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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计把他带进柜台，操起电话机摇了几下，将听筒放在耳边，又从机座上拿起一个小酒盅似的黑色物体，凑进嘴边说：“给我接《盛京时报》社。”没多久又说，“喂，是《盛京时报》社吗？等等。”将话机听筒和那个小酒盅都递给郝运。
虽然郝运没用过老式电话机，但看也看明白了，那个像小酒盅的黑色塑料物体就是话筒，没想到这个时代居然还是分体的，看起来很落后，却又很新奇。他接过听筒，对着小酒盅说：“喂，是《盛京时报》社吗？”
“是，你是哪位？”有个男人的声音响起，听着耳熟。
郝运问道：“您是吴主笔吗？”
那男人回答：“是我啊，你是谁？”
郝运报了名字，吴主笔好像非常吃惊，压低声音问：“你在什么地方？到底惹了什么事啊？”郝运问是不是有鞍山警察署的人来过。吴主笔说：“可不是吗，来了两个警察，现在还在楼下盘问呢，硬说一个叫胡林的人在鞍山驿打伤了外国人，还说有举报那人是到奉天胡魁章笔庄找朋友的，警察先去四平街抓了刘掌柜，又带着他来报馆找人。我们说你不在这儿，只说你拿不出文凭来，昨天上午你就走了。可警察不信，就把白经理给带到警察署去问话了！”
“有这事儿？”郝运大惊失色。
吴主笔说：“可不是吗，那个什么胡林就是你？”郝运只好简单说出在鞍山驿的事，吴主笔哦了声：“原来是这么回事，好在警察刚进来的时候，白经理故意大声说你昨天没来多久就走了，全报馆的人都听得见，所以全都统一口径。你暂时不用担心，我们白经理在奉天也是有头有脸的人，警察应该不会把他怎么样，只要没证据，今明两天就能放人。但你可千万别再回报馆，在外面躲躲！”郝运连连称是。
出了药铺在，郝运街上晃悠，他有些心里发虚，总觉得警察随时都会跳出来，把自己抓进去，虽然知道这不太可能。现在他更加确信就是韩成这家伙告的密，因为“胡林”这个化名他只跟鞍山驿的警察和韩成夫妇说过，对刘森和报馆的人说的都是本名。郝运把韩成恨得牙根发痒，心想非找到这王八蛋不可。
他步行离开四平街，一直朝东走，穿过抚近门的牌楼，又走出两条街，然后走进一家挂有“大东旅社”牌匾的旅馆中，打听了最便宜的客房两角钱一晚，就先交五角钱开了房间，躺在床上算盘。之前在火车上，那个韩成曾经对郝运说外国人不好惹，还说幸亏他是奉天人而不是鞍山的，否则早晚会被鞍山的警察找到。说明他们夫妇应该也住在奉天，而且还有汽车，肯定是个相当有钱的人。韩成的妻子夏玉玲还说，他们是家里的基业，说明韩成的父辈或爷辈是做生意的，或者是高官。
不过，光有这些信息还不够，这是民国，可不是2018年的现代，上网可能都搜得到。在这个连打电话都难的时代，想在奉天城找到一个叫韩成的、有车的富二代，还是挺难的事。郝运怎么也没想出主意来，时近傍晚，他肚子饿了，就在附近一家面馆叫了碗刀削面和两碟小菜。吃的时候，忽然郝运想起在奉天驿出来的时候，那个韩成曾经到简易的汽车席棚处取车，也许看车人就认识他呢。如果韩成经常坐火车出门，就会每次都先开车到火车站，把车存到席棚再出发，说不定跟看车人很熟悉。
郝运草草吃过饭，看到路边有个老头挎着木托盘，里面放着不少香烟，就过去买了两包哈德门，八分钱一包，然后叫了辆人力车前往奉天驿。路不算近，人的两条腿怎么也跑不过汽油轮子，这趟出行用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花费两毛钱，对人力车夫来讲应该算大活儿了。来到车站，郝运让车夫等他几分钟，可能很快就要回去。来到车站右侧的那个席棚，在旁边的平房里找到看车人，笑着递上一包烟：“大哥，我是韩老板的朋友，前天跟他从鞍山谈生意，回奉天的时候不小心走散了，怎么也找不到他。听他说经常坐火车出门办事，那他的车肯定经常存在这里，不知道你跟他熟不熟，知不知道韩老板的地址？”
这人接过烟，疑惑地问：“谁是韩老板？”
“韩成，”郝运说，“他太太名字叫夏玉玲，前天晚上我们三个人共同从鞍山回来的，你不记得了吗？”
这人恍悟：“韩成韩经理啊，对对，前天晚上他来取车，我好像是见过你。怎么，你跟韩经理什么关系？”郝运称是生意上的朋友，刚认识没多久，忘了问地址，原来是有他名片的，可不小心又给弄丢了。郝运看到这人似乎真认识韩成，就又把另一包烟交给他。
“嗨，这么客气。”这人笑着，“既然是生意上的朋友就行，大南门外吉祥庵胡同的红玫瑰舞场知道吧？那就是韩经理开的。”郝运点头假装说知道，谢过这人就离开车站，再次乘坐那辆人力车，顺原路回大东门的“大东旅社”。
可能对这人力车夫来讲，算是接了个挺肥的活儿，非常高兴，跟郝运闲聊起来。郝运就向他打听红玫瑰舞场，车夫连忙说：“谁不知道啊？奉天城四大舞场，大南门的红玫瑰，大北门的三笑，大西门的东亚，大东门的夜上海，我都去过！”
郝运问：“这么厉害，这四家舞场你都去跳过舞吗？”
车夫哈哈大笑：“老板你可真逗，我一个臭拉洋车的哪有那个命？我是说，我都在那四家舞场门口拉过活儿！”郝运也忍不住笑起来。为了多了解这个时代的沈阳，郝运就说自己是从北平来的，向车夫打听奉天的一些情况，比如政局、经济和治安等等。
伙计把他带进柜台，操起电话机摇了几下，将听筒放在耳边，又从机座上拿起一个小酒盅似的黑色物体，凑进嘴边说：“给我接《盛京时报》社。”没多久又说，“喂，是《盛京时报》社吗？等等。”将话机听筒和那个小酒盅都递给郝运。
虽然郝运没用过老式电话机，但看也看明白了，那个像小酒盅的黑色塑料物体就是话筒，没想到这个时代居然还是分体的，看起来很落后，却又很新奇。他接过听筒，对着小酒盅说：“喂，是《盛京时报》社吗？”
“是，你是哪位？”有个男人的声音响起，听着耳熟。
郝运问道：“您是吴主笔吗？”
那男人回答：“是我啊，你是谁？”
郝运报了名字，吴主笔好像非常吃惊，压低声音问：“你在什么地方？到底惹了什么事啊？”郝运问是不是有鞍山警察署的人来过。吴主笔说：“可不是吗，来了两个警察，现在还在楼下盘问呢，硬说一个叫胡林的人在鞍山驿打伤了外国人，还说有举报那人是到奉天胡魁章笔庄找朋友的，警察先去四平街抓了刘掌柜，又带着他来报馆找人。我们说你不在这儿，只说你拿不出文凭来，昨天上午你就走了。可警察不信，就把白经理给带到警察署去问话了！”
“有这事儿？”郝运大惊失色。
吴主笔说：“可不是吗，那个什么胡林就是你？”郝运只好简单说出在鞍山驿的事，吴主笔哦了声：“原来是这么回事，好在警察刚进来的时候，白经理故意大声说你昨天没来多久就走了，全报馆的人都听得见，所以全都统一口径。你暂时不用担心，我们白经理在奉天也是有头有脸的人，警察应该不会把他怎么样，只要没证据，今明两天就能放人。但你可千万别再回报馆，在外面躲躲！”郝运连连称是。
出了药铺在，郝运街上晃悠，他有些心里发虚，总觉得警察随时都会跳出来，把自己抓进去，虽然知道这不太可能。现在他更加确信就是韩成这家伙告的密，因为“胡林”这个化名他只跟鞍山驿的警察和韩成夫妇说过，对刘森和报馆的人说的都是本名。郝运把韩成恨得牙根发痒，心想非找到这王八蛋不可。
他步行离开四平街，一直朝东走，穿过抚近门的牌楼，又走出两条街，然后走进一家挂有“大东旅社”牌匾的旅馆中，打听了最便宜的客房两角钱一晚，就先交五角钱开了房间，躺在床上算盘。之前在火车上，那个韩成曾经对郝运说外国人不好惹，还说幸亏他是奉天人而不是鞍山的，否则早晚会被鞍山的警察找到。说明他们夫妇应该也住在奉天，而且还有汽车，肯定是个相当有钱的人。韩成的妻子夏玉玲还说，他们是家里的基业，说明韩成的父辈或爷辈是做生意的，或者是高官。
不过，光有这些信息还不够，这是民国，可不是2018年的现代，上网可能都搜得到。在这个连打电话都难的时代，想在奉天城找到一个叫韩成的、有车的富二代，还是挺难的事。郝运怎么也没想出主意来，时近傍晚，他肚子饿了，就在附近一家面馆叫了碗刀削面和两碟小菜。吃的时候，忽然郝运想起在奉天驿出来的时候，那个韩成曾经到简易的汽车席棚处取车，也许看车人就认识他呢。如果韩成经常坐火车出门，就会每次都先开车到火车站，把车存到席棚再出发，说不定跟看车人很熟悉。
郝运草草吃过饭，看到路边有个老头挎着木托盘，里面放着不少香烟，就过去买了两包哈德门，八分钱一包，然后叫了辆人力车前往奉天驿。路不算近，人的两条腿怎么也跑不过汽油轮子，这趟出行用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花费两毛钱，对人力车夫来讲应该算大活儿了。来到车站，郝运让车夫等他几分钟，可能很快就要回去。来到车站右侧的那个席棚，在旁边的平房里找到看车人，笑着递上一包烟：“大哥，我是韩老板的朋友，前天跟他从鞍山谈生意，回奉天的时候不小心走散了，怎么也找不到他。听他说经常坐火车出门办事，那他的车肯定经常存在这里，不知道你跟他熟不熟，知不知道韩老板的地址？”
这人接过烟，疑惑地问：“谁是韩老板？”
“韩成，”郝运说，“他太太名字叫夏玉玲，前天晚上我们三个人共同从鞍山回来的，你不记得了吗？”
这人恍悟：“韩成韩经理啊，对对，前天晚上他来取车，我好像是见过你。怎么，你跟韩经理什么关系？”郝运称是生意上的朋友，刚认识没多久，忘了问地址，原来是有他名片的，可不小心又给弄丢了。郝运看到这人似乎真认识韩成，就又把另一包烟交给他。
“嗨，这么客气。”这人笑着，“既然是生意上的朋友就行，大南门外吉祥庵胡同的红玫瑰舞场知道吧？那就是韩经理开的。”郝运点头假装说知道，谢过这人就离开车站，再次乘坐那辆人力车，顺原路回大东门的“大东旅社”。
可能对这人力车夫来讲，算是接了个挺肥的活儿，非常高兴，跟郝运闲聊起来。郝运就向他打听红玫瑰舞场，车夫连忙说：“谁不知道啊？奉天城四大舞场，大南门的红玫瑰，大北门的三笑，大西门的东亚，大东门的夜上海，我都去过！”
郝运问：“这么厉害，这四家舞场你都去跳过舞吗？”
车夫哈哈大笑：“老板你可真逗，我一个臭拉洋车的哪有那个命？我是说，我都在那四家舞场门口拉过活儿！”郝运也忍不住笑起来。为了多了解这个时代的沈阳，郝运就说自己是从北平来的，向车夫打听奉天的一些情况，比如政局、经济和治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