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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正了雅、颂的乐曲；根据鲁国的史书编写了春秋。他在春秋中列举人物的得失以表明称扬或贬斥，验证国家的兴亡以显示规劝和警戒。有谁受到春秋中一个字的赞扬，比高官厚禄的价值还珍贵；遭到片言只语的批评，比斧钺砍杀的分量还沉重。但其精深的意旨不很明显，春秋的本文又很简约；只有和孔子同时的左丘明，领会到它的精微言辞，便系统地阐明其始末写成左传，创造了为经作传的体例。所谓“传”就是转达，转达出经典的意旨，用以传授给后人。这是圣人著作的辅助读物，也是最早的历史专著了。到了战国时期，修史的官职仍然存在。秦始皇统一七国，这个期间有许多策划谋略；因为只是对这些加以记录而未作系统编次，所以就用简策的“策”名为战国策。
（二）
汉高祖消灭赢秦和项羽，经过了多年的战争；汉初陆贾考察这些史迹，写成楚汉春秋。到了西汉的史官司马谈，他家世世代代都担任编修史书的职务。司马迁继承父志，对历代帝王事迹做了认真研究而进行叙述。想比之尧典而称为“典”其中所写的又不全是圣主贤君；想要学孔子而题名为“经”文笔上又不能和春秋笔法相比。因此采取吕氏春秋的方式，都叫做“纪”从“纪纲”的意义来命名，也是一种宏大的称谓了。所以，用“本纪”来叙述帝王，用“世家”来记述诸侯，用“列传”来记叙各种重要人物，用“八书”陈述政治体制，用“十表”记录各种大事的年月和爵位；这些方式虽然和古史不同，却把众多的事件处理得很有条理。史记按实记录无所隐讳的优点，渊博典雅而高谈阔论的才能，爱好奇特而违反经典的错误，以及在体例安排上的不当等，班彪已作过详细的评论了。到班固编写汉书，继承了前代史家的事业，特别是从司马迁的史记中，得益更多。汉书的“十志”相当丰富，赞辞序言写得弘丽，的确是文质彬彬，意味深厚。至于学习儒家圣人和经书的典雅，条理清楚、内容丰富的功绩，抛开班彪之名而窃取其成就的罪过，接受贿赂而编写历史的错误等，仲长统已讲得很详细了。从左传的记事上看，它依附春秋，偶尔记叙到一些史实，在文字上比较简约，对某些历史人物就很难做具体记载。史记中的各个列传，才分别对历史人物做了详细记载，从而便于观览，这是后继者所取法的。至于汉惠帝死后，吕后代理执政，史记、汉书中便都为吕后立本纪，这是违反常理而有失忠实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自从伏牺皇帝以来，就未听说过有女人做皇帝。汉代的这种遭遇，难以成为后代的法式。“母鸡不晨鸣”这是周公的誓词中早就讲过的；不允许妇女参与国事，齐桓公也这样写在盟文中。从前宣太后扰乱秦国，吕后使汉王朝发生危险；岂只国家大事难以假代，并且要慎重对待名号的问题。张衡在从事历史工作时，也和司马迁、班固同样糊涂，竟主张为汉元帝皇后写本纪，也是够荒谬的了。按理说，惠帝的儿子刘弘虽然是假冒皇后之子，但总是惠帝的后嗣；孺子刘婴虽然年幼，但他才正是汉平帝的继位者。刘弘、刘婴两人应立本纪，哪有给吕后、元帝后立本纪之理呢？东汉的史书，开始于东观汉纪。后来袁山松的后汉书、张莹的后汉南纪，都写得偏颇杂乱，违反伦常。薛莹的后汉纪、谢承的后汉书，都写得粗疏谬误，很不可信。如像司马彪的续汉书，详细而真实，华峤的后汉书，准确而恰当，就可算是东汉史中写得最好的了。
（三）
到了三国时期，记载三国史迹的著作不断出现。如孙盛的魏氏春秋、鱼豢的魏略、虞傅的江表传、张勃的吴录之类。有的过于激切，与众不同，却难以令人信服；有的粗枝大叶，不着边际，很少抓住要点。只有陈寿的三国志，文词和内容都清晰和润；晋代的荀勖和张华，把三国志比之史记、汉书，是并不过誉的。到了晋代，史书的编写属于著作郎。陆机的晋纪，写晋初的历史但不完备；王韶之的晋纪，写晋未的历史但没有写到东晋结束。干宝的晋纪，推究得当而有次序；孙盛的晋阳秋，以简明扼要为特长，考察春秋的经文和传文，都有一定的编写条例。从史记、汉书以后，就没有几例为编写的依据了。到东晋邓粲编写晋纪，又开始拟订条例。他抛开汉魏的史书，而取法殷、周，可见即使僻居湘江的边远学者，也注意到学习古代的典、谟。到孙盛编史也立条例，就是取法邓粲了。
（四）
编写史书的根本问题，是必须总贯诸子百家，传之千秋万世，表明历代盛衰的证验，作为后世兴亡的借鉴；使一个朝代的典章制度，和日月一样共同长存；王霸之业的事迹，和天地一样长久光大。因此，在汉朝初年，史官的职务较为隆重。各州郡和诸侯国的文件账目，首先要集中到编写史书的太史府，以求史官能详细了解全国的重大规划；还必须阅读国家珍藏的文件史料，搜检一切残旧的帛书竹简，以求史官能广泛而熟练地考察古代史迹。因此，在确立意义和选用言辞上，应以经典为准则；在进行规劝、警戒的取舍上，必须以圣人为根据；然后才能对史实阐释评价得明白而正确，这样就不至于产生烦琐不实的记载了。但史书的基本格式，就是按年代顺序编纂有关事件，文字上不能进行空泛的议论，而是按照实际记叙。不过年代太远的事是否写得符合，就很难准确；要写的事太多，对每件事的始末就容易忽略：这的确是作综合记叙所存在的困难。有的同属一事，但和几人有关，如果在两人的本传里都写，就造成重复的毛病；如果只记在一人头上，则又出现不周全的缺点：这又是在铨衡轻重、相互配合上存在的困难。所以，东汉张衡指出的史记、汉书中的不少错误，晋代傅玄批评的东观汉记的过失和烦琐，都是由于上述困难造成的。
（五）
如果追述很久以前的历史，年代愈远，不可靠的就愈多。战国时的公羊高曾说：“传闻的东西往往各异其辞。”荀况则说：“远的从略，近的从详。”凡是有疑问的地方宁可暂缺不写，这是由于史书以真实可信为贵。可是一般人都有点好奇，不顾“按实而书”的原则。听到点传闻就想大写特写，对遥远的事情却想做详细描写；于是抛开共同一致的而追求奇异的，牵强附会，生拉硬扯；过去的史书上从未记载的东西，竟写在自己的书中。这就是史书错乱不实的根源，是追述远代历史的大害。至于编写当代的历史，却正因同时而往往是虚假的。虽然孔子在春秋中，对和他同时的鲁定公、鲁哀公的不当之处，也有委婉的讽刺，但一般的世态人情，就很难超脱当时的利害。对功勋荣显的贵族，即使是平庸无能的人，也要全加粉饰；对遭受困顿不幸的人，虽然有美好的品德也常常加以嗤笑。任意褒贬，形之笔端，这又是歪曲同时史实而令人叹息的事情。所以，记述远的是那样虚假，记载近的也如此歪曲，能够把事理剖析明白而记叙得当的，就只有左丘明了吧！至于对尊长或圣贤有所隐讳，固然是孔子的圣意；因为细微的缺点不能影响整个品德高尚的人，而对坏人坏事进行批评警戒，那正是优秀史家应有的直笔；这就正如农夫见到野草，必然要把它锄掉。这种精神，也是万代必遵的共同准则。至于从繁杂的事件中，抽出纲要来统领全史的方法；力求真实可信，排除奇闻异说的要领；明白交代起头结尾的顺序；斟酌品评人事的原则；能够掌握这个大纲，编写史书的各种道理就都可贯通了。但史家的使命，负担着综述一代史实，要对全国负责的重任，不能不常常受到各种各样的指责。一切写作任务，没有比这更费力的。司马迁和班固已是精通史学了，他们的史书尚且屡遭后人诋毁，如果随意乱写，记述不当，这就很危险了！
（六）
史官开始于轩辕黄帝，史书完备于周公孔子。对世代经历的事编成历史，无论好人坏人都总括其中。史书上传以褒扬，断以贬辞，长期使人惊心动魄。文辞方面应学习左丘明，记事方面要像南史氏和董狐那样正直秉公。
校正了雅、颂的乐曲；根据鲁国的史书编写了春秋。他在春秋中列举人物的得失以表明称扬或贬斥，验证国家的兴亡以显示规劝和警戒。有谁受到春秋中一个字的赞扬，比高官厚禄的价值还珍贵；遭到片言只语的批评，比斧钺砍杀的分量还沉重。但其精深的意旨不很明显，春秋的本文又很简约；只有和孔子同时的左丘明，领会到它的精微言辞，便系统地阐明其始末写成左传，创造了为经作传的体例。所谓“传”就是转达，转达出经典的意旨，用以传授给后人。这是圣人著作的辅助读物，也是最早的历史专著了。到了战国时期，修史的官职仍然存在。秦始皇统一七国，这个期间有许多策划谋略；因为只是对这些加以记录而未作系统编次，所以就用简策的“策”名为战国策。
（二）
汉高祖消灭赢秦和项羽，经过了多年的战争；汉初陆贾考察这些史迹，写成楚汉春秋。到了西汉的史官司马谈，他家世世代代都担任编修史书的职务。司马迁继承父志，对历代帝王事迹做了认真研究而进行叙述。想比之尧典而称为“典”其中所写的又不全是圣主贤君；想要学孔子而题名为“经”文笔上又不能和春秋笔法相比。因此采取吕氏春秋的方式，都叫做“纪”从“纪纲”的意义来命名，也是一种宏大的称谓了。所以，用“本纪”来叙述帝王，用“世家”来记述诸侯，用“列传”来记叙各种重要人物，用“八书”陈述政治体制，用“十表”记录各种大事的年月和爵位；这些方式虽然和古史不同，却把众多的事件处理得很有条理。史记按实记录无所隐讳的优点，渊博典雅而高谈阔论的才能，爱好奇特而违反经典的错误，以及在体例安排上的不当等，班彪已作过详细的评论了。到班固编写汉书，继承了前代史家的事业，特别是从司马迁的史记中，得益更多。汉书的“十志”相当丰富，赞辞序言写得弘丽，的确是文质彬彬，意味深厚。至于学习儒家圣人和经书的典雅，条理清楚、内容丰富的功绩，抛开班彪之名而窃取其成就的罪过，接受贿赂而编写历史的错误等，仲长统已讲得很详细了。从左传的记事上看，它依附春秋，偶尔记叙到一些史实，在文字上比较简约，对某些历史人物就很难做具体记载。史记中的各个列传，才分别对历史人物做了详细记载，从而便于观览，这是后继者所取法的。至于汉惠帝死后，吕后代理执政，史记、汉书中便都为吕后立本纪，这是违反常理而有失忠实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自从伏牺皇帝以来，就未听说过有女人做皇帝。汉代的这种遭遇，难以成为后代的法式。“母鸡不晨鸣”这是周公的誓词中早就讲过的；不允许妇女参与国事，齐桓公也这样写在盟文中。从前宣太后扰乱秦国，吕后使汉王朝发生危险；岂只国家大事难以假代，并且要慎重对待名号的问题。张衡在从事历史工作时，也和司马迁、班固同样糊涂，竟主张为汉元帝皇后写本纪，也是够荒谬的了。按理说，惠帝的儿子刘弘虽然是假冒皇后之子，但总是惠帝的后嗣；孺子刘婴虽然年幼，但他才正是汉平帝的继位者。刘弘、刘婴两人应立本纪，哪有给吕后、元帝后立本纪之理呢？东汉的史书，开始于东观汉纪。后来袁山松的后汉书、张莹的后汉南纪，都写得偏颇杂乱，违反伦常。薛莹的后汉纪、谢承的后汉书，都写得粗疏谬误，很不可信。如像司马彪的续汉书，详细而真实，华峤的后汉书，准确而恰当，就可算是东汉史中写得最好的了。
（三）
到了三国时期，记载三国史迹的著作不断出现。如孙盛的魏氏春秋、鱼豢的魏略、虞傅的江表传、张勃的吴录之类。有的过于激切，与众不同，却难以令人信服；有的粗枝大叶，不着边际，很少抓住要点。只有陈寿的三国志，文词和内容都清晰和润；晋代的荀勖和张华，把三国志比之史记、汉书，是并不过誉的。到了晋代，史书的编写属于著作郎。陆机的晋纪，写晋初的历史但不完备；王韶之的晋纪，写晋未的历史但没有写到东晋结束。干宝的晋纪，推究得当而有次序；孙盛的晋阳秋，以简明扼要为特长，考察春秋的经文和传文，都有一定的编写条例。从史记、汉书以后，就没有几例为编写的依据了。到东晋邓粲编写晋纪，又开始拟订条例。他抛开汉魏的史书，而取法殷、周，可见即使僻居湘江的边远学者，也注意到学习古代的典、谟。到孙盛编史也立条例，就是取法邓粲了。
（四）
编写史书的根本问题，是必须总贯诸子百家，传之千秋万世，表明历代盛衰的证验，作为后世兴亡的借鉴；使一个朝代的典章制度，和日月一样共同长存；王霸之业的事迹，和天地一样长久光大。因此，在汉朝初年，史官的职务较为隆重。各州郡和诸侯国的文件账目，首先要集中到编写史书的太史府，以求史官能详细了解全国的重大规划；还必须阅读国家珍藏的文件史料，搜检一切残旧的帛书竹简，以求史官能广泛而熟练地考察古代史迹。因此，在确立意义和选用言辞上，应以经典为准则；在进行规劝、警戒的取舍上，必须以圣人为根据；然后才能对史实阐释评价得明白而正确，这样就不至于产生烦琐不实的记载了。但史书的基本格式，就是按年代顺序编纂有关事件，文字上不能进行空泛的议论，而是按照实际记叙。不过年代太远的事是否写得符合，就很难准确；要写的事太多，对每件事的始末就容易忽略：这的确是作综合记叙所存在的困难。有的同属一事，但和几人有关，如果在两人的本传里都写，就造成重复的毛病；如果只记在一人头上，则又出现不周全的缺点：这又是在铨衡轻重、相互配合上存在的困难。所以，东汉张衡指出的史记、汉书中的不少错误，晋代傅玄批评的东观汉记的过失和烦琐，都是由于上述困难造成的。
（五）
如果追述很久以前的历史，年代愈远，不可靠的就愈多。战国时的公羊高曾说：“传闻的东西往往各异其辞。”荀况则说：“远的从略，近的从详。”凡是有疑问的地方宁可暂缺不写，这是由于史书以真实可信为贵。可是一般人都有点好奇，不顾“按实而书”的原则。听到点传闻就想大写特写，对遥远的事情却想做详细描写；于是抛开共同一致的而追求奇异的，牵强附会，生拉硬扯；过去的史书上从未记载的东西，竟写在自己的书中。这就是史书错乱不实的根源，是追述远代历史的大害。至于编写当代的历史，却正因同时而往往是虚假的。虽然孔子在春秋中，对和他同时的鲁定公、鲁哀公的不当之处，也有委婉的讽刺，但一般的世态人情，就很难超脱当时的利害。对功勋荣显的贵族，即使是平庸无能的人，也要全加粉饰；对遭受困顿不幸的人，虽然有美好的品德也常常加以嗤笑。任意褒贬，形之笔端，这又是歪曲同时史实而令人叹息的事情。所以，记述远的是那样虚假，记载近的也如此歪曲，能够把事理剖析明白而记叙得当的，就只有左丘明了吧！至于对尊长或圣贤有所隐讳，固然是孔子的圣意；因为细微的缺点不能影响整个品德高尚的人，而对坏人坏事进行批评警戒，那正是优秀史家应有的直笔；这就正如农夫见到野草，必然要把它锄掉。这种精神，也是万代必遵的共同准则。至于从繁杂的事件中，抽出纲要来统领全史的方法；力求真实可信，排除奇闻异说的要领；明白交代起头结尾的顺序；斟酌品评人事的原则；能够掌握这个大纲，编写史书的各种道理就都可贯通了。但史家的使命，负担着综述一代史实，要对全国负责的重任，不能不常常受到各种各样的指责。一切写作任务，没有比这更费力的。司马迁和班固已是精通史学了，他们的史书尚且屡遭后人诋毁，如果随意乱写，记述不当，这就很危险了！
（六）
史官开始于轩辕黄帝，史书完备于周公孔子。对世代经历的事编成历史，无论好人坏人都总括其中。史书上传以褒扬，断以贬辞，长期使人惊心动魄。文辞方面应学习左丘明，记事方面要像南史氏和董狐那样正直秉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