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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碧云
(扫描校对:y。yan)
她一定叫做维洛烈嘉。客货轮缓缓驶入西贡河,堤岸景色从微紫而黑。当时她穿一件绣兰豆红越南丝长衫,足踏一双漆木嵌珠贝木屐,长发盘在头上,身子在初夜里十分单薄,乍看以为是个十二、三岁的孩子,下得船来方发觉她脸上长满了皱纹,仿佛饱经忧患。
“先生,玫瑰花。”
她身后却缓缓地驶过一列装甲运兵车,接着又是大军车,南越士兵的长枪与刺刀在黄昏入夜里闪闪发亮。我举起照相机,女子便顺从羞怯地笑着:“五百盾,先生。”
她在黑暗中依旧柔软羞怯。晚上有蚊,酒店房间的床挂了蚊帐,蚊群仍在帐外轰轰作响。我们在黑暗中互相摸索,她只脱掉宽松的长袜,胸前的兰花开放如春。我还是第一次接触女体,忙乱惊喜,乍以为青梅竹马,两情双悦。而她只是用结结巴巴的英语,说:“五千盾,先生。”
我们在蚊帐内静静相拥,街外亮了蓝光,一架坦克,卡隆卡隆地驶过,远去了,街上便异常静寂。借一点昏蓝的街灯,她提起我的手,忽然弹起,用越南话急急解释什么,可能是宵禁了。我还没来得及答话,她拿了五千盾便走了,遗下了一束微微萎谢的玫瑰,散发着香气。我便冲往向街的窗户,大叫:“哈啰。哈啰。”有人便在对街挥动一朵绣在长衫的兰花。想她在黑暗中脱下长衫了。我抛下那束微微萎谢的玫瑰,高声道:“你叫什么名字?”声音在寂静的街道上来回反复。此时夜空亮了信号弹,像烟花。
“我叫做维洛烈嘉。”
我怀疑这只是我的幻觉。翌日西贡市仍然满街三轮车夫,卖香蕉、避孕套的小贩,及小偷。战争从来未曾存在,我在“欧陆酒店”对门的咖啡座,喝一杯越南的eypresso,在广场另一边看到了维洛烈嘉,在卖明信片:“五百盾,先生。”她今天换了一件绣纹竹了哥长衫,远远看见了我,扬起三角草帽招呼。我唤她:“维洛烈嘉。维洛烈嘉。”只是她不会听到,因为发生了爆炸。
爆炸之后非常静,像电影的默片,沙沙地播着,忽然断了片,只映着灰白的条光。一个吃惊的男孩靠着墙,手里还握着自行车的方向盘,只是车身不知去向。瞎眼小偷在翻起的泥土摸索手表、自来墨水笔。维洛烈嘉伏在地上,她的脸还是惊异羞怯,不知在看些什么,嘴角微微带笑,手里还握着一张明信片。
再回到越南,已经是十几年后的事。我已经从一个初到法国念建筑的学生,退了学,变成了法国共产党党员,而且在马赛市联结第三世界工人阶级,吸纳党员,大选期间四处拉票。1975年越南革命成功,1976年中国四人帮已经倒台,1978年我正考虑离开法国,退出共产党,这时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邀请欧洲共产党员参观建设,我就再回到越南。
还是看到了维洛烈嘉。机场挂满了红布条和鲜花,她穿了军服,头戴红星帽,在胡志明的画像下迎接外宾。我大吃一惊,匆匆拿起照相机,给她拍一幅照,镁光灯闪动一刻,她竟然向镜头敬礼:“欢迎国际朋友来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对。维洛烈嘉并不会说法语,声音从不响亮,而且她一点也没长老,只是脸上还是介乎盛放与萎谢之间,长着细细的皱纹。我只好道:“十分眼熟。或许十多年前我来西贡时见过。”她只淡淡地看我一眼:“不可能,我一直住在河内。而且,先生,请记着,西贡已经改名胡志明市。”
胡志明市红旗飘扬,巨大的革命标语在街道中矗立,街道倒是宽阔冷淡了很多,和我印象中的西贡,似曾相识,但其实已经是另一番景象了。
在新经济区我们参观了革命热情。整排整排的草屋,稻米碧绿如海,池塘里养着肥大的对虾,小孩笑语喧天,果真是人间天堂。我却在一间草屋里,离了队,吸一支烟,公鸡在屋里咯咯啄食,赤裸而无人照管的肮脏小孩,号啕大哭。维洛烈嘉来找我。我们在幽暗的小屋里默然相对。良久我方问:“到底新经济区有多少人饿死呢?”维洛烈嘉在窗前,窗外阳光非常光亮,她不过是影子,缓缓地转过身来,道:“我爱我的国家。请原谅我。”又转过身去了,头扬得非常高:“美军轰炸河内时我被父母送到市外一个营房暂避。在营里有时有打美军的纪录片看。我看了很高兴,拍了掌。回到河内时,返家途中,看见湖里掉了一只巨大的美军b—52飞机。还未到家,已经到处碎瓦。我发狂地乱抓乱找,但从此没了我的家和我的父母。党便是我的家,我的父母。有时午夜在孤儿院里醒来... -->>
——黄碧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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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定叫做维洛烈嘉。客货轮缓缓驶入西贡河,堤岸景色从微紫而黑。当时她穿一件绣兰豆红越南丝长衫,足踏一双漆木嵌珠贝木屐,长发盘在头上,身子在初夜里十分单薄,乍看以为是个十二、三岁的孩子,下得船来方发觉她脸上长满了皱纹,仿佛饱经忧患。
“先生,玫瑰花。”
她身后却缓缓地驶过一列装甲运兵车,接着又是大军车,南越士兵的长枪与刺刀在黄昏入夜里闪闪发亮。我举起照相机,女子便顺从羞怯地笑着:“五百盾,先生。”
她在黑暗中依旧柔软羞怯。晚上有蚊,酒店房间的床挂了蚊帐,蚊群仍在帐外轰轰作响。我们在黑暗中互相摸索,她只脱掉宽松的长袜,胸前的兰花开放如春。我还是第一次接触女体,忙乱惊喜,乍以为青梅竹马,两情双悦。而她只是用结结巴巴的英语,说:“五千盾,先生。”
我们在蚊帐内静静相拥,街外亮了蓝光,一架坦克,卡隆卡隆地驶过,远去了,街上便异常静寂。借一点昏蓝的街灯,她提起我的手,忽然弹起,用越南话急急解释什么,可能是宵禁了。我还没来得及答话,她拿了五千盾便走了,遗下了一束微微萎谢的玫瑰,散发着香气。我便冲往向街的窗户,大叫:“哈啰。哈啰。”有人便在对街挥动一朵绣在长衫的兰花。想她在黑暗中脱下长衫了。我抛下那束微微萎谢的玫瑰,高声道:“你叫什么名字?”声音在寂静的街道上来回反复。此时夜空亮了信号弹,像烟花。
“我叫做维洛烈嘉。”
我怀疑这只是我的幻觉。翌日西贡市仍然满街三轮车夫,卖香蕉、避孕套的小贩,及小偷。战争从来未曾存在,我在“欧陆酒店”对门的咖啡座,喝一杯越南的eypresso,在广场另一边看到了维洛烈嘉,在卖明信片:“五百盾,先生。”她今天换了一件绣纹竹了哥长衫,远远看见了我,扬起三角草帽招呼。我唤她:“维洛烈嘉。维洛烈嘉。”只是她不会听到,因为发生了爆炸。
爆炸之后非常静,像电影的默片,沙沙地播着,忽然断了片,只映着灰白的条光。一个吃惊的男孩靠着墙,手里还握着自行车的方向盘,只是车身不知去向。瞎眼小偷在翻起的泥土摸索手表、自来墨水笔。维洛烈嘉伏在地上,她的脸还是惊异羞怯,不知在看些什么,嘴角微微带笑,手里还握着一张明信片。
再回到越南,已经是十几年后的事。我已经从一个初到法国念建筑的学生,退了学,变成了法国共产党党员,而且在马赛市联结第三世界工人阶级,吸纳党员,大选期间四处拉票。1975年越南革命成功,1976年中国四人帮已经倒台,1978年我正考虑离开法国,退出共产党,这时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邀请欧洲共产党员参观建设,我就再回到越南。
还是看到了维洛烈嘉。机场挂满了红布条和鲜花,她穿了军服,头戴红星帽,在胡志明的画像下迎接外宾。我大吃一惊,匆匆拿起照相机,给她拍一幅照,镁光灯闪动一刻,她竟然向镜头敬礼:“欢迎国际朋友来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对。维洛烈嘉并不会说法语,声音从不响亮,而且她一点也没长老,只是脸上还是介乎盛放与萎谢之间,长着细细的皱纹。我只好道:“十分眼熟。或许十多年前我来西贡时见过。”她只淡淡地看我一眼:“不可能,我一直住在河内。而且,先生,请记着,西贡已经改名胡志明市。”
胡志明市红旗飘扬,巨大的革命标语在街道中矗立,街道倒是宽阔冷淡了很多,和我印象中的西贡,似曾相识,但其实已经是另一番景象了。
在新经济区我们参观了革命热情。整排整排的草屋,稻米碧绿如海,池塘里养着肥大的对虾,小孩笑语喧天,果真是人间天堂。我却在一间草屋里,离了队,吸一支烟,公鸡在屋里咯咯啄食,赤裸而无人照管的肮脏小孩,号啕大哭。维洛烈嘉来找我。我们在幽暗的小屋里默然相对。良久我方问:“到底新经济区有多少人饿死呢?”维洛烈嘉在窗前,窗外阳光非常光亮,她不过是影子,缓缓地转过身来,道:“我爱我的国家。请原谅我。”又转过身去了,头扬得非常高:“美军轰炸河内时我被父母送到市外一个营房暂避。在营里有时有打美军的纪录片看。我看了很高兴,拍了掌。回到河内时,返家途中,看见湖里掉了一只巨大的美军b—52飞机。还未到家,已经到处碎瓦。我发狂地乱抓乱找,但从此没了我的家和我的父母。党便是我的家,我的父母。有时午夜在孤儿院里醒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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