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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问太公曰：“引兵深入诸侯之地，主将欲合兵行无穷之变，图不测之利，其事繁多，符不能明，相去辽远，言语不通，为之奈何？”
太公曰：“诸有阴事大虑，当用书，不用符，主以书遗将，将以书问主，书皆一合而再离，三发而一知。再离者，分书为三部；三发而一知者，言三人，人操一分，相参而不知情也。此谓阴书，敌虽圣智，莫知能识。”武王曰：“善哉！”
<b>译文</b>
武王问太公说：”率领军队深入敌国境内，国君与主将想要集结兵力，根据敌情进行灵活的机动，谋求出其不意的胜利。但事情繁杂，用阴符难以说明问题，彼此相距又十分遥远，言语难通。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
太公回答道：“所有密谋大计，都应当用阴书，而不用阴符。国君用阴书向主将传达指示，主将用阴书向国君请示问题，这种阴书都是一合而再离、三发而一知。所谓一合而再离，就是把一封书信分为三个部分；所谓三发而一知，就是派三个人送信，每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相互参差，即使送信的人也不知道书信的内容，这就叫阴书。这样，无论敌人怎样聪明，也不能识破我的秘密。”
武王说：“高明啊！”
<b>例证</b>
阴书是古代通信中另一种保守秘密的方法，它是由阴符演变而来，能比阴符传递更具体的消息。但无论是阴符，还是阴书，都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一是有可能被对方截获而难以达到传递消息的目的，二是有可能被对方破译内容并被对方将计就计加以利用。因此，并不是“敌虽圣智，莫之能识”张献忠袭取襄阳就说明了这一点。
张献忠是明末农民起义的著名领袖，他在陕西来脂聚众起义，率部转战豫、陕、鄂等地。后在南阳、麻城等地与明军交战失利，为保存实力，假意接受明兵部尚书熊文灿的招抚，驻兵谷城（今属湖北），但暗中收集残部，积蓄力量。崇祯十二年（1639 年）五月，与罗汝才率领的另一支起义军会合，出兵攻占谷城诸县，击败明总兵左良玉等部。张献忠再度起义，使明朝廷惊慌失措，急调礼部尚书杨嗣昌为督师，统帅各路明军，围剿张献忠。两车在湖广、四川交界处对峙近一年，崇祯十三年七月，张献忠率部突破明军防线，进入四川，杨嗣昌亦率明军十万尾随追击。面对强敌，张献忠又挥师东进，于次年二月进入湖北兴山、当阳。明郧阳巡抚袁继咸得报后，率部前往堵截，张献忠与罗汝才商议，决定由罗汝才率所部抵御袁继咸，自己则率军继续东进。
在东进途中，起义军活捉了由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回四川的杨嗣昌的军使。张献忠从其口中得知杨嗣昌大营所在地襄阳城防空虚，决定奔袭襄阳。他杀掉使者，搜出所携带的兵符，挑选了二十八名起义军战士，换上明军的衣服，持兵符先行。张献忠自己则亲率二千精骑，随后跟进，一昼夜急行三百里，直扑襄阳。
伪装成明军的起义军士兵到达襄阳时正是夜间，他们自称是督师杨用昌派来调运军械的，并出示兵符。守城明军用小筐吊上兵符，细心查验，完全吻合，才命开门放入。城门刚打开，二十八名起义军战士一涌而入，挥刀砍杀守门明军，占领城门。张献忠率领的后续部队恰好赶到，顺利入城。一时杀声震天，明军惊慌失措，被迫投降。起义军杀死襄王朱翊铭，降俘明军数千人，占领襄阳，杨嗣昌闻讯呕血而死。
襄阳是明军事重镇，储藏有大量军需物资。起义军攻占襄阳，沉重地打击了明王朝的腐败统治。此战表明，无论是阴符还是阴书，都不是万无一失的。
武王问太公曰：“引兵深入诸侯之地，主将欲合兵行无穷之变，图不测之利，其事繁多，符不能明，相去辽远，言语不通，为之奈何？”
太公曰：“诸有阴事大虑，当用书，不用符，主以书遗将，将以书问主，书皆一合而再离，三发而一知。再离者，分书为三部；三发而一知者，言三人，人操一分，相参而不知情也。此谓阴书，敌虽圣智，莫知能识。”武王曰：“善哉！”
<b>译文</b>
武王问太公说：”率领军队深入敌国境内，国君与主将想要集结兵力，根据敌情进行灵活的机动，谋求出其不意的胜利。但事情繁杂，用阴符难以说明问题，彼此相距又十分遥远，言语难通。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
太公回答道：“所有密谋大计，都应当用阴书，而不用阴符。国君用阴书向主将传达指示，主将用阴书向国君请示问题，这种阴书都是一合而再离、三发而一知。所谓一合而再离，就是把一封书信分为三个部分；所谓三发而一知，就是派三个人送信，每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相互参差，即使送信的人也不知道书信的内容，这就叫阴书。这样，无论敌人怎样聪明，也不能识破我的秘密。”
武王说：“高明啊！”
<b>例证</b>
阴书是古代通信中另一种保守秘密的方法，它是由阴符演变而来，能比阴符传递更具体的消息。但无论是阴符，还是阴书，都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一是有可能被对方截获而难以达到传递消息的目的，二是有可能被对方破译内容并被对方将计就计加以利用。因此，并不是“敌虽圣智，莫之能识”张献忠袭取襄阳就说明了这一点。
张献忠是明末农民起义的著名领袖，他在陕西来脂聚众起义，率部转战豫、陕、鄂等地。后在南阳、麻城等地与明军交战失利，为保存实力，假意接受明兵部尚书熊文灿的招抚，驻兵谷城（今属湖北），但暗中收集残部，积蓄力量。崇祯十二年（1639 年）五月，与罗汝才率领的另一支起义军会合，出兵攻占谷城诸县，击败明总兵左良玉等部。张献忠再度起义，使明朝廷惊慌失措，急调礼部尚书杨嗣昌为督师，统帅各路明军，围剿张献忠。两车在湖广、四川交界处对峙近一年，崇祯十三年七月，张献忠率部突破明军防线，进入四川，杨嗣昌亦率明军十万尾随追击。面对强敌，张献忠又挥师东进，于次年二月进入湖北兴山、当阳。明郧阳巡抚袁继咸得报后，率部前往堵截，张献忠与罗汝才商议，决定由罗汝才率所部抵御袁继咸，自己则率军继续东进。
在东进途中，起义军活捉了由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回四川的杨嗣昌的军使。张献忠从其口中得知杨嗣昌大营所在地襄阳城防空虚，决定奔袭襄阳。他杀掉使者，搜出所携带的兵符，挑选了二十八名起义军战士，换上明军的衣服，持兵符先行。张献忠自己则亲率二千精骑，随后跟进，一昼夜急行三百里，直扑襄阳。
伪装成明军的起义军士兵到达襄阳时正是夜间，他们自称是督师杨用昌派来调运军械的，并出示兵符。守城明军用小筐吊上兵符，细心查验，完全吻合，才命开门放入。城门刚打开，二十八名起义军战士一涌而入，挥刀砍杀守门明军，占领城门。张献忠率领的后续部队恰好赶到，顺利入城。一时杀声震天，明军惊慌失措，被迫投降。起义军杀死襄王朱翊铭，降俘明军数千人，占领襄阳，杨嗣昌闻讯呕血而死。
襄阳是明军事重镇，储藏有大量军需物资。起义军攻占襄阳，沉重地打击了明王朝的腐败统治。此战表明，无论是阴符还是阴书，都不是万无一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