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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以杀其暴。未兴工而河流自分，有司以闻，遣使特祠之。三月，命筑堤于澶以扞城。八年六月癸酉，河决商胡埽，决口广五百五十七步，乃命使行视河堤。
皇祐元年三月，河合永济渠注乾宁军。二年七月辛酉，河复决大名府馆陶县之郭固。四年正月乙酉，塞郭固而河势犹壅，议者请开六塔以披其势。至和元年，遣使行度故道，且诣铜城镇海口，约古道高下之势。二年，翰林学士欧阳修奏疏曰：
朝廷欲俟秋兴大役，塞商胡，开横陇，回大河于古道。夫动大众必顺天时、量人力，谋于其始而审于其终，然后必行，计其所利者多，乃可无悔。比年以来，兴役动众，劳民费财，不精谋虑于厥初，轻信利害之偏说，举事之始，既已苍皇，群议一摇，寻复悔罢。不敢远引他事，且如河决商胡，是时执政之臣，不慎计虑，遽谋修塞。凡科配梢芟一千八百万，骚动六路一百余军州，官吏催驱，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于道途。或物已输官，或人方在路，未及兴役，寻已罢修，虚费民财，为国敛怨，举事轻脱，为害若斯。今又闻复有修河之役，三十万人之众，开一千余里之长河，计其所用物力，数倍往年。当此天灾岁旱、民困国贫之际，不量人力，不顺天时，知其有大不可者五：
盖自去秋至春半，天下苦旱，京东尤甚，河北次之。国家常务安静振恤之，犹恐民起为盗，况于两路聚大众、兴大役乎？此其必不可者一也。
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后，继以凶年，人户流亡，十失八九。数年以来，人稍归复，然死亡之余，所存者几，疮痍未敛，物力未完。又京东自去冬无雨雪，麦不生苗，将逾暮春，粟未布种，农心焦劳，所向无望。若别路差夫，又远者难为赴役；一出诸路，则两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
往年议塞滑州决河，时公私之力，未若今日之贫虚；然犹储积物料，诱率民财，数年之间，始能兴役。今国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决之洪流，此一大役也。凿横陇开久废之故道，又一大役也。自横陇至海千余里，埽岸久已废，顿须兴缉，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时，兴一大役，尚须数年，今猝兴三大役于灾旱贫虚之际。此其必不可者三也。
就令商胡可塞，故道未必可开。鲧障洪水，九年无功，禹得洪范五行之书，知水润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而就下，水患乃息。然则以大禹之功，不能障塞，但能因势而疏决尔。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夺洪河之正流，使人力斡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
横陇湮塞已二十年，商胡决又数岁，故道已平而难凿，安流已久而难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
臣伏思国家累岁灾谴甚多，其于京东，变异尤大。地贵安静而有声，巨嵎山摧，海水摇荡，如此不止者仅十年，天地警戒，宜不虚发。臣谓变异所起之方，尤当过虑防惧，今乃欲于凶艰之年，聚三十万之大众于变异最大之方，臣恐灾祸自兹而发也。况京东赤地千里，饥馑之民，正苦天灾。又闻河役将动，往往伐桑毁屋，无复生计。流亡盗贼之患，不可不虞。宜速止罢，用安人心。
九月，诏："自商胡之决，大河注金堤，浸为河北患。其故道又以河北、京东饥，故未兴役。今河渠司李仲昌议欲纳水入六塔河，使归横陇旧河，舒一时之急。其令两制至待制以上、台谏官，与河渠司同详定。"
修又上疏曰：
伏见学士院集议修河，未有定论。岂由贾昌朝欲复故道，李仲昌请开六塔，互执一说，莫知孰是。臣愚皆谓不然。言故道者，未详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缪。今谓故道可复者，但见河北水患，而欲还之京东。然不思天禧以来河水屡决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复之势，臣故谓未详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则不待攻而自破矣。今六塔既已开，而恩、冀之患，何为尚告奔腾之急？此则减水未见其利也。又开六塔者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复横陇故道。今六塔止是别河下流，已为滨、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顾其害如何？此臣故谓近乎欺罔之缪也。
且河本泥沙，无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渐壅，乃决上流之低处，此势之常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弃之道，自古难复。臣不敢广述河源，且以今所欲复之故道，言天禧以来屡决之因。
初，天禧中，河出京东，水行于今所谓故道者。水既淤涩，乃决天台埽，寻塞而复故道；未几，又决于滑州南铁狗庙，今所谓龙门埽者。其后数年，又塞而复故道。已而又决王楚埽，所决差小，与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终以壅淤，故又于横陇大决。是则决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复，所复不久终必决于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横陇既决，水流就下，所以十余年间，河未为患。至庆历三、四年，横陇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余里；其后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决于上流之商胡口。然则京东、横陇两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弃之高地。京东故道，屡复屡决，理不可复，不待言而易知也。
昨议者度京东故道功科，但云铜城已上乃特高尔，其东比铜城以上则稍低，比商胡已上则实高也。若云铜城以东地势斗下，则当日水流宜决铜城已上，何缘而顿淤横陇之口，亦何缘而大决也？然则两河故道，既皆不可为，则河北水患何为而可去？臣闻智者之于事，有所不能必，则较其利害之轻重，择其害少者而为之，犹愈害多而利少，何况有害而无利，此三者可较而择也。
又商胡初决之时，欲议修塞，计用梢芟一千八百万，科配六路一百余州军。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则必用往年之物数。至于开凿故道，张奎所计工费甚大，其后李参减损，犹用三十万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狭，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又欲增一夫所开三尺之方，倍为六尺，且阔厚三尺而长六尺，自一倍之功，在于人力，已为劳苦。云六尺之方，以开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岂人力之所胜？是则前功既大而难兴，后功虽小而不实。
大抵塞商胡、开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国劳人，所举如此，而欲开难复屡决已验之故道，使其虚费，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复，此所谓有害而无利者也。就使幸而暂塞，以纾目前之患，而终于上流必决，如龙门、横陇之比，此所谓利少而害多也。
若六塔者，于大河有减水之名，而无减患之实。今下流所散，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则滨、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胜其患，而又故道淤涩，上流必有他决之虞，此直有害而无利耳，是皆智者之不为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堤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则可无决溢散漫之虞。
今河所历数州之地，诚为患矣；堤防岁用之夫，诚为劳矣。与其虚费天下之财，虚举大众之役，而不能成功，终不免为数州之患，劳岁用之夫，则此所谓害少者，乃智者之所宜择也。
大约今河之势，负三决之虞：复故道，上流必决；开六塔，上流亦决；河之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则上流亦决。臣请选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入海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涩，则终虞上决，为患无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可验者较之耳。愿下臣议，裁取其当焉。
预议官翰林学士承旨孙抃等言：开故道，诚久利，然功大难成；六塔下流，可导而东去，以纾恩、冀金堤之患。
十二月，中书上奏曰："自商胡决，为大名、恩冀患。先议开铜城道，塞商胡，以功大难卒就，缓之，而忧金堤泛溢不能捍也。愿备工费，因六塔水势入横陇，宜令河北、京东预完堤埽，上河水所居民田数。"诏下中书奏，以知澶州事李璋为总管，转运使周沆权同知潭州，内侍都知邓保吉为钤辖，殿中丞李仲昌提举河渠，内殿承制张怀恩为都监。而保吉不行，以内侍押班王从善代之。以龙图阁直学士施昌言总领其事，提点开封府界县镇事蔡挺、勾当河渠事杨纬同修河决。修又奏请罢六塔之役，时宰相富弼尤主昌议，疏奏亦不省。
嘉祐元年四月壬子朔，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复决，溺兵夫、漂刍藁不可胜计。命三司盐铁判官沈立往行视，而修河官皆谪。宦者刘恢奏："六塔之役，水死者数千万人，穿土干禁忌；且河口乃赵征村，于国姓、御名有嫌，而大兴臿斫，非便。"诏御史吴中复、内侍邓守恭置狱于澶。劾仲昌等违诏旨，不俟秋冬塞北流而擅进约，以致决溃。怀恩、仲昌仍坐取河材为器，怀恩流潭州，仲昌流英州，施昌言、李璋以下再谪，蔡挺夺官勒停。仲昌，垂子也。由是议者久不复论河事。
五年，河流派别于魏之第六埽，曰二股河，其广二百尺。自二股河行一百三十里，至魏、恩、德、博之境，曰四界首河。七月，都转运使韩贽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经，即沟洫志所谓"平原、金堤，开通大河，入笃马河，至海五百余里"者也。自春以丁壮三千浚之，可一月而毕。支分河流入金、赤河，使其深六尺，为利可必。商胡决河自魏至于恩冀、乾宁入于海，今二股河自魏、恩东至于德、沧入于海，分而为二，则上流不壅，可以无决溢之患。"乃上四界首二股河图。七年七月戊辰，河决大名第五埽。
英宗治平元年，始命都水监浚二股、五股河，以纾恩、冀之患。初，都水监言："商胡堙塞，冀州界河浅，房家、武邑二埽由此溃，虑一旦大决，则甚于商胡之患。"乃遣判都水监张巩、户部副使张焘等行视，遂兴工役，卒塞之。
神宗熙宁元年六月，河溢恩州乌栏堤，又决冀州枣强埽，北注瀛。七月，又溢瀛州乐寿埽。帝忧之，顾问近臣司马光等。都水监丞李立之请于恩、冀、深、瀛等州，创生堤三百六十七里以御河，而河北都转运司言："当用夫八万三千余人，役一月成。今方灾伤，愿徐之。"都水监丞宋昌言谓："今二股河门变移，请迎河港进约，签入河身，以纾四州水患。"遂与屯田都监内侍程昉献议，开二股以导东流。于是都水监奏："庆历八年，商胡北流，于今二十余年，自澶州下至乾宁军，创堤千有余里，公私劳扰。近岁冀州而下，河道梗涩，致上下埽岸屡危。今枣强抹岸，冲夺故道，虽创新堤，终非久计。愿相六塔旧口，并二股河导使东流，徐塞北流。"而提举河渠王亚等谓："黄、御河带北行入独流东砦，经乾宁军、沧州等八砦边界，直入大海。其近海口阔六七百步，深八九丈，三女砦以西阔三四百步，深五六丈。其势愈深，其流愈猛，天所以限契丹。议者欲再开二股，渐闭北流，此乃未尝睹黄河在界河内东流之利也。"
十一月，诏翰林学士司马光、入内内侍省副都知张茂则，乘传相度四州生堤，回日兼视六塔、二股利害。二年正月，光入对："请如宋昌言策，于二股之西置上约，擗水令东。俟东流渐深，北流淤浅，即塞北流，放出御河、胡卢河，下纾恩、冀、深、瀛以西之患。"
初，商胡决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宁入于海，是谓北流。嘉祐五年，河流派于魏之第六埽，遂为二股，自魏、恩东至于德、沧，入于海，是谓东流。时议者多不同，李立之力主生堤，帝不听，卒用昌言说，置上约。
三月，光奏："治河当因地形水势，若强用人力，引使就高，横立堤防，则逆激旁溃，不惟无成，仍败旧绩。臣虑官吏见东流已及四分，急于见功，遽塞北流。而不知二股分流，十里之内，相去尚近，地势复东高西下。若河流并东，一遇盛涨，水势西合入北流，则东流遂绝；或于沧、德堤埽未成之处，决溢横流。虽除西路之患，而害及东路，非策也。宜专护上约及二股堤岸。若今岁东流止添二分，则此去河势自东，近者二三年，远者四五年，候及八分以上，河流冲刷已阔，沧、德堤埽已固，自然北流日减，可以闭塞，两路俱无害矣。"
会北京留守韩琦言："今岁兵夫数少，而金堤两埽，修上、下约甚急，深进马头，欲夺大河。缘二股及嫩滩旧阔千一百步，是以可容涨水。今截去八百步有余，则将束大河于二百余步之间，下流既壅，上流蹙遏湍怒，又无兵夫修护堤岸，其冲决必矣。况自德至沧，皆二股下流，既无堤防，必侵民田。设若河门束狭，不能容纳涨水，上、下约随流而脱，则二股与北流为一，其患愈大。又恩、深州所创生堤，其东则大河西来，其西则西山诸水东注，腹背受水，两难捍御。望选近臣速至河所，与在外官合议。"帝在经筵以琦奏谕光，命同茂则再往。
四月，光与张巩、李立之、宋昌言、张问、吕大防、程昉行视上约及方锯牙，济河，集议于下约。光等奏："二股河上约并在滩上，不碍河行。但所进方锯牙已深，致北流河门稍狭，乞减折二十步，令近后，仍作蛾眉埽裹护。其沧、德界有古遥堤，当加葺治。所修二股，本欲疏导河水东去，生堤本欲捍御河水西来，相为表里，未可偏废。"帝因谓二府曰："韩琦颇疑修二股。"赵抃曰："人多以六塔为戒。"王安石曰："异议者，皆不考事实故也。"帝又问："程昉、宋昌言同修二股如何？"安石以为可治。帝曰："欲作签河甚善。"安石曰："诚然。若及时作之，使决河可东，北流可闭。"因言："李立之所筑生堤，去河远者至八九十里，本计以御漫水，而不可御河南之向著，臣恐漫水亦不可御也。"帝以为然。五月丙寅，乃诏立之乘驿赴阙议之。
六月戊申，命司马光都大提举修二股工役。吕公著言："朝廷遣光相视董役，非所以褒崇近职、待遇儒臣也。"乃罢光行。
七月，二股河通快，北流稍自闭。戊子，张巩奏："上约累经泛涨，并下约各已无虞，东流势渐顺快，宜塞北流，除恩、冀、深、瀛、永静、乾宁等州军水患。又使御河、胡卢河下流各还故道，则漕运无壅遏，邮传无滞留，塘泊无淤浅。复于边防大计，不失南北之限，岁减费不可胜数，亦使流移归复，实无穷之利。且黄河所至，古今未尝无患，较利害轻重而取舍之可也。惟是东流南北堤防未立，闭口修堤，工费甚夥，所当预备。望选习知河事者，与臣等讲求，具图以闻。"乃复诏光、茂则及都水监官、河北转运使同相度闭塞北流利害，有所不同，各以议上。
八月己亥，光入辞，言："巩等欲塞二股河北流，臣恐劳费未易。或幸而可塞，则东流浅狭，堤防未全，必致决溢，是移恩、冀、深、瀛之患于沧、德等州也。不若俟三二年，东流益深阔，堤防稍固，北流渐浅，薪刍有备，塞之便。"帝曰："东流、北流之患孰轻重？"光曰："两地皆王民，无轻重；然北流已残破，东流尚全。"帝曰；"今不俟东流顺快而塞北流，他日河势改移，奈何？"光曰："上约固则东流日增，北流日减，何忧改移。若上约流失，其事不可知，惟当并力护上约耳。"帝曰："上约安可保？"光曰："今岁创修，诚为难保，然昨经大水而无虞，来岁地脚已牢，复何虑。且上约居河之侧，听河北流，犹惧不保；今欲横截使不行，庸可保乎？"帝曰："若河水常分二流，何时当有成功？"光曰："上约苟存，东流必增，北流必减；借使分为二流，于张巩等不见成功，于国家亦无所害。何则？西北之水，并于山东，故为害大，分则害小矣。巩等亟欲塞北流，皆为身谋，不顾国力与民患也。"帝曰："防捍两河，何以供亿？"光曰："并为一则劳费自倍，分二流则劳费减半。今减北流财力之半，以备东流，不亦可乎？"帝曰："卿等至彼视之。"
时二股河东流及六分，巩等因欲闭断北流，帝意向之。光以为须及八分乃可，仍待其自然，不可施功。王安石曰："光议事屡不合，今令视河，后必不从其议，是重使不安职也。"庚子，乃独遣茂则。茂则奏："二股河东倾已及八分，北流止二分。"张巩等亦奏："丙午，大河东徙，北流浅小。戊申，北流闭。"诏奖谕司马光等，仍赐衣、带、马。
时北流既塞，而河自其南四十里许家港东决，泛滥大名、恩、德、沧、永静五州军境。三年二月，命茂则、巩相度澶、滑州以下至东流河势、堤防利害。时方濬御河，韩琦言："事有缓急，工有后先，今御河漕运通驶，未至有害，不宜减大河之役。"乃诏辍河夫卒三万三千，专治东流。
河以杀其暴。未兴工而河流自分，有司以闻，遣使特祠之。三月，命筑堤于澶以扞城。八年六月癸酉，河决商胡埽，决口广五百五十七步，乃命使行视河堤。
皇祐元年三月，河合永济渠注乾宁军。二年七月辛酉，河复决大名府馆陶县之郭固。四年正月乙酉，塞郭固而河势犹壅，议者请开六塔以披其势。至和元年，遣使行度故道，且诣铜城镇海口，约古道高下之势。二年，翰林学士欧阳修奏疏曰：
朝廷欲俟秋兴大役，塞商胡，开横陇，回大河于古道。夫动大众必顺天时、量人力，谋于其始而审于其终，然后必行，计其所利者多，乃可无悔。比年以来，兴役动众，劳民费财，不精谋虑于厥初，轻信利害之偏说，举事之始，既已苍皇，群议一摇，寻复悔罢。不敢远引他事，且如河决商胡，是时执政之臣，不慎计虑，遽谋修塞。凡科配梢芟一千八百万，骚动六路一百余军州，官吏催驱，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于道途。或物已输官，或人方在路，未及兴役，寻已罢修，虚费民财，为国敛怨，举事轻脱，为害若斯。今又闻复有修河之役，三十万人之众，开一千余里之长河，计其所用物力，数倍往年。当此天灾岁旱、民困国贫之际，不量人力，不顺天时，知其有大不可者五：
盖自去秋至春半，天下苦旱，京东尤甚，河北次之。国家常务安静振恤之，犹恐民起为盗，况于两路聚大众、兴大役乎？此其必不可者一也。
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后，继以凶年，人户流亡，十失八九。数年以来，人稍归复，然死亡之余，所存者几，疮痍未敛，物力未完。又京东自去冬无雨雪，麦不生苗，将逾暮春，粟未布种，农心焦劳，所向无望。若别路差夫，又远者难为赴役；一出诸路，则两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
往年议塞滑州决河，时公私之力，未若今日之贫虚；然犹储积物料，诱率民财，数年之间，始能兴役。今国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决之洪流，此一大役也。凿横陇开久废之故道，又一大役也。自横陇至海千余里，埽岸久已废，顿须兴缉，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时，兴一大役，尚须数年，今猝兴三大役于灾旱贫虚之际。此其必不可者三也。
就令商胡可塞，故道未必可开。鲧障洪水，九年无功，禹得洪范五行之书，知水润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而就下，水患乃息。然则以大禹之功，不能障塞，但能因势而疏决尔。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夺洪河之正流，使人力斡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
横陇湮塞已二十年，商胡决又数岁，故道已平而难凿，安流已久而难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
臣伏思国家累岁灾谴甚多，其于京东，变异尤大。地贵安静而有声，巨嵎山摧，海水摇荡，如此不止者仅十年，天地警戒，宜不虚发。臣谓变异所起之方，尤当过虑防惧，今乃欲于凶艰之年，聚三十万之大众于变异最大之方，臣恐灾祸自兹而发也。况京东赤地千里，饥馑之民，正苦天灾。又闻河役将动，往往伐桑毁屋，无复生计。流亡盗贼之患，不可不虞。宜速止罢，用安人心。
九月，诏："自商胡之决，大河注金堤，浸为河北患。其故道又以河北、京东饥，故未兴役。今河渠司李仲昌议欲纳水入六塔河，使归横陇旧河，舒一时之急。其令两制至待制以上、台谏官，与河渠司同详定。"
修又上疏曰：
伏见学士院集议修河，未有定论。岂由贾昌朝欲复故道，李仲昌请开六塔，互执一说，莫知孰是。臣愚皆谓不然。言故道者，未详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缪。今谓故道可复者，但见河北水患，而欲还之京东。然不思天禧以来河水屡决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复之势，臣故谓未详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则不待攻而自破矣。今六塔既已开，而恩、冀之患，何为尚告奔腾之急？此则减水未见其利也。又开六塔者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复横陇故道。今六塔止是别河下流，已为滨、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顾其害如何？此臣故谓近乎欺罔之缪也。
且河本泥沙，无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渐壅，乃决上流之低处，此势之常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弃之道，自古难复。臣不敢广述河源，且以今所欲复之故道，言天禧以来屡决之因。
初，天禧中，河出京东，水行于今所谓故道者。水既淤涩，乃决天台埽，寻塞而复故道；未几，又决于滑州南铁狗庙，今所谓龙门埽者。其后数年，又塞而复故道。已而又决王楚埽，所决差小，与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终以壅淤，故又于横陇大决。是则决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复，所复不久终必决于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横陇既决，水流就下，所以十余年间，河未为患。至庆历三、四年，横陇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余里；其后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决于上流之商胡口。然则京东、横陇两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弃之高地。京东故道，屡复屡决，理不可复，不待言而易知也。
昨议者度京东故道功科，但云铜城已上乃特高尔，其东比铜城以上则稍低，比商胡已上则实高也。若云铜城以东地势斗下，则当日水流宜决铜城已上，何缘而顿淤横陇之口，亦何缘而大决也？然则两河故道，既皆不可为，则河北水患何为而可去？臣闻智者之于事，有所不能必，则较其利害之轻重，择其害少者而为之，犹愈害多而利少，何况有害而无利，此三者可较而择也。
又商胡初决之时，欲议修塞，计用梢芟一千八百万，科配六路一百余州军。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则必用往年之物数。至于开凿故道，张奎所计工费甚大，其后李参减损，犹用三十万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狭，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又欲增一夫所开三尺之方，倍为六尺，且阔厚三尺而长六尺，自一倍之功，在于人力，已为劳苦。云六尺之方，以开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岂人力之所胜？是则前功既大而难兴，后功虽小而不实。
大抵塞商胡、开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国劳人，所举如此，而欲开难复屡决已验之故道，使其虚费，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复，此所谓有害而无利者也。就使幸而暂塞，以纾目前之患，而终于上流必决，如龙门、横陇之比，此所谓利少而害多也。
若六塔者，于大河有减水之名，而无减患之实。今下流所散，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则滨、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胜其患，而又故道淤涩，上流必有他决之虞，此直有害而无利耳，是皆智者之不为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堤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则可无决溢散漫之虞。
今河所历数州之地，诚为患矣；堤防岁用之夫，诚为劳矣。与其虚费天下之财，虚举大众之役，而不能成功，终不免为数州之患，劳岁用之夫，则此所谓害少者，乃智者之所宜择也。
大约今河之势，负三决之虞：复故道，上流必决；开六塔，上流亦决；河之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则上流亦决。臣请选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入海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涩，则终虞上决，为患无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可验者较之耳。愿下臣议，裁取其当焉。
预议官翰林学士承旨孙抃等言：开故道，诚久利，然功大难成；六塔下流，可导而东去，以纾恩、冀金堤之患。
十二月，中书上奏曰："自商胡决，为大名、恩冀患。先议开铜城道，塞商胡，以功大难卒就，缓之，而忧金堤泛溢不能捍也。愿备工费，因六塔水势入横陇，宜令河北、京东预完堤埽，上河水所居民田数。"诏下中书奏，以知澶州事李璋为总管，转运使周沆权同知潭州，内侍都知邓保吉为钤辖，殿中丞李仲昌提举河渠，内殿承制张怀恩为都监。而保吉不行，以内侍押班王从善代之。以龙图阁直学士施昌言总领其事，提点开封府界县镇事蔡挺、勾当河渠事杨纬同修河决。修又奏请罢六塔之役，时宰相富弼尤主昌议，疏奏亦不省。
嘉祐元年四月壬子朔，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复决，溺兵夫、漂刍藁不可胜计。命三司盐铁判官沈立往行视，而修河官皆谪。宦者刘恢奏："六塔之役，水死者数千万人，穿土干禁忌；且河口乃赵征村，于国姓、御名有嫌，而大兴臿斫，非便。"诏御史吴中复、内侍邓守恭置狱于澶。劾仲昌等违诏旨，不俟秋冬塞北流而擅进约，以致决溃。怀恩、仲昌仍坐取河材为器，怀恩流潭州，仲昌流英州，施昌言、李璋以下再谪，蔡挺夺官勒停。仲昌，垂子也。由是议者久不复论河事。
五年，河流派别于魏之第六埽，曰二股河，其广二百尺。自二股河行一百三十里，至魏、恩、德、博之境，曰四界首河。七月，都转运使韩贽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经，即沟洫志所谓"平原、金堤，开通大河，入笃马河，至海五百余里"者也。自春以丁壮三千浚之，可一月而毕。支分河流入金、赤河，使其深六尺，为利可必。商胡决河自魏至于恩冀、乾宁入于海，今二股河自魏、恩东至于德、沧入于海，分而为二，则上流不壅，可以无决溢之患。"乃上四界首二股河图。七年七月戊辰，河决大名第五埽。
英宗治平元年，始命都水监浚二股、五股河，以纾恩、冀之患。初，都水监言："商胡堙塞，冀州界河浅，房家、武邑二埽由此溃，虑一旦大决，则甚于商胡之患。"乃遣判都水监张巩、户部副使张焘等行视，遂兴工役，卒塞之。
神宗熙宁元年六月，河溢恩州乌栏堤，又决冀州枣强埽，北注瀛。七月，又溢瀛州乐寿埽。帝忧之，顾问近臣司马光等。都水监丞李立之请于恩、冀、深、瀛等州，创生堤三百六十七里以御河，而河北都转运司言："当用夫八万三千余人，役一月成。今方灾伤，愿徐之。"都水监丞宋昌言谓："今二股河门变移，请迎河港进约，签入河身，以纾四州水患。"遂与屯田都监内侍程昉献议，开二股以导东流。于是都水监奏："庆历八年，商胡北流，于今二十余年，自澶州下至乾宁军，创堤千有余里，公私劳扰。近岁冀州而下，河道梗涩，致上下埽岸屡危。今枣强抹岸，冲夺故道，虽创新堤，终非久计。愿相六塔旧口，并二股河导使东流，徐塞北流。"而提举河渠王亚等谓："黄、御河带北行入独流东砦，经乾宁军、沧州等八砦边界，直入大海。其近海口阔六七百步，深八九丈，三女砦以西阔三四百步，深五六丈。其势愈深，其流愈猛，天所以限契丹。议者欲再开二股，渐闭北流，此乃未尝睹黄河在界河内东流之利也。"
十一月，诏翰林学士司马光、入内内侍省副都知张茂则，乘传相度四州生堤，回日兼视六塔、二股利害。二年正月，光入对："请如宋昌言策，于二股之西置上约，擗水令东。俟东流渐深，北流淤浅，即塞北流，放出御河、胡卢河，下纾恩、冀、深、瀛以西之患。"
初，商胡决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宁入于海，是谓北流。嘉祐五年，河流派于魏之第六埽，遂为二股，自魏、恩东至于德、沧，入于海，是谓东流。时议者多不同，李立之力主生堤，帝不听，卒用昌言说，置上约。
三月，光奏："治河当因地形水势，若强用人力，引使就高，横立堤防，则逆激旁溃，不惟无成，仍败旧绩。臣虑官吏见东流已及四分，急于见功，遽塞北流。而不知二股分流，十里之内，相去尚近，地势复东高西下。若河流并东，一遇盛涨，水势西合入北流，则东流遂绝；或于沧、德堤埽未成之处，决溢横流。虽除西路之患，而害及东路，非策也。宜专护上约及二股堤岸。若今岁东流止添二分，则此去河势自东，近者二三年，远者四五年，候及八分以上，河流冲刷已阔，沧、德堤埽已固，自然北流日减，可以闭塞，两路俱无害矣。"
会北京留守韩琦言："今岁兵夫数少，而金堤两埽，修上、下约甚急，深进马头，欲夺大河。缘二股及嫩滩旧阔千一百步，是以可容涨水。今截去八百步有余，则将束大河于二百余步之间，下流既壅，上流蹙遏湍怒，又无兵夫修护堤岸，其冲决必矣。况自德至沧，皆二股下流，既无堤防，必侵民田。设若河门束狭，不能容纳涨水，上、下约随流而脱，则二股与北流为一，其患愈大。又恩、深州所创生堤，其东则大河西来，其西则西山诸水东注，腹背受水，两难捍御。望选近臣速至河所，与在外官合议。"帝在经筵以琦奏谕光，命同茂则再往。
四月，光与张巩、李立之、宋昌言、张问、吕大防、程昉行视上约及方锯牙，济河，集议于下约。光等奏："二股河上约并在滩上，不碍河行。但所进方锯牙已深，致北流河门稍狭，乞减折二十步，令近后，仍作蛾眉埽裹护。其沧、德界有古遥堤，当加葺治。所修二股，本欲疏导河水东去，生堤本欲捍御河水西来，相为表里，未可偏废。"帝因谓二府曰："韩琦颇疑修二股。"赵抃曰："人多以六塔为戒。"王安石曰："异议者，皆不考事实故也。"帝又问："程昉、宋昌言同修二股如何？"安石以为可治。帝曰："欲作签河甚善。"安石曰："诚然。若及时作之，使决河可东，北流可闭。"因言："李立之所筑生堤，去河远者至八九十里，本计以御漫水，而不可御河南之向著，臣恐漫水亦不可御也。"帝以为然。五月丙寅，乃诏立之乘驿赴阙议之。
六月戊申，命司马光都大提举修二股工役。吕公著言："朝廷遣光相视董役，非所以褒崇近职、待遇儒臣也。"乃罢光行。
七月，二股河通快，北流稍自闭。戊子，张巩奏："上约累经泛涨，并下约各已无虞，东流势渐顺快，宜塞北流，除恩、冀、深、瀛、永静、乾宁等州军水患。又使御河、胡卢河下流各还故道，则漕运无壅遏，邮传无滞留，塘泊无淤浅。复于边防大计，不失南北之限，岁减费不可胜数，亦使流移归复，实无穷之利。且黄河所至，古今未尝无患，较利害轻重而取舍之可也。惟是东流南北堤防未立，闭口修堤，工费甚夥，所当预备。望选习知河事者，与臣等讲求，具图以闻。"乃复诏光、茂则及都水监官、河北转运使同相度闭塞北流利害，有所不同，各以议上。
八月己亥，光入辞，言："巩等欲塞二股河北流，臣恐劳费未易。或幸而可塞，则东流浅狭，堤防未全，必致决溢，是移恩、冀、深、瀛之患于沧、德等州也。不若俟三二年，东流益深阔，堤防稍固，北流渐浅，薪刍有备，塞之便。"帝曰："东流、北流之患孰轻重？"光曰："两地皆王民，无轻重；然北流已残破，东流尚全。"帝曰；"今不俟东流顺快而塞北流，他日河势改移，奈何？"光曰："上约固则东流日增，北流日减，何忧改移。若上约流失，其事不可知，惟当并力护上约耳。"帝曰："上约安可保？"光曰："今岁创修，诚为难保，然昨经大水而无虞，来岁地脚已牢，复何虑。且上约居河之侧，听河北流，犹惧不保；今欲横截使不行，庸可保乎？"帝曰："若河水常分二流，何时当有成功？"光曰："上约苟存，东流必增，北流必减；借使分为二流，于张巩等不见成功，于国家亦无所害。何则？西北之水，并于山东，故为害大，分则害小矣。巩等亟欲塞北流，皆为身谋，不顾国力与民患也。"帝曰："防捍两河，何以供亿？"光曰："并为一则劳费自倍，分二流则劳费减半。今减北流财力之半，以备东流，不亦可乎？"帝曰："卿等至彼视之。"
时二股河东流及六分，巩等因欲闭断北流，帝意向之。光以为须及八分乃可，仍待其自然，不可施功。王安石曰："光议事屡不合，今令视河，后必不从其议，是重使不安职也。"庚子，乃独遣茂则。茂则奏："二股河东倾已及八分，北流止二分。"张巩等亦奏："丙午，大河东徙，北流浅小。戊申，北流闭。"诏奖谕司马光等，仍赐衣、带、马。
时北流既塞，而河自其南四十里许家港东决，泛滥大名、恩、德、沧、永静五州军境。三年二月，命茂则、巩相度澶、滑州以下至东流河势、堤防利害。时方濬御河，韩琦言："事有缓急，工有后先，今御河漕运通驶，未至有害，不宜减大河之役。"乃诏辍河夫卒三万三千，专治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