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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奥威尔著作的人是劳伦斯布兰德(他是在英国广播公司认识奥威尔的)和约翰阿特金斯。20世纪50年代晚期，回忆奥威尔的文章已经广有市场。保罗波茨的传记文章自行车上的堂吉珂德刊登在1957年的“伦敦杂志”上。4年后，出现了理查德里斯的全面展开研究的长文逃离胜利营的亡命者，其时还有奥威尔妹妹阿弗丽尔的无线电广播我的哥哥乔治奥威尔。索尼亚对付这股高涨兴趣潮流的反应是双管齐下，一方面，她着手与伦敦大学图书馆的代表伊恩安格斯协作，最终编成4卷新闻报道、书信、论文集，于1968年由塞克和沃博出版公司出版。另一方面，她指定奥威尔40年代的密友马尔科姆马格里奇为正式的传记作者。现在似乎清清楚楚，马格里奇对于恩赐的回报是恣意糟蹋。我们可以想像到，索尼亚原来认为马格里奇是一位全职的编辑、电视主持人和善辩者，是能担当此任的。不料，马格里奇本人发现，全方位的传记要求超出了他的能力。他准备性的研究资料至今还被保存着，没有证据表明他作过任何认真的完成书稿的努力。不管怎样，索尼亚的意图是编4卷本的、厚达1500页的奥威尔作品选，成为他的纪念碑。至于真正传记式的纪念碑嘛，倒也有对此事感兴趣的人在干着。彼得斯坦斯基和威廉亚伯拉罕合著陌生的奥威尔，此书虽未得到索尼亚的赞同和支持，却展示出经过大量煞费苦心的研究之后的硕果，自1972年出版后，广受欢迎。西里尔康诺利读后深受感动，大声宣布说，他和奥威尔相处的岁月被“描述得丝丝入扣，入木三分，以至我常常被骗认为，作者当时在场”正是这种情况明显地决定了索尼亚必须指定一位新的“正式的”传记作者，而且要确信，这位新人最终会写出一部传记。索尼亚读过伯纳德克里克写的文章，而且印象深刻，所以，她采纳了伯克贝克的意见，指定伯纳德克里克先生。乔治奥威尔传在1980年底正式出版。索尼亚活得很久，读到了书中的描述时，她或许会认真思索：是否已经在记忆中把故世的丈夫忘得干干净净了。
究竟为什么索尼亚会持有这样一种审慎的态度？为什么她会对书中有关奥威尔生活的许多方面的叙述没有把握呢？你或许会想到，任何一部传记作品到了这种份上可能都不会百分之百地符合索尼亚心中的要求。正如本书所说，索尼亚是一个奇怪的女人和更加奇怪的文人遗孀：忠诚丈夫、保护丈夫，渴望做事正确，但是，按照她个人之好恶所作的判断常常是错误的，而且又变幻莫测。在没有索尼亚的日子里，研究奥威尔大潮的闸门打开了，1984年不可避免地成了“洪水泛滥”的一年：奥德里科珀德和伯纳德克里克汇集编纂了第一手记叙资料纪念奥威尔；斯蒂芬沃德姆编辑了相似的集子怀念奥威尔；w。j。韦斯特所著的奥威尔：战争广播，此书史料基于设在卡文沙姆的英国广播公司的资料室(一本与之配成双的书奥威尔：战争纪事在第二年出现)。接下去，潮流变成了汹涌澎湃的急流：文明用语学者迈克尔谢尔顿于1991年发表第二本奥威尔传记；杰弗里迈耶于2000年发表了第三本。在这些标志着研究奥威尔高潮的书中，还有对奥威尔小说进行研究的著作。在这样的氛围之中，奥威尔的著作一版再版，广受欢迎，于是，又进一步出现了更多忆旧的文章以及对所谓“奥威尔神话”作研究而撰写的论文。这是一条常常被人踩踏的小径，令人不快的风景也极为熟悉。我曾经给一个女人写过信，奥威尔在1946年曾怯生生地向她提出过结婚的要求，她给我回了信。信中，在夹杂着别的文明用语以外，她列出了刚对她进行过采访的7位研究人的名单，这位女士实在不明白，关于奥威尔，还有什么可说呢？
这是一个好问题，现在也还是。实际上，不管什么人，不管他怎样记述奥威尔近半生的公众生活，都已成了记录，而奥威尔在普通老百姓的心中却有着一种完全不同的形象：他们并没被他死后50年的神圣化而感动，在他们的心中，奥威尔更像是一个凡人。例如，3年前，我去了牛津郡狄德考特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采访一位名叫乔治萨默斯的老人，当时，他已经90岁出头了。20年前，我在大学读书，他女儿安妮是我的同学，我就见过萨默斯先生，当时就听说了他与奥威尔之间的许多谣传。萨默斯先生在前屋与我又见面了，他和蔼可亲，但也狡黠。经过漫无边际、许许多多的枝节内容，故事总算能串联起来，包括30年代初期奥威尔返回萨福克郡，千方百计地努力，企图获得当时萨默斯先生的未婚妻、一位名叫多萝西罗杰斯女子的青睐。他们以在索思沃德的荒原上赛跑来决断——奥威尔跑步，萨默斯先生骑摩托车追赶。65年后，追赶者的回忆如下(这是录音的原话)：“我四下寻找找不到他我向前大约50码，看见了他，也看见了她我可是个护花使者我爬上高处我有意推开他我并未杀他，”萨默斯先生平淡无味地结束了谈话。
尽管90岁的老人艰苦地回忆起往事，却也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情景：报仇心切的人蜷伏在摩托车的把手上；身材过分瘦长的闯入者在有弹性的草地上在他前面飞奔(我们倒要问一下，当时，多萝西在做什么，跟在他们后面？还是站在高处的有利位置上观看他们的追逐？还是回家，让这两个男人去打闹吧？)。然而，让我觉得不和谐的是，在我20年的对奥威尔的研究中，没有哪一件事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像这件事这样清楚地给我留下有关奥威尔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的印象。萨默斯先生大概花去45分钟的时间结束追逐，可以继续自己的童话。结束对萨默斯先生的采访后，安妮和我开车在乡间小道上行驶几英里后到达萨顿考特尼，我们去查看一下位于村子教堂土地上的奥威尔墓地，奥威尔的朋友大卫阿斯顿照看着它。在对奥威尔的一切讽刺中，并非不重要的有一条，那就是，这位专业人士作为英、美贵族的代理人应该被葬于牛津郡的翠绿的青山之中。
50年前，人们可以看见另外两个人在萨顿考特尼的墓地留恋徘徊：一位是有着一头醒目金发的30岁刚出头的女人，脸色苍白，几许紧张，几许焦虑，另一位是陪伴她的、年岁稍长的男人。他们俩是观察家杂志的编辑大卫阿斯顿和奥威尔的遗孀索尼亚。他们俩不是单独前来的，陪同他们而来的有一位律师、一辆殡仪馆的车子、丧葬人员和一口加长的棺材。奥威尔的安葬仪式是在1950年1月26日举行。在记录这件事情的几个人中间，马尔科姆马格里奇或许耍足了诡计，正是他给包括地下死者在内的许多人带来了麻烦。普通大众多多少少有点吃惊，因为奥威尔在遗嘱中要求，他的葬礼必须按照英国教堂的仪式进行，并且被埋在公墓里。可是，奥威尔从未宣称过他信仰文明用语教，而且，至少在他生命的后期，也未曾与任何显示崇拜的地方有联系，所以，他的这个要求很难实现。最后，安葬在伦敦某一墓地的想法被抛弃了。这时，阿斯顿的影响力在萨顿考特尼的教堂主持的身上起作用了。与此同时，马格里奇和奥威尔的密友安东尼鲍威尔(据阿斯顿所说，鲍威尔是一个“忠于教会的人”且通晓礼节)请求鲍威尔做礼拜的奥尔巴尼大街文明用语教堂的主持为奥威尔在伦敦作安魂仪式。对诸如此类的事情很留意的马格里奇非常感兴趣地发现，丧葬人员认识罗斯牧师大人，事实上，就在当天还一起共进午餐并且讨论以后的生意。在过去的几天里，索尼亚极度忧伤，人们就安葬事宜征求过她的意见，但她从未在这些安排中积极行动。马格里奇写道，她“在这件事情上十分无能为力”
1月26日，星期四，天寒地冻，伦敦正处在隆冬之中。大卫阿斯顿和奥威尔的妹妹阿弗丽尔同乘一辆出租车去教堂。阿斯顿找到一位扫除冰雪的女人，同她聊了几句，问她奥威尔是不是值得崇拜的人。阿弗丽尔误解了这个问题——阿斯顿是指奥威尔个人而不是指他那种类型的人——立即反击“这位有着8个孩子的工人阶级的母亲”吊唁者走进教堂时，索尼亚连致意答谢的事都担当不起来。相反，教堂的前厅都是由奥威尔的出版商配备招待人员。根据瓦奥莱特鲍威尔女士所说，弗雷德沃伯格以及他的生意合伙人罗杰森豪斯的行为举止“像是在参加出版商聚会”后厅里，马格里奇那双冷漠的眼睛环顾着吊唁的人群，他判断，绝大部分是犹太人和几乎都是不信文明用语教的人。罗斯牧师大人“摆足了堂区牧师的架子”教堂的气氛热烈不起来。至于吊唁的那些人，弗雷德沃伯格和妻子帕米拉占据了前排的座位，紧随其后的是一大帮子奥威尔第一任妻子艾琳奥肖内西的亲戚，艾琳的不幸，在马格里奇看来“实际上是整个吊唁活动中唯一的仅有实质性内容的东西”然而，矫揉造作的马格里奇或许会认为，吊唁过程就像鲍威尔为之挑选的、给他深刻印象的传道书第12章所说“亡人回到久久的家，吊唁者上街闲逛然后，来自大地的尘埃回归大地，神赋予的灵魂回到神的身边”人人都认为，虽然少数古代的杰出文人并没有享受到身后的荣耀，但是，年仅46岁就辞世而未曾享受到成功的果实，这实在是一桩令人伤心欲绝的悲事。索尼亚“茫然发呆”；长长的灵柩被抬走的时候，马格里奇感到一阵揪心的疼痛，他特别注意了棺材的长度“不管怎么说，这种情况反映了乔治的身高，给人印象强烈”25年后，安东尼鲍威尔回忆说，这次葬礼仪式是他参加过的、最令人痛苦的仪式之一。
丧葬仪式结束后，大多数人都去了位于切斯特门大街的鲍威尔寓所；索尼亚、阿斯顿和奥威尔的灵车出发去牛津郡，由宣读公祷文的戈登邓斯坦牧师大人领头的丧葬人员紧随车后“一小群人”(牧师语)在野外行进着。萨顿考特尼的教堂墓地碰巧与政府的一幢检测泰晤士河水质的实验大楼毗邻。阿斯顿回忆说，除了在场的索尼亚、他本人以及专业丧葬人员之外，奥威尔的墓地看上去有着一种独一无二的奇观：仿佛一位穿着实验服、抽着香烟的科学家正在注视着实验，阿斯顿突然想到，这情景与奥威尔一九八四中的描绘何其相似乃尔！在伦敦，马格里奇阅读了阿瑟凯斯特勒［koestler(1905—1983)，匈牙利裔英国小说家、新闻记者，20世纪30年代曾为文明用语员，被关进文明用语集中营，代表作为小说正午的黑暗——译者注］、v。s。普里切特、朱利安西蒙斯和其他的人共同撰写的讣告，他觉得，他在这些人的身上看到了“有关一个凡人的神话是怎样被创造出来的”
研究奥威尔著作的人是劳伦斯布兰德(他是在英国广播公司认识奥威尔的)和约翰阿特金斯。20世纪50年代晚期，回忆奥威尔的文章已经广有市场。保罗波茨的传记文章自行车上的堂吉珂德刊登在1957年的“伦敦杂志”上。4年后，出现了理查德里斯的全面展开研究的长文逃离胜利营的亡命者，其时还有奥威尔妹妹阿弗丽尔的无线电广播我的哥哥乔治奥威尔。索尼亚对付这股高涨兴趣潮流的反应是双管齐下，一方面，她着手与伦敦大学图书馆的代表伊恩安格斯协作，最终编成4卷新闻报道、书信、论文集，于1968年由塞克和沃博出版公司出版。另一方面，她指定奥威尔40年代的密友马尔科姆马格里奇为正式的传记作者。现在似乎清清楚楚，马格里奇对于恩赐的回报是恣意糟蹋。我们可以想像到，索尼亚原来认为马格里奇是一位全职的编辑、电视主持人和善辩者，是能担当此任的。不料，马格里奇本人发现，全方位的传记要求超出了他的能力。他准备性的研究资料至今还被保存着，没有证据表明他作过任何认真的完成书稿的努力。不管怎样，索尼亚的意图是编4卷本的、厚达1500页的奥威尔作品选，成为他的纪念碑。至于真正传记式的纪念碑嘛，倒也有对此事感兴趣的人在干着。彼得斯坦斯基和威廉亚伯拉罕合著陌生的奥威尔，此书虽未得到索尼亚的赞同和支持，却展示出经过大量煞费苦心的研究之后的硕果，自1972年出版后，广受欢迎。西里尔康诺利读后深受感动，大声宣布说，他和奥威尔相处的岁月被“描述得丝丝入扣，入木三分，以至我常常被骗认为，作者当时在场”正是这种情况明显地决定了索尼亚必须指定一位新的“正式的”传记作者，而且要确信，这位新人最终会写出一部传记。索尼亚读过伯纳德克里克写的文章，而且印象深刻，所以，她采纳了伯克贝克的意见，指定伯纳德克里克先生。乔治奥威尔传在1980年底正式出版。索尼亚活得很久，读到了书中的描述时，她或许会认真思索：是否已经在记忆中把故世的丈夫忘得干干净净了。
究竟为什么索尼亚会持有这样一种审慎的态度？为什么她会对书中有关奥威尔生活的许多方面的叙述没有把握呢？你或许会想到，任何一部传记作品到了这种份上可能都不会百分之百地符合索尼亚心中的要求。正如本书所说，索尼亚是一个奇怪的女人和更加奇怪的文人遗孀：忠诚丈夫、保护丈夫，渴望做事正确，但是，按照她个人之好恶所作的判断常常是错误的，而且又变幻莫测。在没有索尼亚的日子里，研究奥威尔大潮的闸门打开了，1984年不可避免地成了“洪水泛滥”的一年：奥德里科珀德和伯纳德克里克汇集编纂了第一手记叙资料纪念奥威尔；斯蒂芬沃德姆编辑了相似的集子怀念奥威尔；w。j。韦斯特所著的奥威尔：战争广播，此书史料基于设在卡文沙姆的英国广播公司的资料室(一本与之配成双的书奥威尔：战争纪事在第二年出现)。接下去，潮流变成了汹涌澎湃的急流：文明用语学者迈克尔谢尔顿于1991年发表第二本奥威尔传记；杰弗里迈耶于2000年发表了第三本。在这些标志着研究奥威尔高潮的书中，还有对奥威尔小说进行研究的著作。在这样的氛围之中，奥威尔的著作一版再版，广受欢迎，于是，又进一步出现了更多忆旧的文章以及对所谓“奥威尔神话”作研究而撰写的论文。这是一条常常被人踩踏的小径，令人不快的风景也极为熟悉。我曾经给一个女人写过信，奥威尔在1946年曾怯生生地向她提出过结婚的要求，她给我回了信。信中，在夹杂着别的文明用语以外，她列出了刚对她进行过采访的7位研究人的名单，这位女士实在不明白，关于奥威尔，还有什么可说呢？
这是一个好问题，现在也还是。实际上，不管什么人，不管他怎样记述奥威尔近半生的公众生活，都已成了记录，而奥威尔在普通老百姓的心中却有着一种完全不同的形象：他们并没被他死后50年的神圣化而感动，在他们的心中，奥威尔更像是一个凡人。例如，3年前，我去了牛津郡狄德考特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采访一位名叫乔治萨默斯的老人，当时，他已经90岁出头了。20年前，我在大学读书，他女儿安妮是我的同学，我就见过萨默斯先生，当时就听说了他与奥威尔之间的许多谣传。萨默斯先生在前屋与我又见面了，他和蔼可亲，但也狡黠。经过漫无边际、许许多多的枝节内容，故事总算能串联起来，包括30年代初期奥威尔返回萨福克郡，千方百计地努力，企图获得当时萨默斯先生的未婚妻、一位名叫多萝西罗杰斯女子的青睐。他们以在索思沃德的荒原上赛跑来决断——奥威尔跑步，萨默斯先生骑摩托车追赶。65年后，追赶者的回忆如下(这是录音的原话)：“我四下寻找找不到他我向前大约50码，看见了他，也看见了她我可是个护花使者我爬上高处我有意推开他我并未杀他，”萨默斯先生平淡无味地结束了谈话。
尽管90岁的老人艰苦地回忆起往事，却也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情景：报仇心切的人蜷伏在摩托车的把手上；身材过分瘦长的闯入者在有弹性的草地上在他前面飞奔(我们倒要问一下，当时，多萝西在做什么，跟在他们后面？还是站在高处的有利位置上观看他们的追逐？还是回家，让这两个男人去打闹吧？)。然而，让我觉得不和谐的是，在我20年的对奥威尔的研究中，没有哪一件事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像这件事这样清楚地给我留下有关奥威尔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的印象。萨默斯先生大概花去45分钟的时间结束追逐，可以继续自己的童话。结束对萨默斯先生的采访后，安妮和我开车在乡间小道上行驶几英里后到达萨顿考特尼，我们去查看一下位于村子教堂土地上的奥威尔墓地，奥威尔的朋友大卫阿斯顿照看着它。在对奥威尔的一切讽刺中，并非不重要的有一条，那就是，这位专业人士作为英、美贵族的代理人应该被葬于牛津郡的翠绿的青山之中。
50年前，人们可以看见另外两个人在萨顿考特尼的墓地留恋徘徊：一位是有着一头醒目金发的30岁刚出头的女人，脸色苍白，几许紧张，几许焦虑，另一位是陪伴她的、年岁稍长的男人。他们俩是观察家杂志的编辑大卫阿斯顿和奥威尔的遗孀索尼亚。他们俩不是单独前来的，陪同他们而来的有一位律师、一辆殡仪馆的车子、丧葬人员和一口加长的棺材。奥威尔的安葬仪式是在1950年1月26日举行。在记录这件事情的几个人中间，马尔科姆马格里奇或许耍足了诡计，正是他给包括地下死者在内的许多人带来了麻烦。普通大众多多少少有点吃惊，因为奥威尔在遗嘱中要求，他的葬礼必须按照英国教堂的仪式进行，并且被埋在公墓里。可是，奥威尔从未宣称过他信仰文明用语教，而且，至少在他生命的后期，也未曾与任何显示崇拜的地方有联系，所以，他的这个要求很难实现。最后，安葬在伦敦某一墓地的想法被抛弃了。这时，阿斯顿的影响力在萨顿考特尼的教堂主持的身上起作用了。与此同时，马格里奇和奥威尔的密友安东尼鲍威尔(据阿斯顿所说，鲍威尔是一个“忠于教会的人”且通晓礼节)请求鲍威尔做礼拜的奥尔巴尼大街文明用语教堂的主持为奥威尔在伦敦作安魂仪式。对诸如此类的事情很留意的马格里奇非常感兴趣地发现，丧葬人员认识罗斯牧师大人，事实上，就在当天还一起共进午餐并且讨论以后的生意。在过去的几天里，索尼亚极度忧伤，人们就安葬事宜征求过她的意见，但她从未在这些安排中积极行动。马格里奇写道，她“在这件事情上十分无能为力”
1月26日，星期四，天寒地冻，伦敦正处在隆冬之中。大卫阿斯顿和奥威尔的妹妹阿弗丽尔同乘一辆出租车去教堂。阿斯顿找到一位扫除冰雪的女人，同她聊了几句，问她奥威尔是不是值得崇拜的人。阿弗丽尔误解了这个问题——阿斯顿是指奥威尔个人而不是指他那种类型的人——立即反击“这位有着8个孩子的工人阶级的母亲”吊唁者走进教堂时，索尼亚连致意答谢的事都担当不起来。相反，教堂的前厅都是由奥威尔的出版商配备招待人员。根据瓦奥莱特鲍威尔女士所说，弗雷德沃伯格以及他的生意合伙人罗杰森豪斯的行为举止“像是在参加出版商聚会”后厅里，马格里奇那双冷漠的眼睛环顾着吊唁的人群，他判断，绝大部分是犹太人和几乎都是不信文明用语教的人。罗斯牧师大人“摆足了堂区牧师的架子”教堂的气氛热烈不起来。至于吊唁的那些人，弗雷德沃伯格和妻子帕米拉占据了前排的座位，紧随其后的是一大帮子奥威尔第一任妻子艾琳奥肖内西的亲戚，艾琳的不幸，在马格里奇看来“实际上是整个吊唁活动中唯一的仅有实质性内容的东西”然而，矫揉造作的马格里奇或许会认为，吊唁过程就像鲍威尔为之挑选的、给他深刻印象的传道书第12章所说“亡人回到久久的家，吊唁者上街闲逛然后，来自大地的尘埃回归大地，神赋予的灵魂回到神的身边”人人都认为，虽然少数古代的杰出文人并没有享受到身后的荣耀，但是，年仅46岁就辞世而未曾享受到成功的果实，这实在是一桩令人伤心欲绝的悲事。索尼亚“茫然发呆”；长长的灵柩被抬走的时候，马格里奇感到一阵揪心的疼痛，他特别注意了棺材的长度“不管怎么说，这种情况反映了乔治的身高，给人印象强烈”25年后，安东尼鲍威尔回忆说，这次葬礼仪式是他参加过的、最令人痛苦的仪式之一。
丧葬仪式结束后，大多数人都去了位于切斯特门大街的鲍威尔寓所；索尼亚、阿斯顿和奥威尔的灵车出发去牛津郡，由宣读公祷文的戈登邓斯坦牧师大人领头的丧葬人员紧随车后“一小群人”(牧师语)在野外行进着。萨顿考特尼的教堂墓地碰巧与政府的一幢检测泰晤士河水质的实验大楼毗邻。阿斯顿回忆说，除了在场的索尼亚、他本人以及专业丧葬人员之外，奥威尔的墓地看上去有着一种独一无二的奇观：仿佛一位穿着实验服、抽着香烟的科学家正在注视着实验，阿斯顿突然想到，这情景与奥威尔一九八四中的描绘何其相似乃尔！在伦敦，马格里奇阅读了阿瑟凯斯特勒［koestler(1905—1983)，匈牙利裔英国小说家、新闻记者，20世纪30年代曾为文明用语员，被关进文明用语集中营，代表作为小说正午的黑暗——译者注］、v。s。普里切特、朱利安西蒙斯和其他的人共同撰写的讣告，他觉得，他在这些人的身上看到了“有关一个凡人的神话是怎样被创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