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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地之间的距离近到了叫一声对方就能听得到的程度，每一方都会日夜不断地向对方进行高声咒骂。我方高呼：“法西斯分子——同性恋！”法西斯分子则高呼：“西班牙万岁！佛朗哥万岁！”——或者，当他们知道对面是英国人时便高喊：“滚回老家去，你们这些英国佬！我们这里不需要外国佬！”在民兵中，特别是那些站在政府一边的党派成员，他们力图破坏敌人士气的宣传性喊话，已经发展成为一种驾轻就熟的常规技巧。每一个占有前沿位置的人，通常是机枪手，都被赋予了喊话任务，并且都发了扩音器。他们的喊叫通常都有固定的程式，他们充满革命激情地向法西斯士兵们解释，你们都是国际资本（主义）的雇佣兵，你们是在与自己的阶级作战，等等，等等，并敦促对方赶紧弃暗投明往我们这边跑。这些话语由轮番替换的人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广播，甚至持续通宵。这种喊话是有作用的，人们对此几乎不存争议；每个人都认为法西斯逃兵逐渐增多，与这种宣传性喊话有很大关系。完全可以想象，站在敌方某个哨位的某个可怜的家伙——很可能是违背自己意愿而被强征入伍的社会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工会成员，他在自己的哨位上都快冻僵了，听到“不要与你自己的阶级作战！”的口号在黑暗中反复响起，他不可能不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就有可能促使他决定是否应该叛逃。当然，这样的做法不适合英国人的战争观念。我承认，在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做法时，我感到非常吃惊，也非常反感。天下竟然会有试图转变敌人的观念而非对敌人开火这样的离奇古怪的事情！不过，现在我认为，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都是一种合理的策略。在普通的阵地战中，如果没有火炮，那就很难避免在重创敌人的同时己方也要付出同样的伤亡代价。如果你能以策动叛逃的方法削弱敌方群体，那是再好不过了。叛逃者实际上比敌人尸体更有意义，因为他们能够提供有用的情报。但在刚开始时，我们都曾为此深感不安，觉得这些西班牙人对待这场战争的态度太不严肃。在我们右边地势稍低的那个地方，有个加联社党的哨所，那里有个该党男子在从事策反工作方面简直像个艺术家。通常，他不是高喊革命口号，而只是心平气和地告诉法西斯分子，我们这边吃的食品比他们那边好多了。他所列举的政府配给，带有相当多的想象的成分。“奶油土司！”——谁都能够听到他的洪亮嗓音在寂静的山谷里回响——“就在这儿，我们正坐下来吃奶油土司！多么可爱的奶油土司切片啊！”其实，我丝毫也不怀疑，他和我们一样，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或者好几个月没见到过奶油了。但在如此寒冷的夜晚，关于奶油土司的消息，大概一定会使许多法西斯分子流口水了。这甚至也让我流了口水，尽管我明明知道他在撒谎。
二月的一天，我们发现一架法西斯分子的飞机正在向我们的阵地逼近。像往常一样，机关枪被拖到空旷处，枪管竖起，每个机枪手都仰卧操作，力求瞄得更准。一般地说，我们这些孤立的阵地根本不值得轰炸，少数经过我们上空的法西斯分子的飞机通常会绕飞，以比开机枪火力。这一次敌机倒是直接飞了过来，可是飞得太高，超出了机枪的射程；不一会，飞机不是投下炸弹，而是投下白色闪光的东西，并在空中不停地翻滚。有一些落到了我们的阵地上。原来是法西斯主义者报纸阿拉贡先驱报的复印件，报纸宣称我们的在马拉加失守了。
那天晚上，法西斯分子发动了一次夭折的进攻。我刚刚躺下睡觉，尚在似睡非睡之间，突然传来一阵猛烈的射击声，随即有人在防空壕里高声大叫：“他们进攻了！”我翻身抓起来复枪，跑向自己的岗位。我的岗位在阵地的最高点，机枪位的旁边。这里伸手不见五指，射击声宛如恶魔一般。关于敌方火力，我推测大概有五挺机枪对我们开火。法西斯分子那边发出了一种可怕的爆炸声，那是他们有人以一种白痴般的方式把手榴弹投在了己方的胸墙上。夜空极度黑暗。在我们左面的山谷中，我看到了来复枪发出的绿色火焰，那里有一小队法西斯分子，很可能是在巡逻，他们从侧面向我们发起攻击。黑暗中，子弹在我们周围飞来飞去。爆炸——尖啸——爆炸。一些炮弹呼啸着飞来，但落地点离我们还远着呢。如同以往常见的那样，敌人扔过来的多数炸弹都没有爆炸。接下来，我们开始了一段糟糕的时光，我们的背后的山顶上又有一挺机枪在射击——实际上是调上来支援我们这一方的，可当时感觉我们似乎已经被包围不久，我们的机枪又被卡住了，它好象被糟透了的弹药堵惯了似的，更麻烦的是推弹杆也在黑暗中丢失了。显然，大家除了站着挨打什么也做不成了。西班牙机枪手们对于隐蔽持蔑视态度，实际上就是故意暴露自己，所以我也只能这样做。尽管如此，这种经历仍然非常有趣。确切地说，我还是第一次这样暴露在战火之中，让我感到耻辱的是，我发现自己被吓得冷汗直冒。我注意到，当遭遇重火力攻击的时候人们都有同样的感觉——你最害怕的不是被打中，而是不知道什么地方会被打中。长时间地紧绷神经，不知道子弹会击中哪个部位，这会给你的整个身心带来巨大的痛苦。
双方交火一两个小时后，敌方火力渐渐减弱，以至停止。其间我们仅有一人负伤。法西斯分子将一些机枪前移至军事无人区，但留出一段安全距离，也无意于将枪口对准我们的胸墙。事实上，法西斯部队并不是真的发动进攻，主要是为了枪弹齐鸣，制造欢快气氛，庆祝他们夺取马拉加。此事的重要之处在于，教会了我万万不可轻信报纸刊登的战时新闻。一两天之后，许多报纸和广播都同时报道了一则消息：一支拥有大量骑兵和坦克的强大法西斯部队对我方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战场是在一处近乎垂直的山坡上！），但被英勇的英国人击溃了。
在法西斯分子最初宣称我们失守马拉加的时候，我们把这则消息当作一个谎言。但第二天又出现了进一步的谣传，大概又过了好几天，此事方才得到了官方的证实。仅就事件过程而言，整个不光彩的故事——守军如何没放一枪就撤离了马拉加，意大利人的暴怒没能发泄在撤退的对方军队身上，饿是发泄在那些可怜的市民身上，市民们被意大利人用机关枪去看出一百英里远。这则新闻让整个战线都感到扫兴，因为，无论事实真相究竟如何，民兵中的每个人都确信，马拉加的失守应该归咎于背叛行为。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关背叛行为或目标分歧的谈论，也使我第一次产生了对这场战争的茫然和疑问，而此前我却认为正确和错误全都是那么简单。
在二月中旬，我们离开了奥斯库罗杀，与在这一战区的其他所有马统工党的民兵部队一起，成为围困韦斯卡的政府军的一部分。这是一段五十英里的行程，我们乘卡车穿过寒冷的平原，道路两旁修剪过的蔓生植物尚未发芽，越冬大麦刚从高低不平的土壤中露出细细的叶尖来。我们的新阵地距韦斯卡大约四公里，从这里可以看到韦斯卡的点点灯火，以及有如玩具般的各种建筑物。几个月以前，在谢塔莫被攻克之后，政府军的总指挥极为乐观地说道：“明天我们将在韦斯卡喝咖啡。”但事实证明他错了。我们虽然发动了惨烈的进攻，却并没能够攻克这座城镇，而“明天我们将在韦斯卡喝咖啡”的豪言壮语则成为全军的笑料。如果日后我能够重游西班牙，我会专程前往韦斯卡喝上一杯咖啡。
阵地之间的距离近到了叫一声对方就能听得到的程度，每一方都会日夜不断地向对方进行高声咒骂。我方高呼：“法西斯分子——同性恋！”法西斯分子则高呼：“西班牙万岁！佛朗哥万岁！”——或者，当他们知道对面是英国人时便高喊：“滚回老家去，你们这些英国佬！我们这里不需要外国佬！”在民兵中，特别是那些站在政府一边的党派成员，他们力图破坏敌人士气的宣传性喊话，已经发展成为一种驾轻就熟的常规技巧。每一个占有前沿位置的人，通常是机枪手，都被赋予了喊话任务，并且都发了扩音器。他们的喊叫通常都有固定的程式，他们充满革命激情地向法西斯士兵们解释，你们都是国际资本（主义）的雇佣兵，你们是在与自己的阶级作战，等等，等等，并敦促对方赶紧弃暗投明往我们这边跑。这些话语由轮番替换的人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广播，甚至持续通宵。这种喊话是有作用的，人们对此几乎不存争议；每个人都认为法西斯逃兵逐渐增多，与这种宣传性喊话有很大关系。完全可以想象，站在敌方某个哨位的某个可怜的家伙——很可能是违背自己意愿而被强征入伍的社会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工会成员，他在自己的哨位上都快冻僵了，听到“不要与你自己的阶级作战！”的口号在黑暗中反复响起，他不可能不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就有可能促使他决定是否应该叛逃。当然，这样的做法不适合英国人的战争观念。我承认，在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做法时，我感到非常吃惊，也非常反感。天下竟然会有试图转变敌人的观念而非对敌人开火这样的离奇古怪的事情！不过，现在我认为，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都是一种合理的策略。在普通的阵地战中，如果没有火炮，那就很难避免在重创敌人的同时己方也要付出同样的伤亡代价。如果你能以策动叛逃的方法削弱敌方群体，那是再好不过了。叛逃者实际上比敌人尸体更有意义，因为他们能够提供有用的情报。但在刚开始时，我们都曾为此深感不安，觉得这些西班牙人对待这场战争的态度太不严肃。在我们右边地势稍低的那个地方，有个加联社党的哨所，那里有个该党男子在从事策反工作方面简直像个艺术家。通常，他不是高喊革命口号，而只是心平气和地告诉法西斯分子，我们这边吃的食品比他们那边好多了。他所列举的政府配给，带有相当多的想象的成分。“奶油土司！”——谁都能够听到他的洪亮嗓音在寂静的山谷里回响——“就在这儿，我们正坐下来吃奶油土司！多么可爱的奶油土司切片啊！”其实，我丝毫也不怀疑，他和我们一样，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或者好几个月没见到过奶油了。但在如此寒冷的夜晚，关于奶油土司的消息，大概一定会使许多法西斯分子流口水了。这甚至也让我流了口水，尽管我明明知道他在撒谎。
二月的一天，我们发现一架法西斯分子的飞机正在向我们的阵地逼近。像往常一样，机关枪被拖到空旷处，枪管竖起，每个机枪手都仰卧操作，力求瞄得更准。一般地说，我们这些孤立的阵地根本不值得轰炸，少数经过我们上空的法西斯分子的飞机通常会绕飞，以比开机枪火力。这一次敌机倒是直接飞了过来，可是飞得太高，超出了机枪的射程；不一会，飞机不是投下炸弹，而是投下白色闪光的东西，并在空中不停地翻滚。有一些落到了我们的阵地上。原来是法西斯主义者报纸阿拉贡先驱报的复印件，报纸宣称我们的在马拉加失守了。
那天晚上，法西斯分子发动了一次夭折的进攻。我刚刚躺下睡觉，尚在似睡非睡之间，突然传来一阵猛烈的射击声，随即有人在防空壕里高声大叫：“他们进攻了！”我翻身抓起来复枪，跑向自己的岗位。我的岗位在阵地的最高点，机枪位的旁边。这里伸手不见五指，射击声宛如恶魔一般。关于敌方火力，我推测大概有五挺机枪对我们开火。法西斯分子那边发出了一种可怕的爆炸声，那是他们有人以一种白痴般的方式把手榴弹投在了己方的胸墙上。夜空极度黑暗。在我们左面的山谷中，我看到了来复枪发出的绿色火焰，那里有一小队法西斯分子，很可能是在巡逻，他们从侧面向我们发起攻击。黑暗中，子弹在我们周围飞来飞去。爆炸——尖啸——爆炸。一些炮弹呼啸着飞来，但落地点离我们还远着呢。如同以往常见的那样，敌人扔过来的多数炸弹都没有爆炸。接下来，我们开始了一段糟糕的时光，我们的背后的山顶上又有一挺机枪在射击——实际上是调上来支援我们这一方的，可当时感觉我们似乎已经被包围不久，我们的机枪又被卡住了，它好象被糟透了的弹药堵惯了似的，更麻烦的是推弹杆也在黑暗中丢失了。显然，大家除了站着挨打什么也做不成了。西班牙机枪手们对于隐蔽持蔑视态度，实际上就是故意暴露自己，所以我也只能这样做。尽管如此，这种经历仍然非常有趣。确切地说，我还是第一次这样暴露在战火之中，让我感到耻辱的是，我发现自己被吓得冷汗直冒。我注意到，当遭遇重火力攻击的时候人们都有同样的感觉——你最害怕的不是被打中，而是不知道什么地方会被打中。长时间地紧绷神经，不知道子弹会击中哪个部位，这会给你的整个身心带来巨大的痛苦。
双方交火一两个小时后，敌方火力渐渐减弱，以至停止。其间我们仅有一人负伤。法西斯分子将一些机枪前移至军事无人区，但留出一段安全距离，也无意于将枪口对准我们的胸墙。事实上，法西斯部队并不是真的发动进攻，主要是为了枪弹齐鸣，制造欢快气氛，庆祝他们夺取马拉加。此事的重要之处在于，教会了我万万不可轻信报纸刊登的战时新闻。一两天之后，许多报纸和广播都同时报道了一则消息：一支拥有大量骑兵和坦克的强大法西斯部队对我方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战场是在一处近乎垂直的山坡上！），但被英勇的英国人击溃了。
在法西斯分子最初宣称我们失守马拉加的时候，我们把这则消息当作一个谎言。但第二天又出现了进一步的谣传，大概又过了好几天，此事方才得到了官方的证实。仅就事件过程而言，整个不光彩的故事——守军如何没放一枪就撤离了马拉加，意大利人的暴怒没能发泄在撤退的对方军队身上，饿是发泄在那些可怜的市民身上，市民们被意大利人用机关枪去看出一百英里远。这则新闻让整个战线都感到扫兴，因为，无论事实真相究竟如何，民兵中的每个人都确信，马拉加的失守应该归咎于背叛行为。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关背叛行为或目标分歧的谈论，也使我第一次产生了对这场战争的茫然和疑问，而此前我却认为正确和错误全都是那么简单。
在二月中旬，我们离开了奥斯库罗杀，与在这一战区的其他所有马统工党的民兵部队一起，成为围困韦斯卡的政府军的一部分。这是一段五十英里的行程，我们乘卡车穿过寒冷的平原，道路两旁修剪过的蔓生植物尚未发芽，越冬大麦刚从高低不平的土壤中露出细细的叶尖来。我们的新阵地距韦斯卡大约四公里，从这里可以看到韦斯卡的点点灯火，以及有如玩具般的各种建筑物。几个月以前，在谢塔莫被攻克之后，政府军的总指挥极为乐观地说道：“明天我们将在韦斯卡喝咖啡。”但事实证明他错了。我们虽然发动了惨烈的进攻，却并没能够攻克这座城镇，而“明天我们将在韦斯卡喝咖啡”的豪言壮语则成为全军的笑料。如果日后我能够重游西班牙，我会专程前往韦斯卡喝上一杯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