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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实不获已而用之。不可以国之大、民之众，尽锐征伐，争战不止，终致败亡，悔无所追。然兵犹火也，弗戢，将有自焚之患；黩武穷兵，祸不旋踵。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
隋之炀帝，国非不大，民非不众，嗜武好战，日寻干戈，征伐不休，及事变兵败辽城，祸起萧墙，岂不为后世笑乎？吁，为人君者，可不慎哉！
<b>译文</b>
兵器是杀人害命的凶险器具，战争是违背德治的暴力行动，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使用它。国君不能以自己的国家大、人口多，就倾尽全力地进行征伐，使战争无休无止，最后导致国家败亡，到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
发动战争如同玩火一样，不息灭它，必将带来自我焚毁之祸。所以，恃强好战，用兵不止，其祸患将产生于来不及转身的瞬间。诚如兵法所说：“国家虽然强大，好战必定灭亡。”
隋朝在炀帝杨广统治时期，国家并非不强大，人口并非不众多，然而，由于杨广嗜好武力与战争，不断寻衅用兵，征战无休无止，等到战争态势突变而出征高丽的隋军兵败辽东城下的时候，国内的祸乱由此而接连发生，（最终导致炀帝及其隋王朝丧身灭国的可悲下场）。这难道不为后世人所耻笑吗？唉！身为国君的人，怎可不慎重战事啊！
<b>解析</b>
本篇以好战为题，旨在阐述穷兵黩武的严重危害性，以儆执国政者应慎重战事。它认为，战争本来是与德治相违背的，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它。人君不可依恃国大民众而随意发动战争。一旦穷兵黩武，好战不止，势必导致国家败亡。从全篇内容看，这里所说的“好战”实际是指那些侵略、掠夺的不义战争。可见，本篇所极力反对的是那些以侵略、掠夺为目的的穷兵黩武的非正义战争。
历史的经验证明，穷兵黩武的危害极大，不仅会造成财尽力竭、生产破坏的经济崩溃，而且还会造成生灵涂炭、民怨沸腾的社会危机，最终则必然导致民族衰落、国家败亡的严重恶果。本篇在论述了穷兵黩武危害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玩战争之火“将有自焚之患”的道理，这是不失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可贵思想。
隋炀帝杨广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封建暴君之一。仁寿四年（公元604年）七月，他阴谋杀父篡得帝位以后，对内横征暴敛、挥霍无度，对外穷兵黩武、肆意侵掠。从大业八年至十年（公元612～614年），杨广竟对附属国高丽连续发动三次大规模战争。据唐代学者杜佑通典-食货七记载：“三驾东征辽泽，皆兴百余万众，馈运者倍之”可以推知，杨广三攻高丽之战，调集的总兵力为三百四十余万（即每次为一百一十三万余人），强征的民工总数达六百八十余万，两项合计为一千零二十余万人，残酷持久的战争消耗，不仅造成大批兵员战死、病亡，而且导致“耕稼失时，田衅多荒”“百姓困穷，财力俱竭”（见资治通鉴-隋纪五），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在沉重的兵役、徭役和残酷的剥削压榨之下，人民再也无法生活下去了。
隋末农民大起义，正是在上述条件下爆发的，并且以雷霆万钧之势摧毁了以炀帝为首的隋代封建王朝的残暴统治。隋朝的迅速灭亡，从一定意义上讲，恰是隋炀帝杨广穷兵黩武造成的严重恶果。这不能不是“为人君者”所应汲取的历史教训啊！
夫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实不获已而用之。不可以国之大、民之众，尽锐征伐，争战不止，终致败亡，悔无所追。然兵犹火也，弗戢，将有自焚之患；黩武穷兵，祸不旋踵。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
隋之炀帝，国非不大，民非不众，嗜武好战，日寻干戈，征伐不休，及事变兵败辽城，祸起萧墙，岂不为后世笑乎？吁，为人君者，可不慎哉！
<b>译文</b>
兵器是杀人害命的凶险器具，战争是违背德治的暴力行动，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使用它。国君不能以自己的国家大、人口多，就倾尽全力地进行征伐，使战争无休无止，最后导致国家败亡，到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
发动战争如同玩火一样，不息灭它，必将带来自我焚毁之祸。所以，恃强好战，用兵不止，其祸患将产生于来不及转身的瞬间。诚如兵法所说：“国家虽然强大，好战必定灭亡。”
隋朝在炀帝杨广统治时期，国家并非不强大，人口并非不众多，然而，由于杨广嗜好武力与战争，不断寻衅用兵，征战无休无止，等到战争态势突变而出征高丽的隋军兵败辽东城下的时候，国内的祸乱由此而接连发生，（最终导致炀帝及其隋王朝丧身灭国的可悲下场）。这难道不为后世人所耻笑吗？唉！身为国君的人，怎可不慎重战事啊！
<b>解析</b>
本篇以好战为题，旨在阐述穷兵黩武的严重危害性，以儆执国政者应慎重战事。它认为，战争本来是与德治相违背的，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它。人君不可依恃国大民众而随意发动战争。一旦穷兵黩武，好战不止，势必导致国家败亡。从全篇内容看，这里所说的“好战”实际是指那些侵略、掠夺的不义战争。可见，本篇所极力反对的是那些以侵略、掠夺为目的的穷兵黩武的非正义战争。
历史的经验证明，穷兵黩武的危害极大，不仅会造成财尽力竭、生产破坏的经济崩溃，而且还会造成生灵涂炭、民怨沸腾的社会危机，最终则必然导致民族衰落、国家败亡的严重恶果。本篇在论述了穷兵黩武危害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玩战争之火“将有自焚之患”的道理，这是不失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可贵思想。
隋炀帝杨广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封建暴君之一。仁寿四年（公元604年）七月，他阴谋杀父篡得帝位以后，对内横征暴敛、挥霍无度，对外穷兵黩武、肆意侵掠。从大业八年至十年（公元612～614年），杨广竟对附属国高丽连续发动三次大规模战争。据唐代学者杜佑通典-食货七记载：“三驾东征辽泽，皆兴百余万众，馈运者倍之”可以推知，杨广三攻高丽之战，调集的总兵力为三百四十余万（即每次为一百一十三万余人），强征的民工总数达六百八十余万，两项合计为一千零二十余万人，残酷持久的战争消耗，不仅造成大批兵员战死、病亡，而且导致“耕稼失时，田衅多荒”“百姓困穷，财力俱竭”（见资治通鉴-隋纪五），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在沉重的兵役、徭役和残酷的剥削压榨之下，人民再也无法生活下去了。
隋末农民大起义，正是在上述条件下爆发的，并且以雷霆万钧之势摧毁了以炀帝为首的隋代封建王朝的残暴统治。隋朝的迅速灭亡，从一定意义上讲，恰是隋炀帝杨广穷兵黩武造成的严重恶果。这不能不是“为人君者”所应汲取的历史教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