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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惠喜欢读史，读史常抚膺慨叹：“文人无行”！
纵观一部中国文学史“文人”为了顽强地表现自我，宣泄情绪，搞出多少歪曲历史的“历史巨著”给古人造冤假错案，也影响后人以史为鉴。
有“史料”称，清康熙帝的遗诏是“传位十四皇子”但被“四皇子”改诏夺嫡，将“十”横添一笔杠而成“于”则“传位十四皇子”就变成了“传位于四皇子”这“史料”似乎编得惊心动魄又人丝入扣，殊不知清廷外朝与清廷之惯例，均称“皇沁子”而不称“x皇子”如此看来，这遗诏如何改得？况且皇四子民谊与皇十四子民恢乃一母同胞，民镇居长，如何又谈得上“改诏夺嫡”？连“废长立幼”都不是。
民镇继位，是为雍正帝。由于治民过严又屡兴文字狱，得罪了“文人”和老百姓，编出“改诏夺嫡”这样的“政治笑话”本不足为怪。“政治笑话”可用来分析民众情绪及意愿，却万不能用来作为评论古人，揭示历史规律的依据。同样例子莫过于秦始皇，灭六国得罪了奴隶主贵族，焚书坑儒得罪了“文人”筑长城得罪了天下百姓，于是就有了“孟姜女哭长城”无论秦始皇对统一的中国，统一的中华民族有怎样“盛德煌煌”的功绩，终不及关心“人权”的“文人”造一个“孟姜女”更迎合关心“生存权”的百姓心理。结果秦始皇被骂两千多年，很可能还要被骂下去。
比秦始皇和雍正帝冤枉的古人就更多汉纪五十一里，史官明明记载了孙坚斩华雄，但“文人”更喜欢“武圣”关羽关云长，就编出个关羽“温酒斩华雄”并由于文学作品比历史更“生动逼真”反而成了童英皆知的“史学”
周惠明白，作为一名政治家，可以利用“政治笑话”来分析民情民意，作为制定策略的参考，却万不能用“政治笑话”来认识历史规律。
“燕山雪花大如席”是“文人”；“玉米秆子穿九天，浑身棒子有几千”是百姓。最生动的是情，最靠不住的也是情。
周惠在高敞的东大厅里喝着苦涩的茶，吸着浓烈的烟，一副神往之色，似听无弦音，似间无字书。
现如今，群众有关“四人帮”的政治笑话很多，想当初群众也曾将他们“热得在蒸笼里坐”而华国锋是英明领袖的呼声正热烈，将来未必不会“冷得冰凌上卧”何况目下“行情已经看跌”
周惠松弛地靠到沙发上，心里已然明朗：伟人善作，凡人善议，小人善猜。这次谈话不涉“议”不涉“猜”只论实实在在的“作为”
一
“周惠同志已经在东大厅等候。”
“唔。”华国锋鼻子里轻轻哼一声，步子仍然迈得缓慢沉重。
他有些疲劳，脑子却从未停止思考。明洪武帝说过“朕每燕居，思天下之事，未常一日自安。盖治天下犹治丝，一丝不理则众绪纷乱”
当初“四人帮”便是“一丝不理则众绪纷乱”他们在九月十六日两报一刊的社论中首次用粗体字公布了毛泽东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正是这六个字给“四人帮”带来了被动，敲响了丧钟。因为毛泽东写给华国锋的“嘱咐”是：“照过去方针办”
实在说，华国锋并没看出这两句话意思有什么不同，更没想到后面可以大做文章。倒是深知历史、熟港政治的叶剑英懂得如何做文章。
“按既定方针办”叶剑英指点报纸，拖长一些音调问“主席这个‘临终嘱咐’是讲给谁的呀？”
“讲给我的呀。”华国锋不清楚叶帅为何明知故问“是我在政治局做的传达嘛。”
“不对吧。”叶剑英神情溪跷，头缓缓摇“我记得你传达的话是‘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有三个字不一样”
华国锋憨然一笑：“意思还是一个意思。”
“不然吧？”叶剑英慢条斯理道“我听外面传说，主席这个临终嘱咐是讲给春桥和江青同志的。”
华国锋一怔，犹豫道：“不可能吧？主席四月三十日写给我的三句话：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的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我在政治局作过传达”
叶剑英神色一肃：“问题就出在这里。如果这个‘临终嘱咐’是讲给你的那句，六个字就错了三个，何况时间也不对，四月还不是临终。如果是另有嘱咐，为什么政治局谁也没听到传达，突然在报纸上出现？”
华国锋不语，竭力理清其中的关系，寻找要害，却似明似暗，明知不妥又不知问题出在哪儿。
“临终嘱咐就是最后的遗嘱嘛，封建社会称为遗诏，是继承皇位的主要凭证。”叶剑英一下子便抓出要害，并进一步剖析：“谁遗诏在手，谁就主动。公元前二一0年，秦始皇病逝，立遗诏令公子扶苏继承帝位，中书府令赵高和承相李斯为了篡权，合谋伪造遗诏，害死扶苏和大将军蒙恬。一七二二年，康熙帝临死前立遗诏，传位十四皇子，四皇子雍正在那个十字上加了一横，就变成‘传位于四皇子’。你瞧，他只改换了一个字就篡夺了最高领导权。”叶剑英一宁一板“他们的‘临终嘱咐’或者是伪造遗诏，或者是篡改遗诏，最终目的都是要夺权”
华国锋恍然大悟，右拳砸在左手上：“心怀叵测！”他虽然老实，不善言词，办事却也有干练之时。十月二日，他在乔冠华拟写的出席联合国第三十一届大会的发言稿上，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统统划掉，赫然批上一段文字：剑英、洪文、春桥同志：此件我已阅过，主要观点是准确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建议将此事在政治局作一说明。”
篡改遗诏就是谋叛造反，古有定律，罪不容诛。三天后“四人帮”被秘密逮捕。
华国锋以毛泽东手书的三句话作为自己合法继承权的证明，或日作为自己接掌最高统治权的法统依据，那么，他和他的盟友在掌握政权之后，别无选择，只能立即高高地举起毛泽东这面大旗。他本来就忠诚毛泽东及其思想，现在尤其需要表明这种忠诚，他及时做了两件事：建毛主席纪念堂，宣布“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就是要“照过去方针办”无须多言。而建造毛主席纪念堂，却不仅仅是为了怀念毛主席，表达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深情，这里有重大的政治考虑。
陵寝制度是中国封建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丧葬文化的高度体现。对死者的态度是为了给活人看，更与当时的政治气候及政治需要有关。
陵是丧葬的最高规格，只有帝王和人民英雄才能享此待遇。毛泽东是人民的大英雄，当然要有陵；帝王设陵是为了死后仍然骄奢淫逸，人民英雄死后设陵却是为着仍然要生活在人民中间，让人民见到他，也就是精神不死，大旗不倒。根据这个道理，如果遗体保存起来，供人民瞻仰，岂非效果更好。这就是政治局的考虑，也是当时大多数人民的愿望。
但是，毛泽东当初带头签名提倡火葬，况且每天喊万岁，谁也不敢言身后事，一旦逝去，便有些措手不及。建陵建在哪儿？十三陵不行，人民英雄不能进皇帝窝子，何况离人民太远；景山不行，那是崇贞皇帝吊死之处；玉泉山也不行，是中央首长们集中之处，而且挖了许多准备打仗的洞
议论再三，决定降格一级，不建陵，建堂。堂址选在北京两条中轴线的交叉点上，市中心，自然是在人民中间至于纪念堂的样式，由于政治气候不等人，正方形的地基已经夜以继日地打好了，所以建筑物也只能是正方形。设计人员赶制出两个模型，送政治局审批。第一号模型上桌子，政治局委员们纷纷表示赞同。第二号模型摆上桌时，恰好华国锋走进来，即兴一声：“这个好”
赞成第一号模型的委员们便跟着赞扬起第二号模型。汪东兴解释说：“还有一个模型，比较比较吧。”
华国锋问：“两个哪一个高”
“论高还是这个，三十三点六米。”汪东兴指第二个模型。
“那就用这个吧！”华国锋表态，政治局委员们便纷纷表态首肯。不但是首肯了纪念堂，也是首肯了华国锋作为继承者的名分和权威。
如果说，华国锋同“四人帮”在争夺毛泽东遗产的继承权时，处处主动，受到党内外干部群众的一致拥护和支持；那么，他在同邓小平进行的另一种较量中，却一步步被动，越来越陷入不可自拔的困境。
邓小平并不要求毛泽东遗产的继承权，如果按“遗诏”行事，再换十人也不会轮邓小平去继承。更重要的是，邓小平本人就是独立的大政治家，他有独立的思想和人格，无须靠遗产活下去。于是，我们看到：邓小平出山后，不但不争遗产的继承权，反而出手便将第一剑指向这份遗产：“‘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
华国锋与“四人帮”是在争相重复毛泽东，邓小平却敢以政治生命赌实事求是，提出新思考，新主张。于是，他竖起了自己的旗帜；于是，他有了聚集于这面大旗下的自己的追随者，有了自己的队伍。
“四人帮”重复毛泽东，是要将毛泽东的偏激、错误、歧见发展到极致，人民不答应，所以华国锋一举战胜了“四人帮”但华国锋政治上踏步不前，要顽固地停留在毛泽东时代，陷入被动和困境便是必然的邓小平对毛泽东的遗产采取了批判地继承这一正确态度，这不是出于策略考虑的权宜之计，而是任何英明的政治家对前任惟一可选的正确态度。正是这种部分的否定成了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和这个民族能够前进的新动力；也正是这种批判地继承才保证了社会和政治的稳定，保证了事业的连续性以及执政的法统依据。
在这个一九七八年的春天，忠诚朴实，阅历不丰的华国锋大概还没有想这么多这么深，他走在松软的地毯上，心里窝着几分火又载着几分希望。
他恼火那堵灰暗的西单墙：“造球谣哩！”
西单墙从去年开春便出现大批呼吁邓小平出山的标语和大字报，以“人民呼声”向中央施加压力，华国锋称之为“逼宫”加之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人的支持，最后不得不让邓小平、陈云、彭真这样一批已过退休年龄的老一代政治家重新出山。终于发展成今日的对抗势力。
汪东兴是始终全力支持华国锋的，他坚持不同意邓小平出山：“让邓小平马上出来工作，把毛主席摆在哪里？毛主席的指示还执行不执行”“邓小平的两下子早已经试过了，不行嘛，比华主席差远了”
这番话讲过不久，西单墙就开始攻击汪东兴，完全是用漫骂和造谣的方式进行。由于江东兴的工作性质很少与外界发生联系，聚集在西单墙下的斗士们便想出一个“宦官”的恶名，单是这两个字就足以让人声名扫地，何况又编造出一则谣言：汪东兴花五十个亿，在中南海为新领导们大兴土木建一座地下宫殿，叫“逍遥宫”这种谣言漏洞百出，除市井之辈原无市场，偏偏能在“民主运动圣地”西单墙上再三再四出现，又被那些参观西单墙的游人带到北京每个角落，甚至全国各地。汪东兴是华国锋最倚重的政治局委员，搞他无疑就是搞华国锋。
“这里有阴谋，背后有人搞鬼呢！”华国锋愤怒中，更加感到组织力量统一思想的重要性。他长期受教于毛泽东，毛泽东多次谈及当年怎样一个个地找人谈心，统一思想，组织力量
周惠是个很好的谈话对象。在湖南共事相处甚好，他折于庐山，华国锋当时还没有资格上庐山，没有直接矛盾冲突。周惠虽非“文化大革命”的既得利益者，但也不是那种完全的受害者，他毕竟在“文革”开始前六年就已经栽了
华国锋停止了思考，因为他已经走进东大厅，并且一眼就看到了那个熟悉的面孔。他怔了怔，可能是对周惠的形貌变化略感吃惊，嘴唇张了张，喃出一声：
“哦，你头发都白”
“是呀，近二十年”周惠站起身，”我这二十年日子个好过呀。”
华国锋用舌尖轻轻舔了一下嘴唇，发现这个话题不好，改口道：“我来晚了，叫你等久”
“我也只到了几分钟。”周惠笑着客气一句。毕竟为官已久，这样的场合，他分寸把握很好。既不因为自己过去是对方的上级而故作清高，也不因为对方现在的职位而过分恭敬。他适当带出一点朋友故旧的随意口气，又不失几分真诚地说：“你现在忙啊，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又是总理，日理万机，抽出时间来不容易。”
华国锋已和周惠握过手，百感交集地摇摇头，两个人分别在沙发上坐下来。
“你身体还不错嘛。”华国锋注意着昔日的领导，这随意的一句话在政界是很有分量的。大凡要有什么人出山，身体总是要被关心到的。
“也有病。”周惠坦然相告“总的说还算可以。你身体也好吧？”
“大毛病没有。”华国锋给周惠递去一枝烟，自己也吸燃一枝。他吐出第一口烟时，略显疲惫沉重地叹口气：“就是累”
周惠将烟捏捏松，没有马上吸，诚恳地望着华国锋：“我怎么称呼你好是华主席，老华，还是华国锋同志？”
“老华，”华国锋脸上是那种宽厚、朴实的微笑“还叫老华好。哎，你老婆孩子好吧？”
“这一年来好多”周惠松弛地吸燃香烟，身体稍稍向华国锋倾去点。宦海浮沉，世态炎凉，他折于庐山，没少受冷淡，难得华国锋身为主席，不失过去旧谊和本色。他感到今天的谈话可以谈好，自己也愿意把心里话掏出末。淡青色的烟雾在两人之间弥漫交融，谈话的气氛也渐渐融洽“老范去了中科院，在半导体所当副书记。六个孩子四个下乡，现在有的考上大学，有的进了工厂。鲁生和小兵一大一小没下乡，都工作”
“鲁生是老大吧？”华国锋回忆着问。
“对，现在是中学副校长。最小的是儿子，在机床厂工作。”周惠的目光透过烟雾望着华国锋，闪烁着流出怀旧之情：“一晃二十年，你老婆孩子怎么那时候老韩还是幼儿园的院长呢。”
“改行”华国锋用略带鼻音的山西腔说“到外贸部上班去”
“哎，老华，”周惠将身子前倾，认真地：“听熟人讲她是骑自行车上班？真的假的？”
华国锋点头：“真的。”
“嗯，不错。”周惠身体后仰，从嗓底发出轻微感叹“主席夫人骑自行车上班”
华国锋将手轻拂，表示本该如此，无须多言。他眨一眨眼，同周惠目光相遇时才问：“你那位老兄现在怎么我去上海、南京、无锡转一圈，见欢迎的人里有他，我们握了手，没顾上谈话。”
“他嘛，现在还可以”周惠含糊一句，续燃一枝烟，连吸几口，眉头微锁地说一句：“‘文革’中受迫害，九死一生，遭大罪了”
一阵静默，两个人都垂下眼帘，各想心事。毕竟，一场运动的受益者与受害者交谈这场运动，难免会尴尬。沉默中，只有烟头不时地在唇际燃亮片刻，接着便是喷云吐雾
周惠本姓惠，江苏灌南人。七兄弟，两姐妹；农村排男不计女，他被称为七弟。
这是一个不典型的农家，若用今日标准看，他们距温饱还有一段距离，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在赤贫的四亿五千万农民中，他们已算小地主这个小地主的家庭由于生活的艰难，将初生的周惠作为多余的一张嘴用尿盆装了丢弃于野地里。是大嫂心有不忍，又把他从野地里拾回来，用地瓜糊糊喂养大。这样的母亲，若非家贫口众到了难以维持的地步，怎么能丢弃亲生骨肉？当兄弟们挨成一排躺在大通铺上入睡时，陪伴母亲的永远是一盏如豆灯火。母亲上一针、下一针地纳鞋底，不时将针在头发里擦擦，借头上分泌的油脂来起润滑作用，便于拔针。母亲有做不完的针线活，周惠至今记得，母亲给千补万纳的鞋子，鞋底厚得竟像一只高底木履。
他最早受的启蒙教育来自母亲。听熟了的话诸如“粗布衣裳瓜菜饱就是好日子”“富日子要当穷日子过”“常将有日思无日，莫等无时想有时”“好话不应坏话应”“平安就是福”
大些后，看到母亲给被关押的人亲手做饭菜，送去时说：“有打罪、骂罪、死罪，就是没有不给饭吃的罪”又见母亲给“造反”的人衣袋里装鸡蛋：“吃蛋吃蛋，遇难就淡了”
在中国，就是无数这样平平淡淡的母亲哺育出了无数轰轰烈烈的英雄。这里孕含着多少深刻的哲理，人们永远无法彻底悟透。
孩子们一个接一个离开父母，投身到革命队伍中去。反动派来抄家，叔父被枪伤，父亲以“通共”被抓去。大哥早年投身国民革命，后当一名教书匠，几个兄弟参加了共产党；他的两个儿子都牺牲在抗日战场上。二哥和四哥在家乡组织武装暴动，被国民党镇压。二哥出逃，四哥被捕，受尽酷刑，两次押赴法场假枪毙，叫作“陪斩”他的肺被辣椒水灌烂，又患上伤寒，敌人以为他必死无疑，又怕传染，便丢出了监狱。不想他又奇迹般活过来，以病弱之体找到了党组织，投身于抗日战争
惠浴宇是三哥，一九二八年的老共产党员，被捕入狱，直至抗战爆发才出狱，投身到抗日战争中。建国后任江苏省省长，曾到湖南，与华国锋见过面，所以华国锋称他老兄。
“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惠浴宇曾身患癌症，动了大手术。手术前后，受到两位老上级、老战友的深切关心。一个是陈毅元帅，听到消息，早饭没吃就赶来看望，给予多方面关心和帮助。再一个是陶勇将军，听到消息便“急如星火”赶来“动员惠省长去割除癌肿”术后“专程去黄岩买了一箱蜜橘送到惠省长的床头”“文化大革命”爆发，陶勇又不顾个人处境之艰危，把惠浴宇保持掩藏在所属部队中，直至自己被迫害至死。
惠浴宇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充分反映在他所著写心集一书中。陆定一曾为此书作序：
浴宇同志是我同时期入党的老党员，不但有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知识，而且他的实际工作经验比我多得多我与浴宇同志相识，是在全
国解放胜利之后。我们同样经过所谓“文化大革命”虽然“罪名”我比
他重一点，实际上他受的摧残比我更厉害。因为我是坐牢，他是被“群众
专政”写心集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怒吼。怒吼
之人多矣，写心集的特点是用一桩桩具体事实来说话痛恨“文化
大革命”提倡党的道德，这就是浴宇同志所以用“写心”来作书名的缘
故吧。
自身受尽迫害，九死一生；像陈毅、陶勇这样一批最亲密的战友在运动中被迫害致死，惠浴宇对“文革”的仇恨可想而知。对此，华国锋不难想象得出。
令人尴尬的是，华国锋必须保卫“文化大革命”
“对‘文化大革命’要三七开，是伤了一些好人，但成绩是主要的，对反对官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意义重大，而且锻炼了整整一代人。”
华国锋用他那柔软的山西腔缓缓道来，态度却是坚硬的，目光里漾出坚持原则的隽冷思考。那一刻，他也许又看到了他的导师毛泽东，像面对托孤重臣一样深情地对他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就没有完，这笔遗产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
华国锋是心口一致地忠诚毛泽东及其思想。对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他也是理解的。毛泽东晚年曾说：“我搞的这一套，拿到西欧北美行不通。同样的，卡特总统搞的那一套拿到中国来也行不通。”
华国锋坚信，没有第二个人能比毛泽东更了解中国和中国政治。从辛亥革命始，建立多党共和制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换来的只有封建割据，军阀混战，无权威无秩序。抗战胜利后，多少天真的知识分子幻想国共两党能像美利坚合众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一样形成相互制衡的力量，共同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就是毛泽东与共产党也曾寄希望丁“和平民主新阶段”是蒋介石国民党的飞机大炮惊醒了这个外壳很薄的美梦。
中国就是中国。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不是取决于诗歌和口号，而是取决于其经济基础、文化传统及民族素质。换句话讲，不是毛泽东生来喜欢“独裁”、“专制”而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选择了共产党来领导中国革命。
毛泽东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一切”他便同时陷入一种痛苦的矛盾中。因为失去了制衡力量就等于失去了真正有力有效的监督，久而久之必然生出腐败和蜕变。华国锋还记得早在六十年代初毛泽东的一则批示：
“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
毛泽东不能放弃党对革命的领导，他剩下的惟一选择就是发动群众，通过一次又一次运动来清洗这个党，以保证这个党的纯洁与活力。他生前没完没了地讲“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道理，就是他行动的哲学依据。
周惠默默吸烟，久久不作一声。
他对“文化大革命”持彻底否定的态度，但此时此地，显然不宜讲。何况，他并不否认毛泽东发动运动的最初动机的善良和美好；何况，作为党员，在中央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之前，他不宜马上与党的主席发生激烈争论，更何况，今天的谈话，主题决不是讨论文化革命之全部是非功过
但是，他也不会违心地附和党主席不可改变的态度。他首先考虑的是，这次谈话可以谈到多深？
“老华，”周惠拧熄香烟，平静地望着昔日的战友、今日的领袖：“你看今天的谈话咱们怎么谈？”
华国锋笑了，仍是那种温和朴实的微笑，漾着坦诚和善良。他知道周惠的所有想法代表着相当多数的一批干部和群众，他想知道真实的想法。他用软软的山西腔不紧不慢表态：天文地理，鸡毛蒜皮，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好。”周惠也笑了，是会意的笑“那我就家常国事随便聊”
“随便聊。”华国锋轻轻颔首。
二
“抓‘四人帮’你功劳不小，全国人民都拥护。”周惠虽然生得精壮，肌厚肉重，但除非动怒，平时说话很少大嗓门，多是那种略带沙哑的苏北腔，不紧不慢，放录音的一般“这个决心下得不容易。‘四人帮’经营十余年，身份又特殊，总是以代表主席的姿态出现”
“她代表个甚？”华国锋有些激动“主席早讲过，她是她，我是我，她谁也不能代表，她只代表她自己。江青这几个人坏得很，主席病重，她还打扑克，还笑，王洪文还钓鱼。他们迫害毛主席，干扰医疗小组治疗。江青坚持要给主席翻身，结果造成主席脸色发青，呼吸困难”
“主席在，这四个人是抓不了的。”周惠淡淡一声，华国锋怔了怔，目光与周惠相遇，脸色微红，不再历数那几个人“迫害伟大领袖”的罪行。
谁都明白，逮捕“四人帮”是出于对党对国家和民族的巨大责任心。但是，无论处理“四人帮”的方式还是产生新领袖的方式，都带了过去两千多年的“传统色彩”那么，出于同一种传统观念，继任者便难免有块心病。
叶剑英曾委婉道出“投鼠忌器”曾考虑过是否将江青划出来，曾表示“不管谁当领袖，只要他搞马列主义”云云。但是“四人帮”不搞马列主义，不搞五湖四海，逮捕他们多少是出于无奈。华国锋作为直接接班人，又是真心忠诚于毛泽东及其思想，便更敏感历史留下的“尸骨未寒”之类评议，这是容易理解的。
周惠的考虑却不同，他认为“忠臣”并不是“忠君”只能是忠诚于国家和民族。“四人帮”不是反对和迫害毛主席，而是否定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只坚持毛泽东的错误和歧见，并将其发展到极致。所以“四人帮”实际已成了历史的反动，必须铲除。
但是，直言“四人帮”与毛泽东的各种内在联系，特别是毛泽东所犯严重错误的联系，势必会与华国锋发生没结果的争论。精明的周惠脑子一转，换了个说法：
“‘四人帮’野心很大，是要篡党夺权。主席去世，他们以为失去制约，野心更加膨胀，明摆着是要损党误国害民，非除不可。”周惠真诚地说：“老华啊，下这样的大决心，解决得这么顺利，不容易。有功于党和国家，有功于人民。”
“唉，当时可真紧张啊，是你死我活。这些人确实野心大得很。上海把大标语都贴到街上去了，要王洪文当主席，张春桥为总理，江青当军委主席。”华国锋发生共鸣，一边介绍情况—边感慨“我和东兴同志多次交换意见，都觉得不解决他们不行。叶帅那边也有想法，但谁也不好明说，掉脑袋的事情开完主席追悼会，我和东兴两次邀他谈谈，他呆在西山不肯下来。我不理解他躲躲闪闪要做甚？东兴说‘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还是东兴提议请陈云去探探风，结果叶帅给东兴送来一箱猎枪子弹，其中四颗用墨汁涂墨我心里有了底，又找李先念，请他去见叶帅，说我下决心了，请叶帅下山面议。九月二十四日晚，江青请政治局委员们到怀仁堂看芒果之歌，我被江青拉到她身边坐。我早看见李先念，没法说话，就借口上厕所。我前脚进，他后脚跟来，把水箱一拉，借流水声掩护，悄悄告诉我说：‘见叶帅了，明天上午他去你住处面谈。’我们就是在怀仁堂的厕所里完成了传递情报。”华国锋不胜感慨地摇摇脑袋，流露一丝自嘲的苦笑，两眼一闪一闪地继续说：“我原来想法是开中央全会，公布毛主席警告‘四人帮’的话，彻底揭露他们的反党罪行，把他们开除出去。叶帅说不行，没几个中央委员敢响应。我又说第二套方案，召开政治局会议。叶帅也说不行，一个江青就能把政治局搅这是实话，不采取特殊手段解决不叶帅举了‘9。13’例子，说总理把黄吴李邱四大金刚调到人大会堂加以逮捕，叫作‘先动手，后开口’。我说好，他说要冒风险的，我说怕球甚，打不赢无非砍脑壳！决心就这么下定了”
华国锋讲了逮捕“四人帮”的过程，呼口长气：“唉，我到中央时间短，许多情况也不明，靠了汪东兴，靠叶帅支持才下定决心。”华国锋恢复了软软的山西腔，那种壮怀激烈，洪水一般的滔滔不绝已经过去，余情微波受了阳光照拂面静静流淌：“运动开始时，我一直在湖北，也只是个局部，对全局知道个甚？甚也不清楚”
“湖南的老人都怎么”周惠关切地问“我知道小舟是去世了，胡继宗也病逝了，还有万达、章伯森”周惠掰指头数湖南的老干部。
“运动中，我跟万达始终是摽一起，签名都是华国锋、万达。成立革委会时，章伯森不同意万达进，是毛主席点名叫进革委会
“万达是个老实人，很谨慎。”周惠一边吸烟一边回忆道：“记得他是河南林县人。我原来不认识他，南下后，我在益阳当书记时，他是办公室主任，工作踏踏实实，是个好人。”
“章伯森闹得厉害。”华国锋继续介绍远去的老人“开始我们是一致的，后来造反派越闹越凶，走向反面。他和我那个老乡张厚都支持‘湘江风雷’，造反造到底，分道扬镳章伯森听说是开除党籍，但保留了副省级待遇。他本人是不同意开除党籍”
“章伯森是‘章洛托夫’，胡继宗是‘胡指挥’，被插了白旗，生气不理我。”周惠在追溯逝去的岁月，声调里带了几分甜蜜、几分惆怅、几分苍凉
湖南省委交际处的小餐厅里，笑声伴着酒香溅出窗棂。南腔北调喧哗一室，显示了当年毛泽东的干部队伍确是“五湖四海”；闻声于一室，颇有方寸天地宽之感。
老资格的谭余保讲话像湘江流水一样波起波落，食指不时轻击桌面，好像当年在新四军误会了陈毅，抓将起来正用烟袋锅敲他的脑壳；与他资格相仿的江苏省省长惠浴宇舌头灵活地卷出串串苏北话，一如当年开辟苏中抗日根据地正在鼓动民众奋起的热血；年轻的华国锋血色润泽，神采飞扬，讲话却像被山西老陈醋泡过一样软软地悦耳；胡继宗手势翻飞，一会儿天，一会儿地，被众人笑骂为“胡指挥”；章伯森不紧不慢，有板有眼有逻辑，模样又活脱苏联那位令西方头痛的外交委员莫洛托夫，便被叫作了“章洛托夫”；万达寡言少语，偶尔冒出一声河南腔，带着唢呐的乡土气。
倒是省委主持工作的周惠声调低八度，也许是在三哥惠浴宇面前须有几分规矩，... -->>
周惠喜欢读史，读史常抚膺慨叹：“文人无行”！
纵观一部中国文学史“文人”为了顽强地表现自我，宣泄情绪，搞出多少歪曲历史的“历史巨著”给古人造冤假错案，也影响后人以史为鉴。
有“史料”称，清康熙帝的遗诏是“传位十四皇子”但被“四皇子”改诏夺嫡，将“十”横添一笔杠而成“于”则“传位十四皇子”就变成了“传位于四皇子”这“史料”似乎编得惊心动魄又人丝入扣，殊不知清廷外朝与清廷之惯例，均称“皇沁子”而不称“x皇子”如此看来，这遗诏如何改得？况且皇四子民谊与皇十四子民恢乃一母同胞，民镇居长，如何又谈得上“改诏夺嫡”？连“废长立幼”都不是。
民镇继位，是为雍正帝。由于治民过严又屡兴文字狱，得罪了“文人”和老百姓，编出“改诏夺嫡”这样的“政治笑话”本不足为怪。“政治笑话”可用来分析民众情绪及意愿，却万不能用来作为评论古人，揭示历史规律的依据。同样例子莫过于秦始皇，灭六国得罪了奴隶主贵族，焚书坑儒得罪了“文人”筑长城得罪了天下百姓，于是就有了“孟姜女哭长城”无论秦始皇对统一的中国，统一的中华民族有怎样“盛德煌煌”的功绩，终不及关心“人权”的“文人”造一个“孟姜女”更迎合关心“生存权”的百姓心理。结果秦始皇被骂两千多年，很可能还要被骂下去。
比秦始皇和雍正帝冤枉的古人就更多汉纪五十一里，史官明明记载了孙坚斩华雄，但“文人”更喜欢“武圣”关羽关云长，就编出个关羽“温酒斩华雄”并由于文学作品比历史更“生动逼真”反而成了童英皆知的“史学”
周惠明白，作为一名政治家，可以利用“政治笑话”来分析民情民意，作为制定策略的参考，却万不能用“政治笑话”来认识历史规律。
“燕山雪花大如席”是“文人”；“玉米秆子穿九天，浑身棒子有几千”是百姓。最生动的是情，最靠不住的也是情。
周惠在高敞的东大厅里喝着苦涩的茶，吸着浓烈的烟，一副神往之色，似听无弦音，似间无字书。
现如今，群众有关“四人帮”的政治笑话很多，想当初群众也曾将他们“热得在蒸笼里坐”而华国锋是英明领袖的呼声正热烈，将来未必不会“冷得冰凌上卧”何况目下“行情已经看跌”
周惠松弛地靠到沙发上，心里已然明朗：伟人善作，凡人善议，小人善猜。这次谈话不涉“议”不涉“猜”只论实实在在的“作为”
一
“周惠同志已经在东大厅等候。”
“唔。”华国锋鼻子里轻轻哼一声，步子仍然迈得缓慢沉重。
他有些疲劳，脑子却从未停止思考。明洪武帝说过“朕每燕居，思天下之事，未常一日自安。盖治天下犹治丝，一丝不理则众绪纷乱”
当初“四人帮”便是“一丝不理则众绪纷乱”他们在九月十六日两报一刊的社论中首次用粗体字公布了毛泽东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正是这六个字给“四人帮”带来了被动，敲响了丧钟。因为毛泽东写给华国锋的“嘱咐”是：“照过去方针办”
实在说，华国锋并没看出这两句话意思有什么不同，更没想到后面可以大做文章。倒是深知历史、熟港政治的叶剑英懂得如何做文章。
“按既定方针办”叶剑英指点报纸，拖长一些音调问“主席这个‘临终嘱咐’是讲给谁的呀？”
“讲给我的呀。”华国锋不清楚叶帅为何明知故问“是我在政治局做的传达嘛。”
“不对吧。”叶剑英神情溪跷，头缓缓摇“我记得你传达的话是‘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有三个字不一样”
华国锋憨然一笑：“意思还是一个意思。”
“不然吧？”叶剑英慢条斯理道“我听外面传说，主席这个临终嘱咐是讲给春桥和江青同志的。”
华国锋一怔，犹豫道：“不可能吧？主席四月三十日写给我的三句话：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的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我在政治局作过传达”
叶剑英神色一肃：“问题就出在这里。如果这个‘临终嘱咐’是讲给你的那句，六个字就错了三个，何况时间也不对，四月还不是临终。如果是另有嘱咐，为什么政治局谁也没听到传达，突然在报纸上出现？”
华国锋不语，竭力理清其中的关系，寻找要害，却似明似暗，明知不妥又不知问题出在哪儿。
“临终嘱咐就是最后的遗嘱嘛，封建社会称为遗诏，是继承皇位的主要凭证。”叶剑英一下子便抓出要害，并进一步剖析：“谁遗诏在手，谁就主动。公元前二一0年，秦始皇病逝，立遗诏令公子扶苏继承帝位，中书府令赵高和承相李斯为了篡权，合谋伪造遗诏，害死扶苏和大将军蒙恬。一七二二年，康熙帝临死前立遗诏，传位十四皇子，四皇子雍正在那个十字上加了一横，就变成‘传位于四皇子’。你瞧，他只改换了一个字就篡夺了最高领导权。”叶剑英一宁一板“他们的‘临终嘱咐’或者是伪造遗诏，或者是篡改遗诏，最终目的都是要夺权”
华国锋恍然大悟，右拳砸在左手上：“心怀叵测！”他虽然老实，不善言词，办事却也有干练之时。十月二日，他在乔冠华拟写的出席联合国第三十一届大会的发言稿上，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统统划掉，赫然批上一段文字：剑英、洪文、春桥同志：此件我已阅过，主要观点是准确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建议将此事在政治局作一说明。”
篡改遗诏就是谋叛造反，古有定律，罪不容诛。三天后“四人帮”被秘密逮捕。
华国锋以毛泽东手书的三句话作为自己合法继承权的证明，或日作为自己接掌最高统治权的法统依据，那么，他和他的盟友在掌握政权之后，别无选择，只能立即高高地举起毛泽东这面大旗。他本来就忠诚毛泽东及其思想，现在尤其需要表明这种忠诚，他及时做了两件事：建毛主席纪念堂，宣布“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就是要“照过去方针办”无须多言。而建造毛主席纪念堂，却不仅仅是为了怀念毛主席，表达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深情，这里有重大的政治考虑。
陵寝制度是中国封建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丧葬文化的高度体现。对死者的态度是为了给活人看，更与当时的政治气候及政治需要有关。
陵是丧葬的最高规格，只有帝王和人民英雄才能享此待遇。毛泽东是人民的大英雄，当然要有陵；帝王设陵是为了死后仍然骄奢淫逸，人民英雄死后设陵却是为着仍然要生活在人民中间，让人民见到他，也就是精神不死，大旗不倒。根据这个道理，如果遗体保存起来，供人民瞻仰，岂非效果更好。这就是政治局的考虑，也是当时大多数人民的愿望。
但是，毛泽东当初带头签名提倡火葬，况且每天喊万岁，谁也不敢言身后事，一旦逝去，便有些措手不及。建陵建在哪儿？十三陵不行，人民英雄不能进皇帝窝子，何况离人民太远；景山不行，那是崇贞皇帝吊死之处；玉泉山也不行，是中央首长们集中之处，而且挖了许多准备打仗的洞
议论再三，决定降格一级，不建陵，建堂。堂址选在北京两条中轴线的交叉点上，市中心，自然是在人民中间至于纪念堂的样式，由于政治气候不等人，正方形的地基已经夜以继日地打好了，所以建筑物也只能是正方形。设计人员赶制出两个模型，送政治局审批。第一号模型上桌子，政治局委员们纷纷表示赞同。第二号模型摆上桌时，恰好华国锋走进来，即兴一声：“这个好”
赞成第一号模型的委员们便跟着赞扬起第二号模型。汪东兴解释说：“还有一个模型，比较比较吧。”
华国锋问：“两个哪一个高”
“论高还是这个，三十三点六米。”汪东兴指第二个模型。
“那就用这个吧！”华国锋表态，政治局委员们便纷纷表态首肯。不但是首肯了纪念堂，也是首肯了华国锋作为继承者的名分和权威。
如果说，华国锋同“四人帮”在争夺毛泽东遗产的继承权时，处处主动，受到党内外干部群众的一致拥护和支持；那么，他在同邓小平进行的另一种较量中，却一步步被动，越来越陷入不可自拔的困境。
邓小平并不要求毛泽东遗产的继承权，如果按“遗诏”行事，再换十人也不会轮邓小平去继承。更重要的是，邓小平本人就是独立的大政治家，他有独立的思想和人格，无须靠遗产活下去。于是，我们看到：邓小平出山后，不但不争遗产的继承权，反而出手便将第一剑指向这份遗产：“‘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
华国锋与“四人帮”是在争相重复毛泽东，邓小平却敢以政治生命赌实事求是，提出新思考，新主张。于是，他竖起了自己的旗帜；于是，他有了聚集于这面大旗下的自己的追随者，有了自己的队伍。
“四人帮”重复毛泽东，是要将毛泽东的偏激、错误、歧见发展到极致，人民不答应，所以华国锋一举战胜了“四人帮”但华国锋政治上踏步不前，要顽固地停留在毛泽东时代，陷入被动和困境便是必然的邓小平对毛泽东的遗产采取了批判地继承这一正确态度，这不是出于策略考虑的权宜之计，而是任何英明的政治家对前任惟一可选的正确态度。正是这种部分的否定成了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和这个民族能够前进的新动力；也正是这种批判地继承才保证了社会和政治的稳定，保证了事业的连续性以及执政的法统依据。
在这个一九七八年的春天，忠诚朴实，阅历不丰的华国锋大概还没有想这么多这么深，他走在松软的地毯上，心里窝着几分火又载着几分希望。
他恼火那堵灰暗的西单墙：“造球谣哩！”
西单墙从去年开春便出现大批呼吁邓小平出山的标语和大字报，以“人民呼声”向中央施加压力，华国锋称之为“逼宫”加之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人的支持，最后不得不让邓小平、陈云、彭真这样一批已过退休年龄的老一代政治家重新出山。终于发展成今日的对抗势力。
汪东兴是始终全力支持华国锋的，他坚持不同意邓小平出山：“让邓小平马上出来工作，把毛主席摆在哪里？毛主席的指示还执行不执行”“邓小平的两下子早已经试过了，不行嘛，比华主席差远了”
这番话讲过不久，西单墙就开始攻击汪东兴，完全是用漫骂和造谣的方式进行。由于江东兴的工作性质很少与外界发生联系，聚集在西单墙下的斗士们便想出一个“宦官”的恶名，单是这两个字就足以让人声名扫地，何况又编造出一则谣言：汪东兴花五十个亿，在中南海为新领导们大兴土木建一座地下宫殿，叫“逍遥宫”这种谣言漏洞百出，除市井之辈原无市场，偏偏能在“民主运动圣地”西单墙上再三再四出现，又被那些参观西单墙的游人带到北京每个角落，甚至全国各地。汪东兴是华国锋最倚重的政治局委员，搞他无疑就是搞华国锋。
“这里有阴谋，背后有人搞鬼呢！”华国锋愤怒中，更加感到组织力量统一思想的重要性。他长期受教于毛泽东，毛泽东多次谈及当年怎样一个个地找人谈心，统一思想，组织力量
周惠是个很好的谈话对象。在湖南共事相处甚好，他折于庐山，华国锋当时还没有资格上庐山，没有直接矛盾冲突。周惠虽非“文化大革命”的既得利益者，但也不是那种完全的受害者，他毕竟在“文革”开始前六年就已经栽了
华国锋停止了思考，因为他已经走进东大厅，并且一眼就看到了那个熟悉的面孔。他怔了怔，可能是对周惠的形貌变化略感吃惊，嘴唇张了张，喃出一声：
“哦，你头发都白”
“是呀，近二十年”周惠站起身，”我这二十年日子个好过呀。”
华国锋用舌尖轻轻舔了一下嘴唇，发现这个话题不好，改口道：“我来晚了，叫你等久”
“我也只到了几分钟。”周惠笑着客气一句。毕竟为官已久，这样的场合，他分寸把握很好。既不因为自己过去是对方的上级而故作清高，也不因为对方现在的职位而过分恭敬。他适当带出一点朋友故旧的随意口气，又不失几分真诚地说：“你现在忙啊，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又是总理，日理万机，抽出时间来不容易。”
华国锋已和周惠握过手，百感交集地摇摇头，两个人分别在沙发上坐下来。
“你身体还不错嘛。”华国锋注意着昔日的领导，这随意的一句话在政界是很有分量的。大凡要有什么人出山，身体总是要被关心到的。
“也有病。”周惠坦然相告“总的说还算可以。你身体也好吧？”
“大毛病没有。”华国锋给周惠递去一枝烟，自己也吸燃一枝。他吐出第一口烟时，略显疲惫沉重地叹口气：“就是累”
周惠将烟捏捏松，没有马上吸，诚恳地望着华国锋：“我怎么称呼你好是华主席，老华，还是华国锋同志？”
“老华，”华国锋脸上是那种宽厚、朴实的微笑“还叫老华好。哎，你老婆孩子好吧？”
“这一年来好多”周惠松弛地吸燃香烟，身体稍稍向华国锋倾去点。宦海浮沉，世态炎凉，他折于庐山，没少受冷淡，难得华国锋身为主席，不失过去旧谊和本色。他感到今天的谈话可以谈好，自己也愿意把心里话掏出末。淡青色的烟雾在两人之间弥漫交融，谈话的气氛也渐渐融洽“老范去了中科院，在半导体所当副书记。六个孩子四个下乡，现在有的考上大学，有的进了工厂。鲁生和小兵一大一小没下乡，都工作”
“鲁生是老大吧？”华国锋回忆着问。
“对，现在是中学副校长。最小的是儿子，在机床厂工作。”周惠的目光透过烟雾望着华国锋，闪烁着流出怀旧之情：“一晃二十年，你老婆孩子怎么那时候老韩还是幼儿园的院长呢。”
“改行”华国锋用略带鼻音的山西腔说“到外贸部上班去”
“哎，老华，”周惠将身子前倾，认真地：“听熟人讲她是骑自行车上班？真的假的？”
华国锋点头：“真的。”
“嗯，不错。”周惠身体后仰，从嗓底发出轻微感叹“主席夫人骑自行车上班”
华国锋将手轻拂，表示本该如此，无须多言。他眨一眨眼，同周惠目光相遇时才问：“你那位老兄现在怎么我去上海、南京、无锡转一圈，见欢迎的人里有他，我们握了手，没顾上谈话。”
“他嘛，现在还可以”周惠含糊一句，续燃一枝烟，连吸几口，眉头微锁地说一句：“‘文革’中受迫害，九死一生，遭大罪了”
一阵静默，两个人都垂下眼帘，各想心事。毕竟，一场运动的受益者与受害者交谈这场运动，难免会尴尬。沉默中，只有烟头不时地在唇际燃亮片刻，接着便是喷云吐雾
周惠本姓惠，江苏灌南人。七兄弟，两姐妹；农村排男不计女，他被称为七弟。
这是一个不典型的农家，若用今日标准看，他们距温饱还有一段距离，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在赤贫的四亿五千万农民中，他们已算小地主这个小地主的家庭由于生活的艰难，将初生的周惠作为多余的一张嘴用尿盆装了丢弃于野地里。是大嫂心有不忍，又把他从野地里拾回来，用地瓜糊糊喂养大。这样的母亲，若非家贫口众到了难以维持的地步，怎么能丢弃亲生骨肉？当兄弟们挨成一排躺在大通铺上入睡时，陪伴母亲的永远是一盏如豆灯火。母亲上一针、下一针地纳鞋底，不时将针在头发里擦擦，借头上分泌的油脂来起润滑作用，便于拔针。母亲有做不完的针线活，周惠至今记得，母亲给千补万纳的鞋子，鞋底厚得竟像一只高底木履。
他最早受的启蒙教育来自母亲。听熟了的话诸如“粗布衣裳瓜菜饱就是好日子”“富日子要当穷日子过”“常将有日思无日，莫等无时想有时”“好话不应坏话应”“平安就是福”
大些后，看到母亲给被关押的人亲手做饭菜，送去时说：“有打罪、骂罪、死罪，就是没有不给饭吃的罪”又见母亲给“造反”的人衣袋里装鸡蛋：“吃蛋吃蛋，遇难就淡了”
在中国，就是无数这样平平淡淡的母亲哺育出了无数轰轰烈烈的英雄。这里孕含着多少深刻的哲理，人们永远无法彻底悟透。
孩子们一个接一个离开父母，投身到革命队伍中去。反动派来抄家，叔父被枪伤，父亲以“通共”被抓去。大哥早年投身国民革命，后当一名教书匠，几个兄弟参加了共产党；他的两个儿子都牺牲在抗日战场上。二哥和四哥在家乡组织武装暴动，被国民党镇压。二哥出逃，四哥被捕，受尽酷刑，两次押赴法场假枪毙，叫作“陪斩”他的肺被辣椒水灌烂，又患上伤寒，敌人以为他必死无疑，又怕传染，便丢出了监狱。不想他又奇迹般活过来，以病弱之体找到了党组织，投身于抗日战争
惠浴宇是三哥，一九二八年的老共产党员，被捕入狱，直至抗战爆发才出狱，投身到抗日战争中。建国后任江苏省省长，曾到湖南，与华国锋见过面，所以华国锋称他老兄。
“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惠浴宇曾身患癌症，动了大手术。手术前后，受到两位老上级、老战友的深切关心。一个是陈毅元帅，听到消息，早饭没吃就赶来看望，给予多方面关心和帮助。再一个是陶勇将军，听到消息便“急如星火”赶来“动员惠省长去割除癌肿”术后“专程去黄岩买了一箱蜜橘送到惠省长的床头”“文化大革命”爆发，陶勇又不顾个人处境之艰危，把惠浴宇保持掩藏在所属部队中，直至自己被迫害至死。
惠浴宇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充分反映在他所著写心集一书中。陆定一曾为此书作序：
浴宇同志是我同时期入党的老党员，不但有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知识，而且他的实际工作经验比我多得多我与浴宇同志相识，是在全
国解放胜利之后。我们同样经过所谓“文化大革命”虽然“罪名”我比
他重一点，实际上他受的摧残比我更厉害。因为我是坐牢，他是被“群众
专政”写心集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怒吼。怒吼
之人多矣，写心集的特点是用一桩桩具体事实来说话痛恨“文化
大革命”提倡党的道德，这就是浴宇同志所以用“写心”来作书名的缘
故吧。
自身受尽迫害，九死一生；像陈毅、陶勇这样一批最亲密的战友在运动中被迫害致死，惠浴宇对“文革”的仇恨可想而知。对此，华国锋不难想象得出。
令人尴尬的是，华国锋必须保卫“文化大革命”
“对‘文化大革命’要三七开，是伤了一些好人，但成绩是主要的，对反对官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意义重大，而且锻炼了整整一代人。”
华国锋用他那柔软的山西腔缓缓道来，态度却是坚硬的，目光里漾出坚持原则的隽冷思考。那一刻，他也许又看到了他的导师毛泽东，像面对托孤重臣一样深情地对他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就没有完，这笔遗产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
华国锋是心口一致地忠诚毛泽东及其思想。对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他也是理解的。毛泽东晚年曾说：“我搞的这一套，拿到西欧北美行不通。同样的，卡特总统搞的那一套拿到中国来也行不通。”
华国锋坚信，没有第二个人能比毛泽东更了解中国和中国政治。从辛亥革命始，建立多党共和制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换来的只有封建割据，军阀混战，无权威无秩序。抗战胜利后，多少天真的知识分子幻想国共两党能像美利坚合众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一样形成相互制衡的力量，共同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就是毛泽东与共产党也曾寄希望丁“和平民主新阶段”是蒋介石国民党的飞机大炮惊醒了这个外壳很薄的美梦。
中国就是中国。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不是取决于诗歌和口号，而是取决于其经济基础、文化传统及民族素质。换句话讲，不是毛泽东生来喜欢“独裁”、“专制”而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选择了共产党来领导中国革命。
毛泽东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一切”他便同时陷入一种痛苦的矛盾中。因为失去了制衡力量就等于失去了真正有力有效的监督，久而久之必然生出腐败和蜕变。华国锋还记得早在六十年代初毛泽东的一则批示：
“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
毛泽东不能放弃党对革命的领导，他剩下的惟一选择就是发动群众，通过一次又一次运动来清洗这个党，以保证这个党的纯洁与活力。他生前没完没了地讲“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道理，就是他行动的哲学依据。
周惠默默吸烟，久久不作一声。
他对“文化大革命”持彻底否定的态度，但此时此地，显然不宜讲。何况，他并不否认毛泽东发动运动的最初动机的善良和美好；何况，作为党员，在中央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之前，他不宜马上与党的主席发生激烈争论，更何况，今天的谈话，主题决不是讨论文化革命之全部是非功过
但是，他也不会违心地附和党主席不可改变的态度。他首先考虑的是，这次谈话可以谈到多深？
“老华，”周惠拧熄香烟，平静地望着昔日的战友、今日的领袖：“你看今天的谈话咱们怎么谈？”
华国锋笑了，仍是那种温和朴实的微笑，漾着坦诚和善良。他知道周惠的所有想法代表着相当多数的一批干部和群众，他想知道真实的想法。他用软软的山西腔不紧不慢表态：天文地理，鸡毛蒜皮，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好。”周惠也笑了，是会意的笑“那我就家常国事随便聊”
“随便聊。”华国锋轻轻颔首。
二
“抓‘四人帮’你功劳不小，全国人民都拥护。”周惠虽然生得精壮，肌厚肉重，但除非动怒，平时说话很少大嗓门，多是那种略带沙哑的苏北腔，不紧不慢，放录音的一般“这个决心下得不容易。‘四人帮’经营十余年，身份又特殊，总是以代表主席的姿态出现”
“她代表个甚？”华国锋有些激动“主席早讲过，她是她，我是我，她谁也不能代表，她只代表她自己。江青这几个人坏得很，主席病重，她还打扑克，还笑，王洪文还钓鱼。他们迫害毛主席，干扰医疗小组治疗。江青坚持要给主席翻身，结果造成主席脸色发青，呼吸困难”
“主席在，这四个人是抓不了的。”周惠淡淡一声，华国锋怔了怔，目光与周惠相遇，脸色微红，不再历数那几个人“迫害伟大领袖”的罪行。
谁都明白，逮捕“四人帮”是出于对党对国家和民族的巨大责任心。但是，无论处理“四人帮”的方式还是产生新领袖的方式，都带了过去两千多年的“传统色彩”那么，出于同一种传统观念，继任者便难免有块心病。
叶剑英曾委婉道出“投鼠忌器”曾考虑过是否将江青划出来，曾表示“不管谁当领袖，只要他搞马列主义”云云。但是“四人帮”不搞马列主义，不搞五湖四海，逮捕他们多少是出于无奈。华国锋作为直接接班人，又是真心忠诚于毛泽东及其思想，便更敏感历史留下的“尸骨未寒”之类评议，这是容易理解的。
周惠的考虑却不同，他认为“忠臣”并不是“忠君”只能是忠诚于国家和民族。“四人帮”不是反对和迫害毛主席，而是否定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只坚持毛泽东的错误和歧见，并将其发展到极致。所以“四人帮”实际已成了历史的反动，必须铲除。
但是，直言“四人帮”与毛泽东的各种内在联系，特别是毛泽东所犯严重错误的联系，势必会与华国锋发生没结果的争论。精明的周惠脑子一转，换了个说法：
“‘四人帮’野心很大，是要篡党夺权。主席去世，他们以为失去制约，野心更加膨胀，明摆着是要损党误国害民，非除不可。”周惠真诚地说：“老华啊，下这样的大决心，解决得这么顺利，不容易。有功于党和国家，有功于人民。”
“唉，当时可真紧张啊，是你死我活。这些人确实野心大得很。上海把大标语都贴到街上去了，要王洪文当主席，张春桥为总理，江青当军委主席。”华国锋发生共鸣，一边介绍情况—边感慨“我和东兴同志多次交换意见，都觉得不解决他们不行。叶帅那边也有想法，但谁也不好明说，掉脑袋的事情开完主席追悼会，我和东兴两次邀他谈谈，他呆在西山不肯下来。我不理解他躲躲闪闪要做甚？东兴说‘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还是东兴提议请陈云去探探风，结果叶帅给东兴送来一箱猎枪子弹，其中四颗用墨汁涂墨我心里有了底，又找李先念，请他去见叶帅，说我下决心了，请叶帅下山面议。九月二十四日晚，江青请政治局委员们到怀仁堂看芒果之歌，我被江青拉到她身边坐。我早看见李先念，没法说话，就借口上厕所。我前脚进，他后脚跟来，把水箱一拉，借流水声掩护，悄悄告诉我说：‘见叶帅了，明天上午他去你住处面谈。’我们就是在怀仁堂的厕所里完成了传递情报。”华国锋不胜感慨地摇摇脑袋，流露一丝自嘲的苦笑，两眼一闪一闪地继续说：“我原来想法是开中央全会，公布毛主席警告‘四人帮’的话，彻底揭露他们的反党罪行，把他们开除出去。叶帅说不行，没几个中央委员敢响应。我又说第二套方案，召开政治局会议。叶帅也说不行，一个江青就能把政治局搅这是实话，不采取特殊手段解决不叶帅举了‘9。13’例子，说总理把黄吴李邱四大金刚调到人大会堂加以逮捕，叫作‘先动手，后开口’。我说好，他说要冒风险的，我说怕球甚，打不赢无非砍脑壳！决心就这么下定了”
华国锋讲了逮捕“四人帮”的过程，呼口长气：“唉，我到中央时间短，许多情况也不明，靠了汪东兴，靠叶帅支持才下定决心。”华国锋恢复了软软的山西腔，那种壮怀激烈，洪水一般的滔滔不绝已经过去，余情微波受了阳光照拂面静静流淌：“运动开始时，我一直在湖北，也只是个局部，对全局知道个甚？甚也不清楚”
“湖南的老人都怎么”周惠关切地问“我知道小舟是去世了，胡继宗也病逝了，还有万达、章伯森”周惠掰指头数湖南的老干部。
“运动中，我跟万达始终是摽一起，签名都是华国锋、万达。成立革委会时，章伯森不同意万达进，是毛主席点名叫进革委会
“万达是个老实人，很谨慎。”周惠一边吸烟一边回忆道：“记得他是河南林县人。我原来不认识他，南下后，我在益阳当书记时，他是办公室主任，工作踏踏实实，是个好人。”
“章伯森闹得厉害。”华国锋继续介绍远去的老人“开始我们是一致的，后来造反派越闹越凶，走向反面。他和我那个老乡张厚都支持‘湘江风雷’，造反造到底，分道扬镳章伯森听说是开除党籍，但保留了副省级待遇。他本人是不同意开除党籍”
“章伯森是‘章洛托夫’，胡继宗是‘胡指挥’，被插了白旗，生气不理我。”周惠在追溯逝去的岁月，声调里带了几分甜蜜、几分惆怅、几分苍凉
湖南省委交际处的小餐厅里，笑声伴着酒香溅出窗棂。南腔北调喧哗一室，显示了当年毛泽东的干部队伍确是“五湖四海”；闻声于一室，颇有方寸天地宽之感。
老资格的谭余保讲话像湘江流水一样波起波落，食指不时轻击桌面，好像当年在新四军误会了陈毅，抓将起来正用烟袋锅敲他的脑壳；与他资格相仿的江苏省省长惠浴宇舌头灵活地卷出串串苏北话，一如当年开辟苏中抗日根据地正在鼓动民众奋起的热血；年轻的华国锋血色润泽，神采飞扬，讲话却像被山西老陈醋泡过一样软软地悦耳；胡继宗手势翻飞，一会儿天，一会儿地，被众人笑骂为“胡指挥”；章伯森不紧不慢，有板有眼有逻辑，模样又活脱苏联那位令西方头痛的外交委员莫洛托夫，便被叫作了“章洛托夫”；万达寡言少语，偶尔冒出一声河南腔，带着唢呐的乡土气。
倒是省委主持工作的周惠声调低八度，也许是在三哥惠浴宇面前须有几分规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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