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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房子的过程很顺利，由于李永吉不还价，虽然这么晚还来买房子有些怪，但那锦绣坊的掌柜还是很乐意如此轻松就完成大老板的吩咐。
毕竟他在本地多年，也知道那地方其实不好卖，如今难得有冤大头肯接手，甭管什么原因，再不趁机卖掉，那才是傻呢。
这也是因为那房子不是他的，他只是个经手人而已，条件也是上面定死的，要真是他自己的，看到这个情况，肯定会坐地起价的。
不过，他虽然没法坐地起价，却掌握着卖或者不卖，什么时候卖，以及一定价格的回旋余地的权力，看出对方要的急，于是就要求合同上写五百五十两，实际交六百两，等于他自己从中赚了五十两。
看样子，那五十两，就是上面给他定的缓冲了，而现在则被他自己用来当做好处费了。
对此，李永吉并不在意，反正他要的只是一个快字，至于他是否从中得到好处，并不关心。
合同签好，那养心居的房契以及周围土地的地契就一并交到李永吉的手上了，从此，李永吉就成了养心居的主人。
然而就交易完成之后，孙旺却发现了一个大问题！
那就是养心居的宅子虽然写着是占地二十亩，但实际上那只是宅院建筑的规划用地所占面积，不是地契上的实际土地面积。
此时所谓买房，必须房契地契一起买的，不然只有房契没有地契，是有很多问题的，一般只有房契的，多是租房之用，如果是买，那必须连地皮一起买的。
而现在的地契上，写着的根本不是二十亩，而是两百二十亩，足足差了两百亩！
乍一看，土地多了两百亩，那是大好事儿，可既然是好事儿，为啥对方要故意隐瞒，只在登记上写上宅子占地二十亩，而不提地契的实际数量呢？
这就牵扯到这片土地的价值问题，以及此时清朝的一个政策问题了。
先说土地价值问题。
那两百二十亩地，实际上大多是坡地林地以及一些沙地滩涂，而且基本没有被开发，可以说是一片荒地，虽然景色不错，还靠着河道，但根本不适合种地，从此时的经济角度来说，可以说是贫地荒地，这样的地皮就算是给你两百亩，从收入上来说，兴许还不如一两亩上好的水田。
再说政策问题。
此时清朝有一个著名的赋税政策，那就是摊丁入亩。顾名思义，摊丁入亩，是指废除了人头税，把人头税放进田赋里，增加田赋，也只收田赋，这等于客观上减轻了贫苦农民的负担，解除了贫民对土地的依赖，把这部分负担转嫁到地主身上。
换句话说，土地越多，你交的赋税也越多。
这个政策看起来对贫民有好处，对地主以及地方政府官员没好处，毕竟地主要多缴税，政府官员也无法从多出的人口中多收取人头税，少了一块儿税收，但任何政策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摊丁入亩也是一样。
对地方官府来说，他们可以借着摊丁入亩的政策，把许多本来与田地无关的课税，也一起并入田赋，田赋要交多少，也是他们说了算，甚至一些荒地，他们有时候也当成贫地甚至良田来收税，导致很多人不得不抛荒逃荒。
对与大地主来说，他们在当地有权有势，既可以勾结官府弄虚作假，也可以提高地租，把自己的负担转嫁给佃户农民身上，还可以捐官，以官身的身份名正言顺的免钱粮，再加上他们往往还有别的营生，比如放高利贷，因此摊丁入亩对他们威胁不大。
所以说，摊丁入亩对大地主跟官僚打击不大，打击最大的，还是那些小地主跟自耕农，是一种典型的吃中间阶级，补下层阶级的政策。
对那些有少量土地的小地主跟自耕农来说，由于增加了田赋负担，让他们交不起税，因此要么卖地逃荒，要么就依附大户送田送地，自己甘愿为佃农。
远的不说，就以此时的李永吉一家为例。
前文说过，李永吉一家有五百亩地，看起来是个不小的地主了，但实际上这大部分田地都是人家甘愿依附过来的，李家只是占了个名，看似拥有不少土地，但也只是看上去很美，实际上土地还是人家自己在种，管辖权也是人家的。
这事儿要说复杂是挺复杂，但要简单说，那就等于大家一起抱团合作，各取所需，来减低风险。
在自耕农来说，如果都是自己交田赋，由于都是定死的额度，而且官府是只收银子，等于要多剥削一次，这万一收成不好，交不起赋税，那可就要亲命了。
依附别家大户是个路子，但这涉及到一个信用问题。简单说，这大户得人品好，信誉好，还不能有太强的势力，万一是个恶霸，吃进去不吐出来，由于法理上土地已经成了人家的，地契上写了人家的名，人家不认账，斗又斗不过，那这事儿就没法说理了。
而李永吉的老爸李正祥，他本身是个粮商，是个商户，后来是靠花钱才捐了个监生，有了个免税的身份，但也主要是为了行商方便。对他来说，最害怕的就是粮价波动，收不上廉价粮，所以有一个稳定的廉价粮供货源就是重中之重。
田赋要的银子再高，对于李正祥这种粮食商人来说，也不算多少钱，可以负担的起，毕竟清朝的田赋其实是随着年景好坏而有所起伏的，不是一成不变，赶上大灾，朝廷往往还有免税甚至赈灾一说。
也就是说田赋对李正祥不是问题，但如果有大量土地能给自己种粮食，让自己有稳定的供货渠道，那就好处大于坏处了。
就这样，两者一拍即合，自耕农把土地送给李正祥，自己则变成给李正祥种地的佃户，有点像后世的土地流转；李正祥呢，他的好处更多，因为没费多少钱就增加了名下的土地，自抬了身价不说，还多了许多稳定的粮食供货源，大家都有好处。
而且，李正祥看似要交田赋，但这部分交给官府的田赋他还是要跟那些送田给他的佃户收的，顶多是没那么死板而已。
表面上看产生了土地依附关系，但这些佃户还是需要交官府要的那部分田赋，并且不必再交别的地租，经济上来说，等于佃户还是自耕农，但身份变了，并且有了一定抗风险能力。
因为万一交不起税，可以让李正祥先垫付，来年收成好了再还，不过这样一来，以后种什么得李正祥说了算，并且种的粮食也必须卖给李正祥，且价格也是李正祥说了算，一般都是市场最低价，让农民过的去而已。
这样一来，农民的风险小了，而李正祥也有了稳定的供货源，表面看起来都有好处，但好处最多的还是李正祥。
年景好，粮价虽然低，但那些依附自己的佃户自己就可以交官府的田赋，李正祥这个名义主人只是代为缴纳罢了，不亏，而且换银子的过程他还小赚；
年景坏，虽然佃户可能交不起官府要的田赋银，但由于粮价高了，自己卖粮的利润也高，那么先替佃户交赋税也不是个事儿，来年反正还能还给自己，无非就是没有利息收入，更何况，要是年景差，卖粮的高价可比那赋税的好处高多了。
这就是做贸易的商人跟做生产者的农民的区别，对粮食商人来说，无论年景好坏，他们都赚钱，抗风险能力强，可农民抗风险能力就差的多。
李正祥需要的是大量廉价粮作为供货源，减少收粮的投入，而农民是为了减少风险，所以也算各取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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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房子的过程很顺利，由于李永吉不还价，虽然这么晚还来买房子有些怪，但那锦绣坊的掌柜还是很乐意如此轻松就完成大老板的吩咐。
毕竟他在本地多年，也知道那地方其实不好卖，如今难得有冤大头肯接手，甭管什么原因，再不趁机卖掉，那才是傻呢。
这也是因为那房子不是他的，他只是个经手人而已，条件也是上面定死的，要真是他自己的，看到这个情况，肯定会坐地起价的。
不过，他虽然没法坐地起价，却掌握着卖或者不卖，什么时候卖，以及一定价格的回旋余地的权力，看出对方要的急，于是就要求合同上写五百五十两，实际交六百两，等于他自己从中赚了五十两。
看样子，那五十两，就是上面给他定的缓冲了，而现在则被他自己用来当做好处费了。
对此，李永吉并不在意，反正他要的只是一个快字，至于他是否从中得到好处，并不关心。
合同签好，那养心居的房契以及周围土地的地契就一并交到李永吉的手上了，从此，李永吉就成了养心居的主人。
然而就交易完成之后，孙旺却发现了一个大问题！
那就是养心居的宅子虽然写着是占地二十亩，但实际上那只是宅院建筑的规划用地所占面积，不是地契上的实际土地面积。
此时所谓买房，必须房契地契一起买的，不然只有房契没有地契，是有很多问题的，一般只有房契的，多是租房之用，如果是买，那必须连地皮一起买的。
而现在的地契上，写着的根本不是二十亩，而是两百二十亩，足足差了两百亩！
乍一看，土地多了两百亩，那是大好事儿，可既然是好事儿，为啥对方要故意隐瞒，只在登记上写上宅子占地二十亩，而不提地契的实际数量呢？
这就牵扯到这片土地的价值问题，以及此时清朝的一个政策问题了。
先说土地价值问题。
那两百二十亩地，实际上大多是坡地林地以及一些沙地滩涂，而且基本没有被开发，可以说是一片荒地，虽然景色不错，还靠着河道，但根本不适合种地，从此时的经济角度来说，可以说是贫地荒地，这样的地皮就算是给你两百亩，从收入上来说，兴许还不如一两亩上好的水田。
再说政策问题。
此时清朝有一个著名的赋税政策，那就是摊丁入亩。顾名思义，摊丁入亩，是指废除了人头税，把人头税放进田赋里，增加田赋，也只收田赋，这等于客观上减轻了贫苦农民的负担，解除了贫民对土地的依赖，把这部分负担转嫁到地主身上。
换句话说，土地越多，你交的赋税也越多。
这个政策看起来对贫民有好处，对地主以及地方政府官员没好处，毕竟地主要多缴税，政府官员也无法从多出的人口中多收取人头税，少了一块儿税收，但任何政策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摊丁入亩也是一样。
对地方官府来说，他们可以借着摊丁入亩的政策，把许多本来与田地无关的课税，也一起并入田赋，田赋要交多少，也是他们说了算，甚至一些荒地，他们有时候也当成贫地甚至良田来收税，导致很多人不得不抛荒逃荒。
对与大地主来说，他们在当地有权有势，既可以勾结官府弄虚作假，也可以提高地租，把自己的负担转嫁给佃户农民身上，还可以捐官，以官身的身份名正言顺的免钱粮，再加上他们往往还有别的营生，比如放高利贷，因此摊丁入亩对他们威胁不大。
所以说，摊丁入亩对大地主跟官僚打击不大，打击最大的，还是那些小地主跟自耕农，是一种典型的吃中间阶级，补下层阶级的政策。
对那些有少量土地的小地主跟自耕农来说，由于增加了田赋负担，让他们交不起税，因此要么卖地逃荒，要么就依附大户送田送地，自己甘愿为佃农。
远的不说，就以此时的李永吉一家为例。
前文说过，李永吉一家有五百亩地，看起来是个不小的地主了，但实际上这大部分田地都是人家甘愿依附过来的，李家只是占了个名，看似拥有不少土地，但也只是看上去很美，实际上土地还是人家自己在种，管辖权也是人家的。
这事儿要说复杂是挺复杂，但要简单说，那就等于大家一起抱团合作，各取所需，来减低风险。
在自耕农来说，如果都是自己交田赋，由于都是定死的额度，而且官府是只收银子，等于要多剥削一次，这万一收成不好，交不起赋税，那可就要亲命了。
依附别家大户是个路子，但这涉及到一个信用问题。简单说，这大户得人品好，信誉好，还不能有太强的势力，万一是个恶霸，吃进去不吐出来，由于法理上土地已经成了人家的，地契上写了人家的名，人家不认账，斗又斗不过，那这事儿就没法说理了。
而李永吉的老爸李正祥，他本身是个粮商，是个商户，后来是靠花钱才捐了个监生，有了个免税的身份，但也主要是为了行商方便。对他来说，最害怕的就是粮价波动，收不上廉价粮，所以有一个稳定的廉价粮供货源就是重中之重。
田赋要的银子再高，对于李正祥这种粮食商人来说，也不算多少钱，可以负担的起，毕竟清朝的田赋其实是随着年景好坏而有所起伏的，不是一成不变，赶上大灾，朝廷往往还有免税甚至赈灾一说。
也就是说田赋对李正祥不是问题，但如果有大量土地能给自己种粮食，让自己有稳定的供货渠道，那就好处大于坏处了。
就这样，两者一拍即合，自耕农把土地送给李正祥，自己则变成给李正祥种地的佃户，有点像后世的土地流转；李正祥呢，他的好处更多，因为没费多少钱就增加了名下的土地，自抬了身价不说，还多了许多稳定的粮食供货源，大家都有好处。
而且，李正祥看似要交田赋，但这部分交给官府的田赋他还是要跟那些送田给他的佃户收的，顶多是没那么死板而已。
表面上看产生了土地依附关系，但这些佃户还是需要交官府要的那部分田赋，并且不必再交别的地租，经济上来说，等于佃户还是自耕农，但身份变了，并且有了一定抗风险能力。
因为万一交不起税，可以让李正祥先垫付，来年收成好了再还，不过这样一来，以后种什么得李正祥说了算，并且种的粮食也必须卖给李正祥，且价格也是李正祥说了算，一般都是市场最低价，让农民过的去而已。
这样一来，农民的风险小了，而李正祥也有了稳定的供货源，表面看起来都有好处，但好处最多的还是李正祥。
年景好，粮价虽然低，但那些依附自己的佃户自己就可以交官府的田赋，李正祥这个名义主人只是代为缴纳罢了，不亏，而且换银子的过程他还小赚；
年景坏，虽然佃户可能交不起官府要的田赋银，但由于粮价高了，自己卖粮的利润也高，那么先替佃户交赋税也不是个事儿，来年反正还能还给自己，无非就是没有利息收入，更何况，要是年景差，卖粮的高价可比那赋税的好处高多了。
这就是做贸易的商人跟做生产者的农民的区别，对粮食商人来说，无论年景好坏，他们都赚钱，抗风险能力强，可农民抗风险能力就差的多。
李正祥需要的是大量廉价粮作为供货源，减少收粮的投入，而农民是为了减少风险，所以也算各取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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