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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与数学结合后，用一个事物的极限，来计算其边界。比如税收的顶点和底线是什么？这是一个极限问题，如果按数学方法来算的话，税收的底线可以先设置为0%，顶点可以先设置为100%。
比如如果税收趋近于0%时，等于所有公共产品不存在，国家不存在，法律不存在，就可以反推出现代市场不存在，是不可能的。如果税收趋近于100%时，商业活动全部亏本，市场活动不赚钱，生产停滞，市场死亡，也是不可能的。
这只是理论上的初步设计，然后进行计算。计算很简单，现实条件中来，从历史数据中来，甚至可以简单统计历史及今天各国的税收税率后，得出最高值和最低值就行。拉弗曲线也是沿习统计数据加计算的方法，得出了结论。
当我们听到很多关于明君都是轻瑶薄赋、藏富于民的说法，并把文景之治拿来举例讴歌。这其实是不讲科学的说法。南宋时期也受其害，经济那么发达的国家，政权不稳定，对地方势力控制不力，军队建设不力，对付北方侵略更是不行。税赋过于轻，不利于国家政权建设，更不利于抵御外敌。
要知道，文景之治时，虽然税率低，讲究休养生息的国策，那是在恢复生产力时提出的，因为当时人民太穷了，经不起重税。但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对匈奴的投降政策，让太后自贬身份讨好匈奴狼主，这样的投降信，让汉武帝看到了，都觉得是奇耻大辱。
当要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时候，需要轻税赋；当要强大国家机器准备战争时，税赋必须高。这才是规律。当然高也有顶点，如果综合税赋超过50%后，社会生产积极性就被抑制，整体的生产力水平就会下降，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做法。
在中国古代社会，税赋的主要来源是农业，农业的利润率是劳动力换来的，尽管中国古代的农业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但它的生产率是很难提高的。如此，它的税收边界是几乎一个恒定的值。比如古代有什一税，也就是税率为十分之一。比如周朝的井田制，九块一样大小的田，正中间一块是公田，也相当于税收，相当于九分之一。
如果税收远远超过这个边界，借用需求价格曲线的一个术语，就是超过生产率的弹性系数，这社会崩溃。
要富国强后，就得增加税收；税收的过度增加，又会变为民贫国弱，历史就在这个弹性系数中拉锯。
最有意思的春秋战国时期。当孔子试图恢复周王朝早期礼乐制度时，他忽视了一个巨大的经济问题，那就是轻赋税的不可能。君臣和睦，百姓安康，这当然是一个好理想。但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国家强盛与百姓安康，往往是矛盾的。所以，孔子的理论行不通，惶惶如丧家之犬，受困于陈蔡。
在那个时代，民富与国强不可兼得。周朝的时候，天下还有大量没有开垦的荒地，人口也不太多，发现生产可以摊大饼，鼓励生产积极性，可以在扩大土地耕种面积和发挥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上下功夫。也就是说，国家在不提高税率的基础上，由于社会粮食总产量的递增，国家财政的收入也在增强。这种生产要素扩张的条件下，是可以实现国富与民强的双赢的。
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可供开垦的农地，潜力很小。也就是说土地面积无法成规模扩大了。另一方面，劳动技能，或者说技术进步，并没有改变生产方式，也不能为提高粮食单产带来巨大效益。而且，人口剧增，同样的土地养育更多的人口，矛盾就产生了。
单产上升不了，就得扩张土地，用多余的劳动力组建军队，抢夺别国的土地，就成了各国现实的需求。春秋无义战，都是为利益。
为抢夺为自保，就得有大量军队。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赋税增加就成了不得不干的一件事。但是，农业的生产率相对恒定的情况下，税收是有边界的，政府就是想强征高额税收，也往往行不通，导致各国的税率大致都在那个边界的平衡点上。至此，各国的实力，也保持了大致的平衡。这种平衡是几百年的平衡。要么有新的制度改变税收格局，要么有新的技术改变农业产出，这种均势是不好轻易打破的。
技术上，由青铜器向铁器过渡，这在各国几乎在时间和规模上相似，各国也没有比较优势。也产生了鲁班、墨家等科研人员和团体，但他们对生产的贡献也不是很大。因为当时各国的威胁太直接，最聪明的人，往往把最新技术，运用于战争了。当然，中华民族是一个早熟的民族，农业发展的模式，从那时起直到一两千年后，都没什么革命性的进步。不是说我们后来的人笨，而是说古代的祖先太聪明，他们发明的技术，可以保持两千年不落伍。
关于战争的技术，产生了巨大的进步。比如越国的铸剑冶炼技术，在今天出土的越王勾践剑上，仍然令人敬畏。也产生了巨大的技术工程，比如郑国渠，比如都江堰。
变化是从商殃开始的。如何富国呢？在土地面积相对恒定、生产率相对恒定的情况下，受税收边界的约束，不能扩大税率，如何提高国家的财政状况，在建立军队时才能有与他国巨大的比较优势，他从制度上做文章。
郡县制，法家思想，编制出全国统一的管理机制。直到今天，郡县制也是中国政府组织结构的基本框架。全国政权高度统一后，虽然没有提高税率，但提高了征收效率。
当其它国家有巨富偷税时，有诸侯免税时，有地主瞒报收入和土地面积时，等于流失了国家大量的税收，让豪强更强，人民更穷，国家更弱。郡县制克服了这一点，打击豪强，提高税收征收效率，极大地充盈了国库，为建立强大军队奠定了物质基础。
提高征收效率，也就增大了中央集权，与传统豪强的矛盾不可调和之时，就是商殃被车裂之日。
人类的历史基础，从来就是经济基础，从来就是物质的。我们的艺术作品歌颂英雄，我们的文学历史夸大某个人的精神作用，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根本不懂经济，自己擅长什么就吆喝什么，所以造成我们今天这个局面：有人认为某个历史的走向，是某人意气用事的结果。就某件具体的事来说，是有的。但对历史的大趋势来说，经济方式和技术能力，物质因素，总是决定性的。所以，当我们学习刘邦的历史时，赞扬韩信的多，赞扬萧何的少，这是不对的。照我看来，一个萧何，至少可以比得上两个韩信。
我把经济学的观点，结合到看二十四史的体会之中，得出很多与前人评论不一样的东西。不管我的东西对不对，但我觉得有意思。
弹性，这个词，原来是物理学的，后来进入经济学，但最近，我发现也可以借鉴这个词，来解释心理现象。
弹性，是指顶点与底线之间的距离和伸缩空间。但在心理上，有人被压缩了，却弹不起来，那是因为压缩力度过大，超过了他心理的承受能力，弹性失效，心理失去平衡。这就是底线。一个人在心理无限膨胀时，会踢到社会的铁板，被社会绞灭，或者自我疯狂，被自己冒顶，进入狂躁之中，这也许就是顶点吧。
我凶起来，连我自己都砍，你怕不怕？我自己都怕我自己。
当超越弹性范围，心理就超过边界了。
从最普遍的意义上讲，如何设定这个理论上的底线和顶点呢？有一个工具可以借鉴一下，就是马斯洛的层次需求论。这是一个金字塔结构，最底层是关于肉体生存的，比如食物的需要，安全的需要。最顶层是关于精神需求的，比如尊严的需求，自我的实现。
心理弹性的理论分析结构出来了，我们就得考察具体的心理现象。
用一个心理学家常用的极端测试法，我们分析一个人在事情最顺利时的心理状态，或者一个人在遭遇最困难时的心理状态。
由于心理状态是内心活动，我们不好精确判断，但我们可以通过他的语言及行为，大致推断。
我想起当年在部队，一次指导员在跟骨干开会时，我作记录。指导员在培训班长们的管理能力，在讲到事故处理的部分时，他有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当事故和灾难发生后，指挥员的第一反应，不是追究这是谁的责任，而是如何解决问题。面对和解决问题永远是指挥员第一考虑的，追究责任最多排到第二位。”
但我们平时发现，任何问题出来，每个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比如，在班上，有人钱包不见了，战... -->>
经济学与数学结合后，用一个事物的极限，来计算其边界。比如税收的顶点和底线是什么？这是一个极限问题，如果按数学方法来算的话，税收的底线可以先设置为0%，顶点可以先设置为100%。
比如如果税收趋近于0%时，等于所有公共产品不存在，国家不存在，法律不存在，就可以反推出现代市场不存在，是不可能的。如果税收趋近于100%时，商业活动全部亏本，市场活动不赚钱，生产停滞，市场死亡，也是不可能的。
这只是理论上的初步设计，然后进行计算。计算很简单，现实条件中来，从历史数据中来，甚至可以简单统计历史及今天各国的税收税率后，得出最高值和最低值就行。拉弗曲线也是沿习统计数据加计算的方法，得出了结论。
当我们听到很多关于明君都是轻瑶薄赋、藏富于民的说法，并把文景之治拿来举例讴歌。这其实是不讲科学的说法。南宋时期也受其害，经济那么发达的国家，政权不稳定，对地方势力控制不力，军队建设不力，对付北方侵略更是不行。税赋过于轻，不利于国家政权建设，更不利于抵御外敌。
要知道，文景之治时，虽然税率低，讲究休养生息的国策，那是在恢复生产力时提出的，因为当时人民太穷了，经不起重税。但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对匈奴的投降政策，让太后自贬身份讨好匈奴狼主，这样的投降信，让汉武帝看到了，都觉得是奇耻大辱。
当要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时候，需要轻税赋；当要强大国家机器准备战争时，税赋必须高。这才是规律。当然高也有顶点，如果综合税赋超过50%后，社会生产积极性就被抑制，整体的生产力水平就会下降，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做法。
在中国古代社会，税赋的主要来源是农业，农业的利润率是劳动力换来的，尽管中国古代的农业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但它的生产率是很难提高的。如此，它的税收边界是几乎一个恒定的值。比如古代有什一税，也就是税率为十分之一。比如周朝的井田制，九块一样大小的田，正中间一块是公田，也相当于税收，相当于九分之一。
如果税收远远超过这个边界，借用需求价格曲线的一个术语，就是超过生产率的弹性系数，这社会崩溃。
要富国强后，就得增加税收；税收的过度增加，又会变为民贫国弱，历史就在这个弹性系数中拉锯。
最有意思的春秋战国时期。当孔子试图恢复周王朝早期礼乐制度时，他忽视了一个巨大的经济问题，那就是轻赋税的不可能。君臣和睦，百姓安康，这当然是一个好理想。但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国家强盛与百姓安康，往往是矛盾的。所以，孔子的理论行不通，惶惶如丧家之犬，受困于陈蔡。
在那个时代，民富与国强不可兼得。周朝的时候，天下还有大量没有开垦的荒地，人口也不太多，发现生产可以摊大饼，鼓励生产积极性，可以在扩大土地耕种面积和发挥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上下功夫。也就是说，国家在不提高税率的基础上，由于社会粮食总产量的递增，国家财政的收入也在增强。这种生产要素扩张的条件下，是可以实现国富与民强的双赢的。
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可供开垦的农地，潜力很小。也就是说土地面积无法成规模扩大了。另一方面，劳动技能，或者说技术进步，并没有改变生产方式，也不能为提高粮食单产带来巨大效益。而且，人口剧增，同样的土地养育更多的人口，矛盾就产生了。
单产上升不了，就得扩张土地，用多余的劳动力组建军队，抢夺别国的土地，就成了各国现实的需求。春秋无义战，都是为利益。
为抢夺为自保，就得有大量军队。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赋税增加就成了不得不干的一件事。但是，农业的生产率相对恒定的情况下，税收是有边界的，政府就是想强征高额税收，也往往行不通，导致各国的税率大致都在那个边界的平衡点上。至此，各国的实力，也保持了大致的平衡。这种平衡是几百年的平衡。要么有新的制度改变税收格局，要么有新的技术改变农业产出，这种均势是不好轻易打破的。
技术上，由青铜器向铁器过渡，这在各国几乎在时间和规模上相似，各国也没有比较优势。也产生了鲁班、墨家等科研人员和团体，但他们对生产的贡献也不是很大。因为当时各国的威胁太直接，最聪明的人，往往把最新技术，运用于战争了。当然，中华民族是一个早熟的民族，农业发展的模式，从那时起直到一两千年后，都没什么革命性的进步。不是说我们后来的人笨，而是说古代的祖先太聪明，他们发明的技术，可以保持两千年不落伍。
关于战争的技术，产生了巨大的进步。比如越国的铸剑冶炼技术，在今天出土的越王勾践剑上，仍然令人敬畏。也产生了巨大的技术工程，比如郑国渠，比如都江堰。
变化是从商殃开始的。如何富国呢？在土地面积相对恒定、生产率相对恒定的情况下，受税收边界的约束，不能扩大税率，如何提高国家的财政状况，在建立军队时才能有与他国巨大的比较优势，他从制度上做文章。
郡县制，法家思想，编制出全国统一的管理机制。直到今天，郡县制也是中国政府组织结构的基本框架。全国政权高度统一后，虽然没有提高税率，但提高了征收效率。
当其它国家有巨富偷税时，有诸侯免税时，有地主瞒报收入和土地面积时，等于流失了国家大量的税收，让豪强更强，人民更穷，国家更弱。郡县制克服了这一点，打击豪强，提高税收征收效率，极大地充盈了国库，为建立强大军队奠定了物质基础。
提高征收效率，也就增大了中央集权，与传统豪强的矛盾不可调和之时，就是商殃被车裂之日。
人类的历史基础，从来就是经济基础，从来就是物质的。我们的艺术作品歌颂英雄，我们的文学历史夸大某个人的精神作用，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根本不懂经济，自己擅长什么就吆喝什么，所以造成我们今天这个局面：有人认为某个历史的走向，是某人意气用事的结果。就某件具体的事来说，是有的。但对历史的大趋势来说，经济方式和技术能力，物质因素，总是决定性的。所以，当我们学习刘邦的历史时，赞扬韩信的多，赞扬萧何的少，这是不对的。照我看来，一个萧何，至少可以比得上两个韩信。
我把经济学的观点，结合到看二十四史的体会之中，得出很多与前人评论不一样的东西。不管我的东西对不对，但我觉得有意思。
弹性，这个词，原来是物理学的，后来进入经济学，但最近，我发现也可以借鉴这个词，来解释心理现象。
弹性，是指顶点与底线之间的距离和伸缩空间。但在心理上，有人被压缩了，却弹不起来，那是因为压缩力度过大，超过了他心理的承受能力，弹性失效，心理失去平衡。这就是底线。一个人在心理无限膨胀时，会踢到社会的铁板，被社会绞灭，或者自我疯狂，被自己冒顶，进入狂躁之中，这也许就是顶点吧。
我凶起来，连我自己都砍，你怕不怕？我自己都怕我自己。
当超越弹性范围，心理就超过边界了。
从最普遍的意义上讲，如何设定这个理论上的底线和顶点呢？有一个工具可以借鉴一下，就是马斯洛的层次需求论。这是一个金字塔结构，最底层是关于肉体生存的，比如食物的需要，安全的需要。最顶层是关于精神需求的，比如尊严的需求，自我的实现。
心理弹性的理论分析结构出来了，我们就得考察具体的心理现象。
用一个心理学家常用的极端测试法，我们分析一个人在事情最顺利时的心理状态，或者一个人在遭遇最困难时的心理状态。
由于心理状态是内心活动，我们不好精确判断，但我们可以通过他的语言及行为，大致推断。
我想起当年在部队，一次指导员在跟骨干开会时，我作记录。指导员在培训班长们的管理能力，在讲到事故处理的部分时，他有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当事故和灾难发生后，指挥员的第一反应，不是追究这是谁的责任，而是如何解决问题。面对和解决问题永远是指挥员第一考虑的，追究责任最多排到第二位。”
但我们平时发现，任何问题出来，每个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比如，在班上，有人钱包不见了，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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