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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的时候，母亲又来封信，张老太爷也溘然长逝。仅仅时隔一年，这两位老人便相继去世，我原本压抑的情绪更加悲哀了。
祸不单行。季编辑由于“意见有反革命倾向”将要被划成“现行反革命”他正在走投无路，上诉无门，将饮泣南冠的时候，忽然看见我那封家信。因为组里的信由他分发，他对我们的信都很熟悉，他便用他新闻的敏感和专业的手法，调查了一下我的老家。几天后，这位副编辑便喜笑颜开了。单位里那最后一个“右派”的名额也水到渠成地扣到了我头上。
我，这个下人的孩子，这个两手空空的“无产阶级”这个从华云山走出的记者，我能因何成为右派呢？除非是——薰子！
让我吃惊的是，这个灾难并不是由薰子带来的——我那朴实的乡党，他们没有有一个说出过我曾有一位日本女友——而是由于我自己的出身。在我整整二十九岁的时候，我才知道了父亲是谁。也许我应该感谢季编辑吧。
我的父亲是满族一位朝臣，因政见不同，而不被重用。后来他和朋友因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等事件牵连，只好携带家小逃出了故乡。但不幸的是他悲愤交加，再有路上行道辛苦，在途中不久就与世长辞。母亲带着我四处流浪，隐姓埋名，才保得生路，最终流落到四川。
“你的人生在一开始时就定了格，注定了你的阶级成分！”这是季编辑把一分备分的党案防在我面前时冷冷地说的话。我面对这张向我揭示身世秘密的略黄的纸片和接踵而来的“右派”头衔哭笑不得。
不久，我便打上行李，被大卡车拉到崇德岛当农工被管制劳动了，从此离开上海，甚至没有和亲人告别一番。我是直接从报馆被带走的，最后一句话是门卫老张对我讲的，他说你好好改造，我等你回来。可我再也没有家过这位和善的老人。
我和薰子就这样分开了。我庆幸季编辑没有查到这位莫须有的远房“表妹”但我们的爱情，这段浸透着忧患与无奈的感情，似乎从此早夭了。
我在崇德岛的头两年被管制劳动，没有通信自由，过的是囚犯的生活，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我不知道母亲的生活如何，没有我每月给她寄钱，她会担心我的，她怎么生活呢？还有薰子，这个无依无靠的姑娘会如何呢？
可我也顾及不了她们了，我每天从早劳动到晚，累的全身的骨头像散开了一样。日头把身上的皮晒红了、裂了，长出一层新的才不怕暴晒。我又黑又瘦，手上长满老茧，学会像一个地道的农工一样干活，学会说这里的土话，学会用眼角看人，吃饭时也放下斯文，挤着打饭，并且狼吞虎咽——实在啊，如果去晚了都没有剩饭吃！农活我很快学会了、干熟练了。我不是一个好把式，成天被人管理着，机器一样没有自主，牲口一样地在地里劳动。我这双手每个手指都有伤痕，就是劳动的痕迹。这些伤痕和我的记忆一样，永远不会消失。
60年代困难时期，农场上的农工们也都处在生死存亡的火线上。但当时在政治处理上，对我却宽松了一点，让我去农场小学当老师，因还是管制劳动，没有工分，在其他待遇上比别人低三等。终年吃不饱，有时候饿的没力气干活，看见粮食眼睛就会冒出光来。孩子们也饿，饿的两眼发青。我这时在生存线上浮浮沉沉，早年的生活已恍如云烟，以后的生命也宛若幻境。我很觉得那时像行尸走肉，因为每天的目的便是给自己尽量多找点东西吃，让自己活下去。“狗日的粮食”！我已经是为了生命而吃饭，为了生存而生存，作为人的任何其他特性，都消失殆尽。我会终日回想少年的时候，在家乡吃过的红苕、白苕、藕粉、醪糟等等吃食。可当时，已经对味道是否鲜美没有了要求，只要求吃饱，只要求不饿死。
有天下课后，孩子们都走了，我刚要锁上教室门，有位带头巾的妇女用地道的上海话叫住我，多么熟悉的声音，我回头一看——薰子！不知道在我与她断绝联系两年之后她是怎样找到我的，不知道她用什么手段来到这里的。
我们相对而坐，冬风刮的紧，在窗外呜呜地响。薰子的手又红又粗，她从挂兜里掏出一个又一个包子，她告诉我，包子的馅都是用大米作的，她还从怀中取出一段腊肉，一包辣子。最后，我发现她还带着我教她写字时用的那支笔，那支笔放在贴身的衣袋中，那衣袋里还有两小盒点心，她看的很珍贵才放在贴身的兜里。她说：“吃吧吃吧，看你都瘦成这样了！”我亲爱的姑娘啊！我忠诚的姑娘啊！
我忍着眼泪，问她生活的好不好。她于是一边网我手里塞食物，一边说：“自从你走后，我也无法在上海生活了，我起先把能卖的都卖了，赚了路费来看你，可他们不让我来，说你有历史问题，又有现行问题，要劳改、管制。我就只好回石门湾老家。可是老家那地方也不太安生，况且李妈妈又死了，我没有别人照看，一个女子家，好几门子人都想把我召上门做媳妇。那里呆不下去，我逃回上海，你的报馆我是不能去的，从上海我厚去了四川崇州你母亲那里。她到底收留了我。我和她生活在一起。”当我问到她在家乡是不是也正挨饿，她底着头，说没有，吃的饱，又把吃食往我手里塞。我抓过她的臂，一摸，一把骨头。
我低着头问她：“你和我母亲过还过的去吗？”她们一老一少，两个女人，在这样遍地饥馁的环境中怎么生活下去呢？我无颜面对，而今又是她找到我，给我送来比黄金还宝贵的粮食。可我还能问什么呢？！
薰子温婉的讲着“过的去，你放心好了。克杰克儒两位大哥月月寄钱来。娘娘身体不好，不过我会照应她的。你放心你快吃啊！”克杰、克儒、薰子，这些人们帮助着我和我的母亲，用他们的真诚的爱与关怀！
那天晚上没有人管我回大铺去睡，我和薰子一直相对而坐直坐到天明。至今我也不知道是哪位好心人指点，薰子才能在偌大个崇德岛上找的到我。
在我的印象中，薰子当时是那样一个面目清秀、风尘仆仆、骨瘦如柴的姑娘呦！
第二天薰子就走了，告诉我她知道我在哪里了，还会常常来看我，让我千万忍去，活下去！
是啊，当时人面临的问题很简单又很严峻——那就是想方设法活下去！而活下去就要吃东西！可没有东西吃还想活下去确实是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卡夫卡的小说饥饿艺术家，讲述一个以忍受饥饿为职业的人，创下不饮食而保持生命的最高记录！在60年代的中国，我们有多少这样的“饥饿艺术家”啊！生存下来很容易，让我吃饱就行！
薰子给我送来的干粮是杯水车薪，饿到如此地步的人，吃多少也不会饱，无论是心理的饱还是生理的饱！
农场上也经常有讨饭的人出现，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嘴里小声含糊地哀求着，大声的话他们都没力气讲呀。“糊口”人活着就是为糊口。
有次我正吃着饭，听见外面一处嘈杂，我抓着剩下的半块豆饼跑出去看，一个乞丐，在地上昏死了过去，一身的瘦骨，满脸尘土，看不清形容。初春那样阴冷的天气中，只穿了一件破烂的夹衫、一条长裤，手黑的，赤脚。劳改犯人中几位好心肠的把他扶到墙根张，有人端来一碗热水，他喝了才醒。哪有东西给他吃呢？！我只有手中没吃完的半个豆饼。什么是豆饼？豆饼是玉米炸完油之后的那层皮压成的；这东西平时给牲口都不吃，人吃干的咽不下，吃了就拉不出屎。但就这东西还不是天天能吃上，更谈不上吃饱了！我只有半个豆饼，下午还要讲课，但我狠了狠心，递给他了——我还不至饿死。旁边几个人也把自己剩下的两三口东西给他。他捧着，颤巍巍地吃了，我看他吃东西的力气都快没有了。这人在墙下躺了很久才欠起身要下跪道谢，连忙被扶住了。我又去给他打了碗热水。真不忍看他！
下课了，我从教室走出来，暮色中我正巧看见这个乞丐向远走去。他在这儿再也讨不到什么了。他走路一跛一跛的，那样一跛一跛一跛一跛如此熟悉的身影、姿势。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了。是他？是他！是那个父母死在日本鬼子刀下，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讨饭讨到四川的刘大哥；是那个不惜力气做教工的刘大哥；是那个告诉我“小兄弟，你瘦，多多吃饭”的刘大哥；是那个积攒了一木箱吃食以防不测的刘大哥！他一跛一跛地走远了。
我真想冲上去，抱住他啊！我的刘大哥，是他教我怎样干活，怎样在城里过生活，是他一碗一碗催我多吃，尽给我夹菜。可我终究没有动，只是望着他，我能给他什么吃食呢？我连自己都未必活的下来！我只是看着他那样一跛一跛地消失在愈加浓重的夜色中了。天黑了， 我还字门口长长地长长地张望。
两天后，我听家旁大队长和人议论：“有一个讨饭的饿死在路边上，真惨，瘦成那样， 嗯，还是个瘸子”
第二年春天时，薰子又来看我一次。当时青黄不接，一丁点粮食都看不见。我不知道她怎么搞来的玉米，做成玉米面饼，给我拿里几个来。同时，她告诉我母亲身体还好，不至于很挨饿，克杰克儒兄弟依旧寄钱来。然而，克非一直音信渺然，我以为克非也如我一般不知在哪里角落饿着肚子劳改呢。淑珍和梓印也没有消息。
薰子黑了，瘦是不用讲的，头发也干枯了，眼睛没神，嘴裂的，手上划伤处处，只穿了一件小袄，没有头巾了。她用关怀的、深沉的目光凝视我，看的我心疼。
她终于告诉我她要回国去了。她已经和她父亲联系上了，她要回日本去了，是来和我作别的。说完这件事，薰子的眼泪就没完没了地淌起来了。我深情的姑娘呃，她宁愿挨饿也希望和我生活在一起，希望离我近些。她的故乡没有饥荒，有父女情深；没有身世之忧，有同胞之谊；然而，她对我表现出这样的有情有义和忠诚！
可她一定要走。我想让她走， 因为我不敢保证明天饿死的人中没有她、没有我自己，我也不知道这样的饥饿是否会有尽头，她应该走。她自己也想回国，最重要的是她认为我母亲可以自己照料自己，她不想给她老人家添一张吃饭的嘴——她走了毕竟我母亲会宽裕一点呀。
薰子走的时候我只把她送到门口，回头就关上了门，紧坐在屋里，我没有看她的背影。我眼前闪过的是那个为我做饭、扫屋，给我爱情、温情的女子，是那个在饥饿年代中把最宝贵的粮食留给我吃的女子。我对她有过承诺吗？我对她的生活担负过责任吗？是的，我们不需要誓言、也不需要承诺，这样的相伴、相助是无言的山盟海誓：薰子的爱如此深沉。我是她的恩人，还是她是我的恩人呢？！
可是，现实无法逆转，她终于还是走了。
“在那绝望的忧伤的折磨中/在那喧嚣的奔忙的烦恼中/你温柔的声音久久响在我耳边/夜梦常出现你可爱的容颜/年华消逝，那暴风雨般的激情/已卷走我旧日的幻想/而我也已忘却你温柔的声音/和你那美如天仙的倩影/在穷乡僻壤，在阴暗的幽禁中/我挨过那些无声的岁月/没有神明的启迪，没有灵感/没有眼泪，没有生活，也没有爱情”
值得庆幸的是我活下来了，在挨过饥饿之后，日子终于一天好似一天，虽然我还经常吃不饱，但已经不会饿死了。这一场饥饿消尽了我所有的幻想、梦想。生活，终于以其赤裸裸的面貌和我交锋了，赢得了生命的人才是胜利者！
但我虽然摆脱了饥饿的痛苦，另一个更为巨大的痛苦向我袭来——我突然接到克杰的电报，母亲病重。我向对里请了假，日夜兼程回到崇州，为时以晚，我只看了一眼弥留时期的母亲。克儒和我守在病床边上，我那风雨一肩挑、勤劳一生的母亲微笑着与世长辞了。她临走前拉着我们的手，说：“好好生活。”
母亲静静地躺在床上，这床已经很有年头了。从此，这个世界上我没有了任何血亲，只有我自己，面对茫茫前程。
安葬了母亲，我没有马上返回崇德岛，我想在这个滋养我长大的地方多驻留几天，我漂泊不定的生活使我可能永远回不来这里了。然而，我推看门，想到的是母亲坐在床上的身影，走到田间，想到的是母亲早上摘菜的劳动，坐在桌旁，向导的是母亲和我吃饭是的情景。这个地方，每一寸土地都饱含着我对慈母的回忆呵！这是我的故乡，是我和母亲的家园。现在，家园不像家园，而女主人已永远地离去了。谁知道，她在幽冥的国度，会否体验我那心痛的哀愁？！母亲很美，依然能看出她年轻的风韵。她伴我十八年平安的成长，这颗已停止跳动的心，把世界上最无私的爱给予我，让我拥有如此宝贵的感情。
睹物思人，年青时的欢笑情如旧，而今却物是人非。我的心早已有了一份沉甸甸的沧桑感，也早已有了一份无奈的现实感。年愈而立的我，没有亲人、没有家庭、没有最起码的生活，一人站在依旧绿意盎然的田间垅头，心里是什么滋味都有了。母亲永远地走了，像草原上露水已唏，一生短暂而不平静，而我却可以说：她是好人。我不知道我将面对什么样的生活，我那看不到光亮的岁月哪里是尽头呢？我没有能力也没有机会决定我自己的人生道路，只能沉浮于空阔广漠的世间“ ，飘零任转篷”
没办法再久留于故乡，我被召回农场小学。所幸，薰子把上海寓所中的几箱书里拣重要的保留了下来，大约有五六十本，我难以想象她在那样艰难的日子里是怎样抢救出这些书的。实话，我早已不看书了，农场小学没有什么书，就是有也不会给我看，我自己身边是没有书，剩下的几身好衣些的衣服早在前二年卖了换粮食了。薰子！薰子！又怎样留下的这些书呢？！我用一个木箱把书带回农场小学，算是有点东西看，还要隐藏好注意不要被发现。可惜的是这几十本书在后来数十年一次次被处理、被劳改时，不能随我迁徙，不久都风流云散了。
在农场小学教书教的久了，生活也平静下来，即看不到希望，久而久之也放弃了希望，我关于哲学、国学的知识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眼前的生活还顾不及呢！一个从小锦衣玉食的人可以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适应生存，可以慢慢地调整自己；可对于一个曾经有过丰富的精神生活的人，让他永远在精神荒漠中生存是很痛苦的，这样的日子也是很恐怖的。
当我刚一意识到这个问题，生活的波澜又把我卷起来，抛入更深澈冰冷的水中。
66年我又被管制，这次迁到江苏的某城镇，叫“蹲牛棚”几十个人，白天劳动，什么活都干过，晚上睡在大铺上，还要把腰带、鞋带都交给看门的——怕有人上吊。这时候更没有书看了，可幸而巨大的劳动量使我一时难以有精神活动的空间，夜里睡的和死人一样，梦都不作。
这样一年后，我才适应了劳动。看门人转换了一位。这位心肠好，是我同室被管制的老曹以前工厂的工人，他看我们可怜，偷弄了点烟叶给我们抽。没纸，他就随手从家里拿来一本小书，一张张撕给我们。我溜一眼那页纸，却认出是红楼梦，我像被烫着了一样，失声大叫。老曹他们一窝蜂围上来，这张纸片像珍珠般被大家一个个捧在手上读了一遍再读一遍。第二天晚上，老曹代表了我们十来个人的意思，悄悄央看门的工人把书给我们看看。那工人楞了一下，问他：“那你不抽烟了？”我们几个异口同声地说：“不抽，不抽了。”那工人咧嘴笑了“我就知道你们知识分子爱看个书啥的，那我明就给你们带开——嗯，不过一次只能带一本，你们操心点看，转天我再带一本来，也不好被人家知道咯。”我们十几个人用多么感激与欣喜的眼光目送那位穿着脏兮兮的衣服，一脸苦相的工人啊。那时候，我把一本残缺不全的红楼梦，和另一本聊斋志异各看了不下六七遍。
出忽的意料，在最困难——这个困难已不单是生活的窘迫与恶劣，而是心理上承受能力已达极限的时候，我收到了淑珍和梓印的一封信。收到信，这在那时就已经是很稀罕的事情了，何况信是从北大荒寄来的！
淑珍在信上告诉我，他们夫妇已下放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前几年还在干重体力活，而今已住在农民家，种地上工分劳动了。北大荒有一望无边的黑土地，有淳厚的乡亲，有粗犷的性格。他们知道我还在劳动管制期间，在信中鼓励我要坚持下去。我记得他们曾给我写来一首当时另一位被下放到北大荒的著名文人写的诗。“冰水浸盆捣杵歌，掌心膝上正翻搓。一双两好缠绵久，万转千回缱卷多。缚得苍龙归北面，管教红日莫西搓。能将此草绳搓紧，泥里机车定可拖。”“君自舀来仆自飘，燕召台上雨潇潇。高低深浅两双手，香臭稀稠一把瓢”另人佩服，搓草绳、挑粪，都能写出诗！而我在当时，连最基本的文化素养都快丧失殆尽了。
74年，我也被下放到北大荒农村继续改造，但这阶段，生活条件已好的多了。我可以自己喂上鸡，也学会了养猪，我住在一位村民家里，这村民姓田，夫妻二人带着两个孩子，大的十五岁，小的十三岁。
在农村，我多少恢复了点人身权利。农家的饭菜虽然是粗茶淡饭，但却很滋养人，我的生活也是节制而有规律的，这两年间，我身体恢复了许多。而且，事有凑巧，我和淑珍夫妇住的屯子相隔仅70里路，70里路对于我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了，我们可以常见面。
算起来，我和淑珍已有十八年未谋面了，恍如一刹，那个穿旗袍穿绣鞋的大家小姐已经变成一位地道的农村妇女了——他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许多年了！淑珍见了我，高兴的哭了，用手撩起围裙来擦眼睛。给我盛了一满碗二米饭，尽着给我倒酒、夹菜，风风火火地在院子里喂鸡鸭、拣蛋，去地里一把把地摘来黄豆，顺手又掰了几岁包米糊上了。同时又要照看他们房东的小儿子，那孩子才四岁半，正是淘气的时候，淑珍脚不沾地，可没有一眼看不到他。我要上去帮忙，她手一挥把我推回炕上坐，说：“你坐，你歇着，我又不忙，下晚给你烙油饼，这面还好呢！”说话就去面袋里舀了两碗面，和上醒着，出去一转身，抱回来一绑隔年的包米秆子来烧火，蹲在灶边地上，把火点着，刚着时冒出一缕烟，呛的她睁不开眼睛，她用袖子一抹脸。一眨眼就揉好了面，擀成饼，铺在大锅里，一边蹲在地上加柴，一边不时抬身把饼翻个身，麻利地在灶上的大锅里一齐烙了五张出来。又忙接上火墩上菜，菜里埋了两个鸭蛋——这里待贵客的礼数。淑珍笑着说这里的东西很好吃，她很喜欢我回想起淑珍小的时候，几十年前，张老太爷很疼爱她，除过一日三餐讲究的饭菜，还经常个给她零食，让她随手买来“叮叮糖”“担担面”我记得那个卖“叮叮糖”的小贩，每次用小锤敲的糖叮叮当当响，小孩子们就跑出来卖一块，他用小锤敲一块下来，所以那糖叫“叮叮糖”很细腻的甜。我记得那个卖“担担面”的小贩，挑一个扁担，后边是瓶瓶罐罐的作料，前边挑个小炉子，不一会就做好一碗香辣的面，因为这样的行头，面才叫“担担面”我们吃的人很斯文，小贩看着、笑着。淑珍活泼泼地跑在院子里，满院她的笑声现在，除了她还有四川口音，除了她已苍老的脸庞还依旧能看见年轻的风韵，我再也找不到旧日的她的身影了。那个身材苗条的姑娘，已变成强壮结实的妇人；那个活泼欢快的姑娘，已变的沉着、现实、热情而又冷静；没有了粉裙衫，她穿的是土布衣服，灰的、蓝的。
晚上掌灯时分梓印才回来，说大队里刚组织学习。他一身风尘，手里还抓着几个倭瓜，说要给我糊倭瓜吃，我放他快坐下歇歇，他却高声说“不累，你刚来不习惯，吾们习惯了，其实这儿也挺好，没人批斗，日子清苦点， 但”那个在夜路上笑谈国、风流倜傥的大学生，现在也老了，有了年岁的痕迹，甚至说话都用“吾们”“嗯那”这样道地的土话了。我想问问他这里有什么文化生活，有学校吗，有书看吗，话到嘴边又咽住了。他却兴奋地给我讲，队里组织农民开忆苦思甜会，说着就说到从前给地主打短工那会儿，到了秋收，一天两顿白面馒头，逢初二四六有酒喝，那馒头，又大又香，说完梓印自己先笑了，我也笑了，笑笑，又仿佛想起什么来，笑声断了，在一边忙活的淑珍也不言语了。
夜里，他们夫妇让我住在炕头上——炕头暖和，这也是东北农村待客的礼数。这里的房东住的是最普遍的“三间房”；中间是正屋，也是灶房，东西两间里有“南北炕”炕是火炕，正屋里的灶坑和侧室中的炕相连，一把火，热了饭菜也烧热了炕，除了冬天冷极了才在炕头烧把火专门热炕，平时灶热了，炕也热了。火炕下面是曲折的烟道，烟就从“三间房”的东西两头出去了，屋里是没有烟的。但隔年要把火炕面拆开来清理烟道中的烟灰，以免堵塞。要是炕面不结实，小孩子在上面一跳，说不定会掉到烟道里去。炕尾一般摆上个炕桌，那还是富裕的人家，炕桌上面会摞上几床被褥；平常人家哪有被褥，炕上面就是一张席子，硬的很，有的人家席子用了多年，很脏。一家子所有的活动除了在地里、在院里，就是在炕上了。饭要在正屋大灶上做好，拿到炕上开吃的，来了客人，也请“上炕”住下的客人当然会被请让的住“炕头”了。
淑珍夫妇有一儿一女，大儿已经在长春某工厂工作了，是一名带有历史问题的工人，没读过多少书，但勤劳好学，非常聪明。淑珍那么坚强乐观的一个女人，却在和我谈起儿子时声音哽咽。这孩子是被耽误了，不耽误又能怎样呢？我很想问她：你年轻时读过书，有学问有思想，现在还不是在农村养鸡看孩子？梓印也读过书，还不是种地当农民？！可我没有说，我们都一样，还多说什么呢？淑珍比我强的多，有一小间弥漫着亲情的土房，有一群挤在炕桌上吃饭的人；而我呢？不惑之年，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然而那一个晚上我睡的很沉，很香，很温暖。人啊，是会多么准确地抓住机会，汲取一点点的温情啊。淑珍和梓印并不是我的亲人，但是，我们之见却都为对方送上了亲情，也都从对方那里收获了亲情，这是多么宝贵。
第二天早上，淑珍又去菜园里给我摘来新下的柿子，用手提着围裙，兜了一衣袋都是，笑呵呵大踏步走进了门，高声告诉我说：“这几个柿子还好，你等罢园，罢园的时候好吃的更多，那茄子、豆角，包你尝新！”说着就把柿子往我的网兜里装，装的满满的，叫我带回去。我不禁又想起多年以前，她从我的包袱中拣出那本苦儿流浪记时，也是这样弯着腰，这样眯着眼睛笑的。不会了，她再也不会从我包中翻出苦儿流浪记了，甚至一片带字的纸都没有。
中午我就离开了他们家，原本想等他们的女儿小静回来的，但这孩子去城里她哥哥那玩，也不定何时回，我想下次再见她吧，于是梓印就送我走了几里路。临别时，他千叮咛万嘱咐叫我再回来住，又告诉我他会找空子来看我，我点点头，转身走时，听见他在身后突然说：“武陵路远载不动百年忧患，人生苦短经不起半世萧索。”我静静的站住了，这温文而雅又悲彻深厚的话，是耶？非耶？
在田家的农家小院，我慢慢张罗起自己过的日子。田家也是三间房，一间我独自住，另一间他们一家四口住。白天我和他们夫妇两人下地劳动，晚上帮他们喂个猪呀、鸡呀的。饭是各吃各的，可媳妇儿俊华却执意让我去与他们合灶，我也就月月在租金中多加点钱，他们也就收下了。相处久了，这夫妻而人劝我也养点家禽，我说我不会养，俊华就说你不会我会呀，十个也是喂，二十个也一样喂，赶开春我给你报小鸡崽子去。于是第二年，我就有了十个小鸡，俊华还要给我喂头猪，说过冬的时候就有猪肉吃了。其实他们吃什么我吃什么。没养鸡、猪的时候，他们吃肉也尽给我让。农村人喜欢吃肥肉，我吃不惯，而且南方口淡，却却不了他们的好意，也得像北方人一样“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了。
东北有很多土话方言，听都听不懂，俊华的名字我也是好久以后才听明白的。他们会把俊念成zun，把嫩念成nun，把肉念成you。有时候听起来觉得有趣。
有一天我正在炕上坐着百无聊赖，听见院子里鹅开始大叫——这家没养狗，鹅可见了生人就叫——接着听见也个清脆的喊声：“之桓叔在家不？”我希奇地跳下炕，走到院里，看见活脱脱一个年青的淑珍站在眼前，就是黑瘦些，单薄些，穿着家常布衣。
这个姑娘就是淑珍的女儿小静，她把我邀去梓印那里又住了好些日子。他们需要我，我同样也需要他们，我们互相温暖着对方。
小静十六岁了，长的蛮漂亮，只读过乡里的小学，初中就被淑珍给退了学了。淑珍和梓印自己教他们这个女儿。没有书他们就把知识回忆起来教这个丫头，竟让她学了不少东西。用淑珍的话讲“她比她哥有出息”她哥就不出息了吗？！
小静很善良，她从小只受过淑珍夫妇的正面教育，他们因为见了世间太多的无奈与痛苦，所以更加精心呵护女儿的心灵。美、善、爱是她人生的主题，无论命运发生什么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小静是淑珍夫妇的一个理想，一个人文理想，可这达不到，也使小静的性格并不健全。淑珍告诉我说：我希望让她用善意的思想来面对这个世界，那么即使这个世界有龌龊与丑恶，她终究会拥有一份别人无法改变的纯洁与真实。我知道这是淑珍理想话的浪漫作法。在以后的生活中，小静的善良与单纯让她拥有了一次失败的婚姻，并受了两位道貌岸然的女人的骗。经历了感情上的大变动，她才能作到“爱憎分明”要恨起来并不是容易的，尤其是在冷峻的现实面前，一切感情与美好的夙愿都会被毫不留情地击碎，也是在经历了这些之后，她才成熟起来，坚强起来。这都是后话。
在57年劳改后的这十几年中，如果可以说我多少学到点劳动的本领，那么在东北农村，我又见识了更多不同的劳动。看农民们打场、碾豆子，帮他们拖土坯盖房子，有时十来家的男人们都汇集在一起，帮人家盖“拉和辫儿”房子。把草秆和着泥，一节一节地辫成墙，墙上要再抹一层泥，以后每年秋天都要再抹一遍，省的雨水冲了，风能刮进房里。技术高的人会被请去擅“缮房草”我真是见到了草房了，草擅的又细又密，即不透风雨又保暖。这种房子没有一根木头，更别说砖瓦了，但能用十几二十几年。
在东北农村，再没有人管制我、批斗我，这里人“衣冠简朴古风存”他们把我和其他没有“历史”问题的人一样看待，甚至对我们还更好些，更亲厚些。常常有老乡叫我去家里吃饭；逢谁家做了什么稀罕的食品，别家的孩子也要每人分半碗。
田家夫妇两人在屯子里是出了名的会过日子。这两个人可真是“白手起家”刚结婚那阵子，连房子都盖不起，可后来不也过的红红火火！在我看来是正经的富裕人家了。
我每天也天亮起床，但东北天亮的比南方早，夏天3、4点钟就亮天，这时人们就起来了，屯子上头也有了炊烟气。东北人能吃，大气。我想这也和广漠的黑土地、粗犷的经营方式有关。在这片土地上，只要有两双手，只要肯干、能干，保证饿不死人！我跟着下地、干农活。队里只让我干一个上午，下午我可以歇着。我们这样下放的人是没有工分的，我们有一点菲薄的工资，是从前的单位开发的。我们干活的工分全义务地送给大队。队长有权利管我们，可他的确只让我干半天，一直都是这样。我很感激那位人高马大的队长。
天气好的时候，我会和车老板去去赶集。田家夫妇认识一位姓马的车老板，他常带上我去镇上。田家夫妇地里家里活多，我帮他们买东西回来。这位车老板在冬天穿的棉裤，厚的能立在地上站的住。
我多年来由于劳累和营养严重不良而损害的身体，在黑土地的滋养下，渐渐康复了；我那已经很脆弱的神经和日益僵死的心，也在老乡中间慢慢变的柔和起来。
这一片黑色的土地上，认字的人很少，除了队长、上了学的半大孩子、那个姓马的车老板，我不记得谁还认识字。这里没有我昔日的典雅与庄淑，却有人生存所必不可少的温情、热情、真情！
我曾在头一年冬天生了一场严重的病，高烧不退。是当地的百姓把我救过来的，田家夫妇尽心竭力地照应我，好象我是他们的亲人。那头一个春节也是在田家过的，东北吃饺子，以前在四川是吃汤圆的。可让我没想到的是，俊华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糯米，生生给我做了一碗热乎乎的汤圆！那时候，就是连淑珍家也没有想过吃汤圆呀。和这些人生活在一起，我不会时常感到那种文明的愉悦，但却时时刻刻能体悟人性的真善。
北方气候干冷，我生活不习惯，我在适应，也在调养，可一口吃不成胖子，身体要慢慢恢复。村东头有个老太太，一个人生活，养了许多鸡，那时候俊华还没帮我养鸡，每天早上老太太都健步走到我住的土屋里，给我两个鸡蛋。她说俊华一家有小孩子，鸡蛋怕不够吃，我又是来这里的人中身体最不好的，她看着心疼。头几次我推脱不要，她竟然生气了，说我“真不知好歹，白瞎了我这鸡蛋”我哪是“白瞎”了鸡蛋，是“白瞎”了她的心。她知道我不容易，她真心心疼我，我也就收了下来，一收就收了一年。
北大荒地大物博，人们也是粗犷的，也是毫无矫饰的。俊华有次照顾一个临死的人，接回来住的，就住在炕头上。那人病的很厉害，年岁也不小了，看来活不长了。我常去安慰他，可俊华却当他和我面说：“刘大哥，你甭劝他，他活不了几天了，没看棺材我都让他爸预备上了嘛！”我当时拼命使眼色，想打住她的话，可她摇头笑一下，说：“这有啥！咱不说他自己还不知道？！”病人听着这话也不介意。俊华却尽心竭力的照顾他，一天四顿的好吃好喝供着，没黑没白地看护着。其实，他们并不惧怕死亡，他们还未真正脱离愚昧，但他们会好好地在人世作一常人，把该做的都做了。这位病人和俊华不是亲戚，只是认识老乡，以往没有什么过深的情谊。可他安享俊华忙里忙外的照料，俊华也把这活儿当成分内的事儿。死亡是生活的一个过程，互相照料扶持也是生活的一个过程，天经地义。
这儿的土地，这儿的人啊！是粗犷的，也是细腻的；是无知的，也是真诚的；是闭塞的，也是古朴的；是平凡的，也是伟大的！
我常常一个人在田间走走，看着秋天风里那望不到边界的麦浪，金黄的颜色一直接到天边。偶尔在远处会看见一两棵或一两排挺拔的杨树，叶子还没有落，枝干在天幕下把时间与空间划分。田野里飘来炊烟的气息，还有秋天各种成熟了的庄稼散发出来的香浓的味道，让人很是惬意，多么宁静的、富足的、饱满的感觉！我少年时代在四川，四川的天终年是灰灰的、流云不散，无论阴晴，仿佛时间的长河就在头上看的见；后来去了上海，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看天看云了，可南方的梅雨却不尤的人不去注意，那是带点霉味的气候，细腻而不爽朗，陈旧而不轻灵，熨贴而不明净。这些个比较的感想都是我在见到了北大荒的天空以后才生发出来的，什么叫万里无云，什么叫风和日丽，没到过北大荒的人没见过。地大的望不到边，天也大的望不尽望不透，秋天天高的很，让人有种很畅快很爽直的笑意萦回在心上。抬头是高天，底头看见厚土，地上的谷穗压着枝子，什么样的愁绪解不开呢？！我渐渐学会了接受生活的磨砺，也学会了在这片我漂泊中来到的土地上寻找豪情。
冬天很冷，平整整的地上都是雪，下一层积一层，再下一层再积一层，空气里纤尘不染，好个银色的世界。下雪的时候天不是黑的，却经常是蓝的，蓝的出奇，空中飘着那六角形瑰丽的奇花，大地上的一切都是纯粹的白色。这是怎样的壮丽！如此的阔大，如此的广博，只有在这片银白下的黑色土地上才能看到。冬天其实是一种孕育的过程，在厚厚的雪下，一切生命都在纯净中等待着成长。透彻的寒冷是对生活的考验，也是对生命的历练，正因为每天有三分之一的这样的寒冷的浸润，这片土地上的生命才能蓬勃、茁壮。是冬天的寒冷催生了春、夏、秋；也是冬天的哺育了这里的生命。从没有经历过北大荒的冬天的人，是不懂什么叫作真正的冬天的，也不知道什么叫作真正的季节更迭。自然以其恢弘的气度和本真的面貌降临在这里，日出的辉煌、落照的苍凉、悠远的歌声、古朴的人们，和起来，组成豁达而纯粹的生活。
我在这里住的两年，是心里慢慢净化的两年，是让我永生怀念的两年。没来过北大荒的中国人，没看过这里春夏秋冬轮回的中国人，不算有完整的人生。
我的问题被彻底澄清后，于76年离开了北大荒，调回上海工作；淑珍夫妇也已平反，调回北京工作。从此，我离开了生活了两年的土地，告别了亲厚淳朴的田家夫妇，也告别了近二十年我的管制生活，回复了一个清白的人的生活中来。
走在上海的华亭路，我还能想起当年初来华亭，饥馁困窘的夜晚。而上海依旧霓虹闪烁，我已不是青春年少了。生活给了我年龄赋予不了的阅历，年龄又给了我另一分深重的历程。四十八岁，在报社当编辑，从二十九岁到76年四十八岁，我仿佛丢了二十年的光阴，一切都改变了，我也改变了。我除了这些年的亲身经历，也没有剩下什么好带回来的。当年我离开上海的时候是只身的，而今我回来也是只身，几乎没有行李。
收发室里早换了人，新来个姑娘，妖里妖气的。
我住的地方是单位分配的房子，二室一厅，很宽敞，自己住嫌大，中午也在食堂吃饭了，有兴致的时候晚上回来自己做。我可以做从南到北很多地方的地方菜，自己吃着，品着，很有滋味，说不清也道不明。
78年我回重庆老家看了一次，房舍已经有些变动了，又去了成都，找到了克杰克儒兄弟俩。这两位大哥曾在最困难的时候帮助我的母亲，我永远对他们心存感激。他们在工厂做技术工作，生活普通，在芸芸众生中流水样地过日子。我没什么好带给他们的，只是送了他们一些上好的茶叶，他们喝茶的讲究还没有变。
那年从成都回来，我就又接到了淑珍夫妇的信，他们在北京生活的很好，两个人都恢复教师的身份，可以站在讲台上了。而且小静参加了高考，头一年就考上了北京某师范院校。信中还告诉我另一个在我意料之外的消息——克非在美国。失散了二十年的克非，我终于有了他的音信。
半个月后，我接到了克非一封来自硅谷的长信，他给我讲述了当年他也是被打成“反动技术权威”之前，可是熬到七四年，接受了美国某同仁的邀请函，偶然地机会出国交流技术，接着在硅谷某公司转变了l1身份，定居美国，早已改变了国籍。十几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信中说：“我们就如同站在深渊边沿的人，在那阵龙卷风来的前一刹那，我不自知地躲开了风暴，而你、大妹夫妇却被风卷入斗争之中。我漂泊了十几年，辛苦了十几年，你们也漂泊了二十年，痛苦了二十年我无时无刻不在寻找你们、惦念你们。如今我在美国定居，根不在这儿，家不在这儿。你们的生活也可谓安定下来，希望你们的家都能安稳下来。还记得吗，我们携手来到重庆，我们在川大的美丽时光？时间翻了一页，我们隔了大洲又隔大洋”见字如晤，见字如晤。
那年秋天，何茹也从北大荒返回了上海。何茹也是早年下放的知识分子在北大荒与淑珍夫妇同一个村子。当时她还报着返城的希望，尽管年龄很大了，也坚决不在北方安家。74年我下放去了时，淑珍极力撮合我们，希望我们这两个南方人，能组成家庭，无论是之后回与不回城，都可以一起生活。说实话，当时的我确实需要一位主妇，一位帮助我、支持我、关心我的人，一位能给我温情的人，但一系列的斗争与人情的政治化让我不敢去奢望过多的感情。我只是报着不伤害淑珍的心肠去与何茹交往的。
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一个秋天的午后，在一片大豆地中间，看见一个女人的背影，轻捷地在田间垄头穿行而走，姿势优美而灵活，不时用手把被风吹乱的头发掠向脑后。她身穿一件蓝布衬衫，一条灰色劳动布裤子，中发，身材适中。淑珍从地的这头向她召唤，她听到后转身回了挥手，冲我们走来，渐行渐近，我看出她还相当年青，不像四十岁的年纪。
原本这种性质的会面是要令双方都显紧张的。但由于我根本不怀希望，只想答对淑珍的好意，而她则根本不知情，所以我们都可以作到大方沉静。当这位女子听说我也是下放到这里来的，她就更加放松——下放来的人都一样，那时认为，也许会在北大荒呆一辈子的。我在她心中，显然不够格，她毕竟想嫁一个能把她带回上海的人啊。
何茹长相并不能说是漂亮，但绝对很有风度，即使在大豆田里，穿着朴素甚至有些寒怆，未加任何修饰的时候，她身上都带着一种其他女性身上很少有的即落落大方又典雅含蓄的气质。我第一眼就看出她也一定是大家出身。的确，她还有着男子一样浓浓的书卷气。怪不得她和淑珍成为好朋友，二人可谓晴投意合。淑珍曾向我夸奖过她的博学慎思。
我虽然并不赞赏何茹的选婿标准，但在那样一个年代，这也是很现实的价值观，我也没有资格存异议。可是由于何茹的学养与修为，我真心实意地希望和她成为朋友——在北大荒，天地间的一切都是有朴素构建起来的，不可避免的存有一些无知——这会给我单调的生活和贫瘠的精神很好的调剂。也许何茹把我当作朋友也事实出于这样动机吧。
在北大荒的两年中，我和何茹渐渐变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当然，谈的最多的是文学，她在大学中是学古典文学的，而我在家塾中六七年的学养和之后的苦读使我和她交流起来并不嫌废力，其次便是生活、婚姻。
有天傍晚我从淑珍家刚起身要离开，偏巧何茹来了，说话就要送我一段。只有我们两个中年人走在弯弯曲曲的土路上，何茹娓娓地给我讲她的中学、大学生活——回忆是件美好的事情，对当时的我们来讲，在北大荒的朗朗长空中和茫茫大地上，回忆所带来的愉悦远远大于其带来的痛苦。我记得她说：“我一直希冀一种优雅的人生，无论在什么样的现实面前，都能让人保持自尊与体面。我从中学到大学的教育让我的人生定位在一个即有的高度，我曾经度过那种良辰美境、赏心乐事的光阴，也有过东篱把酒、向晚数花的闲情，当这一切都在生命中恍如前尘，我明白即无风雨也无情的道理。可我的生活却在遥远的天涯，晓风残月，冰壶凉簟”是的，何茹的语言也是优美的。她向我讲述她对爱情与婚姻的美好向往，她说，她曾经渴望过暴风雨般猛烈的爱，也曾幻想要寻求举案齐眉的温馨，最终，她有一个做梦年纪的少女长大成为一个女人时，她对爱情的形容是：“窗外，风又飘飘、雨又潇潇，我可以与他相对而坐；在云淡碧天如水的时候，我可以与他携手同行，静静地看流年逝水。”我惊异于面前这个如此现实的未婚中年妇女，也曾有过那样浪漫而纯洁的梦幻，而这个梦会一直伴她到老，虽然也许不会实现。她告诉我：“如今，我早已过了梦断西园的年华，我的生活中即没有了青春的幻想与无奈的失落，也没有了脉脉清愁幽幽残梦。这些是一个人成长中必须要经历的，我已经走过来了，现实地面对世界是一个人最终成熟的标志。也许我的生活经历有助于我的成熟。其实现在的我很放达、很超脱。我希望能返城，也希望我的婚姻能成全这种人生理想，这是很有意义的。”
也许是我当时无望返城的条件够不上她这个“很有意义的理想”我们竟成了无话不谈的亲密朋友，我不赞成何茹这种现世的小市民般的人生价值观，自然也不会担心有超越友谊的感情。无论从哪方面上讲，和何茹作朋友是很值得的。和淑珍相比，何茹多了那么一分现实，少了那么一分随遇而安的霍达与超旷。淑珍虽一力撮合我们，却没完成心愿。
自我认识何如两年来，她一直在北大荒广漠的厚土地上寻找这样一个丈夫，始终没有找到，始终不放弃希望。也许这也是她早年的浪漫遗留下来的执着？
不过她对于朋友热切的关怀也是发自内心让人感动的。梓印讲过，淑珍的小静十岁时曾害过一场急性肠炎，当时淑珍也有病在床，梓印不在家里，是她何茹一个人背着小静走了几十里夜路去找大医院看病，救回了小静这条命。农忙时，淑珍在家忙不过来，何茹常来帮助；就是我的家里，也有很多是何茹帮助收整的；并且她做的一手地道上海菜，逢年节常常一揽大灶，让我们大饱口福。除了何茹现世功利的婚姻观，其它一切我们都可以融洽相处，而这种婚姻观又没有你对我错之分。何茹是个成熟的女人，成熟也是她的魅力。她的人格是优秀的。
淑珍夫妇先返回城市，接着我也调回上海，何茹把我送走。我深知自己对何茹是一种深厚沉重的患难中建立的友情，这种情谊和爱情是迥然不同的，但相同的是：爱情和患难之交都可以相携度过岁月。我曾提出如果可能我是会和她结婚，帮助她完成调回上海的心愿的。在车站，何茹回答了我这个问题：“你回上海吧，我不想拖累你，也许我们结婚了，都回不去。之桓，你是个很优秀的人，我很高兴能认识你，也很欣慰你能在这个时候向我提出这个要求。也许，我们还会相逢，到了那时如果你还问我同样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答应。”我向她微笑地点点头，挥手做别。心想：这个女人真是让人捉摸不透，等她嫁到上海，我又怎么可能向她再提这个要求？！她回答应？难道她真的对我有爱情？
一年后我在办公室接到何茹的电话请我去车站接她时，我同样吃惊又奇怪。
何茹并不很显老，依旧风度超群。她看我的眼神分明带着笑意。何茹第一句话就是：“老乡，吾们又见面了。”这句双关俏皮话说的我捧腹大笑。
何茹在上海教委工作，清闲而优雅的工作帮她实现她希望的优雅人生。我们俩人也有了更加密切的交往。当然，我并没有爱上过她，可我很尊敬她——她是没有嫁人，是一直等到把她调回上海才回来。她是我一位引以为荣的朋友。
在淑珍和梓印的大力说服下，我和何茹终于办理了结婚的手续。淑珍和梓印特地从北京赶来参加婚礼，克杰克儒也来了，克非打来国际长途电话道贺。这是多少年之后我们这些亲如兄弟的人们又一次聚会。
婚礼那天，淑珍高兴的像个小孩子。她这时已经又恢复了她以往大方而活泼的天性，穿着文雅清丽，脸色很好，心态很好，风度依然是众人之上的，有说有笑。倒是和她相貌如此相似的女儿小静比她沉静。梓印是一位饱学的中年教授。除他们的大儿子在吉林没来。他们家依旧是一个让我羡慕的美满家庭。不过，这时的羡慕中也有了憧憬——我不是也有了自己的家庭吗？！
我和何茹的家庭生活是和谐的、温馨平实的。何茹不仅是一位好朋友，也是一位好伴侣。她让我体会到了二十年未曾有过的温情与亲情。如果要说我们的婚姻建立在什么上，那是友谊、是交情，而并非爱情。可谁又能说这样的婚姻不幸福呢？！幸福有很多种，这是其中一种。如果相比之前二十年的岁月，这就不单是幸福，简直是生活在天堂了！
有一次我半开玩笑地向她问起为何不在车站答应我的要求，嫁回上海，何茹狡诘地笑着说：“我认为，大批大批下放知识分子返城，这是一种潮流，我的回上海的理想已经不需要用‘嫁’这样的努力来实现了。虽然我当时就选择了你，但与其嫁过来，不如再等我回来再议，这样我们会平衡许多，和谐许多，不必要的隐患当然要排除。”何茹啊何茹！精明的何茹！现实的何茹！
如果问我什么样的婚姻会长久，那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我与何茹这样的会长久。我们都是有过丰富人生阅历的人，也都对对方有着患难中深彻的了解，我们对对方敬爱有加，并且有着真诚的友谊。如果说我们的婚姻缺少爱情，那么也许爱情的定义应该宽泛一点了。这样的患难与共相濡以沫之后拥有的那种平实、厚重、深隐的个感情难道不是一种寻常爱人难以启及的亲情吗？！我以为，激情与浪漫和青春总是相生相伴的，在我们这些经历过风霜，有过艰苦心路历程的人来说，成熟的感情更持久、更有生活的魅力。也许我们的婚姻会有美中不足，但以我们相识的年龄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我们两人都该庆幸。
和何茹结婚后，我那两室一厅的屋子显得生气勃勃了，不只是偶尔晚上会点火烧菜，而是每天花样翻新。何茹为我织了几件毛衣，我穿的很合身。这些点滴的生活小事是可以让我一个人转变精神面貌的，我自认为我年轻了、更有活力了。最另我庆幸的是何茹是一个知识女性，她在婚后保持着我们在北大荒黑土地上的那种文学与学问的探讨，这是我家庭生活中的又一个乐趣。休息日我会带她逛书店，每当她挽起我的胳膊，我们一同缓缓走在一排排书架边，浏览并小声闲谈时，我能感到其他人羡慕的眼光，也能体会自己从心底涌起的幸福之感。何茹虽然不漂亮，但风度却很年轻，看上去不过才四十岁不到的样子，而我也不算很老，我们有时去公园坐坐，像一般的中年妇女那样温馨与默契。什么是美满家庭？这就是美满家庭。
唯一的一点遗憾是：我们没有孩子。不过，我坚持认为孩子是爱情的结晶，我们即没有纯粹的爱情产生过，没有孩子也无所谓。
调回上海几年后，我被上调文化局，工作也并不很忙。何茹还是在教委工作，我们基本上在一条线上工作，也有共同的语言。
生活比流水还长，又如白驹过隙。就这样把日子在平实与妥当的安宁中打发走了。
小静大学毕业后分到上海来工作，在某国有大型企业的宣传部工作。淑珍把她交给我们很放心，况且还有她两位舅舅在成都。小静与何茹两人又情投意合，总有说不完的话一样。有时候我也奇怪：小静是个如此单纯的女孩子，何茹又是个这样有心机的精明女人，她们竟能成为忘年之交。
淑珍从小给小静的教育全是真善美，小静没有接触社会上阴暗的东西，自然即认不清也不知如何是好。在单位，她屡遭暗算，刚工作时常哭哭啼啼地跑到家里来，往何茹怀里一扑，边哭边讲，还总要加一句“他们怎么嫩个这样？”是啊，她那颗善良单纯的心不能... -->>
夏天的时候，母亲又来封信，张老太爷也溘然长逝。仅仅时隔一年，这两位老人便相继去世，我原本压抑的情绪更加悲哀了。
祸不单行。季编辑由于“意见有反革命倾向”将要被划成“现行反革命”他正在走投无路，上诉无门，将饮泣南冠的时候，忽然看见我那封家信。因为组里的信由他分发，他对我们的信都很熟悉，他便用他新闻的敏感和专业的手法，调查了一下我的老家。几天后，这位副编辑便喜笑颜开了。单位里那最后一个“右派”的名额也水到渠成地扣到了我头上。
我，这个下人的孩子，这个两手空空的“无产阶级”这个从华云山走出的记者，我能因何成为右派呢？除非是——薰子！
让我吃惊的是，这个灾难并不是由薰子带来的——我那朴实的乡党，他们没有有一个说出过我曾有一位日本女友——而是由于我自己的出身。在我整整二十九岁的时候，我才知道了父亲是谁。也许我应该感谢季编辑吧。
我的父亲是满族一位朝臣，因政见不同，而不被重用。后来他和朋友因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等事件牵连，只好携带家小逃出了故乡。但不幸的是他悲愤交加，再有路上行道辛苦，在途中不久就与世长辞。母亲带着我四处流浪，隐姓埋名，才保得生路，最终流落到四川。
“你的人生在一开始时就定了格，注定了你的阶级成分！”这是季编辑把一分备分的党案防在我面前时冷冷地说的话。我面对这张向我揭示身世秘密的略黄的纸片和接踵而来的“右派”头衔哭笑不得。
不久，我便打上行李，被大卡车拉到崇德岛当农工被管制劳动了，从此离开上海，甚至没有和亲人告别一番。我是直接从报馆被带走的，最后一句话是门卫老张对我讲的，他说你好好改造，我等你回来。可我再也没有家过这位和善的老人。
我和薰子就这样分开了。我庆幸季编辑没有查到这位莫须有的远房“表妹”但我们的爱情，这段浸透着忧患与无奈的感情，似乎从此早夭了。
我在崇德岛的头两年被管制劳动，没有通信自由，过的是囚犯的生活，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我不知道母亲的生活如何，没有我每月给她寄钱，她会担心我的，她怎么生活呢？还有薰子，这个无依无靠的姑娘会如何呢？
可我也顾及不了她们了，我每天从早劳动到晚，累的全身的骨头像散开了一样。日头把身上的皮晒红了、裂了，长出一层新的才不怕暴晒。我又黑又瘦，手上长满老茧，学会像一个地道的农工一样干活，学会说这里的土话，学会用眼角看人，吃饭时也放下斯文，挤着打饭，并且狼吞虎咽——实在啊，如果去晚了都没有剩饭吃！农活我很快学会了、干熟练了。我不是一个好把式，成天被人管理着，机器一样没有自主，牲口一样地在地里劳动。我这双手每个手指都有伤痕，就是劳动的痕迹。这些伤痕和我的记忆一样，永远不会消失。
60年代困难时期，农场上的农工们也都处在生死存亡的火线上。但当时在政治处理上，对我却宽松了一点，让我去农场小学当老师，因还是管制劳动，没有工分，在其他待遇上比别人低三等。终年吃不饱，有时候饿的没力气干活，看见粮食眼睛就会冒出光来。孩子们也饿，饿的两眼发青。我这时在生存线上浮浮沉沉，早年的生活已恍如云烟，以后的生命也宛若幻境。我很觉得那时像行尸走肉，因为每天的目的便是给自己尽量多找点东西吃，让自己活下去。“狗日的粮食”！我已经是为了生命而吃饭，为了生存而生存，作为人的任何其他特性，都消失殆尽。我会终日回想少年的时候，在家乡吃过的红苕、白苕、藕粉、醪糟等等吃食。可当时，已经对味道是否鲜美没有了要求，只要求吃饱，只要求不饿死。
有天下课后，孩子们都走了，我刚要锁上教室门，有位带头巾的妇女用地道的上海话叫住我，多么熟悉的声音，我回头一看——薰子！不知道在我与她断绝联系两年之后她是怎样找到我的，不知道她用什么手段来到这里的。
我们相对而坐，冬风刮的紧，在窗外呜呜地响。薰子的手又红又粗，她从挂兜里掏出一个又一个包子，她告诉我，包子的馅都是用大米作的，她还从怀中取出一段腊肉，一包辣子。最后，我发现她还带着我教她写字时用的那支笔，那支笔放在贴身的衣袋中，那衣袋里还有两小盒点心，她看的很珍贵才放在贴身的兜里。她说：“吃吧吃吧，看你都瘦成这样了！”我亲爱的姑娘啊！我忠诚的姑娘啊！
我忍着眼泪，问她生活的好不好。她于是一边网我手里塞食物，一边说：“自从你走后，我也无法在上海生活了，我起先把能卖的都卖了，赚了路费来看你，可他们不让我来，说你有历史问题，又有现行问题，要劳改、管制。我就只好回石门湾老家。可是老家那地方也不太安生，况且李妈妈又死了，我没有别人照看，一个女子家，好几门子人都想把我召上门做媳妇。那里呆不下去，我逃回上海，你的报馆我是不能去的，从上海我厚去了四川崇州你母亲那里。她到底收留了我。我和她生活在一起。”当我问到她在家乡是不是也正挨饿，她底着头，说没有，吃的饱，又把吃食往我手里塞。我抓过她的臂，一摸，一把骨头。
我低着头问她：“你和我母亲过还过的去吗？”她们一老一少，两个女人，在这样遍地饥馁的环境中怎么生活下去呢？我无颜面对，而今又是她找到我，给我送来比黄金还宝贵的粮食。可我还能问什么呢？！
薰子温婉的讲着“过的去，你放心好了。克杰克儒两位大哥月月寄钱来。娘娘身体不好，不过我会照应她的。你放心你快吃啊！”克杰、克儒、薰子，这些人们帮助着我和我的母亲，用他们的真诚的爱与关怀！
那天晚上没有人管我回大铺去睡，我和薰子一直相对而坐直坐到天明。至今我也不知道是哪位好心人指点，薰子才能在偌大个崇德岛上找的到我。
在我的印象中，薰子当时是那样一个面目清秀、风尘仆仆、骨瘦如柴的姑娘呦！
第二天薰子就走了，告诉我她知道我在哪里了，还会常常来看我，让我千万忍去，活下去！
是啊，当时人面临的问题很简单又很严峻——那就是想方设法活下去！而活下去就要吃东西！可没有东西吃还想活下去确实是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卡夫卡的小说饥饿艺术家，讲述一个以忍受饥饿为职业的人，创下不饮食而保持生命的最高记录！在60年代的中国，我们有多少这样的“饥饿艺术家”啊！生存下来很容易，让我吃饱就行！
薰子给我送来的干粮是杯水车薪，饿到如此地步的人，吃多少也不会饱，无论是心理的饱还是生理的饱！
农场上也经常有讨饭的人出现，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嘴里小声含糊地哀求着，大声的话他们都没力气讲呀。“糊口”人活着就是为糊口。
有次我正吃着饭，听见外面一处嘈杂，我抓着剩下的半块豆饼跑出去看，一个乞丐，在地上昏死了过去，一身的瘦骨，满脸尘土，看不清形容。初春那样阴冷的天气中，只穿了一件破烂的夹衫、一条长裤，手黑的，赤脚。劳改犯人中几位好心肠的把他扶到墙根张，有人端来一碗热水，他喝了才醒。哪有东西给他吃呢？！我只有手中没吃完的半个豆饼。什么是豆饼？豆饼是玉米炸完油之后的那层皮压成的；这东西平时给牲口都不吃，人吃干的咽不下，吃了就拉不出屎。但就这东西还不是天天能吃上，更谈不上吃饱了！我只有半个豆饼，下午还要讲课，但我狠了狠心，递给他了——我还不至饿死。旁边几个人也把自己剩下的两三口东西给他。他捧着，颤巍巍地吃了，我看他吃东西的力气都快没有了。这人在墙下躺了很久才欠起身要下跪道谢，连忙被扶住了。我又去给他打了碗热水。真不忍看他！
下课了，我从教室走出来，暮色中我正巧看见这个乞丐向远走去。他在这儿再也讨不到什么了。他走路一跛一跛的，那样一跛一跛一跛一跛如此熟悉的身影、姿势。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了。是他？是他！是那个父母死在日本鬼子刀下，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讨饭讨到四川的刘大哥；是那个不惜力气做教工的刘大哥；是那个告诉我“小兄弟，你瘦，多多吃饭”的刘大哥；是那个积攒了一木箱吃食以防不测的刘大哥！他一跛一跛地走远了。
我真想冲上去，抱住他啊！我的刘大哥，是他教我怎样干活，怎样在城里过生活，是他一碗一碗催我多吃，尽给我夹菜。可我终究没有动，只是望着他，我能给他什么吃食呢？我连自己都未必活的下来！我只是看着他那样一跛一跛地消失在愈加浓重的夜色中了。天黑了， 我还字门口长长地长长地张望。
两天后，我听家旁大队长和人议论：“有一个讨饭的饿死在路边上，真惨，瘦成那样， 嗯，还是个瘸子”
第二年春天时，薰子又来看我一次。当时青黄不接，一丁点粮食都看不见。我不知道她怎么搞来的玉米，做成玉米面饼，给我拿里几个来。同时，她告诉我母亲身体还好，不至于很挨饿，克杰克儒兄弟依旧寄钱来。然而，克非一直音信渺然，我以为克非也如我一般不知在哪里角落饿着肚子劳改呢。淑珍和梓印也没有消息。
薰子黑了，瘦是不用讲的，头发也干枯了，眼睛没神，嘴裂的，手上划伤处处，只穿了一件小袄，没有头巾了。她用关怀的、深沉的目光凝视我，看的我心疼。
她终于告诉我她要回国去了。她已经和她父亲联系上了，她要回日本去了，是来和我作别的。说完这件事，薰子的眼泪就没完没了地淌起来了。我深情的姑娘呃，她宁愿挨饿也希望和我生活在一起，希望离我近些。她的故乡没有饥荒，有父女情深；没有身世之忧，有同胞之谊；然而，她对我表现出这样的有情有义和忠诚！
可她一定要走。我想让她走， 因为我不敢保证明天饿死的人中没有她、没有我自己，我也不知道这样的饥饿是否会有尽头，她应该走。她自己也想回国，最重要的是她认为我母亲可以自己照料自己，她不想给她老人家添一张吃饭的嘴——她走了毕竟我母亲会宽裕一点呀。
薰子走的时候我只把她送到门口，回头就关上了门，紧坐在屋里，我没有看她的背影。我眼前闪过的是那个为我做饭、扫屋，给我爱情、温情的女子，是那个在饥饿年代中把最宝贵的粮食留给我吃的女子。我对她有过承诺吗？我对她的生活担负过责任吗？是的，我们不需要誓言、也不需要承诺，这样的相伴、相助是无言的山盟海誓：薰子的爱如此深沉。我是她的恩人，还是她是我的恩人呢？！
可是，现实无法逆转，她终于还是走了。
“在那绝望的忧伤的折磨中/在那喧嚣的奔忙的烦恼中/你温柔的声音久久响在我耳边/夜梦常出现你可爱的容颜/年华消逝，那暴风雨般的激情/已卷走我旧日的幻想/而我也已忘却你温柔的声音/和你那美如天仙的倩影/在穷乡僻壤，在阴暗的幽禁中/我挨过那些无声的岁月/没有神明的启迪，没有灵感/没有眼泪，没有生活，也没有爱情”
值得庆幸的是我活下来了，在挨过饥饿之后，日子终于一天好似一天，虽然我还经常吃不饱，但已经不会饿死了。这一场饥饿消尽了我所有的幻想、梦想。生活，终于以其赤裸裸的面貌和我交锋了，赢得了生命的人才是胜利者！
但我虽然摆脱了饥饿的痛苦，另一个更为巨大的痛苦向我袭来——我突然接到克杰的电报，母亲病重。我向对里请了假，日夜兼程回到崇州，为时以晚，我只看了一眼弥留时期的母亲。克儒和我守在病床边上，我那风雨一肩挑、勤劳一生的母亲微笑着与世长辞了。她临走前拉着我们的手，说：“好好生活。”
母亲静静地躺在床上，这床已经很有年头了。从此，这个世界上我没有了任何血亲，只有我自己，面对茫茫前程。
安葬了母亲，我没有马上返回崇德岛，我想在这个滋养我长大的地方多驻留几天，我漂泊不定的生活使我可能永远回不来这里了。然而，我推看门，想到的是母亲坐在床上的身影，走到田间，想到的是母亲早上摘菜的劳动，坐在桌旁，向导的是母亲和我吃饭是的情景。这个地方，每一寸土地都饱含着我对慈母的回忆呵！这是我的故乡，是我和母亲的家园。现在，家园不像家园，而女主人已永远地离去了。谁知道，她在幽冥的国度，会否体验我那心痛的哀愁？！母亲很美，依然能看出她年轻的风韵。她伴我十八年平安的成长，这颗已停止跳动的心，把世界上最无私的爱给予我，让我拥有如此宝贵的感情。
睹物思人，年青时的欢笑情如旧，而今却物是人非。我的心早已有了一份沉甸甸的沧桑感，也早已有了一份无奈的现实感。年愈而立的我，没有亲人、没有家庭、没有最起码的生活，一人站在依旧绿意盎然的田间垅头，心里是什么滋味都有了。母亲永远地走了，像草原上露水已唏，一生短暂而不平静，而我却可以说：她是好人。我不知道我将面对什么样的生活，我那看不到光亮的岁月哪里是尽头呢？我没有能力也没有机会决定我自己的人生道路，只能沉浮于空阔广漠的世间“ ，飘零任转篷”
没办法再久留于故乡，我被召回农场小学。所幸，薰子把上海寓所中的几箱书里拣重要的保留了下来，大约有五六十本，我难以想象她在那样艰难的日子里是怎样抢救出这些书的。实话，我早已不看书了，农场小学没有什么书，就是有也不会给我看，我自己身边是没有书，剩下的几身好衣些的衣服早在前二年卖了换粮食了。薰子！薰子！又怎样留下的这些书呢？！我用一个木箱把书带回农场小学，算是有点东西看，还要隐藏好注意不要被发现。可惜的是这几十本书在后来数十年一次次被处理、被劳改时，不能随我迁徙，不久都风流云散了。
在农场小学教书教的久了，生活也平静下来，即看不到希望，久而久之也放弃了希望，我关于哲学、国学的知识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眼前的生活还顾不及呢！一个从小锦衣玉食的人可以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适应生存，可以慢慢地调整自己；可对于一个曾经有过丰富的精神生活的人，让他永远在精神荒漠中生存是很痛苦的，这样的日子也是很恐怖的。
当我刚一意识到这个问题，生活的波澜又把我卷起来，抛入更深澈冰冷的水中。
66年我又被管制，这次迁到江苏的某城镇，叫“蹲牛棚”几十个人，白天劳动，什么活都干过，晚上睡在大铺上，还要把腰带、鞋带都交给看门的——怕有人上吊。这时候更没有书看了，可幸而巨大的劳动量使我一时难以有精神活动的空间，夜里睡的和死人一样，梦都不作。
这样一年后，我才适应了劳动。看门人转换了一位。这位心肠好，是我同室被管制的老曹以前工厂的工人，他看我们可怜，偷弄了点烟叶给我们抽。没纸，他就随手从家里拿来一本小书，一张张撕给我们。我溜一眼那页纸，却认出是红楼梦，我像被烫着了一样，失声大叫。老曹他们一窝蜂围上来，这张纸片像珍珠般被大家一个个捧在手上读了一遍再读一遍。第二天晚上，老曹代表了我们十来个人的意思，悄悄央看门的工人把书给我们看看。那工人楞了一下，问他：“那你不抽烟了？”我们几个异口同声地说：“不抽，不抽了。”那工人咧嘴笑了“我就知道你们知识分子爱看个书啥的，那我明就给你们带开——嗯，不过一次只能带一本，你们操心点看，转天我再带一本来，也不好被人家知道咯。”我们十几个人用多么感激与欣喜的眼光目送那位穿着脏兮兮的衣服，一脸苦相的工人啊。那时候，我把一本残缺不全的红楼梦，和另一本聊斋志异各看了不下六七遍。
出忽的意料，在最困难——这个困难已不单是生活的窘迫与恶劣，而是心理上承受能力已达极限的时候，我收到了淑珍和梓印的一封信。收到信，这在那时就已经是很稀罕的事情了，何况信是从北大荒寄来的！
淑珍在信上告诉我，他们夫妇已下放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前几年还在干重体力活，而今已住在农民家，种地上工分劳动了。北大荒有一望无边的黑土地，有淳厚的乡亲，有粗犷的性格。他们知道我还在劳动管制期间，在信中鼓励我要坚持下去。我记得他们曾给我写来一首当时另一位被下放到北大荒的著名文人写的诗。“冰水浸盆捣杵歌，掌心膝上正翻搓。一双两好缠绵久，万转千回缱卷多。缚得苍龙归北面，管教红日莫西搓。能将此草绳搓紧，泥里机车定可拖。”“君自舀来仆自飘，燕召台上雨潇潇。高低深浅两双手，香臭稀稠一把瓢”另人佩服，搓草绳、挑粪，都能写出诗！而我在当时，连最基本的文化素养都快丧失殆尽了。
74年，我也被下放到北大荒农村继续改造，但这阶段，生活条件已好的多了。我可以自己喂上鸡，也学会了养猪，我住在一位村民家里，这村民姓田，夫妻二人带着两个孩子，大的十五岁，小的十三岁。
在农村，我多少恢复了点人身权利。农家的饭菜虽然是粗茶淡饭，但却很滋养人，我的生活也是节制而有规律的，这两年间，我身体恢复了许多。而且，事有凑巧，我和淑珍夫妇住的屯子相隔仅70里路，70里路对于我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了，我们可以常见面。
算起来，我和淑珍已有十八年未谋面了，恍如一刹，那个穿旗袍穿绣鞋的大家小姐已经变成一位地道的农村妇女了——他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许多年了！淑珍见了我，高兴的哭了，用手撩起围裙来擦眼睛。给我盛了一满碗二米饭，尽着给我倒酒、夹菜，风风火火地在院子里喂鸡鸭、拣蛋，去地里一把把地摘来黄豆，顺手又掰了几岁包米糊上了。同时又要照看他们房东的小儿子，那孩子才四岁半，正是淘气的时候，淑珍脚不沾地，可没有一眼看不到他。我要上去帮忙，她手一挥把我推回炕上坐，说：“你坐，你歇着，我又不忙，下晚给你烙油饼，这面还好呢！”说话就去面袋里舀了两碗面，和上醒着，出去一转身，抱回来一绑隔年的包米秆子来烧火，蹲在灶边地上，把火点着，刚着时冒出一缕烟，呛的她睁不开眼睛，她用袖子一抹脸。一眨眼就揉好了面，擀成饼，铺在大锅里，一边蹲在地上加柴，一边不时抬身把饼翻个身，麻利地在灶上的大锅里一齐烙了五张出来。又忙接上火墩上菜，菜里埋了两个鸭蛋——这里待贵客的礼数。淑珍笑着说这里的东西很好吃，她很喜欢我回想起淑珍小的时候，几十年前，张老太爷很疼爱她，除过一日三餐讲究的饭菜，还经常个给她零食，让她随手买来“叮叮糖”“担担面”我记得那个卖“叮叮糖”的小贩，每次用小锤敲的糖叮叮当当响，小孩子们就跑出来卖一块，他用小锤敲一块下来，所以那糖叫“叮叮糖”很细腻的甜。我记得那个卖“担担面”的小贩，挑一个扁担，后边是瓶瓶罐罐的作料，前边挑个小炉子，不一会就做好一碗香辣的面，因为这样的行头，面才叫“担担面”我们吃的人很斯文，小贩看着、笑着。淑珍活泼泼地跑在院子里，满院她的笑声现在，除了她还有四川口音，除了她已苍老的脸庞还依旧能看见年轻的风韵，我再也找不到旧日的她的身影了。那个身材苗条的姑娘，已变成强壮结实的妇人；那个活泼欢快的姑娘，已变的沉着、现实、热情而又冷静；没有了粉裙衫，她穿的是土布衣服，灰的、蓝的。
晚上掌灯时分梓印才回来，说大队里刚组织学习。他一身风尘，手里还抓着几个倭瓜，说要给我糊倭瓜吃，我放他快坐下歇歇，他却高声说“不累，你刚来不习惯，吾们习惯了，其实这儿也挺好，没人批斗，日子清苦点， 但”那个在夜路上笑谈国、风流倜傥的大学生，现在也老了，有了年岁的痕迹，甚至说话都用“吾们”“嗯那”这样道地的土话了。我想问问他这里有什么文化生活，有学校吗，有书看吗，话到嘴边又咽住了。他却兴奋地给我讲，队里组织农民开忆苦思甜会，说着就说到从前给地主打短工那会儿，到了秋收，一天两顿白面馒头，逢初二四六有酒喝，那馒头，又大又香，说完梓印自己先笑了，我也笑了，笑笑，又仿佛想起什么来，笑声断了，在一边忙活的淑珍也不言语了。
夜里，他们夫妇让我住在炕头上——炕头暖和，这也是东北农村待客的礼数。这里的房东住的是最普遍的“三间房”；中间是正屋，也是灶房，东西两间里有“南北炕”炕是火炕，正屋里的灶坑和侧室中的炕相连，一把火，热了饭菜也烧热了炕，除了冬天冷极了才在炕头烧把火专门热炕，平时灶热了，炕也热了。火炕下面是曲折的烟道，烟就从“三间房”的东西两头出去了，屋里是没有烟的。但隔年要把火炕面拆开来清理烟道中的烟灰，以免堵塞。要是炕面不结实，小孩子在上面一跳，说不定会掉到烟道里去。炕尾一般摆上个炕桌，那还是富裕的人家，炕桌上面会摞上几床被褥；平常人家哪有被褥，炕上面就是一张席子，硬的很，有的人家席子用了多年，很脏。一家子所有的活动除了在地里、在院里，就是在炕上了。饭要在正屋大灶上做好，拿到炕上开吃的，来了客人，也请“上炕”住下的客人当然会被请让的住“炕头”了。
淑珍夫妇有一儿一女，大儿已经在长春某工厂工作了，是一名带有历史问题的工人，没读过多少书，但勤劳好学，非常聪明。淑珍那么坚强乐观的一个女人，却在和我谈起儿子时声音哽咽。这孩子是被耽误了，不耽误又能怎样呢？我很想问她：你年轻时读过书，有学问有思想，现在还不是在农村养鸡看孩子？梓印也读过书，还不是种地当农民？！可我没有说，我们都一样，还多说什么呢？淑珍比我强的多，有一小间弥漫着亲情的土房，有一群挤在炕桌上吃饭的人；而我呢？不惑之年，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然而那一个晚上我睡的很沉，很香，很温暖。人啊，是会多么准确地抓住机会，汲取一点点的温情啊。淑珍和梓印并不是我的亲人，但是，我们之见却都为对方送上了亲情，也都从对方那里收获了亲情，这是多么宝贵。
第二天早上，淑珍又去菜园里给我摘来新下的柿子，用手提着围裙，兜了一衣袋都是，笑呵呵大踏步走进了门，高声告诉我说：“这几个柿子还好，你等罢园，罢园的时候好吃的更多，那茄子、豆角，包你尝新！”说着就把柿子往我的网兜里装，装的满满的，叫我带回去。我不禁又想起多年以前，她从我的包袱中拣出那本苦儿流浪记时，也是这样弯着腰，这样眯着眼睛笑的。不会了，她再也不会从我包中翻出苦儿流浪记了，甚至一片带字的纸都没有。
中午我就离开了他们家，原本想等他们的女儿小静回来的，但这孩子去城里她哥哥那玩，也不定何时回，我想下次再见她吧，于是梓印就送我走了几里路。临别时，他千叮咛万嘱咐叫我再回来住，又告诉我他会找空子来看我，我点点头，转身走时，听见他在身后突然说：“武陵路远载不动百年忧患，人生苦短经不起半世萧索。”我静静的站住了，这温文而雅又悲彻深厚的话，是耶？非耶？
在田家的农家小院，我慢慢张罗起自己过的日子。田家也是三间房，一间我独自住，另一间他们一家四口住。白天我和他们夫妇两人下地劳动，晚上帮他们喂个猪呀、鸡呀的。饭是各吃各的，可媳妇儿俊华却执意让我去与他们合灶，我也就月月在租金中多加点钱，他们也就收下了。相处久了，这夫妻而人劝我也养点家禽，我说我不会养，俊华就说你不会我会呀，十个也是喂，二十个也一样喂，赶开春我给你报小鸡崽子去。于是第二年，我就有了十个小鸡，俊华还要给我喂头猪，说过冬的时候就有猪肉吃了。其实他们吃什么我吃什么。没养鸡、猪的时候，他们吃肉也尽给我让。农村人喜欢吃肥肉，我吃不惯，而且南方口淡，却却不了他们的好意，也得像北方人一样“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了。
东北有很多土话方言，听都听不懂，俊华的名字我也是好久以后才听明白的。他们会把俊念成zun，把嫩念成nun，把肉念成you。有时候听起来觉得有趣。
有一天我正在炕上坐着百无聊赖，听见院子里鹅开始大叫——这家没养狗，鹅可见了生人就叫——接着听见也个清脆的喊声：“之桓叔在家不？”我希奇地跳下炕，走到院里，看见活脱脱一个年青的淑珍站在眼前，就是黑瘦些，单薄些，穿着家常布衣。
这个姑娘就是淑珍的女儿小静，她把我邀去梓印那里又住了好些日子。他们需要我，我同样也需要他们，我们互相温暖着对方。
小静十六岁了，长的蛮漂亮，只读过乡里的小学，初中就被淑珍给退了学了。淑珍和梓印自己教他们这个女儿。没有书他们就把知识回忆起来教这个丫头，竟让她学了不少东西。用淑珍的话讲“她比她哥有出息”她哥就不出息了吗？！
小静很善良，她从小只受过淑珍夫妇的正面教育，他们因为见了世间太多的无奈与痛苦，所以更加精心呵护女儿的心灵。美、善、爱是她人生的主题，无论命运发生什么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小静是淑珍夫妇的一个理想，一个人文理想，可这达不到，也使小静的性格并不健全。淑珍告诉我说：我希望让她用善意的思想来面对这个世界，那么即使这个世界有龌龊与丑恶，她终究会拥有一份别人无法改变的纯洁与真实。我知道这是淑珍理想话的浪漫作法。在以后的生活中，小静的善良与单纯让她拥有了一次失败的婚姻，并受了两位道貌岸然的女人的骗。经历了感情上的大变动，她才能作到“爱憎分明”要恨起来并不是容易的，尤其是在冷峻的现实面前，一切感情与美好的夙愿都会被毫不留情地击碎，也是在经历了这些之后，她才成熟起来，坚强起来。这都是后话。
在57年劳改后的这十几年中，如果可以说我多少学到点劳动的本领，那么在东北农村，我又见识了更多不同的劳动。看农民们打场、碾豆子，帮他们拖土坯盖房子，有时十来家的男人们都汇集在一起，帮人家盖“拉和辫儿”房子。把草秆和着泥，一节一节地辫成墙，墙上要再抹一层泥，以后每年秋天都要再抹一遍，省的雨水冲了，风能刮进房里。技术高的人会被请去擅“缮房草”我真是见到了草房了，草擅的又细又密，即不透风雨又保暖。这种房子没有一根木头，更别说砖瓦了，但能用十几二十几年。
在东北农村，再没有人管制我、批斗我，这里人“衣冠简朴古风存”他们把我和其他没有“历史”问题的人一样看待，甚至对我们还更好些，更亲厚些。常常有老乡叫我去家里吃饭；逢谁家做了什么稀罕的食品，别家的孩子也要每人分半碗。
田家夫妇两人在屯子里是出了名的会过日子。这两个人可真是“白手起家”刚结婚那阵子，连房子都盖不起，可后来不也过的红红火火！在我看来是正经的富裕人家了。
我每天也天亮起床，但东北天亮的比南方早，夏天3、4点钟就亮天，这时人们就起来了，屯子上头也有了炊烟气。东北人能吃，大气。我想这也和广漠的黑土地、粗犷的经营方式有关。在这片土地上，只要有两双手，只要肯干、能干，保证饿不死人！我跟着下地、干农活。队里只让我干一个上午，下午我可以歇着。我们这样下放的人是没有工分的，我们有一点菲薄的工资，是从前的单位开发的。我们干活的工分全义务地送给大队。队长有权利管我们，可他的确只让我干半天，一直都是这样。我很感激那位人高马大的队长。
天气好的时候，我会和车老板去去赶集。田家夫妇认识一位姓马的车老板，他常带上我去镇上。田家夫妇地里家里活多，我帮他们买东西回来。这位车老板在冬天穿的棉裤，厚的能立在地上站的住。
我多年来由于劳累和营养严重不良而损害的身体，在黑土地的滋养下，渐渐康复了；我那已经很脆弱的神经和日益僵死的心，也在老乡中间慢慢变的柔和起来。
这一片黑色的土地上，认字的人很少，除了队长、上了学的半大孩子、那个姓马的车老板，我不记得谁还认识字。这里没有我昔日的典雅与庄淑，却有人生存所必不可少的温情、热情、真情！
我曾在头一年冬天生了一场严重的病，高烧不退。是当地的百姓把我救过来的，田家夫妇尽心竭力地照应我，好象我是他们的亲人。那头一个春节也是在田家过的，东北吃饺子，以前在四川是吃汤圆的。可让我没想到的是，俊华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糯米，生生给我做了一碗热乎乎的汤圆！那时候，就是连淑珍家也没有想过吃汤圆呀。和这些人生活在一起，我不会时常感到那种文明的愉悦，但却时时刻刻能体悟人性的真善。
北方气候干冷，我生活不习惯，我在适应，也在调养，可一口吃不成胖子，身体要慢慢恢复。村东头有个老太太，一个人生活，养了许多鸡，那时候俊华还没帮我养鸡，每天早上老太太都健步走到我住的土屋里，给我两个鸡蛋。她说俊华一家有小孩子，鸡蛋怕不够吃，我又是来这里的人中身体最不好的，她看着心疼。头几次我推脱不要，她竟然生气了，说我“真不知好歹，白瞎了我这鸡蛋”我哪是“白瞎”了鸡蛋，是“白瞎”了她的心。她知道我不容易，她真心心疼我，我也就收了下来，一收就收了一年。
北大荒地大物博，人们也是粗犷的，也是毫无矫饰的。俊华有次照顾一个临死的人，接回来住的，就住在炕头上。那人病的很厉害，年岁也不小了，看来活不长了。我常去安慰他，可俊华却当他和我面说：“刘大哥，你甭劝他，他活不了几天了，没看棺材我都让他爸预备上了嘛！”我当时拼命使眼色，想打住她的话，可她摇头笑一下，说：“这有啥！咱不说他自己还不知道？！”病人听着这话也不介意。俊华却尽心竭力的照顾他，一天四顿的好吃好喝供着，没黑没白地看护着。其实，他们并不惧怕死亡，他们还未真正脱离愚昧，但他们会好好地在人世作一常人，把该做的都做了。这位病人和俊华不是亲戚，只是认识老乡，以往没有什么过深的情谊。可他安享俊华忙里忙外的照料，俊华也把这活儿当成分内的事儿。死亡是生活的一个过程，互相照料扶持也是生活的一个过程，天经地义。
这儿的土地，这儿的人啊！是粗犷的，也是细腻的；是无知的，也是真诚的；是闭塞的，也是古朴的；是平凡的，也是伟大的！
我常常一个人在田间走走，看着秋天风里那望不到边界的麦浪，金黄的颜色一直接到天边。偶尔在远处会看见一两棵或一两排挺拔的杨树，叶子还没有落，枝干在天幕下把时间与空间划分。田野里飘来炊烟的气息，还有秋天各种成熟了的庄稼散发出来的香浓的味道，让人很是惬意，多么宁静的、富足的、饱满的感觉！我少年时代在四川，四川的天终年是灰灰的、流云不散，无论阴晴，仿佛时间的长河就在头上看的见；后来去了上海，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看天看云了，可南方的梅雨却不尤的人不去注意，那是带点霉味的气候，细腻而不爽朗，陈旧而不轻灵，熨贴而不明净。这些个比较的感想都是我在见到了北大荒的天空以后才生发出来的，什么叫万里无云，什么叫风和日丽，没到过北大荒的人没见过。地大的望不到边，天也大的望不尽望不透，秋天天高的很，让人有种很畅快很爽直的笑意萦回在心上。抬头是高天，底头看见厚土，地上的谷穗压着枝子，什么样的愁绪解不开呢？！我渐渐学会了接受生活的磨砺，也学会了在这片我漂泊中来到的土地上寻找豪情。
冬天很冷，平整整的地上都是雪，下一层积一层，再下一层再积一层，空气里纤尘不染，好个银色的世界。下雪的时候天不是黑的，却经常是蓝的，蓝的出奇，空中飘着那六角形瑰丽的奇花，大地上的一切都是纯粹的白色。这是怎样的壮丽！如此的阔大，如此的广博，只有在这片银白下的黑色土地上才能看到。冬天其实是一种孕育的过程，在厚厚的雪下，一切生命都在纯净中等待着成长。透彻的寒冷是对生活的考验，也是对生命的历练，正因为每天有三分之一的这样的寒冷的浸润，这片土地上的生命才能蓬勃、茁壮。是冬天的寒冷催生了春、夏、秋；也是冬天的哺育了这里的生命。从没有经历过北大荒的冬天的人，是不懂什么叫作真正的冬天的，也不知道什么叫作真正的季节更迭。自然以其恢弘的气度和本真的面貌降临在这里，日出的辉煌、落照的苍凉、悠远的歌声、古朴的人们，和起来，组成豁达而纯粹的生活。
我在这里住的两年，是心里慢慢净化的两年，是让我永生怀念的两年。没来过北大荒的中国人，没看过这里春夏秋冬轮回的中国人，不算有完整的人生。
我的问题被彻底澄清后，于76年离开了北大荒，调回上海工作；淑珍夫妇也已平反，调回北京工作。从此，我离开了生活了两年的土地，告别了亲厚淳朴的田家夫妇，也告别了近二十年我的管制生活，回复了一个清白的人的生活中来。
走在上海的华亭路，我还能想起当年初来华亭，饥馁困窘的夜晚。而上海依旧霓虹闪烁，我已不是青春年少了。生活给了我年龄赋予不了的阅历，年龄又给了我另一分深重的历程。四十八岁，在报社当编辑，从二十九岁到76年四十八岁，我仿佛丢了二十年的光阴，一切都改变了，我也改变了。我除了这些年的亲身经历，也没有剩下什么好带回来的。当年我离开上海的时候是只身的，而今我回来也是只身，几乎没有行李。
收发室里早换了人，新来个姑娘，妖里妖气的。
我住的地方是单位分配的房子，二室一厅，很宽敞，自己住嫌大，中午也在食堂吃饭了，有兴致的时候晚上回来自己做。我可以做从南到北很多地方的地方菜，自己吃着，品着，很有滋味，说不清也道不明。
78年我回重庆老家看了一次，房舍已经有些变动了，又去了成都，找到了克杰克儒兄弟俩。这两位大哥曾在最困难的时候帮助我的母亲，我永远对他们心存感激。他们在工厂做技术工作，生活普通，在芸芸众生中流水样地过日子。我没什么好带给他们的，只是送了他们一些上好的茶叶，他们喝茶的讲究还没有变。
那年从成都回来，我就又接到了淑珍夫妇的信，他们在北京生活的很好，两个人都恢复教师的身份，可以站在讲台上了。而且小静参加了高考，头一年就考上了北京某师范院校。信中还告诉我另一个在我意料之外的消息——克非在美国。失散了二十年的克非，我终于有了他的音信。
半个月后，我接到了克非一封来自硅谷的长信，他给我讲述了当年他也是被打成“反动技术权威”之前，可是熬到七四年，接受了美国某同仁的邀请函，偶然地机会出国交流技术，接着在硅谷某公司转变了l1身份，定居美国，早已改变了国籍。十几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信中说：“我们就如同站在深渊边沿的人，在那阵龙卷风来的前一刹那，我不自知地躲开了风暴，而你、大妹夫妇却被风卷入斗争之中。我漂泊了十几年，辛苦了十几年，你们也漂泊了二十年，痛苦了二十年我无时无刻不在寻找你们、惦念你们。如今我在美国定居，根不在这儿，家不在这儿。你们的生活也可谓安定下来，希望你们的家都能安稳下来。还记得吗，我们携手来到重庆，我们在川大的美丽时光？时间翻了一页，我们隔了大洲又隔大洋”见字如晤，见字如晤。
那年秋天，何茹也从北大荒返回了上海。何茹也是早年下放的知识分子在北大荒与淑珍夫妇同一个村子。当时她还报着返城的希望，尽管年龄很大了，也坚决不在北方安家。74年我下放去了时，淑珍极力撮合我们，希望我们这两个南方人，能组成家庭，无论是之后回与不回城，都可以一起生活。说实话，当时的我确实需要一位主妇，一位帮助我、支持我、关心我的人，一位能给我温情的人，但一系列的斗争与人情的政治化让我不敢去奢望过多的感情。我只是报着不伤害淑珍的心肠去与何茹交往的。
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一个秋天的午后，在一片大豆地中间，看见一个女人的背影，轻捷地在田间垄头穿行而走，姿势优美而灵活，不时用手把被风吹乱的头发掠向脑后。她身穿一件蓝布衬衫，一条灰色劳动布裤子，中发，身材适中。淑珍从地的这头向她召唤，她听到后转身回了挥手，冲我们走来，渐行渐近，我看出她还相当年青，不像四十岁的年纪。
原本这种性质的会面是要令双方都显紧张的。但由于我根本不怀希望，只想答对淑珍的好意，而她则根本不知情，所以我们都可以作到大方沉静。当这位女子听说我也是下放到这里来的，她就更加放松——下放来的人都一样，那时认为，也许会在北大荒呆一辈子的。我在她心中，显然不够格，她毕竟想嫁一个能把她带回上海的人啊。
何茹长相并不能说是漂亮，但绝对很有风度，即使在大豆田里，穿着朴素甚至有些寒怆，未加任何修饰的时候，她身上都带着一种其他女性身上很少有的即落落大方又典雅含蓄的气质。我第一眼就看出她也一定是大家出身。的确，她还有着男子一样浓浓的书卷气。怪不得她和淑珍成为好朋友，二人可谓晴投意合。淑珍曾向我夸奖过她的博学慎思。
我虽然并不赞赏何茹的选婿标准，但在那样一个年代，这也是很现实的价值观，我也没有资格存异议。可是由于何茹的学养与修为，我真心实意地希望和她成为朋友——在北大荒，天地间的一切都是有朴素构建起来的，不可避免的存有一些无知——这会给我单调的生活和贫瘠的精神很好的调剂。也许何茹把我当作朋友也事实出于这样动机吧。
在北大荒的两年中，我和何茹渐渐变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当然，谈的最多的是文学，她在大学中是学古典文学的，而我在家塾中六七年的学养和之后的苦读使我和她交流起来并不嫌废力，其次便是生活、婚姻。
有天傍晚我从淑珍家刚起身要离开，偏巧何茹来了，说话就要送我一段。只有我们两个中年人走在弯弯曲曲的土路上，何茹娓娓地给我讲她的中学、大学生活——回忆是件美好的事情，对当时的我们来讲，在北大荒的朗朗长空中和茫茫大地上，回忆所带来的愉悦远远大于其带来的痛苦。我记得她说：“我一直希冀一种优雅的人生，无论在什么样的现实面前，都能让人保持自尊与体面。我从中学到大学的教育让我的人生定位在一个即有的高度，我曾经度过那种良辰美境、赏心乐事的光阴，也有过东篱把酒、向晚数花的闲情，当这一切都在生命中恍如前尘，我明白即无风雨也无情的道理。可我的生活却在遥远的天涯，晓风残月，冰壶凉簟”是的，何茹的语言也是优美的。她向我讲述她对爱情与婚姻的美好向往，她说，她曾经渴望过暴风雨般猛烈的爱，也曾幻想要寻求举案齐眉的温馨，最终，她有一个做梦年纪的少女长大成为一个女人时，她对爱情的形容是：“窗外，风又飘飘、雨又潇潇，我可以与他相对而坐；在云淡碧天如水的时候，我可以与他携手同行，静静地看流年逝水。”我惊异于面前这个如此现实的未婚中年妇女，也曾有过那样浪漫而纯洁的梦幻，而这个梦会一直伴她到老，虽然也许不会实现。她告诉我：“如今，我早已过了梦断西园的年华，我的生活中即没有了青春的幻想与无奈的失落，也没有了脉脉清愁幽幽残梦。这些是一个人成长中必须要经历的，我已经走过来了，现实地面对世界是一个人最终成熟的标志。也许我的生活经历有助于我的成熟。其实现在的我很放达、很超脱。我希望能返城，也希望我的婚姻能成全这种人生理想，这是很有意义的。”
也许是我当时无望返城的条件够不上她这个“很有意义的理想”我们竟成了无话不谈的亲密朋友，我不赞成何茹这种现世的小市民般的人生价值观，自然也不会担心有超越友谊的感情。无论从哪方面上讲，和何茹作朋友是很值得的。和淑珍相比，何茹多了那么一分现实，少了那么一分随遇而安的霍达与超旷。淑珍虽一力撮合我们，却没完成心愿。
自我认识何如两年来，她一直在北大荒广漠的厚土地上寻找这样一个丈夫，始终没有找到，始终不放弃希望。也许这也是她早年的浪漫遗留下来的执着？
不过她对于朋友热切的关怀也是发自内心让人感动的。梓印讲过，淑珍的小静十岁时曾害过一场急性肠炎，当时淑珍也有病在床，梓印不在家里，是她何茹一个人背着小静走了几十里夜路去找大医院看病，救回了小静这条命。农忙时，淑珍在家忙不过来，何茹常来帮助；就是我的家里，也有很多是何茹帮助收整的；并且她做的一手地道上海菜，逢年节常常一揽大灶，让我们大饱口福。除了何茹现世功利的婚姻观，其它一切我们都可以融洽相处，而这种婚姻观又没有你对我错之分。何茹是个成熟的女人，成熟也是她的魅力。她的人格是优秀的。
淑珍夫妇先返回城市，接着我也调回上海，何茹把我送走。我深知自己对何茹是一种深厚沉重的患难中建立的友情，这种情谊和爱情是迥然不同的，但相同的是：爱情和患难之交都可以相携度过岁月。我曾提出如果可能我是会和她结婚，帮助她完成调回上海的心愿的。在车站，何茹回答了我这个问题：“你回上海吧，我不想拖累你，也许我们结婚了，都回不去。之桓，你是个很优秀的人，我很高兴能认识你，也很欣慰你能在这个时候向我提出这个要求。也许，我们还会相逢，到了那时如果你还问我同样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答应。”我向她微笑地点点头，挥手做别。心想：这个女人真是让人捉摸不透，等她嫁到上海，我又怎么可能向她再提这个要求？！她回答应？难道她真的对我有爱情？
一年后我在办公室接到何茹的电话请我去车站接她时，我同样吃惊又奇怪。
何茹并不很显老，依旧风度超群。她看我的眼神分明带着笑意。何茹第一句话就是：“老乡，吾们又见面了。”这句双关俏皮话说的我捧腹大笑。
何茹在上海教委工作，清闲而优雅的工作帮她实现她希望的优雅人生。我们俩人也有了更加密切的交往。当然，我并没有爱上过她，可我很尊敬她——她是没有嫁人，是一直等到把她调回上海才回来。她是我一位引以为荣的朋友。
在淑珍和梓印的大力说服下，我和何茹终于办理了结婚的手续。淑珍和梓印特地从北京赶来参加婚礼，克杰克儒也来了，克非打来国际长途电话道贺。这是多少年之后我们这些亲如兄弟的人们又一次聚会。
婚礼那天，淑珍高兴的像个小孩子。她这时已经又恢复了她以往大方而活泼的天性，穿着文雅清丽，脸色很好，心态很好，风度依然是众人之上的，有说有笑。倒是和她相貌如此相似的女儿小静比她沉静。梓印是一位饱学的中年教授。除他们的大儿子在吉林没来。他们家依旧是一个让我羡慕的美满家庭。不过，这时的羡慕中也有了憧憬——我不是也有了自己的家庭吗？！
我和何茹的家庭生活是和谐的、温馨平实的。何茹不仅是一位好朋友，也是一位好伴侣。她让我体会到了二十年未曾有过的温情与亲情。如果要说我们的婚姻建立在什么上，那是友谊、是交情，而并非爱情。可谁又能说这样的婚姻不幸福呢？！幸福有很多种，这是其中一种。如果相比之前二十年的岁月，这就不单是幸福，简直是生活在天堂了！
有一次我半开玩笑地向她问起为何不在车站答应我的要求，嫁回上海，何茹狡诘地笑着说：“我认为，大批大批下放知识分子返城，这是一种潮流，我的回上海的理想已经不需要用‘嫁’这样的努力来实现了。虽然我当时就选择了你，但与其嫁过来，不如再等我回来再议，这样我们会平衡许多，和谐许多，不必要的隐患当然要排除。”何茹啊何茹！精明的何茹！现实的何茹！
如果问我什么样的婚姻会长久，那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我与何茹这样的会长久。我们都是有过丰富人生阅历的人，也都对对方有着患难中深彻的了解，我们对对方敬爱有加，并且有着真诚的友谊。如果说我们的婚姻缺少爱情，那么也许爱情的定义应该宽泛一点了。这样的患难与共相濡以沫之后拥有的那种平实、厚重、深隐的个感情难道不是一种寻常爱人难以启及的亲情吗？！我以为，激情与浪漫和青春总是相生相伴的，在我们这些经历过风霜，有过艰苦心路历程的人来说，成熟的感情更持久、更有生活的魅力。也许我们的婚姻会有美中不足，但以我们相识的年龄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我们两人都该庆幸。
和何茹结婚后，我那两室一厅的屋子显得生气勃勃了，不只是偶尔晚上会点火烧菜，而是每天花样翻新。何茹为我织了几件毛衣，我穿的很合身。这些点滴的生活小事是可以让我一个人转变精神面貌的，我自认为我年轻了、更有活力了。最另我庆幸的是何茹是一个知识女性，她在婚后保持着我们在北大荒黑土地上的那种文学与学问的探讨，这是我家庭生活中的又一个乐趣。休息日我会带她逛书店，每当她挽起我的胳膊，我们一同缓缓走在一排排书架边，浏览并小声闲谈时，我能感到其他人羡慕的眼光，也能体会自己从心底涌起的幸福之感。何茹虽然不漂亮，但风度却很年轻，看上去不过才四十岁不到的样子，而我也不算很老，我们有时去公园坐坐，像一般的中年妇女那样温馨与默契。什么是美满家庭？这就是美满家庭。
唯一的一点遗憾是：我们没有孩子。不过，我坚持认为孩子是爱情的结晶，我们即没有纯粹的爱情产生过，没有孩子也无所谓。
调回上海几年后，我被上调文化局，工作也并不很忙。何茹还是在教委工作，我们基本上在一条线上工作，也有共同的语言。
生活比流水还长，又如白驹过隙。就这样把日子在平实与妥当的安宁中打发走了。
小静大学毕业后分到上海来工作，在某国有大型企业的宣传部工作。淑珍把她交给我们很放心，况且还有她两位舅舅在成都。小静与何茹两人又情投意合，总有说不完的话一样。有时候我也奇怪：小静是个如此单纯的女孩子，何茹又是个这样有心机的精明女人，她们竟能成为忘年之交。
淑珍从小给小静的教育全是真善美，小静没有接触社会上阴暗的东西，自然即认不清也不知如何是好。在单位，她屡遭暗算，刚工作时常哭哭啼啼地跑到家里来，往何茹怀里一扑，边哭边讲，还总要加一句“他们怎么嫩个这样？”是啊，她那颗善良单纯的心不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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