烟雾，接着咳出一口黄痰，吐在地上，并趿上鞋子，习惯性地用脚碾了碾。他拍了拍和他并排躺着的一个女人侧着的屁股，那女人扭了几下身体，发出一串撒娇的哼哼声。开车了！
小伙子喊道。女人懵懵懂懂地坐起来，用通红的手背揉着眼睛，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当她发现受了小伙子欺骗时，便用拳头打了他几下，哼哼着，又躺下去。
上官金童看到了这个女人年轻的肥大脸盘，和那脸盘上油汪汪的短鼻子，还有从粉红衬衫缝隙里露出来的打褶的白皙肚皮。然后他又看到，小伙子戴着电子手表的左手肆无忌惮地从女人的衬衫开气里伸了进去，摸着那两个扁平的乳房。
一种被时代淘汰了的怅惘，像蚕吃桑叶一样，啃着他的心。他几乎是第一次想到：天哪，我已经四十二岁了。我好像还没来得及长大，就变成了一个中年人。
年轻人们的亲昵举动，羞红了他这个旁观者的脸，他把头扭过去了。不饶人的年龄给他的灰黯心情又涂抹上了一层悲凉的色彩。他的思绪像飞奔的车轮一样旋转：在这个人世上，我已经活了四十二年了，可这四十二年里，我都干了些什么呢？逝去的岁月，就像一条被浓雾遮住的通往草原深处的小路，只能模糊地看回去三、五米，再往里就是那弥漫的雾气了。大半辈子过去了，而且，过得非常糟糕，非常龌龊，连自己都感到可怜、恶心。后半辈子，从被释放那天起，就算开始了，等待我的，究竟是什么呢？
迎着他的目光的，是候车大厅墙壁上那幅釉彩陶瓷镶贴画，画上，一个肌肉发达、腰际饰着几片绿叶的男子挽着一个裸露上身、头发像马尾一样飘起的女子，在有限的陶瓷空间里向着想象中的无限的空间飞翔，这一对半人半仙的青年男女仰起的脸上那渴求和向往的神态使他感到心中产生了一种伟大的空旷，这种悲怆的空旷感，是他躺在黄河人海处的黄土地上，仰望着纯蓝色的无边天空时多次体验过的。羊群在茫茫草原上吃草，牧羊人上官金童躺在地上，仰望天空，远处，那一排红色小旗，是劳改干部为服刑人员划出的警戒线，几个背枪骑马的干警，在红旗外边的拦海大堤上驰骋着。退役军犬和本地土狗交配生出来的杂种狗，跟在巡逻警察的马后，慵慵懒懒地跑着，并不时对着堤外的灰白色的浪花，发出几声毫无意义的吼叫。
他服刑第十四年的春天里，结识了牧马人赵甲丁。这是个因为毒杀妻子未遂被判刑的人，戴一副银丝边眼镜，文质彬彬，被捕前是政法学院的讲师。他毫不隐瞒地对上官金童讲述他设计毒杀妻子的细节，计划的周密令人叹为观止，但他老婆总是阴差阳错地避开。上官金童也向他讲述了自己的案情。赵甲丁听完上官金童的讲述，感慨地说：“老兄，太美好了，这简直是一首诗，可惜的是，法律排斥一切的诗意。不过，如果我当时——算了，全是废话！你的刑判得太重了，当然，十五年熬过了十四年，也就没有申诉的必要了。”
不久前，当劳改队的领导宣布他服刑期满，可以回家时，他竟然有被抛弃的感觉。他的眼里饱含着泪水，恳求道：“政府，能不能让我永远待在这里呢？”负责与他谈话的劳教干部用惊讶地目光看着他，为难地摇了摇头说：“为什么？为什么呢？”他说：“出去后，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我是个无用的人”劳教干部递给他一支烟，并为他点着火儿。劳教干部拍拍他的肩头说：“伙计，出去吧，外边的世界，比这里精彩。”他不会吸烟，硬抽了一口，喉咙被呛了，眼里冒出了泪水。
一个睡眼惺忪的女人，身穿蓝色的制服，戴着大檐帽，左手提着一个铁簸箕，右手拖着一把笤帚，浮皮潦草地扫着地上的烟头和果皮，急匆匆地走过来。她脸上挂着厌烦的表情，不时地用脚踢着、或是用笤帚戳着躺在地上的人。“起来！
起来！“她大声地喊叫着，用笤帚把地上的尿液洒到人们身上。她的催促和甩打下，人们爬起来，有的站起来。站起来的都伸展着僵硬的胳膊。那些坐在地上的人，受到了铁簸箕的碰撞和笤帚的抽打，迅速地跳起来。他们刚一跳起来，她就把他们身下垫的破报纸，嚓嚓啦啦地扫到铁簸箕里。尽管上官金童在墙角紧缩着身体，照样也免不了遭到她的训斥。”闪开，你长眼没有？“她说。他用在劳改农场十五年锻炼出的机警，迅速地跳到一边去，看到她不高兴地指着他的帆布旅行包，斥道：”谁的？挪开！“他顺从地把那个装着全部家当的旅行包提起来，等到她用笤帚象征性把那个角落扫了几下之后，重新把包放到原处，再次坐下来。
在他前边的角落里，便是一大堆垃圾，女工作人员把扫起的垃圾倒在大堆上，便转身走了。一群伏在垃圾上休息的苍蝇被她轰起来，嗡嗡地飞行一阵后，重新落下去。这时他看到，在通往停车场的那面墙上，开着十几个小门，小门上方挂着车次牌和到达地。门外，是用粗大铁管焊成的栅栏，有一些人，已经站在栅栏里，等候着剪票。他终于在候车大厅的边角上，找到了通往大栏镇和蛟龙河农场去的831次公共汽车的检票口。那里已经站着十几个人，有的抽烟，有的说话，有的坐在行李上发呆。他摸出车票看看，票上标着检票时间是7点30分，但大厅正面墙壁上的电子钟已指着8点10分。他一阵紧张，甚至怀疑要乘坐的那辆车已经开走。他提着破旧的帆布旅行包，排在一个提着黑色皮革包、神色冷漠的男人后边。他悄悄地打量了一下排队的人，感到这些面孔都似曾相识，但却叫不出一个名字。人们似乎都在打量他，用惊讶的、好奇的目光。一时间他手足无措，既想认出一个熟识的乡亲、又怕被人认出的矛盾心情使他手心发粘。他结结巴巴地问前边那个人：“同志这车是开往大栏去的？”那人用劳改队管教干部那样的目光，把他从头至脚看了一遍，看得他像炒锅里的蚂蚁一样局促不安。不但在别人的眼里，他想，就是在自己的眼里，上官金童也像羊群里的骆驼一样，是个十足的怪物。昨天晚上，在脏乱的厕所里，面对着墙上一块水银漶漫的镜子，他看到了自己笨重的大头。头上是说红不红、说黄不黄的卷曲的乱毛，而且，两个额角已经秃了进去。蛤蟆皮一样疙里疙瘩的脸上，刻满了皱纹，大鼻子通红，像刚被揪过一样，褐色的络腮胡子，环绕着两片肿胀的嘴唇。在那人挑剔的目光下他自惭形秽，手心里的汗已经濡湿了手指。那人对着高挑在检票口上方写着几个红漆仿宋体字的铁牌子噘了噘嘴，等于回答了他的询问。
一辆四轮小车，被一个穿着胸前黑了一大片的白色工作服的胖女人推了过来。她用尖细的、像童声期小女孩一样的嗓门喊叫着：“包子，包子，韭菜猪肉热包子，刚出锅的韭菜猪肉热包子！”她气色很好，红扑扑的脸上泛着油光，头发烫成了无数个小卷，像他放牧过的澳洲良种绵羊肥耷耷的尾巴。她的手背像刚出炉的小面包，手指像刚从烤箱里拿出来的小香肠。“多少钱一斤？”一个穿夹克衫的小伙子问道。“不论斤，论个。”“多少钱一个？”“两毛五一个。”“给十个。”女人掀开大部变成黑色的白色盖被，从车旁悬挂的袋子里抽出一块预先裁好的旧报纸，用铁夹子夹了十个包子放上去。小伙子手忙脚乱地从一大把大面额的钞票中寻找零钱。所有的目光都盯在了小伙子手上。
“高密东北乡的农民，这二年可真是发了！”那个腋下夹着皮革包的男人，用酸溜溜的口气说。穿夹克衫的小伙子，大口吞咽着包子，呜呜噜噜地说：“老黄，眼馋了吗？眼馋就回去摔了您的铁饭碗，跟着我去贩鱼。”夹皮革包的男人说：“钱是什么？钱是下山的猛虎，我怕被它咬着！”夹克衫嘲讽道：“算了吧，老黄，狗咬人，猫咬人，兔子急了也咬人，可俺没听说过钱咬人。”皮包男人说：“你，太年轻了，跟你说不明白。”夹克衫说：“老黄老黄，不要倚老卖老，也不要打肿脸充胖子，倒了架子就得沾肉，允许农民跑买卖发财，这可是你们那个镇长当众宣读的红头文件。”皮包男人说：“小伙子，别猖狂，共产党不会忘了自己的历史，你小心着点吧！”夹克衫说：“小心什么？”皮包男人一字一顿地说：“二次土改！”夹克衫怔了怔，说：“改去吧，老子挣了钱就吃喝玩乐，叫你们鸟毛也改不着一根，你以为我还会像我爷爷那样傻？拼死拼活挣几个钱，恨不得嘴巴不吃腚眼不屙，攒够了，买了几十亩荒滩薄地，土改时，嘭，划成了地主，被你们拉到桥头上，一枪崩成个血葫芦。我可不是我爷爷，咱，不攒钱，吃，等你们二次土改时，也是响当当的贫农。”皮包男人说：“金柱子，你爹摘了地主帽才几天？你就抖起来了！”夹克衫说：“黄脸，你是癞蛤蟆挡车——不自量力，回家上吊去吧！国家政策，你挡得住嘛？
我看你挡不住。“
这时，一个穿着破棉袄、腰里捆着一根红色电线的叫花子，端着一个破瓷碗——瓷碗里盛着十几个硬币和几张肮脏的毛票——抖抖索索地把碗伸到皮包男人面前，说：“大哥，给几个吧，给几个吧买个包子吃”皮包男人一撤身，恼怒地说：“走开，老子还没吃早饭呢！”叫花子看了一眼上官金童，目光里流露出鄙视，转身到别人面前乞讨去了。他的心沉到悲伤的绝底。上官金童，连叫花子都避你啦！叫花子向夹克衫小伙乞讨，还是那几句话：“大哥，可怜可怜，给几个子儿，买个包子吃”夹克衫说：“你家是什么成份？”叫花子一愣，说：“贫农，祖宗八代都是贫农”夹克衫笑着说：“老子专门救济贫农！”他把两个吃剩的包子，连同那块被猪油泅透的破报纸，扔在叫花子的瓷碗里。叫花子抓起包子，塞到嘴里，那块破报纸，粘在他的下巴上。
大厅里骚乱起来，十几个穿蓝制服戴大檐帽的检票员，拿着夹子，从休息间里走出来。他们都是一脸的厌烦，目光冷酷，好像对乘客充满仇恨。人群跟随着他们，拥向检票口。一个提电喇叭的人，站在过道里，大声吼着：“排队，排队。不排队不检票！各位检票员请注意，不排队不检票。”但人们依然在检票口挤成一个蛋。小孩子被挤哭了。一个抱着男孩、背着女孩、拎着两只大公鸡的黑脸女人，大声地骂着一个挤了她的男人，但那男人不理睬，双手把一个盛着电灯泡的纸箱举过头顶，身体扭动着，想挤到前边去。黑脸女人对准他的屁股踢了一脚，那男人连头都没回。
上官金童迷迷糊糊地就被挤到了圈外，原先他身后已有几十个人，但现在他变成最后一个。他心中泛起一点残存的血性，拎起包，往里挤了几下，但他的胸膛立即就被一个坚硬的胳膊肘撞中，痛得他眼冒金花，呻吟着蹲在地上。
广播员一遍遍地吆喝着：“排队，排队，不排队不检票。”负责大栏镇班车检票口的检票员、一个牙齿参差不齐的姑娘，用纸板和检票钳子开着路，从票口那里挤出来。她的大檐帽被挤歪了，塞在帽子里的黑发披散出来乙她恼恨地跺着脚，喊道：“挤吧，挤吧，挤死两个才好。”
检票员气哄哄地回到休息室里去了。而此时，电子钟的大小指针已重叠在9的黑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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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服刑期满的上官金童怀着羞怯、慌乱的心情，坐在汽车站候车大厅的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里，等待着开往高密东北乡首府大栏镇的公共汽车。
天还没完全亮，大厅里的天花板上那十几簇枝形吊灯纯属摆设，只有两盏度数很低的壁灯放着黯淡的黄光。大厅里那十几张黑色的长条椅上，躺着一些霸道的时髦青年，他们打着响亮的呼噜，说着夹缠不清的梦话，有一个在睡梦中还高高地跷着二郎腿，大喇叭口的裤管像用铁皮剪成的一样。晨曦透过雾蒙蒙的玻璃窗，慢慢地使大厅明亮起来。上官金童从他面前那些横躺竖卧着的人们的衣着上，明显地感觉到了一个崭新时代的气息。地上尽管布满痰迹、污纸，甚至还有臊气冲天的尿液，但地面却是用高级的大理石板材铺成。墙壁上尽管伏着一群群肥胖的苍蝇，却贴了花纹明亮的塑胶壁纸。这一切，都让刚刚从劳改农场的黄土屋里钻出来的上官金童感到新鲜、陌生，那惴惴不安的心情更加沉重了。
阳光把浊气逼人的候车大厅照亮时，候车的人们开始活动。一个蓬着头发、满脸粉刺的小伙子从躺椅上坐起来，搔了几下脚丫子，闭着眼睛，摸出一根压扁了的过滤嘴香烟，用塑料壳的气体打火机点燃。他喷出一团烟雾，接着咳出一口黄痰，吐在地上，并趿上鞋子，习惯性地用脚碾了碾。他拍了拍和他并排躺着的一个女人侧着的屁股，那女人扭了几下身体，发出一串撒娇的哼哼声。开车了！
小伙子喊道。女人懵懵懂懂地坐起来，用通红的手背揉着眼睛，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当她发现受了小伙子欺骗时，便用拳头打了他几下，哼哼着，又躺下去。
上官金童看到了这个女人年轻的肥大脸盘，和那脸盘上油汪汪的短鼻子，还有从粉红衬衫缝隙里露出来的打褶的白皙肚皮。然后他又看到，小伙子戴着电子手表的左手肆无忌惮地从女人的衬衫开气里伸了进去，摸着那两个扁平的乳房。
一种被时代淘汰了的怅惘，像蚕吃桑叶一样，啃着他的心。他几乎是第一次想到：天哪，我已经四十二岁了。我好像还没来得及长大，就变成了一个中年人。
年轻人们的亲昵举动，羞红了他这个旁观者的脸，他把头扭过去了。不饶人的年龄给他的灰黯心情又涂抹上了一层悲凉的色彩。他的思绪像飞奔的车轮一样旋转：在这个人世上，我已经活了四十二年了，可这四十二年里，我都干了些什么呢？逝去的岁月，就像一条被浓雾遮住的通往草原深处的小路，只能模糊地看回去三、五米，再往里就是那弥漫的雾气了。大半辈子过去了，而且，过得非常糟糕，非常龌龊，连自己都感到可怜、恶心。后半辈子，从被释放那天起，就算开始了，等待我的，究竟是什么呢？
迎着他的目光的，是候车大厅墙壁上那幅釉彩陶瓷镶贴画，画上，一个肌肉发达、腰际饰着几片绿叶的男子挽着一个裸露上身、头发像马尾一样飘起的女子，在有限的陶瓷空间里向着想象中的无限的空间飞翔，这一对半人半仙的青年男女仰起的脸上那渴求和向往的神态使他感到心中产生了一种伟大的空旷，这种悲怆的空旷感，是他躺在黄河人海处的黄土地上，仰望着纯蓝色的无边天空时多次体验过的。羊群在茫茫草原上吃草，牧羊人上官金童躺在地上，仰望天空，远处，那一排红色小旗，是劳改干部为服刑人员划出的警戒线，几个背枪骑马的干警，在红旗外边的拦海大堤上驰骋着。退役军犬和本地土狗交配生出来的杂种狗，跟在巡逻警察的马后，慵慵懒懒地跑着，并不时对着堤外的灰白色的浪花，发出几声毫无意义的吼叫。
他服刑第十四年的春天里，结识了牧马人赵甲丁。这是个因为毒杀妻子未遂被判刑的人，戴一副银丝边眼镜，文质彬彬，被捕前是政法学院的讲师。他毫不隐瞒地对上官金童讲述他设计毒杀妻子的细节，计划的周密令人叹为观止，但他老婆总是阴差阳错地避开。上官金童也向他讲述了自己的案情。赵甲丁听完上官金童的讲述，感慨地说：“老兄，太美好了，这简直是一首诗，可惜的是，法律排斥一切的诗意。不过，如果我当时——算了，全是废话！你的刑判得太重了，当然，十五年熬过了十四年，也就没有申诉的必要了。”
不久前，当劳改队的领导宣布他服刑期满，可以回家时，他竟然有被抛弃的感觉。他的眼里饱含着泪水，恳求道：“政府，能不能让我永远待在这里呢？”负责与他谈话的劳教干部用惊讶地目光看着他，为难地摇了摇头说：“为什么？为什么呢？”他说：“出去后，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我是个无用的人”劳教干部递给他一支烟，并为他点着火儿。劳教干部拍拍他的肩头说：“伙计，出去吧，外边的世界，比这里精彩。”他不会吸烟，硬抽了一口，喉咙被呛了，眼里冒出了泪水。
一个睡眼惺忪的女人，身穿蓝色的制服，戴着大檐帽，左手提着一个铁簸箕，右手拖着一把笤帚，浮皮潦草地扫着地上的烟头和果皮，急匆匆地走过来。她脸上挂着厌烦的表情，不时地用脚踢着、或是用笤帚戳着躺在地上的人。“起来！
起来！“她大声地喊叫着，用笤帚把地上的尿液洒到人们身上。她的催促和甩打下，人们爬起来，有的站起来。站起来的都伸展着僵硬的胳膊。那些坐在地上的人，受到了铁簸箕的碰撞和笤帚的抽打，迅速地跳起来。他们刚一跳起来，她就把他们身下垫的破报纸，嚓嚓啦啦地扫到铁簸箕里。尽管上官金童在墙角紧缩着身体，照样也免不了遭到她的训斥。”闪开，你长眼没有？“她说。他用在劳改农场十五年锻炼出的机警，迅速地跳到一边去，看到她不高兴地指着他的帆布旅行包，斥道：”谁的？挪开！“他顺从地把那个装着全部家当的旅行包提起来，等到她用笤帚象征性把那个角落扫了几下之后，重新把包放到原处，再次坐下来。
在他前边的角落里，便是一大堆垃圾，女工作人员把扫起的垃圾倒在大堆上，便转身走了。一群伏在垃圾上休息的苍蝇被她轰起来，嗡嗡地飞行一阵后，重新落下去。这时他看到，在通往停车场的那面墙上，开着十几个小门，小门上方挂着车次牌和到达地。门外，是用粗大铁管焊成的栅栏，有一些人，已经站在栅栏里，等候着剪票。他终于在候车大厅的边角上，找到了通往大栏镇和蛟龙河农场去的831次公共汽车的检票口。那里已经站着十几个人，有的抽烟，有的说话，有的坐在行李上发呆。他摸出车票看看，票上标着检票时间是7点30分，但大厅正面墙壁上的电子钟已指着8点10分。他一阵紧张，甚至怀疑要乘坐的那辆车已经开走。他提着破旧的帆布旅行包，排在一个提着黑色皮革包、神色冷漠的男人后边。他悄悄地打量了一下排队的人，感到这些面孔都似曾相识，但却叫不出一个名字。人们似乎都在打量他，用惊讶的、好奇的目光。一时间他手足无措，既想认出一个熟识的乡亲、又怕被人认出的矛盾心情使他手心发粘。他结结巴巴地问前边那个人：“同志这车是开往大栏去的？”那人用劳改队管教干部那样的目光，把他从头至脚看了一遍，看得他像炒锅里的蚂蚁一样局促不安。不但在别人的眼里，他想，就是在自己的眼里，上官金童也像羊群里的骆驼一样，是个十足的怪物。昨天晚上，在脏乱的厕所里，面对着墙上一块水银漶漫的镜子，他看到了自己笨重的大头。头上是说红不红、说黄不黄的卷曲的乱毛，而且，两个额角已经秃了进去。蛤蟆皮一样疙里疙瘩的脸上，刻满了皱纹，大鼻子通红，像刚被揪过一样，褐色的络腮胡子，环绕着两片肿胀的嘴唇。在那人挑剔的目光下他自惭形秽，手心里的汗已经濡湿了手指。那人对着高挑在检票口上方写着几个红漆仿宋体字的铁牌子噘了噘嘴，等于回答了他的询问。
一辆四轮小车，被一个穿着胸前黑了一大片的白色工作服的胖女人推了过来。她用尖细的、像童声期小女孩一样的嗓门喊叫着：“包子，包子，韭菜猪肉热包子，刚出锅的韭菜猪肉热包子！”她气色很好，红扑扑的脸上泛着油光，头发烫成了无数个小卷，像他放牧过的澳洲良种绵羊肥耷耷的尾巴。她的手背像刚出炉的小面包，手指像刚从烤箱里拿出来的小香肠。“多少钱一斤？”一个穿夹克衫的小伙子问道。“不论斤，论个。”“多少钱一个？”“两毛五一个。”“给十个。”女人掀开大部变成黑色的白色盖被，从车旁悬挂的袋子里抽出一块预先裁好的旧报纸，用铁夹子夹了十个包子放上去。小伙子手忙脚乱地从一大把大面额的钞票中寻找零钱。所有的目光都盯在了小伙子手上。
“高密东北乡的农民，这二年可真是发了！”那个腋下夹着皮革包的男人，用酸溜溜的口气说。穿夹克衫的小伙子，大口吞咽着包子，呜呜噜噜地说：“老黄，眼馋了吗？眼馋就回去摔了您的铁饭碗，跟着我去贩鱼。”夹皮革包的男人说：“钱是什么？钱是下山的猛虎，我怕被它咬着！”夹克衫嘲讽道：“算了吧，老黄，狗咬人，猫咬人，兔子急了也咬人，可俺没听说过钱咬人。”皮包男人说：“你，太年轻了，跟你说不明白。”夹克衫说：“老黄老黄，不要倚老卖老，也不要打肿脸充胖子，倒了架子就得沾肉，允许农民跑买卖发财，这可是你们那个镇长当众宣读的红头文件。”皮包男人说：“小伙子，别猖狂，共产党不会忘了自己的历史，你小心着点吧！”夹克衫说：“小心什么？”皮包男人一字一顿地说：“二次土改！”夹克衫怔了怔，说：“改去吧，老子挣了钱就吃喝玩乐，叫你们鸟毛也改不着一根，你以为我还会像我爷爷那样傻？拼死拼活挣几个钱，恨不得嘴巴不吃腚眼不屙，攒够了，买了几十亩荒滩薄地，土改时，嘭，划成了地主，被你们拉到桥头上，一枪崩成个血葫芦。我可不是我爷爷，咱，不攒钱，吃，等你们二次土改时，也是响当当的贫农。”皮包男人说：“金柱子，你爹摘了地主帽才几天？你就抖起来了！”夹克衫说：“黄脸，你是癞蛤蟆挡车——不自量力，回家上吊去吧！国家政策，你挡得住嘛？
我看你挡不住。“
这时，一个穿着破棉袄、腰里捆着一根红色电线的叫花子，端着一个破瓷碗——瓷碗里盛着十几个硬币和几张肮脏的毛票——抖抖索索地把碗伸到皮包男人面前，说：“大哥，给几个吧，给几个吧买个包子吃”皮包男人一撤身，恼怒地说：“走开，老子还没吃早饭呢！”叫花子看了一眼上官金童，目光里流露出鄙视，转身到别人面前乞讨去了。他的心沉到悲伤的绝底。上官金童，连叫花子都避你啦！叫花子向夹克衫小伙乞讨，还是那几句话：“大哥，可怜可怜，给几个子儿，买个包子吃”夹克衫说：“你家是什么成份？”叫花子一愣，说：“贫农，祖宗八代都是贫农”夹克衫笑着说：“老子专门救济贫农！”他把两个吃剩的包子，连同那块被猪油泅透的破报纸，扔在叫花子的瓷碗里。叫花子抓起包子，塞到嘴里，那块破报纸，粘在他的下巴上。
大厅里骚乱起来，十几个穿蓝制服戴大檐帽的检票员，拿着夹子，从休息间里走出来。他们都是一脸的厌烦，目光冷酷，好像对乘客充满仇恨。人群跟随着他们，拥向检票口。一个提电喇叭的人，站在过道里，大声吼着：“排队，排队。不排队不检票！各位检票员请注意，不排队不检票。”但人们依然在检票口挤成一个蛋。小孩子被挤哭了。一个抱着男孩、背着女孩、拎着两只大公鸡的黑脸女人，大声地骂着一个挤了她的男人，但那男人不理睬，双手把一个盛着电灯泡的纸箱举过头顶，身体扭动着，想挤到前边去。黑脸女人对准他的屁股踢了一脚，那男人连头都没回。
上官金童迷迷糊糊地就被挤到了圈外，原先他身后已有几十个人，但现在他变成最后一个。他心中泛起一点残存的血性，拎起包，往里挤了几下，但他的胸膛立即就被一个坚硬的胳膊肘撞中，痛得他眼冒金花，呻吟着蹲在地上。
广播员一遍遍地吆喝着：“排队，排队，不排队不检票。”负责大栏镇班车检票口的检票员、一个牙齿参差不齐的姑娘，用纸板和检票钳子开着路，从票口那里挤出来。她的大檐帽被挤歪了，塞在帽子里的黑发披散出来乙她恼恨地跺着脚，喊道：“挤吧，挤吧，挤死两个才好。”
检票员气哄哄地回到休息室里去了。而此时，电子钟的大小指针已重叠在9的黑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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