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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辞，都称之为“奏”所谓“奏”就是进；就是陈述问题，下情上达。秦初开始用奏，但法家缺乏文采。如王绾等人的议帝号，文辞朴质而意义浅近；李斯的上书言治骊山陵，陈事粗略而用意过直：其政治上缺少恩德，已明显地反映在当时的奏章中了。从汉代以后，奏事有时也叫上疏。博学的文人相继写作，特出的文采相当可观。如西汉贾谊的论积贮疏、晁错的言兵事疏、匡衡的奏徙南北郊、王吉的上宣帝疏言得失、路温舒的尚德缓刑书、谷永的说成帝距绝祭祀方术等，道理既讲的切实得当，文辞也通达流畅。这就可说懂得奏章的要领了。东汉群贤，好的奏章也不断出现。杨秉在因风灾上疏谏微行中，直率地指出风灾由帝王而生；陈蕃在谏封赏内宠疏，对当时腐败的吏治表示十分愤恨：这都写得很有骨气。又如张衡在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不合事、请禁绝图谶疏等疏奏中，对不合史实的史书、宣扬迷信的图谶提出批评；蔡邕在上封事陈政要七事中，从维护朝廷纲纪上来逐一陈述：他们都写得渊博典雅。到了魏代，名臣的奏疏不断兴盛，如高堂隆的星孛于大辰上疏、黄观的教学疏、王朗的奏宜节省、甄毅的奏请令尚书郎奏事处当等，也是竭尽臣节而懂得治道的了。在晋代多灾多难的时期，刘颂的除淮南相在郡上疏，认真热情地陈述当时的政务；温峤以上太子疏谏起西池楼观，诚恳地要求不要耗费劳役：这都是体察国事的忠诚规劝。“奏”这种文体，应以公正忠诚为本，以明析通畅为首。要有坚强的意志来完成政务，广博的见识以穷达事理；参考古人来驾驭今事，抓住要害以处理繁杂：这就是“奏”的基本要领。
（二）
至于揭发检举罪过的奏文，是用以严明法纪、廓清国政的。从前周代的太仆，就是负责纠正过失的官员；秦代的御史大夫，就是职掌法令条文的官吏；汉代设置御史中丞，则是主管弹劾罪过的监察官。所以，既然身为执法严厉的监察官，就应磨炼其气势，以求把弹奏写得像笔下生风、纸上结霜那样劲厉。读汉代孔光对董贤的弹奏，是如实列举其罪行；汉末路粹对孔融的奏本，却是捏造罪名。由此可见，在弹奏的写作上，名儒和险士的用心是大不相同的。至于西晋傅咸，为人刚劲正直，因此弹奏写得有力而深刻；东晋刘隗虽严峻正直，他的弹奏却写得有些粗疏：这也是各有其不同的情志所致。后世的弹奏文，相互参酌，在不断运用中虽有新的发展，但和古代的基本格式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可是，制造铠甲的工匠是为了使人安全，制造弓箭的工匠，却是希望使人受其伤害；弹奏是为了纠正罪恶，也就势必写得深刻严峻。诗经里面批判毁谤好人的谗人，说要把这种人投给豺狼虎豹；礼记中痛恨无礼的人，把他比作鹦鹉和猩猩。墨翟攻击儒家，称之为公羊和大猪；孟轲讥讽墨家，就比之为禽兽。诗经、礼记、儒家、墨家，尚且如此，严峻的弹奏之文，又怎能避免？所以，一般人写这种文章，都是竞相辱骂，吹毛求疵，尖刻得深透骨髓，甚至以谩骂为能，大都失于折中。如果开辟礼的大门和义的道路，就可以此为准则，对不通过“礼门”越墙而过的人，就砍他的手，不走“义路”而走小道的人，就断他的脚；何须用暴躁丑恶的言辞，以无理谩骂为工巧呢？所以，确立规范，衡量取舍，应以表达要义为主。必须做到说理有常规，用辞有法度，取法家的判断精神，用儒家的文辞采饰，不畏强暴的权势，使盛气流贯于笔墨之中；也不放任诡诈欺骗的人，使声势振动于竹简之外，这就可说是御史大夫的杰作，正直的壮举了。
（三）
所谓“启”就是开。商王武丁曾说“打开你的心窍，浇灌我的心灵”；“启”就是取这个意思。西汉景帝名“启”为了避讳，所以两汉时期的奏启不用“启”这个名称。到魏代的笺表中，才开始用“启闻”或者在奏事的最后说“谨启”晋代以后“启”的运用相当普遍，而兼有表奏的作用。在陈述政见、议论国事上“启”是“奏”的分支；在辞让封爵、感谢恩典方面“启”是“表”的枝干。奏启的写作，必须整饬得合于法度，紧缩音节，抓住要害，简明轻快，有一定的文采，但不能浮夸，这就是“启”的基本要领了。此外，因为表奏文有须要写得准确切实的特点，所以又称为“谠言”所谓“谠”就是不偏。如果帝王之道有了偏颇，就不可能有广阔远大的气象；正因为是没有偏颇的话，所以叫做“谠言”汉代设置善音律的八能之士，向帝王秘密呈奏阴阳变化；因为要用黑色袋子密封简板，所以又叫“封事”晁错向秦博士学习尚书回来后，向帝王陈述应办的事叫做上“便宜”后代的“便宜”大都用密封呈奏，是为了保守机密。作为帝王的臣下，办事不是为了一己之私，上奏必须说直话，这都事实俱在，就没有必要多说了。
（四）
总之，要整顿必讲直话的监察机构，以肃清政教风纪。奏启的写作，笔要如宝剑那样锐利，墨要像剧毒的鸩酒那样猛烈。虽应深入刺骨，但不要用谗言伤人。这样，用奏启来提供政见，陈述事宜，就一定能胜任其事。
陈辞，都称之为“奏”所谓“奏”就是进；就是陈述问题，下情上达。秦初开始用奏，但法家缺乏文采。如王绾等人的议帝号，文辞朴质而意义浅近；李斯的上书言治骊山陵，陈事粗略而用意过直：其政治上缺少恩德，已明显地反映在当时的奏章中了。从汉代以后，奏事有时也叫上疏。博学的文人相继写作，特出的文采相当可观。如西汉贾谊的论积贮疏、晁错的言兵事疏、匡衡的奏徙南北郊、王吉的上宣帝疏言得失、路温舒的尚德缓刑书、谷永的说成帝距绝祭祀方术等，道理既讲的切实得当，文辞也通达流畅。这就可说懂得奏章的要领了。东汉群贤，好的奏章也不断出现。杨秉在因风灾上疏谏微行中，直率地指出风灾由帝王而生；陈蕃在谏封赏内宠疏，对当时腐败的吏治表示十分愤恨：这都写得很有骨气。又如张衡在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不合事、请禁绝图谶疏等疏奏中，对不合史实的史书、宣扬迷信的图谶提出批评；蔡邕在上封事陈政要七事中，从维护朝廷纲纪上来逐一陈述：他们都写得渊博典雅。到了魏代，名臣的奏疏不断兴盛，如高堂隆的星孛于大辰上疏、黄观的教学疏、王朗的奏宜节省、甄毅的奏请令尚书郎奏事处当等，也是竭尽臣节而懂得治道的了。在晋代多灾多难的时期，刘颂的除淮南相在郡上疏，认真热情地陈述当时的政务；温峤以上太子疏谏起西池楼观，诚恳地要求不要耗费劳役：这都是体察国事的忠诚规劝。“奏”这种文体，应以公正忠诚为本，以明析通畅为首。要有坚强的意志来完成政务，广博的见识以穷达事理；参考古人来驾驭今事，抓住要害以处理繁杂：这就是“奏”的基本要领。
（二）
至于揭发检举罪过的奏文，是用以严明法纪、廓清国政的。从前周代的太仆，就是负责纠正过失的官员；秦代的御史大夫，就是职掌法令条文的官吏；汉代设置御史中丞，则是主管弹劾罪过的监察官。所以，既然身为执法严厉的监察官，就应磨炼其气势，以求把弹奏写得像笔下生风、纸上结霜那样劲厉。读汉代孔光对董贤的弹奏，是如实列举其罪行；汉末路粹对孔融的奏本，却是捏造罪名。由此可见，在弹奏的写作上，名儒和险士的用心是大不相同的。至于西晋傅咸，为人刚劲正直，因此弹奏写得有力而深刻；东晋刘隗虽严峻正直，他的弹奏却写得有些粗疏：这也是各有其不同的情志所致。后世的弹奏文，相互参酌，在不断运用中虽有新的发展，但和古代的基本格式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可是，制造铠甲的工匠是为了使人安全，制造弓箭的工匠，却是希望使人受其伤害；弹奏是为了纠正罪恶，也就势必写得深刻严峻。诗经里面批判毁谤好人的谗人，说要把这种人投给豺狼虎豹；礼记中痛恨无礼的人，把他比作鹦鹉和猩猩。墨翟攻击儒家，称之为公羊和大猪；孟轲讥讽墨家，就比之为禽兽。诗经、礼记、儒家、墨家，尚且如此，严峻的弹奏之文，又怎能避免？所以，一般人写这种文章，都是竞相辱骂，吹毛求疵，尖刻得深透骨髓，甚至以谩骂为能，大都失于折中。如果开辟礼的大门和义的道路，就可以此为准则，对不通过“礼门”越墙而过的人，就砍他的手，不走“义路”而走小道的人，就断他的脚；何须用暴躁丑恶的言辞，以无理谩骂为工巧呢？所以，确立规范，衡量取舍，应以表达要义为主。必须做到说理有常规，用辞有法度，取法家的判断精神，用儒家的文辞采饰，不畏强暴的权势，使盛气流贯于笔墨之中；也不放任诡诈欺骗的人，使声势振动于竹简之外，这就可说是御史大夫的杰作，正直的壮举了。
（三）
所谓“启”就是开。商王武丁曾说“打开你的心窍，浇灌我的心灵”；“启”就是取这个意思。西汉景帝名“启”为了避讳，所以两汉时期的奏启不用“启”这个名称。到魏代的笺表中，才开始用“启闻”或者在奏事的最后说“谨启”晋代以后“启”的运用相当普遍，而兼有表奏的作用。在陈述政见、议论国事上“启”是“奏”的分支；在辞让封爵、感谢恩典方面“启”是“表”的枝干。奏启的写作，必须整饬得合于法度，紧缩音节，抓住要害，简明轻快，有一定的文采，但不能浮夸，这就是“启”的基本要领了。此外，因为表奏文有须要写得准确切实的特点，所以又称为“谠言”所谓“谠”就是不偏。如果帝王之道有了偏颇，就不可能有广阔远大的气象；正因为是没有偏颇的话，所以叫做“谠言”汉代设置善音律的八能之士，向帝王秘密呈奏阴阳变化；因为要用黑色袋子密封简板，所以又叫“封事”晁错向秦博士学习尚书回来后，向帝王陈述应办的事叫做上“便宜”后代的“便宜”大都用密封呈奏，是为了保守机密。作为帝王的臣下，办事不是为了一己之私，上奏必须说直话，这都事实俱在，就没有必要多说了。
（四）
总之，要整顿必讲直话的监察机构，以肃清政教风纪。奏启的写作，笔要如宝剑那样锐利，墨要像剧毒的鸩酒那样猛烈。虽应深入刺骨，但不要用谗言伤人。这样，用奏启来提供政见，陈述事宜，就一定能胜任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