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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的背面一定很冷”——这是早年间看到的一个书名。其实，那本书我至今也没有读过，但名字却记得很清。月亮的背面，总有点出人意料的感觉。
现在想来，大概是“月亮”二字开启了我的想象，我认定那是些关于女性的文字——尽管后来有人纠正，说那本集子当属宏大叙事，探讨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命题：改革。
看来误读是无所不在的。可是“月亮”怎么可以和女人无关呢？就像“太阳”从来都是男子汉的象征。当然，对此，鲁迅先生肯定会疑虑地皱皱眉头：从来如此，便对么而女权主义人士则一定会警告我不要落入男权话语的圈套，末了还会有力地挥挥拳头：女人不是月亮。
不过，传统的积习是如此顽固，文化的无意识是如此强大“月亮”已经不可救药地被烙上了“阴性”的标记。就像此刻，我还是会浪漫地把那个叫简爱的女子想象成皎洁、纯净的月光，而案头的这本名为夏洛特——简爱的最后旅程的小说，则让我再一次窥到“月亮背面”的隐秘。
老实说，对于“前篇”、“后续”之类的作品，我没有太多的好印象。“经典”是无法复制的“续弦”们大都难逃平庸的命运。但奇怪的是，前赴后继者依然踊跃。热情来自于何方？当然“经典”本身的号召力是不容置疑的，但答案似乎并不这么简单。比如说此书的作者英国新锐作家托马斯（thomas，d.m.），我以为驱动他写作的力量，更来自于一种颠覆与解构的快感。面对完美的“经典”之墙，有些人更渴望绕到背后，寻找那些隐藏很深的漏洞和缝隙，发现岁月深处不为人知的秘密。
所以，小说中关于勃朗特续简爱手稿的发现以及这手稿事实上又不存在的设置是极有寓意的，这种类似于元叙述的手法强化了作者的真实意图。即使没有手稿的暗示，像简爱婚后生活的不完满、罗切斯特的性无能以及他对前妻伯莎的隐晦情结诸如此类的情节构设也不会太出人意料，毕竟这是一本“现代版的简爱”而更富现代性的挑战来自于米兰达，一个更具反叛意识的英国现代女性。她以勃朗特专家的身份去法属马提尼克岛（也是简爱找到她最后归宿的地方）参加学术会议，并开始了对简爱的续写。当简爱的婚姻在她的笔下渐渐暴露出不和谐的音符时，她自己的生活也危机四伏，婚姻处于着崩溃的边缘表面上，这种故事中的故事、叙述中的叙述似乎有着很强的虚构性，但实则是有效地瓦解了现实与虚幻间的界限，力求呈现本质的真实。米兰达是谁？夏洛特是谁？简爱、伯莎又是谁？在不同的女性身上，我们一次次地遭遇到压抑、焦灼与疯狂，它们穿越了时空的阻隔，执拗地昭示着女性幽暗的宿命。月亮的背面是什么？在隐忍、圣洁的光环下面，还有多少没有被窥破的神话？
真正的颠覆是小心翼翼、谨慎周密的，而有效的解构必须伴随以建构。相信作者在动笔之前一定做了大量的阅读，关于夏洛特、简爱以及十九世纪的英国文学。在小说中，即使再颓放的姿态、再恣肆的笔墨，也可以隐隐窥到与原著相关的背景和情节。像米兰达与几乎失明的父亲之间近乎不伦的爱恋，就会让人想起在姊妹亲人们纷纷逝去后，夏洛特与失明老父的相依为命。再比如简爱在马提尼岛与罗切斯特的儿子结合后，尽管很快染病身亡，却对爱人坦言她得到了“别人一生都难以企及的幸福。”而在真实的生活中，夏洛蒂勃朗特在她38岁时嫁给了一位牧师（此前，她曾拒绝过他），婚后的生活令人欣慰，但不幸的是，结婚不到一年，女作家便染病离世。弥留之际，她也无限留恋地对丈夫说：上帝不能分开我俩，我们是多么幸福呵！对于一个后继者来说，他需要对“经典”的魔力有足够的认识，需要懂得僭越与破坏的限度。他必须在随心所欲与亦步亦趋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在创新的同时保证与原著之间那种隐秘的关联。在这里，考证是必要的。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续写”与文学批评有着相似的操作方式，都需要对作为前提和基础的文本做一番深入细致的解读。
小说还让我想起了女性主义的经典之作阁楼上的疯女人。在那本书里，两位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家吉尔伯特和古芭重新阅读了包括简奥斯汀、夏洛特在内的十九世纪重要的女作家，揭示了她们在艺术上和生活中所受到的禁锢。生活在以男人为中心的房子里，女作家们的作品也同样受着传统父权制的艺术构筑和规范。因此她们的作品中往往充斥着封闭和逃跑的形象、疯狂的自我以及关于疾病的描写。疯女人的形象是作者创作力的反映，作为作者本人的重像，是她们对自身焦虑与愤怒的曲折表达。
也许夏洛特已在潜意识中触到了月亮的背面，而“续作”又将它引渡到了意识领域。我不知道托马斯是否读过那本女性专著，但作为一个男性作家，其鲜明的女性立场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看来“女性写作”并不等于女人的写作。在对象征秩序的颠覆中，男女作家，可以并肩作战。而且，写作本质上，是倾向女性化的。恰如伍尔芙那个著名的论点：或许一个纯粹男性化的脑袋，比一个纯粹女性化的脑袋更不能写作。
应该说，托马斯对女性视角的运用是相当娴熟的，对女性内心世界的开掘也堪称深入，但在阅读过程中，还是会遗憾地感到某种隔膜，经验的缺失造成观念的割裂和悬浮，特别是第一人称的女性叙述，往往暴露出女性表达的肤浅与苍白，那些极端的姿态、夸张的言辞并没有构成真正的反抗力量。那么，真实的女性意识是否能在男性书写中得到呈现和构建呢？看来，托马斯此番写作本身即是一个关于“月亮背面”的话题。
（夏洛特——简爱的最后旅程dm托马斯著 吴洪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
2002年11月
“月亮的背面一定很冷”——这是早年间看到的一个书名。其实，那本书我至今也没有读过，但名字却记得很清。月亮的背面，总有点出人意料的感觉。
现在想来，大概是“月亮”二字开启了我的想象，我认定那是些关于女性的文字——尽管后来有人纠正，说那本集子当属宏大叙事，探讨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命题：改革。
看来误读是无所不在的。可是“月亮”怎么可以和女人无关呢？就像“太阳”从来都是男子汉的象征。当然，对此，鲁迅先生肯定会疑虑地皱皱眉头：从来如此，便对么而女权主义人士则一定会警告我不要落入男权话语的圈套，末了还会有力地挥挥拳头：女人不是月亮。
不过，传统的积习是如此顽固，文化的无意识是如此强大“月亮”已经不可救药地被烙上了“阴性”的标记。就像此刻，我还是会浪漫地把那个叫简爱的女子想象成皎洁、纯净的月光，而案头的这本名为夏洛特——简爱的最后旅程的小说，则让我再一次窥到“月亮背面”的隐秘。
老实说，对于“前篇”、“后续”之类的作品，我没有太多的好印象。“经典”是无法复制的“续弦”们大都难逃平庸的命运。但奇怪的是，前赴后继者依然踊跃。热情来自于何方？当然“经典”本身的号召力是不容置疑的，但答案似乎并不这么简单。比如说此书的作者英国新锐作家托马斯（thomas，d.m.），我以为驱动他写作的力量，更来自于一种颠覆与解构的快感。面对完美的“经典”之墙，有些人更渴望绕到背后，寻找那些隐藏很深的漏洞和缝隙，发现岁月深处不为人知的秘密。
所以，小说中关于勃朗特续简爱手稿的发现以及这手稿事实上又不存在的设置是极有寓意的，这种类似于元叙述的手法强化了作者的真实意图。即使没有手稿的暗示，像简爱婚后生活的不完满、罗切斯特的性无能以及他对前妻伯莎的隐晦情结诸如此类的情节构设也不会太出人意料，毕竟这是一本“现代版的简爱”而更富现代性的挑战来自于米兰达，一个更具反叛意识的英国现代女性。她以勃朗特专家的身份去法属马提尼克岛（也是简爱找到她最后归宿的地方）参加学术会议，并开始了对简爱的续写。当简爱的婚姻在她的笔下渐渐暴露出不和谐的音符时，她自己的生活也危机四伏，婚姻处于着崩溃的边缘表面上，这种故事中的故事、叙述中的叙述似乎有着很强的虚构性，但实则是有效地瓦解了现实与虚幻间的界限，力求呈现本质的真实。米兰达是谁？夏洛特是谁？简爱、伯莎又是谁？在不同的女性身上，我们一次次地遭遇到压抑、焦灼与疯狂，它们穿越了时空的阻隔，执拗地昭示着女性幽暗的宿命。月亮的背面是什么？在隐忍、圣洁的光环下面，还有多少没有被窥破的神话？
真正的颠覆是小心翼翼、谨慎周密的，而有效的解构必须伴随以建构。相信作者在动笔之前一定做了大量的阅读，关于夏洛特、简爱以及十九世纪的英国文学。在小说中，即使再颓放的姿态、再恣肆的笔墨，也可以隐隐窥到与原著相关的背景和情节。像米兰达与几乎失明的父亲之间近乎不伦的爱恋，就会让人想起在姊妹亲人们纷纷逝去后，夏洛特与失明老父的相依为命。再比如简爱在马提尼岛与罗切斯特的儿子结合后，尽管很快染病身亡，却对爱人坦言她得到了“别人一生都难以企及的幸福。”而在真实的生活中，夏洛蒂勃朗特在她38岁时嫁给了一位牧师（此前，她曾拒绝过他），婚后的生活令人欣慰，但不幸的是，结婚不到一年，女作家便染病离世。弥留之际，她也无限留恋地对丈夫说：上帝不能分开我俩，我们是多么幸福呵！对于一个后继者来说，他需要对“经典”的魔力有足够的认识，需要懂得僭越与破坏的限度。他必须在随心所欲与亦步亦趋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在创新的同时保证与原著之间那种隐秘的关联。在这里，考证是必要的。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续写”与文学批评有着相似的操作方式，都需要对作为前提和基础的文本做一番深入细致的解读。
小说还让我想起了女性主义的经典之作阁楼上的疯女人。在那本书里，两位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家吉尔伯特和古芭重新阅读了包括简奥斯汀、夏洛特在内的十九世纪重要的女作家，揭示了她们在艺术上和生活中所受到的禁锢。生活在以男人为中心的房子里，女作家们的作品也同样受着传统父权制的艺术构筑和规范。因此她们的作品中往往充斥着封闭和逃跑的形象、疯狂的自我以及关于疾病的描写。疯女人的形象是作者创作力的反映，作为作者本人的重像，是她们对自身焦虑与愤怒的曲折表达。
也许夏洛特已在潜意识中触到了月亮的背面，而“续作”又将它引渡到了意识领域。我不知道托马斯是否读过那本女性专著，但作为一个男性作家，其鲜明的女性立场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看来“女性写作”并不等于女人的写作。在对象征秩序的颠覆中，男女作家，可以并肩作战。而且，写作本质上，是倾向女性化的。恰如伍尔芙那个著名的论点：或许一个纯粹男性化的脑袋，比一个纯粹女性化的脑袋更不能写作。
应该说，托马斯对女性视角的运用是相当娴熟的，对女性内心世界的开掘也堪称深入，但在阅读过程中，还是会遗憾地感到某种隔膜，经验的缺失造成观念的割裂和悬浮，特别是第一人称的女性叙述，往往暴露出女性表达的肤浅与苍白，那些极端的姿态、夸张的言辞并没有构成真正的反抗力量。那么，真实的女性意识是否能在男性书写中得到呈现和构建呢？看来，托马斯此番写作本身即是一个关于“月亮背面”的话题。
（夏洛特——简爱的最后旅程dm托马斯著 吴洪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
2002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