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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乱，这时便要借助“礼”来限制男女交往。以及人的性情如果过分放纵宣泄就会威胁生命，心性不得平和之时，就必须借助“乐”来加以调节疏通，所以这时就产生了“礼”所以，由此看来，仁、义、礼、乐这些东西，均是用来防范、制止某些方面的道德品行的衰败的，但不能说是修身养性的最佳方法。
这样，社会提倡“仁”是用来防范纷争的；提倡“义”是用来纠正狡诈不讲信用的；提倡“礼”是用来规范淫乱的；提倡“乐”是用来疏通忧愁的。依靠道体神明来安宁天下，这样人心就会返回到人类初始的那种清静无欲的质朴境界；人心一旦返回到这种境界，社会民性就会变善；民性善良就会和天地自然阴阳融会一致，这样四时阴阳和谐有序、万物繁茂、财物充裕，百姓需求一旦满足，贪婪鄙陋、怨恨争斗也就不易滋生。由此看来，以“道体”治理天下，这“仁义”就无须实施。用“道”、用“德”来安定天下，百姓就会纯真朴实，这样百姓眼睛就不易受美色迷惑、耳朵就不会沉溺于淫声；人们就有可能安闲地坐着歌唱，或悠闲地走着吟唱，或飘散着长发而游荡，眼前即使有毛嫱、西施这样的美女，也引不起他们的兴趣，演奏掉羽、武象这样动人的乐曲，也引不起他们的快乐，这样，荒淫放荡、男女混杂的事情就根本不可能在这当中发生。由此看来，用“道”、用“德”安定天下，净化人心，这“礼乐”就无需实施。所以可以这样说“德”衰以后才有“仁”产生，品行败坏后才有“义”出现，性情失去平和才会用音乐来调节，淫荡风气盛行才会有法度的整治。因此，知道用“道体”来治理天下，这“德”就不值得提倡，明白“德”能净化人心，这“仁义”就不值得实施，懂得“仁义”有救败的作用，这“礼乐”就不值得修订。但如今却是相反：背弃了“道体”根本而去追求仁义礼乐这些末枝，放弃了简要的东西而去用繁琐的东西，这样的人是不能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的。
天地之大，可以用矩尺和圭表来测量；星球月亮的运行，可以用历法来推算；雷霆的声音，可以用钟鼓来模仿；风雨的变化，可以按音律来了解。因此，庞大而能看见的东西，总是能够测量的；明亮而能看清的东西，也总是能够观察的；声音能听到的，也总是能够调节把握的；颜色能看到的，也总是能够区别分辨的。但是，那种大到没有极限的东西，天地也就包容不下了；细到不能再细微的东西，神明也就领略不了了。等到制定律历、区分五色、五音清浊、辨别甘苦以后，这至大至微的纯朴之道就散逸了，也就所谓的“朴散为器”；而到提出仁义、制定礼乐以后，这“德”也被遗弃而成为虚伪了。当虚伪产生，就有以智谋来愚弄人、以诈术来蒙骗君王的事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有人能占有天下，却未能治理好天下。以前苍颉创造文字，上天担心从此诈伪萌生、去本趋末、弃耕作而务锥刀、天下缺粮，于是降粟雨；鬼恐怕被书文所揭发，故夜哭。伯益发明掘井，龙担心水源干枯而登空离去，山川百神也迁移昆仑栖身。这正是智能越多，德行越薄。所以周朝制造的鼎上铸着巧匠倕的图像，让他衔着自己的手指，以说明过分的智巧是不可取的。
所以，至人对天下的治理，心与神相依处，形与性相谐调；静处时依照“德”行动时合附“理”；顺随事物的自然本性、遵循事物的自身规律；他浑然无为，而天下却自然和顺；他恬澹无欲，而百姓纯朴无华；他不用求神祈福，百姓生命不会夭折；人们间不必怨恨纷争而给养充足；他的德泽遍及海内外，并延及后世，但人们却不知道施予恩德的是谁。所以，这样的至人活着没有名号，死后没有谥号；他不聚敛财物，也不追求名誉，施恩的人不自以为有恩德而求报答，受恩惠者也不故作姿态而谦让；美德聚集归附于他身上，却不显出盈满。所以，德行聚集的人，说三道四是伤害不了他的；智慧所不能明了的事，能说会道也无法解释清楚的。不说话的辩才、不能具体规定的“道”如若有人能通达这种境界，那就叫做进入到天府，这里面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无法知道它产生的缘由，这就是瑶光。所谓瑶光就是养育万物的意思。
赈济生活贫困的人，补助食用不足的人，这样名声就会树立起来；兴办利民之事，消除社会弊病，讨伐叛乱，禁止凶暴，这样功业就会成功。如果世上没有灾害，那么即使是神也无处表现他的德泽；如果上下和睦团结，那么即使是贤人也无法建树他的功业。以前古帝容成氏的时代，人们像大雁一样有序地在大道上行走，干农活时将婴儿放在巢里也没危险，余粮放在田头也不会丢失；可以尾随虎豹、可以脚踩毒蛇而不受其害，人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能够这样太平。而到了尧帝的时代，十个太阳一起出来，烤焦了庄稼禾苗，晒死了树木花草，使百姓没有可吃的食物。猰 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这些凶猛禽兽一起出来残害百姓。于是尧帝让羿在畴华这地方杀死凿齿，在凶水这地方杀死九婴，在青丘泽射死了大风，又往天射落九个太阳，在地下杀死猰貐，在洞庭斩断修蛇，在桑林擒获了封豨。这样，百姓都高高兴兴，推举尧为天子。于是天下不管是广阔的地方还是险峻的地方、不管是远的地方还是近的地方，都有了道路和村落。舜帝的时代，共工兴起洪水，大水逼近空桑，这时龙门尚未凿开，吕梁还没挖通，长江、淮河合流泛滥，天下四海一片汪洋，百姓都逃往山上，爬上大树。于是舜便让禹疏通三江五湖，开辟伊阙，疏导廛水和涧水，整治疏通大小沟渠，使水流入东海。洪水排泄了，九州大地平静了，百姓们都能各安其生。所以他们都称尧舜为圣人。近代的时候，出了桀、纣两个暴君，夏桀修建了琁室、瑶台、象廊、玉床；商纣设置了肉圃、酒池，并耗尽了天下财物，使百姓精疲力尽；纣王还挖出比干的心脏，剖开孕妇的胎腹，正是天下受到骚扰，百姓受到残害。于是商汤率三百兵车在南巢讨伐夏桀，最终将夏桀放逐囚禁在夏台；周武王率三千甲卒在牧野征伐纣王，在宣室杀死了纣王。这样天下才得以安定，百姓得以和乐。因此他们都称商汤、武王为贤人。由此可见，有贤圣名声的人，必定遭逢过乱世的祸患。
现在至人生活在乱世之中，胸怀道德，藏匿着无数的智慧，闭口不说，一直到死，所以这世上没有将智慧表露出来而死去的人多着呢！然而天下却没有人懂得珍重这种不喜言说的行为。所以说，可以用言词表达的“道”并非常“道”可以用文字叙述的“名”并非常“名”；而那些写在竹帛上刻在金石上、可传后人的文字内容，都是粗糙简单不完整的。五帝三王，他们做的事情不一样，但宗旨是相同的，所走的道路不一样，但归宿却是一致的。近代求学问的人，不懂得混元一体之“道”、总括精要之“德”而只是拿取一些已经成功了的事迹，相聚在一起，正襟危坐而津津乐道，奏着鼓乐、跳着古舞，彼此歌功颂德。所以他们自称博学多闻，但却不能免于糊涂和困惑。诗经说：“不敢徒手打虎，不敢无舟渡河。人只知道这一类事（危险），却不知道其他的（危险）事还多着呢！”这正是说的那些所谓的博学多闻之徒。
称帝者应遵循天道，无为而治；称王者应效法阴阳，实施仁义；称霸者应以四季为准则，依法治理；而那些小国君则应以刑律法制管理国家。所谓天道，它以纯朴元气包裹牢笼天地，控制山川，含蕴阴阳二气，调和四季，经纪八极，管理六合，覆盖润滋，昭示引导万物，广泛无私而遍施物类，各种生物无不仰承它的德泽而生长发展。所谓阴阳二气，承受着天地自然中和之气，形成万物千差万别的形体，含蕴着的和气能化育万物；它伸缩舒卷，深入到无法测度的境域，开始时虚空、终至于盈满，周转于没有终始的时空中。所谓四时，春主生育、夏主成长，秋主收敛、冬主藏纳；予取有节，出入有时；它开张合闭不失次序，喜怒刚柔不违原理。所谓六律，是指“生与杀、赏与罚、予与夺”这六种；除此之外，别无他道。所以，谨慎地持守这些权衡准绳、审察这些法度的轻重，就足以治理好所管辖的国家了。
因此遵循天道、无为而治天下的人，则能明白天地之性情，通晓道德之条理；他的聪明能照耀日月，精神与万物相通；动静与阴阳协调，喜怒与四时和谐；他的德泽施及四方以外的区域，名声流传到子孙后代。效法阴阳的人，他的德行和天地相配，英明与日月同辉，精气与鬼神相合；他头顶天穹、脚踏大地，手握圭表墨绳等法度，内能修养心性，外能获得人心，发号施令，天下百姓无不闻风而动。效仿四季的人，柔顺而不脆弱，刚强而不折断；宽缓而不放纵，急速而不紊乱；优柔宽容，以养育各种物类。他的德行可以容纳愚昧不贤之人，没有私心和偏爱。使用六律的人，则能讨伐叛乱、禁止强暴，进用贤才而贬斥不贤者，扶拨以为正，除险以持平，矫枉以成直；懂得禁止、赦免、开启、关闭的道理，顺应时势以驾驭人心。假如称帝者效法阴阳，就会受到诸侯的侵侮；称王者依循四季，就会被削弱国力；称霸者使用六律，就会受到凌辱；那些小国君如失去准绳法度，就会被废黜。所以，由此得出，小国国君实施大国方略，就会显得空疏失体而百姓不会亲附。大国国君实行小国方略，就会显得狭隘紧迫而无法包容天地社会。应当是贵贱都不失自己的体统，这样天下就容易治理了。
天爱惜它的精气，地爱惜它的平静，人爱惜他的性情。天之精是指日月、星辰、雷电、风雨；地之平是指水火金木土；人之情是指思虑、聪明、喜怒等。所以闭目塞耳、缄口静心，防止精神因物欲而散逸，这样就和“道”融合了。因此，将神明保存于一种静穆虚无的状态中，精气就会返回到至真纯朴的本性内，就可以做到眼睛尽管明亮却什么也不去看，耳朵尽管聪敏却什么也不去听，心体透亮而什么也不去想；委顺事物而不作为，保持平和而不骄矜，冥性命之精，不思虑、不喜怒，不运用聪明，保持心体平静，这样智巧就难以混杂在其中了。人之精通于眼睛，这视觉就明亮；通于耳朵，这听觉就聪敏；滞于口中，这言词就恰当；聚集在内心，这思虑就通达。所以，闭塞目、耳、心、口这四道关口，人体就无忧虑，周身经络畅通不会萎缩。这不死不生、不虚不实，叫做真人。
大凡祸乱产生的原因，都在于国君的放荡淫逸。放纵淫逸的地方表现在五个方面：大兴上木，兴建宫室亭阁，群楼并起，栈道相通；层层如鸡栖，方正如并栏，梁上短柱相互支撑，木头上雕有奇巧的装饰。有弯曲的盘龙，以及浮首虎头之类。雕绘精巧，文饰奇特。有象水纹波涛，荡漾起伏；菱花芋草，互相纠缠在一起。着色细密巧妙，可以扰乱真正的色泽。构思奇巧，互相牵持，而交错成一个整体。这就是在“木”的方面的淫逸。挖掘深深的沟池，水面宽阔，无边无际。接通溪谷的水源，装饰起曲曲弯弯的堤岸，层层堆砌璇玉之石，沿着蜿蜒的渠道铺成。控制住急流，激起怒涛.而扬起高高的波澜。水流有时曲折，有时相背，有时徘徊不前，就象江河环绕的番禺和苍梧地区一洋。水中大量种植莲藕和菱角，用来供给鱼鳖的食粮。天鹅、鹔鷞、栖息水滨。水稻，高梁，年年有余。乘着豪华的龙舟，扬起高高的鹢首，浮行水面，鼓乐齐鸣。这就是淫逸在“水”的方面。筑起高高的城郭，设立重重险阻，建起雄伟的台榭，圈起巨大的苑囿，用来满足自己观赏的奢望。宫阙高耸，向上和青云相接；高楼层层，可以和昆仑比高。修起墙垣，建筑物之间有飞阁复道相通。掘平高邱，填高洼地，累积土石成为山峦。奔驰在大道上，通达到很远的地方。使危道变为平直，使险阻化为坦途。终日急驰，而没有绊倒的威胁。这就是淫逸在“土”的方面。铸起大的钟鼎，修造待美的重器，在金钢器上雕饰花草鸟虫，互相交织在一起。犀牛在酣睡，老虎在俯伏，苍龙在盘旋，这些动物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光彩焕发，互相交错，使人迷乱不清；金光四射，灿烂夺目。回环往复，缠绕交织，弯弯曲曲地组成华美的纹饰。锻炼锡铁，使之文理光滑细腻，而使人不能直视.因而有忽明忽暗的感觉。宝剑之美，消除了微小的斑点，闪着白光，犹如寒箱，浸进剑体之中。斜纹如同席纹，排列有致。缠绵冗长，象织锦的经线一样。寒光耀眼，使人看起来细密，又好象疏松。这就是淫逸在“金”的方面。煎熬烧烤美味佳肴，调剂合适的口味，吃尽楚国、吴因的各种不同的风味。焚烧树林而去围猎。烧掉巨大的木头，拉起风箱，用来冶炼铜铁。铁水涌流，打成坚固的器用，还不满足整天从事这样的工作。山上没有了高大的树木，林中没有柘树、梓树。烧掉木材来作炭，焚毁野草来作灰，原野草木被烧得光秃秃的，草木不能按照天时来生长。火光炎炎，上面掩蔽了太阳的光辉，下面耗尽了大地的资财。这就是淫逸在‘火”的方面。这五个方面，在其中一个方面大肆淫逸，完全可以使天下灭亡。
古时候有建立明堂的制度。在明堂的下部，潮湿之气不能达到；在它的上面，浓雾寒露不能进入，四方之风不能侵袭。土建墙壁不加粉饰，木梁也不作雕凿，使用的金器也不用刻画，穿衣用全幅，边角不加剪裁：冠用平直，不加修饰。明堂广大，能够在里面集会、行礼、发表政事文告。安静、洁净，完全可以用来祭祀天帝，礼敬鬼神，实行明堂的制度，告诉人们要知道节俭。
追求那些五声、五味、五色及远方国家的奇异之物，完全能够用来改变人的心志，动荡人的精神，感动人的血气的东西，是没有办法来计算的。天地之间生出的财物，根本的东西不过五种。圣人能够善于调节五行，那么治理国家就不致荒废。大凡人的性情，不喜不怒不违背性情就能感到快乐，快乐就要冲动，冲动就要顿足动手，顿足就要全身动荡，动荡就要唱歌，唱歌就要舞蹈，有歌有舞符合节拍就全使禽兽跳跃起来。大凡人的性情，心中有忧虑、懊丧就要悲痛，悲痛就要伤心，伤心就要悲愤，悲愤就要发怒，发怒就要发生动作，动作就使手脚不得安宁。大凡人的性情，被人侵凌冒犯就会动怒，动怒则血液上充，上充则脾气激动，脾气激动则有怒火，怒火爆发愤恨就消释了。钟鼓、管箫、干戚、羽旄，是用来文饰喜悦之情的；衰旸、苴杖，丧礼的仪节，是用来文饰悲哀之情的；兵革、斧钺，是用来文饰愤怒之情的。只有他的朴实之性存在，才有可能对它进行文饰。
古时候圣人在位，政治教化清平，对天下人民广施仁爱，上下同心协力，君臣之间和睦共事，衣食丰足，家有饶余，父亲慈爱，儿子孝敬，兄长善良，幼弟和顺，生活着的人没有怨恨，死去的人也没有遗憾，天下和谐，人们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众人心中快乐，但不会产生有人恩赐之情。因此圣人替他们制订乐律来加以协调节制。末世的政治，种田打渔的人被取以重税，关卡集市紧急征收赋税，水泽、山粱全部禁止捕捉和采摘，鱼网没有办法撤下，农具没有办法放置，百姓的力量消耗在繁重的徭役上，财富被赋税征收干净，居家的人没有食粮，奔走在外的人饿着肚子，年老的人无力奉养，死去的人无法安葬，抵押妻子，卖掉儿子，用来供给国君的需求，还不能够满足。即使是愚蠢至极的男女，都有离散的痛苦和悲感的心情，却竟然给他们击起大钟、敲起鸣鼓，吹奏竽笙，弹起琴瑟，已经失去了作乐的根本了。
古时候国君需求少，而百姓给用充足。国君施行他的德泽，而臣下尽献他的忠心，父亲施予他的仁慈之爱，儿子竭尽他的孝道，各人表达自己的爱抚之情，而没有怨恨、遗憾在其中了。那种实行的三年之丧，不是强迫致使别人去做。三年服丧之时，听音乐不感到快乐，吃美味不觉得甘甜，是因为思慕悲哀之心，没有断绝。晚世风气习俗败坏，食欲无有止禁，礼义遭到废除，君臣之间互相欺骗，父子之间互相怀疑，怨恨充满胸中，父子之间的思慕之心，全部丧失。披涕戴旸，却在其中戏耍玩笑。即使让他们服丧三年，也失去了服丧的根本目的了。
古时候天子封地方圆干里，诸侯方圆百里，各自守护自己的边界，不能相互侵扰。有不推行天子政令，残害万民，争夺土地，触犯破坏禁令的，召见他不来到，命令他不实行，禁令他不停止，教诲他不改过的人，便举兵来讨伐他，杀掉它的国君，更换他们的党羽，祭祀他的社神，经占卜选择他们子孙中有贤德者来取代他。晚世务求侵占他国，扩张土地，兼并不能停止。发动不正义的战争，讨伐没有罪过的国家，杀死无辜的人民，绝灭先圣的后代。大的国家出兵对抗，小的国家保守城池。驱逐别人的牛马，拘系他人的子女，毁坏别国的宗庙，搬走它国的珍宝，以致流血干里，横尸遍野。以此来满足贪婪的国君的欲望。这不是发动战争的目的。
因此军队是用来讨平暴乱的，不是用来进行暴力活动的；行乐是用来陶冶情性的，不是用来进行淫乱活动的；服丧是用来表达悲哀之情的，不是用来作假的。所以奉事亲人是有规定的，而要把“爱”作为致力的目的；君臣朝见是有固定礼容的，而要以恭敬为要求；处理丧事是有礼节的，而要以悲哀为主要目的；用兵是有战略规定的，要以讲求道义为根本。根本确立了，而大道就可以行得通，根本破坏了，而大道就会被破坏。
淫乱，这时便要借助“礼”来限制男女交往。以及人的性情如果过分放纵宣泄就会威胁生命，心性不得平和之时，就必须借助“乐”来加以调节疏通，所以这时就产生了“礼”所以，由此看来，仁、义、礼、乐这些东西，均是用来防范、制止某些方面的道德品行的衰败的，但不能说是修身养性的最佳方法。
这样，社会提倡“仁”是用来防范纷争的；提倡“义”是用来纠正狡诈不讲信用的；提倡“礼”是用来规范淫乱的；提倡“乐”是用来疏通忧愁的。依靠道体神明来安宁天下，这样人心就会返回到人类初始的那种清静无欲的质朴境界；人心一旦返回到这种境界，社会民性就会变善；民性善良就会和天地自然阴阳融会一致，这样四时阴阳和谐有序、万物繁茂、财物充裕，百姓需求一旦满足，贪婪鄙陋、怨恨争斗也就不易滋生。由此看来，以“道体”治理天下，这“仁义”就无须实施。用“道”、用“德”来安定天下，百姓就会纯真朴实，这样百姓眼睛就不易受美色迷惑、耳朵就不会沉溺于淫声；人们就有可能安闲地坐着歌唱，或悠闲地走着吟唱，或飘散着长发而游荡，眼前即使有毛嫱、西施这样的美女，也引不起他们的兴趣，演奏掉羽、武象这样动人的乐曲，也引不起他们的快乐，这样，荒淫放荡、男女混杂的事情就根本不可能在这当中发生。由此看来，用“道”、用“德”安定天下，净化人心，这“礼乐”就无需实施。所以可以这样说“德”衰以后才有“仁”产生，品行败坏后才有“义”出现，性情失去平和才会用音乐来调节，淫荡风气盛行才会有法度的整治。因此，知道用“道体”来治理天下，这“德”就不值得提倡，明白“德”能净化人心，这“仁义”就不值得实施，懂得“仁义”有救败的作用，这“礼乐”就不值得修订。但如今却是相反：背弃了“道体”根本而去追求仁义礼乐这些末枝，放弃了简要的东西而去用繁琐的东西，这样的人是不能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的。
天地之大，可以用矩尺和圭表来测量；星球月亮的运行，可以用历法来推算；雷霆的声音，可以用钟鼓来模仿；风雨的变化，可以按音律来了解。因此，庞大而能看见的东西，总是能够测量的；明亮而能看清的东西，也总是能够观察的；声音能听到的，也总是能够调节把握的；颜色能看到的，也总是能够区别分辨的。但是，那种大到没有极限的东西，天地也就包容不下了；细到不能再细微的东西，神明也就领略不了了。等到制定律历、区分五色、五音清浊、辨别甘苦以后，这至大至微的纯朴之道就散逸了，也就所谓的“朴散为器”；而到提出仁义、制定礼乐以后，这“德”也被遗弃而成为虚伪了。当虚伪产生，就有以智谋来愚弄人、以诈术来蒙骗君王的事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有人能占有天下，却未能治理好天下。以前苍颉创造文字，上天担心从此诈伪萌生、去本趋末、弃耕作而务锥刀、天下缺粮，于是降粟雨；鬼恐怕被书文所揭发，故夜哭。伯益发明掘井，龙担心水源干枯而登空离去，山川百神也迁移昆仑栖身。这正是智能越多，德行越薄。所以周朝制造的鼎上铸着巧匠倕的图像，让他衔着自己的手指，以说明过分的智巧是不可取的。
所以，至人对天下的治理，心与神相依处，形与性相谐调；静处时依照“德”行动时合附“理”；顺随事物的自然本性、遵循事物的自身规律；他浑然无为，而天下却自然和顺；他恬澹无欲，而百姓纯朴无华；他不用求神祈福，百姓生命不会夭折；人们间不必怨恨纷争而给养充足；他的德泽遍及海内外，并延及后世，但人们却不知道施予恩德的是谁。所以，这样的至人活着没有名号，死后没有谥号；他不聚敛财物，也不追求名誉，施恩的人不自以为有恩德而求报答，受恩惠者也不故作姿态而谦让；美德聚集归附于他身上，却不显出盈满。所以，德行聚集的人，说三道四是伤害不了他的；智慧所不能明了的事，能说会道也无法解释清楚的。不说话的辩才、不能具体规定的“道”如若有人能通达这种境界，那就叫做进入到天府，这里面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无法知道它产生的缘由，这就是瑶光。所谓瑶光就是养育万物的意思。
赈济生活贫困的人，补助食用不足的人，这样名声就会树立起来；兴办利民之事，消除社会弊病，讨伐叛乱，禁止凶暴，这样功业就会成功。如果世上没有灾害，那么即使是神也无处表现他的德泽；如果上下和睦团结，那么即使是贤人也无法建树他的功业。以前古帝容成氏的时代，人们像大雁一样有序地在大道上行走，干农活时将婴儿放在巢里也没危险，余粮放在田头也不会丢失；可以尾随虎豹、可以脚踩毒蛇而不受其害，人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能够这样太平。而到了尧帝的时代，十个太阳一起出来，烤焦了庄稼禾苗，晒死了树木花草，使百姓没有可吃的食物。猰 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这些凶猛禽兽一起出来残害百姓。于是尧帝让羿在畴华这地方杀死凿齿，在凶水这地方杀死九婴，在青丘泽射死了大风，又往天射落九个太阳，在地下杀死猰貐，在洞庭斩断修蛇，在桑林擒获了封豨。这样，百姓都高高兴兴，推举尧为天子。于是天下不管是广阔的地方还是险峻的地方、不管是远的地方还是近的地方，都有了道路和村落。舜帝的时代，共工兴起洪水，大水逼近空桑，这时龙门尚未凿开，吕梁还没挖通，长江、淮河合流泛滥，天下四海一片汪洋，百姓都逃往山上，爬上大树。于是舜便让禹疏通三江五湖，开辟伊阙，疏导廛水和涧水，整治疏通大小沟渠，使水流入东海。洪水排泄了，九州大地平静了，百姓们都能各安其生。所以他们都称尧舜为圣人。近代的时候，出了桀、纣两个暴君，夏桀修建了琁室、瑶台、象廊、玉床；商纣设置了肉圃、酒池，并耗尽了天下财物，使百姓精疲力尽；纣王还挖出比干的心脏，剖开孕妇的胎腹，正是天下受到骚扰，百姓受到残害。于是商汤率三百兵车在南巢讨伐夏桀，最终将夏桀放逐囚禁在夏台；周武王率三千甲卒在牧野征伐纣王，在宣室杀死了纣王。这样天下才得以安定，百姓得以和乐。因此他们都称商汤、武王为贤人。由此可见，有贤圣名声的人，必定遭逢过乱世的祸患。
现在至人生活在乱世之中，胸怀道德，藏匿着无数的智慧，闭口不说，一直到死，所以这世上没有将智慧表露出来而死去的人多着呢！然而天下却没有人懂得珍重这种不喜言说的行为。所以说，可以用言词表达的“道”并非常“道”可以用文字叙述的“名”并非常“名”；而那些写在竹帛上刻在金石上、可传后人的文字内容，都是粗糙简单不完整的。五帝三王，他们做的事情不一样，但宗旨是相同的，所走的道路不一样，但归宿却是一致的。近代求学问的人，不懂得混元一体之“道”、总括精要之“德”而只是拿取一些已经成功了的事迹，相聚在一起，正襟危坐而津津乐道，奏着鼓乐、跳着古舞，彼此歌功颂德。所以他们自称博学多闻，但却不能免于糊涂和困惑。诗经说：“不敢徒手打虎，不敢无舟渡河。人只知道这一类事（危险），却不知道其他的（危险）事还多着呢！”这正是说的那些所谓的博学多闻之徒。
称帝者应遵循天道，无为而治；称王者应效法阴阳，实施仁义；称霸者应以四季为准则，依法治理；而那些小国君则应以刑律法制管理国家。所谓天道，它以纯朴元气包裹牢笼天地，控制山川，含蕴阴阳二气，调和四季，经纪八极，管理六合，覆盖润滋，昭示引导万物，广泛无私而遍施物类，各种生物无不仰承它的德泽而生长发展。所谓阴阳二气，承受着天地自然中和之气，形成万物千差万别的形体，含蕴着的和气能化育万物；它伸缩舒卷，深入到无法测度的境域，开始时虚空、终至于盈满，周转于没有终始的时空中。所谓四时，春主生育、夏主成长，秋主收敛、冬主藏纳；予取有节，出入有时；它开张合闭不失次序，喜怒刚柔不违原理。所谓六律，是指“生与杀、赏与罚、予与夺”这六种；除此之外，别无他道。所以，谨慎地持守这些权衡准绳、审察这些法度的轻重，就足以治理好所管辖的国家了。
因此遵循天道、无为而治天下的人，则能明白天地之性情，通晓道德之条理；他的聪明能照耀日月，精神与万物相通；动静与阴阳协调，喜怒与四时和谐；他的德泽施及四方以外的区域，名声流传到子孙后代。效法阴阳的人，他的德行和天地相配，英明与日月同辉，精气与鬼神相合；他头顶天穹、脚踏大地，手握圭表墨绳等法度，内能修养心性，外能获得人心，发号施令，天下百姓无不闻风而动。效仿四季的人，柔顺而不脆弱，刚强而不折断；宽缓而不放纵，急速而不紊乱；优柔宽容，以养育各种物类。他的德行可以容纳愚昧不贤之人，没有私心和偏爱。使用六律的人，则能讨伐叛乱、禁止强暴，进用贤才而贬斥不贤者，扶拨以为正，除险以持平，矫枉以成直；懂得禁止、赦免、开启、关闭的道理，顺应时势以驾驭人心。假如称帝者效法阴阳，就会受到诸侯的侵侮；称王者依循四季，就会被削弱国力；称霸者使用六律，就会受到凌辱；那些小国君如失去准绳法度，就会被废黜。所以，由此得出，小国国君实施大国方略，就会显得空疏失体而百姓不会亲附。大国国君实行小国方略，就会显得狭隘紧迫而无法包容天地社会。应当是贵贱都不失自己的体统，这样天下就容易治理了。
天爱惜它的精气，地爱惜它的平静，人爱惜他的性情。天之精是指日月、星辰、雷电、风雨；地之平是指水火金木土；人之情是指思虑、聪明、喜怒等。所以闭目塞耳、缄口静心，防止精神因物欲而散逸，这样就和“道”融合了。因此，将神明保存于一种静穆虚无的状态中，精气就会返回到至真纯朴的本性内，就可以做到眼睛尽管明亮却什么也不去看，耳朵尽管聪敏却什么也不去听，心体透亮而什么也不去想；委顺事物而不作为，保持平和而不骄矜，冥性命之精，不思虑、不喜怒，不运用聪明，保持心体平静，这样智巧就难以混杂在其中了。人之精通于眼睛，这视觉就明亮；通于耳朵，这听觉就聪敏；滞于口中，这言词就恰当；聚集在内心，这思虑就通达。所以，闭塞目、耳、心、口这四道关口，人体就无忧虑，周身经络畅通不会萎缩。这不死不生、不虚不实，叫做真人。
大凡祸乱产生的原因，都在于国君的放荡淫逸。放纵淫逸的地方表现在五个方面：大兴上木，兴建宫室亭阁，群楼并起，栈道相通；层层如鸡栖，方正如并栏，梁上短柱相互支撑，木头上雕有奇巧的装饰。有弯曲的盘龙，以及浮首虎头之类。雕绘精巧，文饰奇特。有象水纹波涛，荡漾起伏；菱花芋草，互相纠缠在一起。着色细密巧妙，可以扰乱真正的色泽。构思奇巧，互相牵持，而交错成一个整体。这就是在“木”的方面的淫逸。挖掘深深的沟池，水面宽阔，无边无际。接通溪谷的水源，装饰起曲曲弯弯的堤岸，层层堆砌璇玉之石，沿着蜿蜒的渠道铺成。控制住急流，激起怒涛.而扬起高高的波澜。水流有时曲折，有时相背，有时徘徊不前，就象江河环绕的番禺和苍梧地区一洋。水中大量种植莲藕和菱角，用来供给鱼鳖的食粮。天鹅、鹔鷞、栖息水滨。水稻，高梁，年年有余。乘着豪华的龙舟，扬起高高的鹢首，浮行水面，鼓乐齐鸣。这就是淫逸在“水”的方面。筑起高高的城郭，设立重重险阻，建起雄伟的台榭，圈起巨大的苑囿，用来满足自己观赏的奢望。宫阙高耸，向上和青云相接；高楼层层，可以和昆仑比高。修起墙垣，建筑物之间有飞阁复道相通。掘平高邱，填高洼地，累积土石成为山峦。奔驰在大道上，通达到很远的地方。使危道变为平直，使险阻化为坦途。终日急驰，而没有绊倒的威胁。这就是淫逸在“土”的方面。铸起大的钟鼎，修造待美的重器，在金钢器上雕饰花草鸟虫，互相交织在一起。犀牛在酣睡，老虎在俯伏，苍龙在盘旋，这些动物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光彩焕发，互相交错，使人迷乱不清；金光四射，灿烂夺目。回环往复，缠绕交织，弯弯曲曲地组成华美的纹饰。锻炼锡铁，使之文理光滑细腻，而使人不能直视.因而有忽明忽暗的感觉。宝剑之美，消除了微小的斑点，闪着白光，犹如寒箱，浸进剑体之中。斜纹如同席纹，排列有致。缠绵冗长，象织锦的经线一样。寒光耀眼，使人看起来细密，又好象疏松。这就是淫逸在“金”的方面。煎熬烧烤美味佳肴，调剂合适的口味，吃尽楚国、吴因的各种不同的风味。焚烧树林而去围猎。烧掉巨大的木头，拉起风箱，用来冶炼铜铁。铁水涌流，打成坚固的器用，还不满足整天从事这样的工作。山上没有了高大的树木，林中没有柘树、梓树。烧掉木材来作炭，焚毁野草来作灰，原野草木被烧得光秃秃的，草木不能按照天时来生长。火光炎炎，上面掩蔽了太阳的光辉，下面耗尽了大地的资财。这就是淫逸在‘火”的方面。这五个方面，在其中一个方面大肆淫逸，完全可以使天下灭亡。
古时候有建立明堂的制度。在明堂的下部，潮湿之气不能达到；在它的上面，浓雾寒露不能进入，四方之风不能侵袭。土建墙壁不加粉饰，木梁也不作雕凿，使用的金器也不用刻画，穿衣用全幅，边角不加剪裁：冠用平直，不加修饰。明堂广大，能够在里面集会、行礼、发表政事文告。安静、洁净，完全可以用来祭祀天帝，礼敬鬼神，实行明堂的制度，告诉人们要知道节俭。
追求那些五声、五味、五色及远方国家的奇异之物，完全能够用来改变人的心志，动荡人的精神，感动人的血气的东西，是没有办法来计算的。天地之间生出的财物，根本的东西不过五种。圣人能够善于调节五行，那么治理国家就不致荒废。大凡人的性情，不喜不怒不违背性情就能感到快乐，快乐就要冲动，冲动就要顿足动手，顿足就要全身动荡，动荡就要唱歌，唱歌就要舞蹈，有歌有舞符合节拍就全使禽兽跳跃起来。大凡人的性情，心中有忧虑、懊丧就要悲痛，悲痛就要伤心，伤心就要悲愤，悲愤就要发怒，发怒就要发生动作，动作就使手脚不得安宁。大凡人的性情，被人侵凌冒犯就会动怒，动怒则血液上充，上充则脾气激动，脾气激动则有怒火，怒火爆发愤恨就消释了。钟鼓、管箫、干戚、羽旄，是用来文饰喜悦之情的；衰旸、苴杖，丧礼的仪节，是用来文饰悲哀之情的；兵革、斧钺，是用来文饰愤怒之情的。只有他的朴实之性存在，才有可能对它进行文饰。
古时候圣人在位，政治教化清平，对天下人民广施仁爱，上下同心协力，君臣之间和睦共事，衣食丰足，家有饶余，父亲慈爱，儿子孝敬，兄长善良，幼弟和顺，生活着的人没有怨恨，死去的人也没有遗憾，天下和谐，人们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众人心中快乐，但不会产生有人恩赐之情。因此圣人替他们制订乐律来加以协调节制。末世的政治，种田打渔的人被取以重税，关卡集市紧急征收赋税，水泽、山粱全部禁止捕捉和采摘，鱼网没有办法撤下，农具没有办法放置，百姓的力量消耗在繁重的徭役上，财富被赋税征收干净，居家的人没有食粮，奔走在外的人饿着肚子，年老的人无力奉养，死去的人无法安葬，抵押妻子，卖掉儿子，用来供给国君的需求，还不能够满足。即使是愚蠢至极的男女，都有离散的痛苦和悲感的心情，却竟然给他们击起大钟、敲起鸣鼓，吹奏竽笙，弹起琴瑟，已经失去了作乐的根本了。
古时候国君需求少，而百姓给用充足。国君施行他的德泽，而臣下尽献他的忠心，父亲施予他的仁慈之爱，儿子竭尽他的孝道，各人表达自己的爱抚之情，而没有怨恨、遗憾在其中了。那种实行的三年之丧，不是强迫致使别人去做。三年服丧之时，听音乐不感到快乐，吃美味不觉得甘甜，是因为思慕悲哀之心，没有断绝。晚世风气习俗败坏，食欲无有止禁，礼义遭到废除，君臣之间互相欺骗，父子之间互相怀疑，怨恨充满胸中，父子之间的思慕之心，全部丧失。披涕戴旸，却在其中戏耍玩笑。即使让他们服丧三年，也失去了服丧的根本目的了。
古时候天子封地方圆干里，诸侯方圆百里，各自守护自己的边界，不能相互侵扰。有不推行天子政令，残害万民，争夺土地，触犯破坏禁令的，召见他不来到，命令他不实行，禁令他不停止，教诲他不改过的人，便举兵来讨伐他，杀掉它的国君，更换他们的党羽，祭祀他的社神，经占卜选择他们子孙中有贤德者来取代他。晚世务求侵占他国，扩张土地，兼并不能停止。发动不正义的战争，讨伐没有罪过的国家，杀死无辜的人民，绝灭先圣的后代。大的国家出兵对抗，小的国家保守城池。驱逐别人的牛马，拘系他人的子女，毁坏别国的宗庙，搬走它国的珍宝，以致流血干里，横尸遍野。以此来满足贪婪的国君的欲望。这不是发动战争的目的。
因此军队是用来讨平暴乱的，不是用来进行暴力活动的；行乐是用来陶冶情性的，不是用来进行淫乱活动的；服丧是用来表达悲哀之情的，不是用来作假的。所以奉事亲人是有规定的，而要把“爱”作为致力的目的；君臣朝见是有固定礼容的，而要以恭敬为要求；处理丧事是有礼节的，而要以悲哀为主要目的；用兵是有战略规定的，要以讲求道义为根本。根本确立了，而大道就可以行得通，根本破坏了，而大道就会被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